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对弘一大师的意义

希望能在温州召开有关弘一大师的研讨会，重温大师在温州的这段生命历程，探讨他在这一时期研习、弘扬佛法的情景，这是我很久以来抱有的一个意愿。在大师诞辰125周年之际，这个意愿终于实现了。为此，在这里，除了要表达我的欣喜之情，也要感谢本次论坛的主办方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我这样说，并非是一种例行的客套。因为，近十多年来，就我有限的阅读所及，一直有这样一个突出的印象，即：温州以外的弘一大师的崇敬者和研究者们，对弘一大师在温州的这段经历，是不够了解，不够重视，甚至可以说是有些忽视和轻视的。也正是因了这个缘故，我的发言，用了这样一个题目。
　　那么，温州这座山川秀丽、人杰地灵的城市，在弘一大师的整个生命历程中，究竟具有哪些意义呢?对这个题目，原想作些多方面的、深入的研究，但由于我近来眼睛有病，不能重温一下相关的资料，因此，只能依据原有的印象，谈几点粗浅的想法。
　　第一点：温州是弘一大师在世间的惟一的一处“第二常住”。
　　大师自己曾多次说过，温州是他的“第二故乡”，温州庆福寺是他的“第二常住”。
　　无论是在出家之前，还是出家之后，大师所到所住之处甚多，但除了温州，他并没有将“第二故乡”、“第二常住”的称谓，赐予过其它他所到过和居住过的地方。就其与大师的关系这一角度说，温州之享有这种荣耀，是自有其特定的原因的。
　　从表层的意义，也就是从时间上说，在弘一大师的全部僧腊岁月的24年中，温州占了10年。这是多数研究者的说法。而我的想法是，从1921年春，大师移锡温州，到1932年秋冬杖锡它去，连头带尾，一共是12年。较比在闽南的10年，还要多上近2年。就是说，他在温州的时间，几乎占了其全部僧腊岁月的一半。当然，这是就“常住”这个佛教术语的含义而言。这12年中间，除了起始时的1921年春至1923年春，有整整两年时间，大师闭关静修温州庆福寺，和1924年春至1925年夏初，又在庆福寺关房中边养息边晋修了1年多，其它住在温州的完整时间，相对来说，都比较短一些。他常常外出云游，挂单于浙东的多所庙宇，还曾两次远去闽南。但有一点，我们是不能忽视的，就是：他虽多次外出云游，但过了一段时间，还是要返回温州的。在弘一大师的意念中，其它丛林山谷，再好再美，也只是他的暂住之地，惟有温州，才是他的“第二常住”。弘一大师住得时间较长的，不只温州一地。比如：他出家之初，就在杭州玉泉寺住了将近两年；自1939年4月中旬上山，到1940年11月中旬下山，他在福建永春县蓬壶山普济寺住了573天，从时间长度上说，都仅次于他在温州庆福寺的第一次闭关。但在弘一大师，那都只是挂单，不是“常住”。夏尊、穆藕初、刘质平、丰子恺等友生，考虑到弘一大师晚年，能在安定清静的环境中，实现其往生净土的终极目的，特意募捐集资，于1929年在环境幽静的浙东上虞白马湖边，为他修建了一所山房。对此，弘一大师虽很感激，但实际上，只去居住了两三次，每次的时间也都不是很长。这是因为，便是有了这所山房，在弘一大师的意念中，他的“第二常住”，依然是非温州庆福寺莫属。1925年，弘一大师以李商隐《晚晴》诗诗意，将他在温州庆福寺的寮房，命名为“晚晴院”。这个命名，后来他又移用于白马湖边的山房(晚晴山房)，和泉州不二祠温陵养老院的寮房(晚晴室)。这是否也意味着，大师虽一时或永久离开了温州，但他在温州所产生的意念与体悟仍在延缓呢?
