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界对早期佛教口传文献形成的研究近况评介

　　越建东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神学与宗教研究所博士候选人
　　提要
　　学界一般认为，佛典一开始时是以口传文献(Oral Literature)的形式存在的，也就是说佛典的传本在早期并不是“文本”，而是靠佛教徒以口口相传的方式传诵下来的，因此口传文献的特性便成为了解早期佛典传承史非常重要的内容。这类文献的产生有其特殊且错综复杂的背景，为了探讨其到底是如何形成的问题，学者通常会推测出一种所谓的“模式”(model)，并且应用此模式来说明其主张和证成论点。本文所要介绍的，是在英国佛学界中，三位对口传文献的形成问题提出具较大影响力看法的学者。第一位是Lance Cousins，他认为经典文献(sutta literature, 亦即尼柯耶nikāyas)带有口传叙事诗(oral epic poetry)的性质，即具备“强烈的即席式[创作]之元素”(strongimprovisatory element)。第二位是Richard Gombrich，他反对Cousins的模式，而提出佛典是一种“审慎之集成”(deliberate composition)的看法，佛典集成后即被记录下来，并且有系统地传诵给学生。第三位是Mark Allon，其博士论文之研究主题为佛典长行(散文)部份的文体设计与其所具有的功能。其研究显示，许多文体扮演著帮助记忆经文的角色和起著传诵的功能。然而，这三者的论点和他们所采用的佐证方式也有一些值得我们进一步讨论之处，因此本文也尝试在末节作了初步的评论，并说明口传文献的论题实难以用简化的模式即可诠释清楚。
　　关键词：1.口传文献　2.集成　3.传诵　4.improvisatory　5.deliberate composition
　　【目次】
　　前言
　　1. Lance Cousins的观点：即席式(Improvisatory)的集成
　　2. Richard Gombrich的观点：审慎式的集成(Deliberate Composition)
　　3. Mark Allon的论点
　　4. 评论
　　结语
　　前言
　　一直以来，西方佛教学者对佛教史的研究有非常浓厚之兴趣，其中他们对源头(origin)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探讨与见地。[1]　譬如：是否有一个所谓的原始佛教(earliest Buddhism)，或原始佛教的教理为何？[2]　所谓历史上佛陀生平的真相为何？[3]　佛陀时代佛教所用的语言是甚么？那些是属于最早的经典，这些经典又是用甚么语言记载的，它们是如何被记录和传播的等等？最后一点又包括许多佛教经典史方面重要的事迹，如各梯次经典结集的事实、尼柯耶或阿含经的成立、经典传承史等等。这些事迹的厘清，除了靠后代的记载或传说之外，有时也得仰赖考古学方面的发现。然而，这两方面的先天限制是，它们所提供的证据往往比可能发生的历史事实晚上好几个世纪，因此其资讯的可靠度需要作进一步的验证。为了继续弄清楚以上所提出的问题，学者们通常将重心摆在较接近佛陀时代、又是佛教研究中心的早期佛教圣典──尼柯耶或阿含经。因为经文内容很可能就是解开许多问题的关键所在，因此经典的研究一直是大家努力焦点。然而，这些现存经典的形式本身也是一个中心问题，例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阿含经》大约是四、五世纪时代的产物，巴利尼柯耶之较肯定的形式最多只能推回到觉音(Buddhaghosa)的时代(五世纪左右)，[4]　再早的证据不是未曾被发现就是显得相当模糊。[5]　一般的共识是，对这批经典的内容形式有必要作更多更基础性的研究，才能够进一步为其他如教义和教史等专题研究打下更可靠的信用度，进而得到接近历史真相的推论。换言之，在研究大问题之前，必需先将经典文本本身的性质弄清楚。
　　佛经文本之特性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经典皆为书写下来的版本，然而在早期，佛典是以口口相传的，甚至于其创作、集成过程都是属于口述的范围，并且透过口授传诵。[6]　学界一般认为，佛典一开始时是以口传文献(Oral Literature)的形式存在的，因此口传文献的特性便成为研究早期佛典传承史重要的内容。弄清楚这个特性，不仅对解开佛典成立的问题以及经文内容的形成背景则提供不可或缺的线索，并且可避免发生张冠李戴的错误，将后代发生的事件误以为是早期造成的。[7]　况且，研究口传文献和其探源也是符合学者竞相投入的“源头课题”研究风气者。
　　在开始探讨口传文献时，首先要问的问题是：甚么是口传？口传的过程为何？口传文献是怎么形成的？这些问题虽然非常根本，同时也是难以一语道尽者，甚至是一直具有争议性的论题。为了将这些问题诠释清楚，学者通常会对相关问题提出一个所谓的“模式”(model)，应用此模式来说明其主张和证成其论点。在佛教口传文献的研究领域中，笔者认为以英国学者为首的讨论目前算是提供了较多较重要的贡献。这个贡献就是他们所提出的模式，这些模式经常也是启动理解繁复论题的重要机制。从了解这些模式的产生过程，我们可以学习到许多西方学术的成果和方法；这些成果经常又牵动与研究主体相关的许多周边问题，这些问题回过头来其实与我们一开始所提到的诸多重大课题有著密切而关键的因果联系。简言之，扎实了解佛典口传的特性，对我们重新检讨所谓“原始佛教”等课题是非常必要的。具体的例子，会陆续呈现在以下的讨论过程中。
　　笔者就求学之便，在这几年除了阅读了相关的著作之外，也有机会与英国当地的学者请教口传文献的问题，获益良多，因此藉本文将所理解的心得发表，除了当成读书心得的分享之外，很大程度是在期望获得各方大家之指正。本文所要介绍的，是在英国佛学界中，三位对口传文献的形成问题提出较具影响力看法的学者。[8]　固然其他尚有数位学者也或多或少述及这个主题，[9]　但是因为他们的著作并非专门针对这个课题，因此暂时为笔者所省略。本文的安排，首先介绍这三位学者的主张和他们的论证过程，其次再尝试表达个人粗浅的想法，以作为一种初步的评论。
　　1. Lance Cousins的观点：即席式(Improvisatory)的集成
