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佛经文献在我国图书事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长春]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6年第6期
　　47-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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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孟雪梅　田丽君　黑龙江大学图书情报系　东北师大图书馆
　　【参考文献】
　　1、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　来新夏等著　1990年　上海人民出版社
　　2、中国古典文献学　吴枫　1982年　长春
　　3、中国书史　郑如斯　肖东发著　1987年　书目文献出版社
　　4、目录学　彭斐章等　1986年　武汉大学出版社
　　5、敦煌学文选(上)　 兰州大学历史系敦煌学研究室兰州大学图书馆合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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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经文献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占有独特的位置，它是我国光彩夺目的历史文化宝库中的重要内容。佛经文献对我国的历史、文化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因而它也是我国古代文明的佐证。
　　佛教传入我国始于汉代，兴盛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渐呈登峰造极之象，后与儒、道并称为“三教”。由于佛教影响日隆，佛经数量也随之增多，在我国书籍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佛经文献不仅推动了印刷术的产生与传播，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而且丰富了图书版本类型，完善了目录体制，加快了书籍制度的演化进程。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佛经文献在我国图书事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推动了印刷术的产生与传播
　　1、佛经文献对印刷术发明所起的作用。在我国唐朝， 经过武后和宪宗的提倡，举国上下对佛教的信奉几乎达到了狂热的地步。宗教的发达引起了对宗教经典的大量需求，同一部佛经往往要被抄录成千上万卷。人们迫切地要求供应大量复本佛经，而传统的传抄方法已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佛教的传播在客观上对印刷术的产生起着催化剂的作用。
　　雕版印刷术的先驱是捶拓和制造印章的技术，而佛教正是依靠印章技术进行宗教宣传的。在今天可以见到的唐文物中有许多“千佛像”，就是在一张纸上印上一排排小佛像，它们形状相同，是刻成一个印模而在纸上多次印成的。这种模印“小佛像”标志着由印章至雕版的过渡形态，也可以认为是版画的起源。从现存实物看，有些唐代印的佛像旁边或下面还刻了佛名或刻上一段佛经，形成了图文结合的佛像图片了。这种技术正是印刷术发明的前提条件之一。由此可见，印刷术的产生与佛教的传播，佛经的大量需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2、佛经文献在印刷史上的地位。 印刷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而佛经文献无论是从数量还是质量上看，其重要作用及地位在印刷史上是其它类型文献无法替代的。
