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历史忘却的佛国

一切历史的衰落与不幸，都因为交流而终止。一切历史的繁荣与机遇，都随同交流而到来。
　　武威佛教就包容了这样一种历史，这里是一片被遗忘的佛国净土。一千多年以前，中国的皇帝们把国都安顿到东南沿海一边，国家的重心偏向大海的时候，那个曾经威风八面，做为政治中心的长安就开始失落了，而做为西北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古凉州，也从此沦落成为边远的大西北的一个军事关隘。
　　丝路似乎掉转头来，重新返回荒凉的远古。
　　听不到驼铃的路便成了死去的路。
　　有人说，丝绸之路实际就是被蓝色的海水淹没的。
　　著名史学家、佛学家用彤先生在其遗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78页，有如下一段痛心疾首的论述：陇西为佛教自西域来华之要道，传译上有极重要关系，然其事实未说载之史书，至可惋惜。
　　竺法护于晋初在敦煌译经，安公(道安)谓《光赞经》等浸逸凉土，而道安在襄阳时，慧常在凉州以晋咸安二年(公元372年)写《光赞》这、《渐备》、《须赖》、《首楞严》四经，碾转送达襄阳付道安，则中原经典固有来自凉土者，而安公经录中列有《凉土异经录》，有五十九部七十九卷，亦可证凉州诵经之早而颇多。又《渐备经序》有曰：昔凉州诸道士释教道、竺法彦义斯二道士，并皆博学。则凉土有博学僧人见称于世也。根据汤用彤行先生的考证，佛学初被时期著名高僧竺法护晚年诵经圆寂之地，并不是大多数学者认定的敦煌，而是凉州。这一考证有非常严谨的理由和证据：
　　……长安大乱，人民多避难凉州，按道安《合放光光赞随略解序》，谓《光赞》“浸逸凉土”，则凉州或护晚年所在地，而所译诸经，多藏于彼处也。(同上文114页)以上两则论述说明，佛教名典《光赞》、《渐备》、《须赖》、《首楞严》等，都是由凉州流传到内地的。而竺护法晚年所翻译的经卷，大多都珍存在凉州。
　　公元373年，凉州刺史张天锡邀请西域月氏国高僧支施伦在凉州正听堂的湛露轩翻译《首楞严》、《须赖》和《如幻三味经》，并由当时在凉州的龟兹国王子白延逐一校对并审定。这是凉州经译史上的一件大事，各方面高僧名士聚集一堂，一面译经，一面听讲，这些人当中有当朝官吏赵啸和马奕，也有凉州名僧慧常和道行等人。所以道安认为，在《光赞经》等流传到内地以前，早已经“浸逸凉土，”在凉州一带广为流行。由此可见，在罗什法师东行之前，古凉州早已经是一片佛教文化的沃土了！
　　公元377年，张天锡被苻坚所灭，凉州的译经活动暂时告一段落。到了姚秦时代，姚兴在长安组织僧众进行大规模的译经，这时候罗什法师还没有到长安，译经活动由凉州沙门竺佛念主持，译经者也多由凉州佛僧组成，凉州佛教在当时的极盛状况，可以想见。建元初年，凉州沙门僧纯、昙充等西行龟兹，到云慕蓝寺拜佛求经(见《祐录》)，在沙门高僧佛图舌弥处求得《比丘尼大戒》、《尼受大戒法》、《二岁戒仪从受坐至属授谙杂事》三卷。他们在龟兹修研佛法多年，最后和另一个到龟兹国学习佛法的凉州高僧竺曼一同携带经卷回到凉州。僧纯在龟兹国时就听到过罗什法师的尊名，多次到龟兹新寺听罗什法师讲法。后来僧纯东行长安译经，并向佛教同门讲述了罗什法师在西域的声望及大乘佛法的深奥之处，罗什法师名气就在内地流传开了。