　　在英国研究巴利佛教文献和教义颇有名的学者：L.S. Cousins，于1983年发表了一篇具有开创性见解的论文‘Pali Oral Literature’((巴利口传文献))。[10]　在该篇论文中他检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佛教之口传文献具有甚么样的特性？
　　Cousins对口传文献之讨论主要集中在该文之第一部份：The nikāyas asoral literature(“尼柯耶为口传文献”)，另外两个部份：the rise of abhidhamma(“阿毗达磨之兴起”)和theDhammasa?ga?i(“法集论”)，主题则放在探讨阿毗达磨是如何发展的。于第一部份短短五页半的论述中，他将几个重要的论点和见地提出来，由于这些见地很值得细细体会，因此以下尝试尽量网罗其所有相关的论述。然而因为这些论述分散在不同的段落中，其论证次序似乎没有一定的前后关系，因此本文依照所关心的主题：口传文献之特性，试著将其论点串联、集中起来，形成笔者的理解逻辑。
　　Cousins认为，经典文献(sutta literature, 亦即尼柯耶nikāyas)具有口传叙事诗(oral epic poetry)的性质。(p. 1，此为其论文页数，以下引用皆同)所谓口传史诗(或叙事诗)指的是以古代希腊荷马式史诗(Greek Homeric epics)为代表者。这些史诗的特性曾经为许多学者所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和有影响力的著作为Albert B. Lord之The Singer of tales(Cambridge, Mass. 1960)。该书对口传史诗的性质提出了一个理论，这个理论后来发展成学界通称的“Parry-Lord模式”。Cousins的观点基本上是在套用此模式于佛典上，因此对这个模式的说明我们可以配合以下Cousins的论点来叙述。他指出其中一个特性为许多“记忆性公式”(mnemonicformulae)之使用。在史诗中这些公式是应用在实际唱诵演出中，并且作为维持和延续该诗歌传统的作用。(p. 1)Cousins的前提是，佛教经典文献之所以可以等同史诗文献是因为许多经典也是作为“唱诵”(chanting)而设计的。(p. 1)他进一步指出，在唱诵中所谓的“唱诵者”(chanter, 对史诗而言为singer)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p. 1)有经验的唱诵者会依照实际情况的需求，或者视察观众?听众的条件而将内容作可长可短、不同变化的唱诵。换句话说，他有能力在现场将各种不同的传统材料(故事、教义)串联成一个首尾一贯、有深度和动态式的集成(a coherent,profound and moving composition)。(p. 1)这里Cousins提到了一个关键的看法：唱诵者本身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文本(fixedtext)，也就是说所有的演出(performance，佛典之唱诵亦视为是一种“演出”)都是一种创作；在某个场合，譬如在“布萨日”(uposatha day)或僧团集会时，一个故事可以被叙述得很长，；在另一个场合，譬如在一个傍晚之小法会中，限于时间的关系，同一个故事也可以用简化的方式来表达。(p. 4)因此文本是随机变动而不固定的。这些看法是Cousins提出一个口传文献形成模式的主要理论依据，其模式应用在佛典中虽然有许多值得争议之处却不失为一个相当精彩的论点。至此，我们可以揭示其模式，并且用他在文末才提及的重要字句，来作为其模式的代表语：佛典口传文献具有“强烈的即席式[创作]之要素”(strong improvisatory element)。(p. 9)这个模式的说明其实就是Lord-Parry模式的翻版，即强调口头演出(oralperformance)下之口传文献具有“即席或即兴式的本性”(improvisatory nature)。其主要的理论为：口头演出是一种现场创作，因此其内容在每一次的呈现中皆有所更动，而非一字不差的全盘照述。[11]
　　Cousins的证据是，当我们比对巴利版本的尼柯耶和其他现存阿含经类不同的版本时，我们会发现不少差异点，而这些差异点正代表了口传文本不同的演出成果(different performances of oral works)。(p. 2)举例而言，某部经的经名、人名、地名等在不同版本中有不一样的称呼；或者某个故事内容在某处是简短篇，在另一处却是长篇细论者。他认为在巴利语、梵语、汉文和藏文所保存各部派版本的四尼柯耶(或阿含经)中所见到的差异点(variation)大都是口传文献形成过程中的产物。这些差异点大部份为较无关紧要者，如经典发生的地点、人名或事件发生的顺序等，很少是与部派所持有的特殊教义有关。(p. 5)这些不同点的发生可以追溯到很早，早到大约第一次部派分裂左右。换言之，发生于口传时期。他的看法是，尼柯耶或阿含经的内容在较晚时才逐渐被固定下来，大约是阿毗达磨论典成立以后、发展出一些严格的传诵方式时才有可能。
　　Cousins甚至于引申其观点，认为四部尼柯耶可以被视为是相同材料不同方式的呈现。(p.2)他举出长部之《大般涅槃经》(Mahāparinibbāna-suttanta)许多相同的故事情节可散见于其他尼柯耶的经文中便是一个例证。此外，Cousins亦尝试从另一个角度来对其论点加以佐证：所谓教法(teaching)与经典(sutta)的关系。从四大教法(cattāro mahāpadesā)[12]　的启示中得知佛教所关心的是佛陀的核心教导，法的内容不在于形式(固然经sutta是保留法最重要的形式之一)，也不在于是谁传授，凡是合法者即可视为佛说(theutterance of the Buddha)。(p. 3)此外，传统上非常重视教法的保存和流传，其中一个典型的方式见于长部的《合诵经》(Sa?gīti-suttanta)，此经将教法以数目递增的方式安排在不同的、供记忆用途的清单中(mnemoniclists)，这些清单其实成为尼柯耶整体教义内容的一种缩影。此外，《十上经》(Dassuttara-suttanta)也有类似方便记忆式的内容形式。(p.3)Cousins强调这种现象表示教法的内容不在于长短和形式，所谓经文本来就是可变动的。