　　弘一大师“常住”温州庆福寺以后，寺主寂山长老，以其原系富家子弟和艺术界名人，出家后能严持戒律，刻苦精进，对他十分佩服。在他来寺后，视同活菩萨一般钦敬供奉。考虑到他是持过午不食戒的，特意将全寺的午饭时间提前到十点钟。到瓯近一年中，弘一大师也深感到了寂山上人的慈悲护念，关怀备至，他便依律于1922年初，奉寂山上人为阿黎，即教授弟子的规范师，通称依止师。弘一大师将温州视为“第二故乡”、庆福寺为“第二常住”，就是在这次拜师时讲的。自此以后，弘一大师始终是以师父尊称寂山上人的。弘一大师的师父，不只寂山一人，但其他几位师父，如杭州的了悟上人，弘一大师起初皈依佛法当居士，后来正式出家为比丘，都是拜他为师的，法名法号还都是他起的，但他并没有继续拜他为依止师。入佛剃度和受戒时，也都有依止师在场，但那只是一种佛教仪规上的一时的称谓，仪式过后，弘一大师与那两位依止师，并无实际上的关系和来往。弘一大师出家后，头两年，住在杭州玉泉寺，他也没有拜那里的寺主为依止师。这里提到弘一大师与温州庆福寺寺主寂山上人的关系，可以进一步说明温州和温州庆福寺，在弘一大师心目中的重要性。
　　人的故乡是不能选择的，但被人称之为“第二故乡”之地，是带的选择性的。一般来说，人们常常将其幼年或年轻时居住过的地方，称之为“第二故乡”。弘一大师青少年时期(1898～1905)，在上海与母亲一起住过六七年；自33岁至41岁(1912～1920)，又在杭州住过9年多，但他并没有将这两地称之为“第二故乡”。却在他43岁的时候，将温州当作了他的“第二故乡”。这除了他对温州缁素两界怀有深厚的感情，和温州缁素两界对他的关怀备至，更与他将温州庆福寺作为其“第二常住”有关。这是说，无论是弘一大师将温州称之为“第二故乡”，还是他把温州(庆福寺)称之为“第二常住”，都是不能仅仅从时间的长短上去考虑的。在佛教理念中，只有“常住”的概念，它是指经常存在和永恒之意。弘一大师也没有说过何处是他的“第一常住”。我想，在弘一大师的佛教理念中，人出世间、往生安养的西方净土等所在，就是他的“第一常住”吧。相对于这一意义上的“第一常住”，弘一大师所说的“第二常住”，就是他在人世间最值得居住的地方了。而在弘一大师看来，其在人世间最值得居住的惟一的地方，就是温州和温州庆福寺了。不然，他为什么再没有指认过其它他所居住过的寺庙，为其“第二常住”呢?笔者之这样说，绝无贬低弘一大师曾经居住过的其它那些物华天宝之地和香火旺盛的山谷丛林之意。只是想从佛教理念上，臆测一下弘一大师的真实想法罢了。希望僧俗两界，都不要有什么误会。
　　第二点：温州是弘一大师代表作的构思和完成之地。
　　弘一大师著作甚多，这里只说与温州有关的三部代表性著作。——
　　一是《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以下简称《表记》)。它是弘一大师的主要佛学著作，也是被佛学界所认可的，20世纪律学的代表性著作，它已被收入了《中华大藏经》。弘一大师要撰写这部著作的起意，在来温州之前，就已经有了，并尝试性地写过一些。他在《表记自叙》中说：“以戒相繁杂，记诵非易，思撮其要，列表志之。辄以私意，编录数章。颇喜其明晰，便于初学。”但由于出家后的头两三年中，他一直未能有一个不受干扰的处所，真正安静下来进修办道，撰写这部著作。只有在移锡温州之后，在闭关的两年时间中，写出了《表记》的初稿。1924年春，从衢州挂单返回温州后，又在闭关的一年多时间中，最终修改定稿，完成了这部巨著。并于1927年，有20世纪初年，与弘一大师在上海一起创办“沪学会”的穆藕初出资赞助出版。有关这部著作内容的分析与评价，不是我所能胜任的。我只想说一点，就是这部著作之所以能成为传世之作，一则，是由于它将湮没了八百多年的南山律宗，又重新提到了佛教界面前，使之有了延续与发展的可能。二则，它使繁杂难懂的戒律通俗化了。