　　僧纯到长安六年以后(公元379年)，吕光讨伐龟兹获胜，胁迫罗什法师到凉州，僧肇从千里之外的关中翻山涉水来到凉州(时称姑臧)，在罗什法师门下求学，寓居凉州十数年，最后和罗什法师一起到长安草堂寺。罗什法师东行以后，凉州被沮渠蒙逊占领，国号北凉。北凉王沮蒙逊是匈奴人，信仰佛教，并“取佛书以名其子”为“菩萨”。东晋义熙八年(公元412年)，北凉由张掖迁都武威，修缮宫殿，大兴佛教。沮渠蒙逊的母亲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母亲病故后，沮渠蒙逊为了完成结亲的夙愿，在武威天梯山召集工匠，伐木修殿，开凿石窟，大造佛像，成为佛学东渐史上的一大盛事。武威天梯山石窟的初建年代远远早于敦煌莫高窟、云岗石窟和龙门石窟，据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记载，天梯石窟开凿年代大约在北凉王沮渠蒙逊时代的公元401-432，距今已有1500年历史。在北凉王沮蒙逊的倡导下，佛教在北凉迅速传播，西域高僧接踵而来。这一时期到凉州传播佛学教义的佛教高僧中，来自西域罽宾国的昙无高人一等谶对后世佛学禅宗影响最为深广。所以，在沮渠蒙逊时代，凉州已经成为中国佛教的传播中心。昙无谶是佛教禅宗的一代祖师，中天竺人，6岁平静丧父，10岁诵经，初学小乘，后跟随凉州白头禅师研习大乘佛法，博览五明诸论，西域诸国的王公僧侣们尊称其为大咒师。到凉州后，他用了三年时间学习汉语，后在天梯山石窟传经说法，又和当时在凉州的高僧慧祟、道朗僧人一起翻译了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大涅槃经》、《大集经》、《大云经》、《慧集经》等10多部经文，共有一百多卷，正如《大涅槃经序》中所言：“大涅槃者，盖是法身之玄堂，正觉之实称，众经之渊镜，万流之泉极……昙无谶和众多高僧云集凉州，译经说法，对佛教在我国初期的传播贡献非常巨大，也使凉州在佛光蒙照下发生耀眼的文化光环，在东方佛教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广弘明集》载《净住子》第二十六章云：“敬礼沮渠国大乘十二部法藏。”而《房录》十二记：“于阗东南二千余里之遮拘迦国，素重大乘密藏，有十二部经”云云。后代史学家考证后认为遮拘迦就是沮渠。据此则沮渠氏为魏所灭，移居于阗附近，临行前从凉州带走了由东土翻译的大乘经卷。
　　昙无谶在武威天梯山翻译的都是大乘经卷，而其中最重要、对中国佛教发展影响最大的当属《大涅槃经》。在佛典记载中，在佛祖释迦牟尼八十之年，他感到大限将临，便在天空拘尸那城跋提河畔的婆罗双树之间，向弟子们讲述了整整一天一夜的《大涅槃经》，然后侧卧圆寂。于是便有了“涅槃”之说，当时，海水扬波，大地震动，山崖崩落，树木催折，势如天崩地灭。《大涅槃经》的翻译，不但开启了罗什法师以后中国佛教哲理的新篇章，同时也理顺了过去人们长期争论不休的“涅槃成佛”说，使佛学理论归于一统。约同时，道生因宣讲《大涅槃经》流传到内地后，道生的学说才被认可。除《大涅槃经》外，在凉州翻译的另一部重要经典是《大毗婆沙》，这本佛经是凉州道泰西行西域请回来的。元嘉二年(公元425年)，北凉王沮渠牧健请西域沙门浮陀跋摩在凉州内苑的闲豫宫寺开锡卓译，由道泰抄写原文，慧嵩、道朗率凉州三百多僧侣考正正文，到第二年七月才全部都译完，共有一百卷。同年九月，魏国灭凉，刚刚译毕的《大毗婆沙》散落近半，只有六十卷流传下来。凉州翻译的《涅槃》和《婆沙》都是义学的著作，而凉州的高僧慧嵩、道朗又都是义学僧人。这一时期，凉州流行禅宗，昙无谶因为精通禅宗方术而名闻于世。著名学者陈兵在他的著作《佛教禅学与东方文明》一书中说：