　　另外，Cousins也举例说明长部传诵师(Dīghabhā?aka)和中部传诵师(Majjhimabhā?aka)所传诵的经典内容之不同也符合口头演出(oralperformance)的性质。前者保留了长度较大的经文而后者则传诵长度较小者，两者似乎是依不同之需求在不同场合而作了长短的取舍。同时，更短的经文则安置于《增支部》和《相应部》中，按照方便记忆的原则，一者依法数而组合在一起，另一者则采取将重要主题合为一个篇章的方式。依Cousins的说法，这两部也是口传式的集成(oral composition)，一开始并没有固定的形式，只是各自按照上述的原则集成经典，一直到书写下来之后才逐渐被固定。(p. 5)他相信书写时代(文传)教法才开始有固定化的趋势，并且认为即使如此在不同的场合之下同一部经也不一定会有完全一样的书写内容。最后Cousins也提及口传文献的另一个特征是大量应用公式来说明主题(themes)，(p. 10)不过他并未对此加以申论。
　　Cousins的结论是，早期佛典内容之形成具有即席式创作的性质，一直到后期才逐渐被固定下来。口头演出的特性，配合方便记忆之考量而设计的方法，很可能就是四尼柯耶或阿含经成立的重要因素。(p. 10)总结其看法：一、他强调口传文献“文本”的不固定性和可变动性，因为在口头演出中即席式创作是产生这类文本重要的方法。二、他确信尼柯耶?阿含经本身具有这种性质，各版本的不同点就是最好的例证。
　　Cousins的观点其实具有一些待商榷之处，某些对他的看法所作的评论已经为当代两位学者所提出。这两位学者，依他们发表对Cousins观点回应之时间顺序为：Richard Gombrich(1988)，Mark Allon(1994)。他们的观点有许多精彩之处，其论证过程值得我们观摩。前者极力反对Cousins之模式，而提出自己完全与他相反的模式；后者虽然评论Cousins的观点，同时支持Gombrich的立场，最后却采取赞同两者的立场，试图寻求一个中立点，这种态度因此也反映出这个主题的复杂性。首先让我们来看看Gombrich之观点。
　　2. RichardGombrich的观点：审慎式的集成(Deliberate Composition)
　　Richard Gombrich是英国另一位世界级的著名巴利佛教学者，他在1988年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论文：‘How the Mahāyāna began’(“大乘是如何生起的”)。[13]　这个篇幅与Cousins相当的论文(共十页)对口传文献形成的机制也提出很有力的论点。虽然其题名为“大乘是如何生起的”，实际上作者只在文前和末尾将近一页半的篇幅中交代到大乘起源的问题，[14]　其他八页半的内容其实都是在评论Cousins之模式和详加论述他认为更合理的模式。
　　Gombrich于开场白画龙点睛式地指出当代很少学者注意到早期之佛教徒单单以口传的方式即能够把浩瀚如海的庞大佛典保存了三、四个世纪之久，这种功绩是多么地不寻常。(p. 21)接著，他对世界口传文献的现代研究成果也作了一番摘要，指出学术界认为口传文献具有每重复一遍即产生内容有重新创作的性质，古老的传统故事是透过重复性的曲目和某些固定措辞凑合而成。然而，他进一步指出，这个性质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即上述过程需要依靠一个健全的体制(institution)来促成相关的训练、背诵和预演等功夫。(p. 21)这个指示其实是为他自己稍后所提出的模式埋下甚重要之伏笔。
　　接著，Gombrich勾勒出他论述中另一个重要的前提，认为早期佛教之典籍与一般口传文献的特性是有所不同的，因为佛典是佛教徒所极力保存佛陀教法的产物，这些教法包括了许多逻辑思惟繁复的论证，内容并非简单。佛典的目的在于保存佛陀的话(words)，因此文句的精确性是极为重要的。(pp. 21-22)从这点出发，Gombrich开始道出他不同意Cousins所主张弟子是以即席式的态度传诵佛陀教法的观点。他举出佛教徒有与他们同时代的婆罗门教作为一个借镜，为了精确地保存圣典，婆罗门教有一套非常严谨的传统教育方式，有时其训练时期可长达三十六年之久。既然婆罗门教徒能够是以口传的方式将他们的圣典──吠陀文献保存了数个世纪之久，佛教徒应该也能够依此例证而办到。(p. 23)Gombrich在对比两者时指出，吠陀文献与佛典具有许多共同之点，[15]　两者为了精确地保存各自圣典的文句，而使用了许多方便记忆和传诵经文的方法，譬如说大量使用与数目有关的清单(numbered lists)、大量重复性内容(redundancy)以及采用严格的诗韵(metre)文体来制作经文等。[16]　至此Gombrich提出了他的模式：佛陀的教法在形成长行或偈颂的经文时，是一种“审慎之集成”(deliberate composition)，集成后即被记录下来，并且有系统地传诵给学生。(p. 24)其理由是，如果不这么做的话，教法很可能就会逐渐消失。[17]　为了不让教法面临消失的厄运，佛典中记载了许多应对的措施，包括正确的传诵教法的态度等。(p. 26)既然佛典是“审慎之集成”，也就是说当初的目的是为了保存佛陀教法的原貌，一旦集成以后便尽量不作更动，以方便地传诵给下一代，那么又是甚么机制来确保此工程之成功和延续不断呢？为了说明这点，Gombrich重申之前所提出“机制”(institution)之重要性这个观点来加强其模式之论证。他认为，佛教有一个功能强大的僧团(Sa?gha)作为一个传法的机构，这就是佛陀教法得以一代传一代的机制，因为传承圣典需要依靠一个高效能的组织(organisation)，佛教僧团无疑地便是一个发挥这种效能的组织和第一个这类的体制。(p.25)早期僧团到底是运用甚么方法组织起来并发挥传法功能，详情目前不得而知，不过从某些古老的记载去看或许可以略知一二。Gombrich举了一些例子，其中之一为经典中所记载、本文之前亦提过的“持律者、持法者、持本母者”(vinayadhara, dhammadhara, mātikādhara)的例子。这些各司其职的僧侣具备了特殊之才能和角色，他们分别负责背诵和传持圣典中律、法(经)和阿毗达磨之本母。此外，根据记载，后来也可见到熟谙某些特殊经典的法师，这种现象很可能一直持续到经典被书写下来之后。