　　从我国早期印刷品的内容来看，佛经数量较多，这也是当时为了宣传教义、进行传播的需要；从质量上看，我国古代印刷品中，质量高的珍品也多为佛经文献。1990年发现的敦煌遗书中，佛教经典就占总量的百分之九十八以上，它包括从公元四世纪到十世纪的数以万计的各种经卷。其中许多珍品都在中国乃至世界印刷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如咸通九年的《金刚经》就是早期印刷品中的上品，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刻印有确切日期的雕版印刷品。此外，1941年发现的一部元末顺帝至元六年(1340年)中兴路资福寺所刻《无闻和尚金刚经注解》及1974年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内发现的三幅彩印的《南无释迦牟尼佛》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套版印刷实物之一。据考证，其印刷时间为辽统和年间( 983—1012)，它对我国套版印刷史的研究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3、佛经文献在印刷术传播中的作用。我国的印刷术发明不久， 就传播到国外，最先传入的是朝鲜、日本、越南等邻国，继而西传伊朗；并影响了埃及和欧洲。从在朝鲜、日本和越南发现的实物来看，大多是佛经文献。据考证，其印刷技术均是中国传入。如1966年在南朝鲜庆州佛国寺发现的《大陀罗尼经》便是雕版印刷术传入朝鲜的最新证明。日本的印本书保存至今的是卷子本在日本宝龟元年完成的(770 年)《百万陀罗尼经》，从时间上看可以断定，这部经书的雕印技术是日本遣唐使和我国唐代杨州高僧鉴真传给日本的。此外，越南在我国宋朝时也曾多次向中国求过释藏。因此，美国的印刷史研究专家富路特(L? C ?Goodrich)认为所有这一切仍然说明中国是最早开始发明印刷术的国家，印刷术是从那里传播到四面八方的，而佛教是主要传播媒介之一。”
　　二、丰富了图书版本和类型
　　佛教被历代统治者视作维护封建秩序的思想武器而加以保护。因此，佛经文献历代皆有，种类繁多，数量庞大，在历史上产生很大的影响，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它为研究中国古代书籍制度的发展提供了佐证，在书史研究中也有重要意义。
　　佛经的写印方式主要有写、印两种。因而产生了写本和印本两类。在雕版印刷术产生前的漫长岁月中，佛经流传主要靠写本。写本中最多的是墨书，书写形式有横行、竖行两种，此外还有朱书、色书等，有些佛经中带有彩绘插图。从图书发展史来看，汉至唐佛经写本较多，但流传下来很少，多在敦煌遗书之中。唐至宋、辽、夏代，写经数量多，流传下来也多，如山西应县木塔中发现的辽代三件写经，西夏时的《光明最胜王》等。自宋以后，几不见佛经写本，而刻本日增。
　　佛经印本主要有私刻、坊刻、官刻，而唐代佛经多为民间的私刻和坊刻。如1944年成都唐墓出土成都卞家刻印的《陀罗尼经咒》、西川过家所雕《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及浙江龙泉塔中发现的卷本《妙法莲华经》等。五代以后，官刻本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但私刻的五代刻本，刻宋本、金刻本、明刻本仍为数不少。刻印地区主要在浙、闽、蜀等地。
　　官刻佛经是五代以后出现的，它在数量和质量上要优于私刻。特别是南北两宋时期，我国雕版印刷处于黄金时代，官刻释经较多，当时释经在各地开雕，而印刷则统一在京师进行，如开宝四年(971 年)雕刻的《开宝藏》等。在明代，官刻佛经专门由司礼监统属的经厂和番经厂负责，所刻佛经称为经厂本。
　　佛经文献不仅种类繁多、内容丰富，而且装帧形式多样，有卷轴装、经折装、册页装、线装等。书写材料多为纸绢，许多佛经都为孤本、秘本、珍本、善本，具有极高的收藏和使用价值。
　　三、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
　　佛教在我国的广泛传播，客观上对我国与各国、各民族文化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它开启了中外图书文化交往的大门，推动了我国图书事业的发展，而佛经翻译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主要渠道之一。
　　佛经翻译始于东汉，汉明帝永平十一年(68)所建白马寺就是传教译经之所，也是封建社会官造的第一座佛寺。在汉代，早期的佛经翻译家有迦叶摩腾、竺法兰、安世高、支类迦谶。
　　佛经翻译事业在魏晋南北朝时出现了兴盛局面。汉末三国时许多西域僧人东来，翻译人数增加。到洛阳的名僧有天竺的昙柯迦罗，吴国的译经事业也十分兴盛，大月氏人支谦就是当时著名的译经大师，此外还有名僧康僧会。三国时翻译的佛经据《开元释教录》载共二百零二百零一部、四百三十五卷。西晋时，译出的各种经、律、集、传达三百三十三部，其中著名的译经大师是竺法护。到十六国东晋时，译经事业发生了变化，从私人译经发展到政府支持的译经场，促使佛经数量剧增，当时最著名的、译经最多的是道安、鸠摩罗什。他们的译经活动，丰富了佛教典籍，并对后来的佛教文学产生了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印巴次大陆等地来中国从事佛经翻译的僧徒有七十多人，他们的活动促进了佛教文化的传播，丰富了中国图书的内容。当时，除了西僧东来外，也有中国僧徒西行取经的。史传记载的有八十九人，法显就是其中杰出代表。南朝时译经事业有很大发展。据统计，共译各种佛经五百五十六部、一千零八十四卷。