　　晋禅学的另一彼一时镇是凉州。有昙无谶者，受学于凉州白头禅师。北凉沮渠蒙逊之弟沮渠京声(居士)西行得佛大先禅法，回凉后赴江南传禅。凉州僧智亦西行见佛大先，请得佛驮跋陀罗至长安。又有凉州僧宝云，学禅于佛驮。僧智猛西行求法，归住凉州，后入蜀传禅。昙摩密多深于禅法，号连眉禅师，亦曾驻锡凉州。酒泉人惠览，游西土学禅。河西国沮渠健牧时，有昙曜以禅业见称……沮渠京有名的在家居士，官封安阳侯。他自幼西行求学，在于阗拜在西域沙门佛陀斯那门下从受禅法，得《禅要》和《秘密治禅治病》二卷，回国途中，又在高昌国得《观世音弥勒二世》一卷，回到凉州后即着手开始翻译。这一时期，北朝另一个与禅宗关系重大的人物释玄高也在凉州习授禅法，在此间觅得昙无谶翻译的《涅槃经》、《长寿品》、《地持经》等带回中原。此外，《菩萨戒本》最早也流行于凉州，以后才慢慢流传到内地，这些经卷都是禅宗的主要经典。佛教义学，初源于凉州，后盛行于南朝，汤用彤毛生对此的解释为：《涅槃》出后，凉土义学僧人，本已注意此经。《祐录》卷十四，谓北凉当时慧嵩、道朗号称独步。而道朗作《涅槃经序》，并有经疏。《释老志》载慧嵩为译时笔受，后以新出经论于凉土教授，辨论幽旨，著《涅槃义记》。智凡当即慧嵩也。但当时高僧，虽已妥新经，然不久凉土后乱，《涅槃》之学，流至江南乃称盛也……(见《魏晋南北朝佛教史》276页)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凉州翻译佛经、弘化佛法的高僧学者数不胜数，北凉译人有道龚、法众、僧迦陀、昙无谶、沮渠京声、浮陀跋摩、智猛、道泰、法盛共九人。凉州本地僧人在晋末往西域求学的，有沮渠京声、道泰、宝云、法盛、僧表(上据《名僧传抄》)等。而法显法师、智严、法勇、支法领等往西域求经途中，均在凉州驻足修研。一直到宋朝初期，还有凉州沙门释昙学、威德等八名佛僧，西行到于阗。
　　汤用彤先生由此而感慨地说：“当日凉州传译之盛况，亦甚可惊也。”(见《魏晋南北朝佛教史》279页)太武帝在太延五年(公元439年)，魏孝武帝灭凉后，深恐当地佛教之盛，流放沮渠牧健宗族及凉州民众、沙门共三万户(或作十万户，见《通鉴考异》)于平城，其中有著名高僧昙曜、师贤等，也有在天梯山开凿石窟的工匠们。大队人马涉河而过，他们身上背负的除了经卷、锤子与凿子外，还有沉甸甸的佛教文化和历史文化。凉州本地的佛事活动开始沉寂，但凉州僧众和凉州佛教文化在之后近百年时间里迅速渗透到中原和长江以南地区。《释老志》记载：
　　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太延中，苏州平，徒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
　　又据《续高僧传·僧朗传》载：释僧朗，凉州人。魏虏攻凉。城民素少，乃逼斥道人，用充军旅，队另兼之。及贲所拟，举城同陷。收登城僧三千人至将魏主所，谓曰：“道人当坐禅行道，乃复作贼，深当显戮，明日斩之。”到期食时，赤气数丈，贯日直度。天师寇谦之为帝所信，奏曰：“上天降异，正为道人，实非本心，愿不须杀。”帝弟赤坚王亦同谦请。乃下敕止之。犹虏掠散朽徒役。唯朗等数僧别付帐下。及魏军东还，朗与同学中路共叛。魏太武帝一开始是个信仰佛教的人，后来思想发生逆转，下忘废佛，其中有非常的历史根由。但他早年曾遣使求这昙无谶，可见他对凉州佛教还非常器重的。那些来自凉州的　匠们，在昙曜复兴佛法后到云岗开凿造石窟，其他僧众均散落到长江南北地区大兴佛法，当时佛教最大的两个派系代表，道猛则统领寿春系，以后做了宋朝的僧，掌管全国佛事。
　　另外一更著名的人物昙曜，在北魏文成帝继位后，即被尊为国师，掌管全国佛事，在他的努力下，佛法得以复兴，“天下承风，朝不及夕，毁坏佛寺，仍还修复……北朝上下之信奉，特以广建功德著称。”(出《高僧传》)在大兴佛法的同时，他还建议魏文成帝在全国开凿佛像：
　　曜为沙门统，白帝于京西武州塞辟凿石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时。(出《释老志》)