　　Gombrich的模式，尚表现在以下的说明中。他认为各别佛教僧侣很可能从专长不同的老师处学到各种不同的经典，而所谓“结集”(sa?gāyanā)便是起著整理、合诵这些经典的功能，并且进一步设计出如何保存和传诵这些教法的方式。依照如此之逻辑，四部尼柯耶很可能就是四种背诵(memorization)的传统。(p. 26)这里我们可以看出Gombrich与Cousins依照彼等各自的模式而对四部尼柯耶之形成产生不同的看法。
　　Gombrich很明显地将佛典之集成认为是基于严谨、保守、不更动的态度，一旦“结集”决定下来供流传、背诵的内容之后，新的经典是很难窜入的。他也引用“四大教法”作为这种态度的印证。(p. 26)至此，本文已经将Gombrich的主张和见解说明完毕。不难发现，他的模式与Cousins的模式基本上是相反的，后者视口传文献为易变动性的，前者则持口传文献为固定而不易更动的看法。
　　这两位巴利佛教大家的看法其实是很精彩的讨论，不过就笔者所知学界在他们之后似乎很少有人发表过更多、更深入的专门评论。一直到大约Gombrich一文刊出之后六、七年才有相关领域的研究发表，其中之佳作为MarkAllon的研究成果。Allon是毕业于剑桥大学、在巴利语权威学者K.R. Norman指导下新一代的学者。他于1994年完成其博士论文，[18]　并且于1997年将之修订后出版成书：(1997b)Style and Function: A Study ofthe Dominant Stylistic Features of the Prose Portions of Pāli Canonical SuttaTexts and Their Mnemonic Function, Tokyo: The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Buddhist Studies, 1997。[19]
　　Allon的研究为专门针对巴利经文之文体特性(stylisticfeatures)和这些特性所具备的“记忆性功能”(mnemonic function)所作的深度探讨。他检视了长部中一类特殊的公式——“走近公式”(approach formulas)和长部第25部经——《优昙婆逻狮子吼经》(Udumbarika-sīhanāda-sutta)全体经文的详尽研究。其研究牵涉到许多口传文献的理论和佛教经文中公式应用的成果，因此很自然地涉及Cousins和Gombrich所提出的模式和讨论。他检讨了两者的论点，并且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表示了一些很有建设性的意见，以下介绍他的论述。
　　3. Mark Allon的论点
　　Allon其实并未提出新的模式，但他在回顾近代口传文献研究成果时对Cousins和Gombrich的模式作出很好的评论，特别是提出后来的成果[20]　能够指出Cousins奠基于Parry-Lord模式的论证有许多不适当之处。虽然他的研究分析倾向支持Gombrich的模式，不过令笔者感到较模糊的是，其立场并未明文反对Cousins的模式，反而在结论中表明赞同Gombrich和Cousins两者的论点。关于这点，本文会再提到，以下先描述Allon的主要评论内容。
　　Allon提到Parry-Lord模式在反映南斯拉夫[21]　——荷马式史诗之传统(Yugoslav-Homeric epic tradition)可能是适宜的，但是却不见得适用于其他形式的口传文献传统。(p. 6)[22]　这点已经为许多学者所证明。[23]　佛教口传文献是一个非常特殊和复杂的传统，因此套用Parry-Lord模式时便有许多相容性的问题。Allon根据Finnegan(1992)指出，口传文献在集成和传诵方法上是受到诸多因素影响的，例如：所要传达的内容性质为何；传诵者对这些内容或文本的态度、精确度之要求程度为何；表演者(performers=唱诵内容之呈现者)和集成者(composer)的特色、社会地位为何、受过甚么样的训练、在甚么场合下呈现其表演；观众的类型和他们对表演者的要求；表演者所借助的媒介(长行或偈颂文体)或工具(是否需要音乐伴奏)等等。(p. 365)实际上佛教文献在这些因素上与荷马史诗传统存有很大的差异：史诗的媒介为偈颂，内容主体为颂扬许多英雄的生活和事迹；其表演经常需要音乐来伴唱；表演性质多为娱乐目的；演出是公众性的，观众对演出内容具有重要影响力。表演者的身份也很特殊，他们多为吟游诗人(bards or poets)，所作的演出经常是“个人秀”(individually)而非“集体式”的(communally)；通常需经过很长时间的训练才获得演出技能的成熟。(pp. 365-6)相对于此，佛教文献呈现的确是另外一种面貌：长行是佛典主要的表达媒介；佛典的功能是在保存导师的教法(经)以及僧团的成员行为规范(律)，其内容所传达的讯息极其复杂，包括许多修行方法的描述、教义观念的分析和心理学上的心路历程等等，凡此种种皆要求经文具有高度的精确性。此外，唱诵者(或经文呈现者)为比丘、比丘尼等僧侣，皆来自寺院的体制，这些出家众的背景大异其趣：有者受过良好的婆罗门教育背景，有者则先前一点都没有受过任何正式的训练。最后，佛典内容的呈现可以是个人式的也经常是集体式的。最后一点非常重要，因为集体的合诵需要使用固定和共同的文句。若按照Parry-Lord的模式，每个演出者在每一次演出时都会有所创新，这种方法对集体式的演出无疑是不适当的，并且只会造成混乱者。
　　至此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荷马史诗与佛典在集成背景上的许多差异，并且能够了解Cousins之应用Parry-Lord模式于早期佛典上会产生的许多问题。然而，Allon虽然评论Parry-Lord模式，却没有明文反对Cousins，甚至还赞成佛陀的教法在佛陀般涅槃之后弟子们是以“即席方式”(improvisatorymanner)来呈现的。(p. 367)至于其可能的原因为何，我们会在后文再作探讨。
　　实际上，Allon论文之主体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偏向佐证Gombrich模式的例证，他套用Gombrich的文句，说明早期佛典是“审慎之集成而后付之记忆者”(deliberatecompositions which were then committed to memory)。(p.367)此例证呈现在他论文中的三个研究里，以下摘录说明其研究成果。
