余秋雨 对佛教前途产生憧憬

凤凰周刊：对于佛教的智慧和慈悲，以及它在中华文明史中的价值和地位，我们已无需多言；不过在今天，我们更关注它在现代文化语境中的传播。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古老的佛教好像有点跟不上时代。

余秋雨：佛教的式微，其实从明清末年已经开始了。晚明以后，东南一带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功利主义横行，修佛成了一种祈财求福的手段，由此出现不少直接对应功利目标的经文和门派。这种势头从清代至近代，越演越烈。佛教本来是为了引渡众生放弃贪欲求得超越的，很多地方倒是反了过来，竟然出于贪欲而拜佛。

凤凰周刊：您说的这种情况，在今天实在是太普遍了。佛山名寺一片香火旺盛，却全为了升官发财。穷苦人看着动辄几百元一柱的香，只能望而却步。

余秋雨：是的，而与此同时，许多佛学大师钻研和讲解的经文，一篇篇都好像天书，一般人难以理解，更别说接受。这两种极端，共同构成了佛教的颓势。

凤凰周刊：我还想提到一点，就是佛教的老年化问题。许多人现在一想起佛教，就觉得那是老太太的宗教。但佛教原本是一个年轻人的宗教，佛祖在菩提树下悟道的时候只有24岁，六祖慧能得到衣钵的时候只有26岁，玄奘踏上西天取经之路时也是个年轻的小伙子。从什么时候开始，佛教慢慢远离青年了呢？

余秋雨：如果我们回到释迦牟尼那个时候，当年他传教的时候，那个弘法队伍处在一种生机勃勃的、充满朝气的、行动团队的状态。那个团队充满欢乐，充满行为，于是就非常容易把青春的生命裹卷起来。然而，在那之后，很多的大师对佛教进行研究和注释，让佛教越来越高深。高深当然很好，但是当它高深到需要很多人花毕生的心血才能取得发言权的时候，这种最讲究缘分的宗教就慢慢离开了那些刚刚走入人生的人——也就是年轻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总是以为佛教是对苦难的回答，而年轻人还没有经历过足够的苦难，苦难总是写在你说的那些老太太的脸上。这样种种的误会组合成了整体上的隔阂，好像佛教和年轻的生命关系不是很大。

凤凰周刊：当佛教远离穷人、远离青年、远离那些知识水平不是太高的人群时，它其实已经远离了大众。

余秋雨：是的。所以我以为，佛教要在今天的中国继续传播乃至发扬光大，应该学习一下西方宗教的传教方式，尤其是基督教在美国的传播方式。话说回来，今天的台湾传播佛教的方式，就已经很值得大陆这边学习。

凤凰周刊：您好像很了解台湾对佛教的弘法传播。能否简单地介绍一下？

余秋雨：我就以证严法师领导的慈济功德会与星云大师领导的佛光山为例，这两个佛教组织都拥有百万信众。证严法师把博大精深的佛教精神首先表现在“救助”二字上。慈济功德会以医疗为中心，到处救死扶伤，任何地方发生灾难，它一定争取在第一时间赶到。我们承认，证严法师和慈济功德会把佛教精神简化了，但这种简化让所有的人都看得到、记得住。

星云大师传播佛教的主要方式是办学。我到台湾，曾经多次在佛光山居住，看到大批具有现代国际教育背景的年轻僧侣，他们一个个都笑得那么澄澈，每天忙着利益众生的大事小事，想出佛茶、滴水书法等开导人心的弘法手段。人类的毛病，说到底不就是两个么？一个是“病”，一个是“笨”。证严法师更多地针对“病”，而星云大师更多地对“笨”开刀，他们两人在这两方面做了非常好的示范。

凤凰周刊：而且他们都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去解释佛教，让这种高深莫测的教义一下子贴近世俗民心。我听说，星云大师当年在传教的时候，会骑着一个三轮车，一路走，一路讲。

余秋雨：对，无论是证严法师还是星云大师，都没有停留在中国文人历来喜欢的高谈阔论、玩弄概念上。他们切切实实地做事、传教，是毫无疑问的行动派。

凤凰周刊：这让我想到一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过去两千多年的时间证明了佛教的历史重要性，而这些大师今天的实践，证明了佛教的现实重要性。

余秋雨：你说得非常好。在我看来，这种证明已经展现得非常辉煌。台湾经历了如此复杂的现代转型和内外冲撞，为什么仍然没有涣散？在我看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佛教。有这样现实的例子和榜样，让我对佛教的前途充满喜悦的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