　　献文、孝文帝驾幸此山石窟。武州塞之最高峰名云岗。昙曜所凿造，即今日世界驰名之大同云岗石窟也。凉州僧人移于平城，其中当不乏善工艺者。武州遗像，必源出凉州，且昙曜亦来自凉土，开窟又为其所建议。凉州佛教影响于北魏者，此又一大事也。(汤用彤《魏晋南北朝佛教史》)
　　但昙曜复兴佛法的主要功德却是对佛僧们经济上的帮助，废佛以后，全国各地沙门饱受凌辱和迫害，许多拒不还俗的僧徒被处死，个别流落到民间的佛僧又遭到百姓的欺压，惶惶奔命，食不裹腹，衣不遮体，饿死、病死的很多。这种情况直到昙曜统领沙门以后才有所改善。
　　《释老志》曰：
　　昙曜奏：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解入僧曹者，即为“僧户”，粟为“僧抵粟”。至于俭岁，赈给饥民。又请民犯抵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国户”，以供诸寺洒扫，岁兼营田输粟。直宗并许之。于是僧抵户、粟及寺户遍于州郡矣。昙曜以后，另一个凉州高僧师贤继任沙门统(朝廷僧官)。北魏废佛时，大旦沙门还俗以求清静，当朝百官有许多劝师贤还俗为官，但师贤冒杀头之罪也不步还俗，他的气节感动了孝武帝，最终得以赫免。他继任沙门统以后，凉州佛教在内地的传播进入黄金时期，各地纷纷修寺筑庙，大兴佛法，出家剃度的人猛增，朝廷不得不颁布了一系列限额和制度，才得以缓和。
　　佛教的繁荣和发展离不开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从汉武帝开辟河西四郡到明、清以前的近一千年时间里，凉州一直是中国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大都会，“其地接四郡境，控三边冲要，”“河西御张敌，唯敦煌、凉州而已。”汉末三国时，凉州统领河西五郡，是当时的十三州之一。十六国时期，凉州先后做了前凉、后凉、南凉、北凉四个暂短王朝的国都，辖内区域从河东延伸到新疆东部地区。到了唐代，凉州进入一个空前繁荣和发展的阶段，朝廷先后在这里设立过都督府和河西节度使，管辖凉、甘、肃、瓜、沙、伊、西共七个州，几乎包括了今天的甘肃全境和新疆大部分地区。凉州又是古丝绸之路的要塞，是中原与西域诸国开展商贸交流的主要地区，“通货羌胡，四日四合”，西域货币在这里自由流通，市场贸易兴盛。《汉书·地理志》记载：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保边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马为务；……是目其俗。风雨时节，谷采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读史方舆记要》一书中记述凉州旧时之富庶说：陇西、陇右三十三州，凉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其富地。
　　《广德神异录》记载着这样一个神话故事，说唐玄宗听闻凉州繁华似锦，于正月十五元宵佳节时令真人叶法善作法，到凉州城上空浏览，“即视，灯烛连互十数里，车马骈阗，士女纷杂，上称其盛者久之。”诗人王綮以此作赋《玄宗赴西凉观灯赋》，生动的记录和描写了凉州元宵夜灯交辉、人影参差的景象：到沓杂繁荣之地，见阗骈游看之人。千条银烛，十里香尘。红楼骊迤以如昼，清衣荧煌而似春。