　　首先，他研究了六种以上同一类型的“走近公式”(approach formulas)。[24]　这些公式皆在描述同一种动作：某(些)人走向另外一(些)人，其基本表达法为：yena … ten’upasa?kami, upasa?kamitvā …。其研究结果显示，在不同的情况中，此公式的表达方式会稍微有所不同，因此我们可以根据其文句形式判断所代表的文脉。譬如说，当某人亲近佛陀或佛弟子(比丘)，或弟子走向佛陀时所用的公式，就会与佛陀走近某人，或弟子走向其他人(非佛陀、非比丘)时有所不同。这种差别显示，公式的用法具有功能性的目的，比方说上述的例子即用以显示佛陀和比丘弟子具有较高超的地位。
　　其次，其论文第二部份的研究转向经文中经常出现的一组有相同意义的字串(strings)。[25]　这些字串是由某一个基本字汇加上由其所增生(proliferate)的数个意思相同的词汇组成，有者为两、三个或者更多的形容词用来修饰一个名词，或者好几个名词皆当成句子中同一个主词等等。当这些字串出现在一个片语、句子或段落中时，它们的安排其实是符合所谓Waxing音节原则(Waxing Syllable Principle)的，即音节较少的字会安置于音节较多的字之前。Allon所举的典型例子如：[26]　yathā- bālena yathā-mū?hena yathā-akusalena(如是愚痴地、如是愚昧地、如是不善地)。这个字串包含三个意思相近的副词用法(具格)，其各别的音节为5, 5, 7，因此呈现的样式(pattern)为5+5+7。[27]　这种音节递增的安排产生了一种渐次音强的效果(crescendo effect)，加上每个词汇的意思相近，发音和音韵皆类似，因此呈现出一种有旋律(rhythm)和同质性(homogeneity)的结构。这种结构在长篇的长行文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28]　这个研究揭示出一个重要的意义，即这种结构是用来作为方便记忆的设计，因为很明显地当一串字的音节相当规律时，记忆的工作会变得更容易，且有旋律的经文对背诵也是帮助极大的。此外，这种设计通常是使用在固定化的文本(fixed texts)中，对集成和传诵口传文本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方法。[29]
　　最后为Allon之第三个研究项目。[30]　他非常仔细地检验和分析《优昙婆逻狮子吼经》经文中所有的各别文句，结果发现“重复”(repetition)是经文中非常重要的文体特征(stylisticcharacteristic)。[31]　这些特征包括句子、段落、章节和固定架构(set structure)的重复。他将重复的类型分成五大类：Verbatim Repetition (VR逐字句之重复)，Repetition withMinor Modification(RMM小幅修改之重复)，Repetition with ImportantModifications(RIM重要修正之重复), Repetition of Structure Type-1(RS-1第一类架构之重复)Repetition of Structure Type-2(RS-2第二类架构之重复)，并且以字数出现多寡(word counts)的方式作为量化统计的基础。其结果显示，VR占了全经文的30%，RMM占34.5%，RIM占3.8%，RS-1和RS-2各自占了16%和2.5%。因此总计将近87%的经文其实都与重复性质有关，而逐字句之重复又是比例最高者。其他剩下13%左右的经文虽然只是出现过一次，其实它们主要为经首和经末结尾，这两部份本来即属不陌生者，因为类似的文句在很多经文中都是固定和常见的。这个研究显示，一部经中有这么高比重的重复形式，说明它也是一种用来便利记忆的设计，因为文句重复次数愈多，则它们就更容易被牢牢地记下来。
　　Mark Allon总结这三个研究时认为，不论是在“演出中以即席方式集成材料的传统”(atradition of composing material during the performance in an improvisatorymanner)，或“集成固定文本并且付诸逐字传诵的传统”(a tradition of composing fixed texts which were to be transmittedverbatim)中，前两项研究所显示的两种文体(公式、字串)都能够起著协助集成的功能，这些文体的特性对后一个传统尚且起著助于记忆的功能，以帮助经文的记忆和传诵。值得注意的是，第三项研究所显示的特性较难在第一种传统中出现，换句话说，它不见于现场创作的文献传统中，因为这种大量性重复的现象应该被理解为只是出现在固定文本中、起著记忆功能者。(p. 365)
　　以上已经将三位学者的研究成果介绍完毕，以下不揣浅陋地表达一些个人的看法作为评论。
　　4. 评论
　　首先针对Cousins的模式表达个人的看法。Cousins的论点在Gombrich和Allon的评论下已经突显出许多不足之处，其他部份其实还有可质询的地方，特别是其论证方法之不周详。第一，作为其模式所引证的例子内容有限。他举出各版本的差异点为“即席”创作的结果，然而这些差异点大多发生在人名、地名等，或者故事情节的安排和故事长短的增减，这些故事体(narrative)的内容与教义其实无重要的关联。故事体内容只是全体佛典内容或形态的其中一部份而已，其他尚包括Gombrich所提到的繁复的教理和修行方法，放眼望去诸如四谛、蕴、处、界、缘起、三十七道品等传统教义，这些内容几乎皆以Cousins自己也提及的“记忆性公式”(mnemonic formulae)存在，亦即以相当固定的方式呈现在佛典中，[32]　因此Cousins的取样是有限和偏颇的，不能代表所有佛典的特性。[33]　佛典中固定式的内容似乎还是占多数者，甚至故事情节在许多不同版本的安排中也是非常类似的，针对这点Cousins不但没有说明这些例子，更无法说明故事中具体的差异点为何必然是“即席创作”下的产物。此外，他强调故事内容可依不同情况而作长度的调整，这点在法师对弟子“说法、开示”时是适当的，在僧团内部“合诵”或严格的“集成圣典”过程时却是非常不妥当的。