　　隋、唐是我国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在隋代，佛教典籍日增，据释法琳《辨正论》说：“自开皇之初，终于仁寿之未，”“凡写经四十六藏，十三万二千八十有六卷。”炀帝早在平陈之后，即“于杨州装补故经”、“合六百一十二藏”，“九十万三千五百八十卷”。由此可见译经的数量是空前的。
　　唐代，佛经翻译和整理事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阶段。其主要标志是玄奘法师的译经事业。他一生中共译出佛教经、律、论七十四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所译佛经的质量和数量都是空前的。玄奘以后无人望其项背。
　　佛经翻译工作宋、辽、夏、金均开展过，但以元代最为活跃，翻译汉文书籍中佛经较多，必兰纳识里还曾运用各种文字译经，因此元代佛经译书种类、数量众多、盛极一时。自元以后，译经工作已不复前朝兴盛了。
　　由于佛教流传范围广，我国各民族地区均受其影响，故而竞相翻译佛经，这就极大物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译经事业在我国图书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四、完善了目录体制
　　佛经目录是我国目录学史上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文化宝库中灿烂夺目的瑰宝。它不仅对研究我国各朝各代佛教事业发展提供了依据，而且对完善目录体制、丰富目录类型、研究目录体制的发展、变革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的佛经目录编制最早始于晋代。那时，由于佛经增加，佛经目录一时繁荣。仅三百多年间，有史可查者就达三十多部。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佛经目录偏制的发展阶段。我国第一部佛经目录是晋代名僧道安编辑的《综理众经目录》，该目录是对当时中国佛教书的一次总结。
　　梁朝天监年间，又有三部讲经目录书问世，即僧绍的《华林殿众经目录》、宝唱的《众经目录》及僧佑的《出三藏记集》。其中以《出三藏汇集》最为有名。该书在收录范围、书目方法、分类体系上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在目录学思想上也形成了一定体系，对当时的目录学家影响巨大，特别是梁武帝时期的阮孝绪，在其所编的《七志》中第一次正式给佛经设立了部类“佛法录”成为综合目录七分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取得了与汉籍文献平等的位置。由于佛教影响日深，使图书目录类型增加，体例也发生了变化，从而使目录学进入一个转折变化的历史时期。
　　隋唐两代是佛经目录编制的繁荣时期。印度、泥泊尔等地的佛教目录对此时的目录学影响较大。隋代佛经目录大量问世，其中《大隋众经目录》、《历代三宝记》、《隋仁寿年内典录》、《林邑所得昆仑书诸经目录》、《众经目录》等较为有名。唐代佛经目录众多，初期的代表作是《大唐内典录》。但价值较高，在我国目录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是《开元释教录》。此外，《开元内外经录》、《众经目录》、《大周刊定众经目录》等也较为有名。这些目录为研究隋唐的历史、社会和文化发展提供了依据，也丰富了目录学的内容和类型。
　　自宋以后，佛经目录的编制日渐衰落，这时期的佛经目录虽多，但影响远不及隋唐之盛。其中较为重要的是元代《至元法宝勘同总录》。
　　总之，佛经目录的出现，使我国的目录类型多种多样，目录体制也日趋完善。
　　五、加快了书籍制度的演化
　　我国古代书籍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简策制、卷轴制、册叶制。而卷轴制向册叶制的转化是一个重要的阶段。
　　这种转化就是受佛经文献的启发。也可以说，佛经文献在卷轴制向册叶制转化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众所周知，卷子书长且舒卷费事、费时。自西晋以来，有时只需念其中一部分，这样卷子书则十分不便。到了唐代，接受了印度贝叶经形式的启示，将经卷改为经折装，又称梵夹装。此后演化为旋风装，从而进一步产生了册叶制度的最早形式蝴蝶装。
　　由此可见，书籍制度由旧形式向新形式的发展过渡中，佛经文献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