　　如此动人心弦的描写，与后来宋朝词人柳永描写江南杭州“有三秋桂子，十里花香”有几分同曲异工之妙。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背后，是民族大融合和文化的交流、发展。北方自西晋末年以来，近三百年间，汉族政权失控，鲜卑、匈奴、羯、氐、羌等发族的军阀角逐驰骋，竞相建国称帝，出现了十六国时期魏、凉、齐、周走马灯般替代的复杂局面，史称“五胡乱华”。西晋永嘉之乱后，凉州相对较为安定，内地中原地区的文人、僧侣等纷纷前来躲难，胡三省在《通鉴》示注中说：“就嘉之乱，中州之士避地河西……故凉州号为多士。”他们的到来，一大批著作和经卷随之而来；他们开门讲学，广收门徒，使古凉州文化和宗教一片繁荣。近代著名学者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稿》中说，“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继后，继绝扶衰。”这一时期五凉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作用和地位，由此可见一斑。历史上的凉州，是一个多民族文化交流和熔炉。除匈奴、羌族和鲜卑外突厥、回鹘、吐蕃、吐谷浑、党项和其他一些胡族人，也先后在凉州开展过频繁的政治、军事和文化活动，而佛教文化在凉州的传播和发展，就是民族文化融合的一个重要物主，在今天敦煌莫高窟出土的经卷中，石窟者发现许多经书就是在凉州抄写成的。
　　在凉州佛教蓬勃发展的同时，凉州佛教艺术也开始往内地渗透。日本著名学者长泽和浚认为，敦煌莫高窟的开凿，就明显是受了天梯山石窟的影响。凉州佛教艺术对中国佛教艺术最大的贡献是开创了一种文化上的合成风格。过去，在中国和地佛寺中塑的菩萨像几乎都有印度人的印记，是一种典型的天竺风格。从天梯山石窟开始，这种印记不见了，佛教人物的服饰长相有了一种和谐、含蓄的东方艺术美，表现形式也从壁画向浮雕、雕塑的方向发展。菩萨中国化，在天梯山石窟出现以前，中国是没有先例的。
　　这才是佛教艺术的真正融合，外来文化只有这样被当地文化所参予，才能留下自己的足迹。而只有当时的五凉文化，才会有如此博大的胸怀。
　　正如日本学者长泽和浚说，凉州的佛教文化深受健陀罗美术的影响，创造出了绚烂的佛教艺术，然后由北凉的工匠们带到云冈，这一佛教美术史，基本上就概括了佛教东传的全部历史。
　　几百年的辉煌成为过眼烟云。凉州佛教史是一部曾经辉煌无比的历史，也是一部被历史遗忘了的历史。本书内容以讲述鸠摩罗什法师功德为要旨，虽然罗什法师与凉州佛教文化关系浓厚，但我们不能在些对凉州佛教史着更多的笔墨文字，以免喧宾夺主之嫌，实属遗憾。
　　唐末以后，凉州在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地位日渐苍白，凉州的佛教历史也随之失落了，到今天，人们在佛学石窟中甚至很少再提及凉州这个地理名词。凉州佛教成为一块空寂的净土，千疮百孔，满目荒痍！
　　这是怎样一段历史啊！
　　从宋代以来，中国人就把深幽的目光，瞥向深远和蓝色的大海。尤其南宋时期，朝廷南迁，千古以来与外部世界沟通的沙漠丝路便被阻绝。
　　一条死寂、艰忍而古老的丝绸之路，回复了往日的宁静和沉寂，古凉州度过了它骄傲的黄金时期，在历史的半转星移中失落了！
　　伊斯兰教踏着当年佛教东渐的足迹，由西域深入河西。佛教不再是这里共同的理想的核心。这期间，迅速壮大的维吾尔人完成了伊斯兰化，西域佛教艺术被他们视为异端而屡遭攻击和破坏。
　　凉州不再是对外交往的首当其冲的门户，而成了中国无关重要的“后门”。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吐鲁番叶儿羌汗国的蛮速尔汗率两万骑兵攻打肃州，前锋一直插入甘州。明朝官兵拼相抗，才把叶儿羌汗国打出嘉峪关。为了拒敌于城外，凉州把巨大而沉重的城门对外关闭了！凉州渐渐褪去了颜色，凉州佛教也在人们的记忆中慢慢消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