换言之，这是两种不同的场合，应该区分清楚。经文之集成应该是形成固定文本者，在对外场合应用时才有可能作弹性的应用；况且在外所应用的内容通常是个人的、暂时性的，按理不应该对团体所持诵的“共同母本”造成太大的影响，否则只会造成混乱。Cousins在这点似乎没有考虑到这种内外应用之严格区分。[34]　他所举出的说明偏重个体在外演出的自由性，而忽略了僧团内部对操作经文的严谨态度。第二，他推论即席式的传诵发生在早期的口传时期或第一次部派分裂以前，文本的固定化则发生在书写时期(南传上座部认为这发生在大约西元前一世纪左右)，这个观点在方法学上有值得商榷之处。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文本几乎皆为书写时期所留下来的形式，其实我们没有任何“口传的文本”留存。在逻辑上若早期的“口传文本”异于后期的“文传文本”的话，则我们如何能够用后者来代表前者呢？[35]　若两者是相同的话，亦即书写下来的文本是口传文本的抄写版，则所牵涉到的问题也非常复杂。譬如在版本校勘学上(textual criticism)我们必须先有足够的文本(或不同年代的抄本)作比较，再找出一个可还原成“早期文本”(靠近口传时期)的证据，才能确定口传文本的可能形态；理论上还必须设法找出不同时期不同的口传本来作比较，才能将比较之结果(差异点)用来证成“即席式创作”的论点。这些前提皆为Cousins所躐过，而直接将不同版本的经文当成是不同的口传本，未免也有点匆促。在以上的基础问题未厘清以前，又如何能够下定论呢？更何况我们现在的文本皆为不同部派的作品，要如何还原出部派形成以前的经文型态已经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千古难题”。这种方法学上的困难度和多处需考虑的地方笔者后文会再叙述到。第三，Cousins建议四部尼柯耶是四种演出之下的产物，虽然是颇有启发性的想法，却未见其具体的例证。基本上只要大略比对长部和中部所收录的经文，不难发现相同的内容或故事重复出现在两部中的情形，比起所有经文而言其实占的比例不大。最后，Cousins也轻视了所谓维系经文的“权威者”(authority)这个重要的主题，这点Gombrich对僧团体制所起的作用已经说明得很清楚，Cousins则认为口传文献之传统无此权威。[36]　此外，Cousins与Gombrich皆提到“四大教法”的主旨，然而同一个例子两人的诠释却有所不同。Gombrich认为在此原则下个人所创造的新经典是很难窜入的。[37]　Cousins则用此来解说“法”、“律”(dhamma,vinaya)重于“四大权威”(四种传法者)，言下之意偏向解说“法”、“律”为一种抽象式理则，而佛教是重理则者，符合“法”、“律”者即可视为佛说，不必拘泥形式，因此经文的变动是无可厚非的。不过笔者认为“法”、“律”在早期很可能也代表固定的内容，如基本教义、条规，乃至某种“经藏”和“律藏”之雏型，这些固定内容的维持很明显地需要依靠某些体制或权威，在这种可能性存在的情况下Cousins的结论是很难全盘成立的。整体而言，Cousins在提出某些重要的观念时并未完全提供充分和具体的例证，他对佛典集成的想法也稍嫌简化，因此产生一些漏洞是在所难免的。[38]
　　其次笔者对Gombrich的模式也有一点看法。其论点主要是建立在婆罗门教吠陀文献的前例上，因此值得争议之处也在于佛教与婆罗门教的差异上。基本上两者的宗教性质、理念、教法内容等之异同有很多需要讨论之处，佛教重视佛陀教法的保存，是否一定要如同婆罗门教视吠陀为“天书”一般，神圣到需一字不漏的传诵下去呢？从佛陀对语言的政策这个态度[39]　以及弟子对“佛语”(Buddhavacana)的开放性诠释法[40]　皆显示经文字句可以有弹性应用的自由(但不一定自由到可“即席式创作”)，因此Gombrich所谓的“审慎集成”不见得是吠陀式的标准，否则与事实是有些差距的。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我们无法否定流传到各部派的经文中确实存在有不少的不同点这个事实，甚至于同一部派的典籍(如长部与中部之间)也存在著差异，因此我们必须重视这么一个问题：如何来解释这些差异点的发生？若这些差异在早期就已经发生的话，则Gombrich的模式就无法完全说明这种现象。藉由这点笔者转向介绍Mark Allon在其论文结论部份所提出的看法，同时分析为何他既赞同Gombrich又不反对Cousins的理由。
　　Allon认为，即使在一个传诵固定传本的传统中，可观的变化(considerablechange)还是会发生的。[41]　他仅以一页左右的篇幅即带出以下数个造成变化的可能因素：[42]
　　一，佛教僧侣经常游方各地，传法、习法，有时居住在非常偏远的地区；加上佛教团体通常各据一方，并且由各自的长老领导，甚至于这些长老也是经常流动的，因此所谓的“中心式权威”似乎是不存在的。各地的学生，依照各地教师各自版本的传统来学习佛典，因此造成各种版本文句上差异的来源。换言之，固定式文本的精确度在权威的缺乏下难以确保，因此很不易产生一种统一式的经文。
　　二，佛教徒对“佛语”的态度提供他们穿插教义的基础。譬如他们在某个文脉中只是因为觉得相应而随意穿插了“五善法”的内容，由于佛陀在另外一种文脉下也曾经说过“五善法”因此他们觉得这样做并不违背佛说。
　　三，诸如“说一切有部”和其他部派很可能为了经文之“求新”(modernizing)或“求好”(improving)而作了文句上的增补或改变用语(例如全盘之梵语化Sanskritization)。甚至于不必带有任何教义上的理由而改变经文语句(譬如说某个动词的替换使用)，只是为了贴上自己的标签而已。
　　四，以上各种因素的综合结果。