　　二是佛教音乐作品《清凉歌集》。有人倡议撰写这一著作，始于1929年秋天弘一大师五十华诞之际。师友们在浙东上虞白马湖边为他祝过寿，放过生，饭后闲谈，门生刘质平，作为音乐教师，感叹当时能适宜于向青少年教唱的歌曲之少。从这个角度上说，他以为老师进入佛门早了一些，未能将其音乐上的天赋充分发挥。如能在不违背佛法的前提下，再作些歌曲，那对青少年进行美育教育，其功德是无量的。大师以为刘的建议很好，可以考虑试行。并作出了一个庞大的计划：拟作108首，分为10册，每年出版一册，或一年出两册，两年出一册。他对刘质平说：“总期首首有精彩，决不敷衍了事。所谓宁缓勿滥也。”1930年春天，弘一大师由云游闽南回归温州的第二天，即致信刘质平说：“昨夕返温州。以后为《清凉歌集》事，需常常与仁者通信。”经过多次修改，到这年秋天，包括《清凉》、《山色》、《花香》、《世梦》、《观心》等五首歌曲的《清凉歌集》第一册最后定稿(后由于大师忙于研律弘法，再未续写)，交由刘质平去组织作曲家们谱曲，并在学校中反复演奏试唱，于1936年秋，由开明书店出版流布。《清凉歌集》五首，每首含义深奥玄远，非一般人所能领会。为了使演唱者和听众理解其深意，弘一大师特请青年佛学才俊芝峰法师撰写了《(清凉歌集)达旨》一文，供大家参阅。至于刘质平等作曲家，是如何体现了大师词作的，这需要有专家们来评论了。我这里只是想说，由弘一大师撰写的《清凉歌集》歌词，主要是在温州创作完成的。
　　三是《护生画集》。这是大家更熟悉的，无须我再多说了。只要读一读1928年旧历六月中旬至九月中旬，大师写给丰子恺和李圆净的10多封书信，我们便会深切地感受到，大师不只为画集亲自修改、补写了一些诗作，并从画集的指导思想(就是人们经常引用的“以艺术作方便，人道主义为宗趣”这句话)、整体布局、每首每幅的含义、封面设计、用何纸张、印刷质量，以及如何收到雅俗共赏的阅读效果等等，事无巨细，他都一一作了非常具体可行的指点。为了保证实现其原定的设想，1928年旧历十一月初，弘一大师又冒着严寒风雪，从温州乘轮亲往沪上，指导一切，并书写了所有配画之诗。从这中间，我们可以体会到，老一辈艺术家和虔诚佛教徒的严谨作风，对世道人心的关怀护念，对晚辈的热忱提携。诚然，编绘《护生画集》的设想开始于上海，最后又定稿于上海，但整个实现其构思的运作过程，却是在当时居住在温州的弘一大师的指导之下进行的。因此，作为大师代表性作品之一的《护生画集》，是在温州完成的，这样说，也是合乎情理的。
　　第三点：温州是弘一大师建构和形成其佛学思想体系之地。
　　弘一大师的佛学思想体系，有密不可分的四个部分组成，即：一为“以华严为境”，二为“借助儒道为辅”，三为“以四分戒律为行”，四为“导归净土为果”。关于这四个部分的具体内容，由于不在本次论坛所要涉及的范围，这里就不多作介绍了。而其中的第二部分(“借助儒道为辅”)中涉及到的弘一大师对儒道的祟奉，又并非始于温州，是他年青时就有的一种思想倾向，因此以下也就不再提及了。其它三个部分，则主要是在温州“常住”的10多年间构建成和形成的。
　　第一部分的所谓“以华严为境”，是指贯穿弘一大师整个思想体系的哲学基础。就是说，他的整个佛学思想体系，是以华严宗及其据以立宗的《华严经》为哲学基础的。而弘一大师之自觉到华严宗和《华严经》，对其构建具有哲学高度和深度的思想体系的重要性，正是在温州“常住”的10余年间的事。举例说，1926年春，弘一大师在温州有厘定、修补、校点、出版《华严疏钞》(对《华严经》进行注释解说的一部著作)的想法，就与时在杭州的师弟弘伞法师，商量如何进行此事。1929年4月间，弘一大师由苏慧纯居士陪同，自厦门返回温州时，途经福州，勾留数日，在鼓山涌泉寺藏经阁发现清初刻本《华严经疏论纂要》一书，叹为稀有，当即决定翻印25部，以广流布。这一决定，弘一大师回温州后，立即着手兑现了。1930年冬到次年春，弘一大师在温州又撰写了《华严经读诵研习入门次第》等佛学论文，引导信众阅读不易入门的《华严经》。1931年春，弘一大师从温州致信弘伞法师时说：“音近数年来颇致力于《华严疏钞》，此书法法具足，如一部《佛学大辞典》，若能精研此书，于各宗奥义皆能通达。”如此等等，可见他在温州“常住”期间，对华严宗和《华严经》是下了很深的功夫的。
