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那些投身抗日战争的仁波切

九世班禅

十三世达赖

九世班禅（前排左二）与国民委员的合影

近日，上合元首们专门通过了《关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70周年的声明》，肯定中国在抗击日本军国主义战争中的英勇奋战。由于西藏地理位置偏僻边远，日军也未曾入侵西藏，很多人都认为藏族人民和抗日战争没什么关系。其实，在这场空前的浩劫中，藏族人民并没有沉默，宗教界人士更是其中的洪流砥柱。正如藏族学者喜饶尼玛所说，藏传佛教僧人尤其是一些高僧，在抗日活动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九世班禅：深明大义，严辞拒绝日方拉拢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正在内地的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想到内蒙古邻近东北，日寇早已垂涎，必然从中捣鬼，侵我国土，当即从海拉尔赴锡林郭勒盟，揭露日军的暴行，号召内蒙古的广大僧俗群众奋起抗战，保卫家园。由于九世班禅在内蒙古僧俗群众中颇有声望，日本人“屡次前往煽惑，冀其合作，以造成内蒙古与中央分离之局面”。但是，九世班禅深明大义，严辞拒绝了日本侵略者的拉拢，并致电中央政府，斥责日本侵略者的阴谋。

抗战前夕与初期，九世班禅还多次在内蒙、青海、四川等地召集各大寺庙的喇嘛修建坛城，虔诵靖国消灾大经，公祈和平。并多次慷慨解囊，捐助前线抗日将士。1934年5月13日至18日，他在杭州灵隐寺主持了宗旨为祈祷世界和平，超度阵亡抗日将士的“时轮金刚大法会”；1937年10月28日，九世班禅捐赠医药费3万元，并带头认购救国公债2万元；同年11月8日，再次为赈济前线伤员及难民，捐款2000元。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九世班禅回藏无端受阻,在青海玉树忿郁成疾。他在重病中还想到康定召集全康高僧，启建大威德金刚降魔定乱大经，以仁慈之心求全国人民共免劫难。在圆寂的前几天，九世班禅得知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忧国忧民，夜不能寐，不顾病重，即命人起草了一份汉藏合璧的《告西陲民众书》，希望广大同胞团结一心，巩固后方，以完成抗日救国之大业。

十三世达赖：维持后方安定，维护祖国主权

日本侵华初期，西藏正值十三世达赖喇嘛亲政期间，当时，国际上列强争霸，国内形势动荡不安，十三世达赖喇嘛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治理西藏，同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图谋作斗争上。他带领西藏人民坚决抗击外敌入侵，多次表示与中央政府改善关系的热切愿望。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这些所作所为本来就是维持后方安定，维护祖国主权的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间接支持了抗日战争。

当“一二八淞沪抗战”打响后，十三世达赖立即诏令西藏各寺院的数万名僧侣举行祈祷仪式，诅咒日本侵略者，祈愿抗战胜利。他还派出僧侣专程去南京，向国民政府转达西藏民众对抗战的支持。

第五世热振活佛：一颗拳拳爱国心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正是第五世热振活佛执政时期，面对全国日益高涨的抗日形势，面对西藏纷繁复杂的社会局势，他一方面表示积极支持抗日，另一方面把大量精力都用在了治理西藏地方政务上，并且通过自己的努力，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

1939年6月7日，第五世热振活佛致电蒋介石称：“兹设坛修法事，已择自国历五月陷日起经，开始在三大寺、二密院、各古刹诸处一律广修玄法，同时进行，唪我军得胜之经，诅倭寇立灭之咒，继续忏诵得最后之胜利”。

在他的影响下，西藏各寺庙喇嘛多次诵经祈祷中国军队抗战胜利。拉萨僧俗群众也成群结队地前往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了解战况，捐款捐物，用实际行动支持抗战，表现出拳拳的爱国之心。

五世格达活佛：红军朋友藏族领袖

1936年3月，红军北上抗日经过四川甘孜地区，决定在这里作短暂停留，五世格达活佛与红军由此结缘。

五世格达活佛不仅学识渊博，而且极富正义感，自己生活俭朴，却常常扶弱济困，时人称之为“普度众生”、“慈悲为本”的活佛。红军进驻甘孜后，五世格达活佛没有跑走，更没有组织护寺的铁棒喇嘛与红军为敌，而是深居简出，暗中观察红军的动向。经过一段时间的耳闻目睹，他感到红军并不像国民党和一些土司头人宣传的那样烧杀抢掠，他们不仅对群众秋毫无犯，而且还十分注重保护寺庙。由此，五世格达活佛对红军颇有好感，开始竭尽全力支援红军：征集了大量的粮秣、皮毛等补充了红军的吃穿；把当地必须的辣椒、青稞酒等拿来为红军御寒；为红军作向导、作翻译……一大批青年还踊跃参加了红军，投身到革命斗争中去。

1936年5月，藏族历史上第一个革命政权——“中华苏维埃博巴（藏族）政府”在甘孜县庄严宣告成立，格达活佛当选为自治政府副主席。

诺那·呼图克图：大成就者护国有责

诺那·呼图克图是西藏昌都地区著名活佛。“九·一八”事变后，他与在京藏胞一道，组织了康藏驻京人士抗日大游行，并通电谴责日寇暴行，呼吁政府出兵抗战。

诺那·呼图克图在电文中说：“警耗传来了，我等痛怆之亟，发指血腾。悲愤之余，惟一希望政府者，即请立下全国总动员令，驱彼倭奴，还我故土，窃日本帝国主义之敢于悍然不顾，迹其居心，缘已垂涎甚久，事前筹划已详，进攻步骤如此严整，此非抗议交涉，即能璧还失地，处此千钧一发之际，国人无不愿以灼热赤血，洗此奇耻，刷此大辱。以我等老耄之力，亦愿与之一击，宁作战死鬼，不为亡国奴。”

1933年春，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热河（今河北省）。上海佛教徒见此惨状，万敦请诺那活佛前来上海，修息灾大法，祈祷和平。诺那于4月15日来到上海，于“世界佛教居士林”内闭关9天，修十三轮金刚大法；5月4日，再次来到上海，于“阐北联艺善社”闭关9天，修火轮十三轮金刚大法；此外还进行弘法、灌顶等活动。

抗日洪流中的藏族僧俗：与中华民族共赴国难

1931年10月7日，十三世达赖喇嘛驻京总代表、雍和宫堪布贡觉仲尼等在南京的藏传佛教高僧发起成立了“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作出关于抗日的6项决议，敦促国民政府确定抗日方针，并电十三世达赖喇嘛，号召康藏同胞共御国难。

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军切断我国的海路运输，后方物资非常匮乏。川康藏族人士邦达多吉等策划并开辟了印度经西藏直通川、滇完全依靠骡马运输的陆路国际交通线。从印度购进大批商品运至抗战大后方，输送抗战物资总值达1.5亿美元，对急救和繁荣战时后方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些故事向我们展示了，在民族危亡之时，藏传佛教界以“大雄大悲大力”之精神,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祈求和平，抚慰伤痛的不朽画面，成为历史中不可磨灭的众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