　　以上的原因让Allon相信，佛典在佛陀涅槃以后、经文被固定化以前，应该还是经历过一翻即席式集成的阶段。然而，笔者认为，Allon所举的例子还是有些笼统，不足以证明佛典在早期没有固定文本。先谈其第二和第三点，这两点与部派分裂时期较有关，[43]　因此不能反映“早期”(部派分裂以前)。第一点也无法完全适用于最早期没有中心式权威的说法。因为佛陀时代佛陀和僧团本身就代表了一种权威，其次佛般涅槃之后第一次结集(乃至第二次结集)的传说也代表了当时一直有某种权威的存在，否则经文无法集成，因此所谓“欠缺权威”的说法最多只能推到第一次结集以后的时期。既然以上的情况都不能推回至最早期，又如何能够证明佛典的差异是来自早期呢？也就是说Allon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说明早期的文本是“不固定”且属“即席式”集成的。此外，他的说法也与其本来的推测相违背。他赞同Cousins的说法，认为固定化是发生在部派时期，而以上他所提出的经文变化的原因却显示部派时期才是变化的来源，因此产生到底部派时期是令经文“固定化”抑或“更动化”这种立场上的矛盾。Allon之论文结论处在表达以上原因、表明不反对Cousins的论点之后，于最后两句还强调：Parry-Lord模式之应用在印度语系口传文化上是颇具争议性的，因为在书写流行以前的印度(pre-literate India)，所具有的传统皆是强烈地将宗教典籍集成固定式经文而后付之逐字句传诵者。(p. 367)笔者不明白为何这点还无法让他不再坚持Cousins的立场。
　　综合以上个人的评论，我们可以归纳出整个论题焦点和所环绕的两大关键。所谓的问题焦点是：到底是Cousins的模式合理，或者是Gombrich的模式合理？抑是需要有第三种更合理的模式？所谓的两大关键为：佛典何时被固定化、何时被更动？如何解释佛典的内容差异？前一个关键所关心的问题是，要如何区分和界定所谓“固定文本”和“变化文本”所属的时期，后者则面对如何解释各版本(包括不同部派之间和同一部派内)具有差异点这个事实。针对前者，Cousins的模式建议，即席式(或者说变化式)的集成与传诵发生在第一次部派分裂以前，以后则倾向固定化。[44]　Gombrich的模式则有相反的建议，即佛典一开始是固定者，部派(或加上书写流行)之后才是变化的来源。针对后者，Cousins认为即席创作为差异点的主因。而Gombrich之“一字不变”(verbatim)的传诵模式由于无法说明差异之存在，因而只能归于部派或书写因素。笔者以为，两者的解说似乎皆有过犹不及之失，过份强调这些差异点而造成Cousins的模式(其实诸多差异大多为无关紧要者[45]　)，过度忽视差异点而造成Gombrich的模式。至此，笔者要提出一个看法，即：简单的模式不足以充分说明佛典传诵的真相，因为相关的课题牵涉到的问题非常多。譬如，佛典的传播，若按照传统的说法，曾历经了：佛陀时期→第一次结集→第二次结集→乃至第三、四次结集；加上现代学者所建议的：口传→口传+书写→文传→写本传统；再加上部派分裂→更多分裂；语言分化：各地之俗语→混合梵语或梵语化→标准梵语→翻译等等诸多因素，可以想见我们现在看到的产品已经是“历尽沧桑”者。上述每一点都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佛典的传本，综合和累积起来而造成各种差异的产生。这个漫长过程所带来的变化是十分错综复杂的，在无尚未厘清每一个重要关节以前，而妄加推论是相当不客观的。特别是要以甚么标准或证据去判断某种差异点是后期还是早期产生的？至少应该先说明差异点是由上述多种过程中那一种原因造成的，过滤之后剩下多少才是口传之特性使然。然而，另一个困难性是，口传的材料皆属早期者，愈早的材料其模糊性愈大，而实际上我们对第一次结集和其之前的史实所能够掌握的证据仍然非常有限。
　　不过，笔者并非纯怀疑论者，以下几点建议是笔者认为可以加以进行的方法：
　　1. 上述学者已经为我们提供许多基本材料和思考的方向，但是他们似乎都忽略或简化了周边的问题，因此我们在探讨口传文献的问题时应该尽可能加以考虑诸如佛教结集史、部派分裂、语言分化等的问题。
　　2. 佛典文献的材料涵盖面极广，有故事、宗教经验、教义、各种公式(formulae)、清单(lists)，乃至教团活动、僧团条规、社会层面的描述等等，不同体裁、题材的内容往往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和特性，因此我们首先应该将不同的内容有所归类，[46]　其次再针对每一种内容的性质作专门性的研究，[47]　最后再比较所有种类内容的特性，才有办法总结出一个较客观的结论。
　　3. 不论Cousins或Gombrich都借助了外来的材料来印证佛典文献，前者应用荷马史诗而后者为吠陀文献，两者皆与佛教传统有本质上的差异(差距愈大其模式愈不适用)，因此笔者建议研究佛教口传文献时理想上还是需要建立在佛教自己的材料上，如此一来所得到的成果才能更加接近佛典传承史的事实。
　　4. 上述三位学者的共同弱点是他们都不通晓古典汉语，只能靠西文片段之翻译或研究成果，因此无法真正掌握汉译阿含经类的材料。如此一来，便少了许多其他部派的讯息。只采用巴利文献的结果不仅结论不自觉的偏重南传上座部的一家说法，也无法掌握全体佛教的面貌。
　　结　语
　　以上的建议，已经可以算是本文的结论，然而，笔者最后还是想要表达一下心目中对口传文献集成的模式(虽然正式的论证需留待往后专门的研究)，即个人的想法偏向反对Cousins的模式，而倾向支持Gombrich和印顺法师两者有些不谋而合的看法：“审慎之集成而后付之记忆者”(deliberate compositions which were then committed to memory)[48]　和“佛法，……通过佛弟子的领会，实行，用定形的文句表达出来；经当时的僧伽的共同审定，成为佛教的圣典。”[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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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J. W. de Jong 的A BriefHistory of Buddhist Studies in Europe and America(1997,Tokyo: Kōsei Publishing Co.)是记载这些研究过程中最佳的著作之一，可惜他的大作只写到1990年的情形，希望后续会有类似的杰出佛教史学家为我们整理出相同的贡献，整理囊括1990年以后的研究成果。
　　[2] 其中一个探究此问题有名的研讨会即发生在1987年于荷兰来登所举行之第七届世界梵语学术研讨会，相关的论文发表于1990年：Seyfort Ruegg, D. and LambertSchmithausen, eds. Earliest Buddhism and Madhyamaka. Vol. 2 of Panelsof the VIIth World Sanskrit Conference: Kern Institute, Leiden, August 23-29,1987. Leiden: Brill。