　　人和人世间的事情，常常是矛盾而多样的。在中国近代佛教史上，弘一大师是被誉为南山律宗的第十一代传人的。以上提到的，他的介绍南山宗的律学巨著《表记》完成得较早，但他之信奉南山宗，却是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和曲折的过程的。关于律学，历来有新旧之分。属于小乘的“根本说一切有部律”(简称“有部律”)，被称为新律，而南山宗则属于旧律。尽管由于佛学家徐蔚如的提示，弘一大师入佛之初，就对戒律和律学很是重视，但他信奉的却是“有部律”，属于新律一派。就是在编撰《表记》的四五年间，虽然在理论上，他对南山宗也是重视的，但在实践中，信奉的依然是新律“有部律”。又过了四五年，才最终听从了徐蔚如的再次提示，在1930年底、193I年初，发誓改信了南山宗，完成了由新律家到旧律学的转变。而正是在温州完成这一转变之后，当他于1931年初外出云游时，先是在上虞法界寺发了专学南山宗的誓愿。接着，便在慈溪五磊寺，有创建南山律院的设想，在这一设想未能如愿之后，又在金仙寺举办了流动施教团式的讲座，专讲南山宗。弘一大师在闽南的10年中，能把主要精力放在讲解和推广南山宗上面，其基础是在温州打下的。
　　弘一大师的佛学思想体系，是以“导归净土为果”的。佛门所描绘的往生之处，有“四世界”和“四大部洲”等说法。在中国，信奉以阿弥陀佛为教主的西方极乐世界的信众最多。西方极乐世界，亦称净土，净土宗信奉和追求的，就是这一最后去处，故名。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四大高僧”之一的印光法师，专弘净土一宗。他的信众多达数百万人。弘一大师则从入佛之初，就对印光法师佩服之至，说印光是他在佛门中最服膺的“第一善知识”。弘一大师之与印光交往，始于1920年，他应编者徐蔚如之邀，为即将出版的《印光法师文钞》撰写了题词。此后，便屡屡致信印光法师，向他请教修行之法。1921年春一到温州，他就致信印光法师，请印光法师为他掩关静修作“最后训示”，给他指点如何“感通”和到达“三昧地”之要津。后两三年间，弘一大师从温州等地又数次致信印光法师，请求将其列入门墙，作印光法师的弟子。印光法师则屡屡逊谢不允。直到1924年底，“方承慈悲摄受”。于是，1925年旧历五月间，弘一大师专程由温州前往普陀山法雨寺，参拜印光法师，向他请益种种，并亲身体验印光法师奉行净土宗的实际情景。印光法师奉行的净土宗，所以能有那么多的信众，主要是由于无论其内容，还是形式，都很简练易行。不管有无文化，文化高低，只要不断持念(口念、心念或闻听)“阿弥陀佛”或“南无阿弥陀佛”洪名就可以了。弘一大师返回温州后，信奉和弘扬净土宗的意念更加坚定，方式方法也更明确了。
　　从以上的简要叙述中，我想是可以得出这种结论的，即：“以华严为境”、“以四分戒律为行”、“导归净土为果”，这三个弘一大师佛学思想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其起意和明确的过程，主要是在温州完成的。还可以这样说：弘一大师在温州的10余年，是建构和完成其佛学思想体系的时期，而在闽南的10年，则主要是将其佛学思想体系付诸实践的时期。
　　我发言的题目取名为《温州对弘一大师的意义》，是为了强调我们在弘一大师的研究中，不能忽视大师生活了10余年的温州这座城市，在大师生命历程中的重要性和特殊意义。也可以说，我这是从一个外地的研究者的角度上立意的。这个题目，也可以改为《弘一大师对温州的意义》。这样一改，前面所说的一些内容，也还可以包括进去，而且我更加坚信：今天在座的，温州文化界和其他各界的朋友们，一定会在更高和更深的意义上，一如既往地崇敬弘一大师，将他留在温州的法音余韵，作为这座城市文化积淀的一部分，进一步加以发扬光大。
　　(此文为作者在东方道德文化学会纪念弘一大师诞辰125周年大会上的发言)
　　——《福建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