　　[3] 这个重要的论题也曾经为世界各地杰出的学者齐集一堂讨论过，成果并且结集成三大册，费时好几年才出版完毕：Heinz Bechert, ed. The Dating of the Historical Buddha. Die Datierung des HistoriechenBuddha. (Symposien zur Buddhismusforschung, IV, 1-3), part 1 (1991), part 2 (1992), part 3 (1997)。Lance Cousins曾经为前两册写过一篇不错的书评论文： “The Dating ofthe Historical Buddha: a Review Article”, Journal of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96, n. 57-63。
　　[4] 提出此看法的学者为Gregory Schopen，其看法逐渐为学界所注意。参其论文 ‘Twoproblems in the History of Indian Buddhism: The Layman?Monk Distinction and the Doctrinesof the Transference of Merit’ 之第二节。此文原载于Studien zur Indologie und iranistik 10,(1985)9-14，后收于其书：Bones, Stones, and Buddhist Monks:Collected Papers on the Archaeology, Epigraphy, and Texts of Monastic Buddhismin India, 1997,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5] 最近几年在所谓犍陀罗地区所发现的佛教写本(可能是最早的佛教写本)可能会将阿含经类存在于世的日期推进一步，然而一方面该研究之结论尚待一段时日，另一方面最早也可能无法推回至西元前，因此这个日期离历史上佛陀存在的时代仍然有数世纪之差。参Jens Braarvig等所编辑之Buddhist Manuscripts in theSch?yen Collection, Vol. 1, Oslo: HermesPublication, 2000和Richard Salomon, AncientBuddhist Scrolls from Gandhāra: The British Library Kharo??hī Fragments,London: British Library, 1999.
　　[6] 这方面较全面和具影响力者为O. von Hinüber, K.R. Norman, R. Gombrich, L.S. Cousins和S. Collins之著作，参Allon(1997b), p. 1, n. 1。
　　[7] 例如：其中一个典型的问题特别是出现在经文版本校勘学方面，有些属于后代写本抄写上或有意或无意所造成的差异或错误，不能一律归咎于是早期经典集成时期(口传时期)所发生的。
　　[8] 其中最年轻者为Mark Allon，此学者原籍澳大利亚，然而因为其学位和论文皆在英国完成，因此亦将之暂时视为“英国学者”，意味他至少是英国教育环境下所培育出来的学者。
　　[9] 如Rupert Gethin、Steven Collins等。
　　[10] 载于Buddhist Studies, Curzon Press, 1983,pp. 1-11.
　　[11] 参看Mark Allon, 1997, p. 5之综合描述。
　　[12] 所谓四大教法为“核对正法、圣律之四大指标、忠告”(参杨郁文编注《长阿含游行经注解》，页142注527)，经文中提出凡是与“法、律”(dhamma, vinaya)相符者即得流传，否则需将之去除。这里的“四”与四种传法?说法者有关：1. 佛陀，2. 有长老、有上首之僧团，3. 是多闻者、传授阿含者、持法者、持律者、持论母者之众多长老比丘，4. 是多闻者、传授阿含者、持法者、持律者、持论母者之一位长老比丘。由此也可见到佛教中多元化的传法主体。参D II 124-6。
　　[13] 此文原先载于The Journal of Pali and Buddhist StudiesI, Nagoya, March 1988, pp. 29-46，后来收录于BuddhistForum, Vol. I, SOAS, 1990, pp. 21-30。本文所引用者为其1990年所刊出之文。
　　[14] 他的主要假设(hypothesis)为，大乘的起源或兴起与书写的使用有密切的关系。(pp. 21,29-30)
　　[15] 诸如：两者皆有偈颂与长行(散文)的文体，最古老的部份皆为赞颂诗；吠陀的赞颂诗称为sūkta，早期佛教诗集《经集》(suttanipāta)应该原本也称为sūkta，只是在中期印度雅利安语或巴利语时才转变成sutta。此外，所谓“吠檀多”(vedānta吠陀的究竟或总结=奥义书)与巴利的“经典”(suttānta)也有类似之处，因为经典中长行部份可视为“圣典的究竟或总结”。此外，《增支部》、《长老、长老尼偈》、《本生经》、《经集》之〈八章颂〉等的安排与《梨俱吠陀》十卷书中之其中六卷(ma??ala II-VII)的经文依照由短至长的安排原则非常相似。
　　[16] 后两者的佛教用例参见后文所述Mark Allon的研究。
　　[17] 例如六师外道思想之模糊和耆那教部份圣典之消失即为佛教当时之前车之鉴。
　　[18] 原论文之标题为：Some stylistic features of the prose portions of Pāli canonicalsutta texts and their mnemonic function.(Cambridge D.Phil. thesis, September 1994)此外，此论文之主要内容和结论也曾经被浓缩成一篇论文，于同年发表于牛津之Spalding symposium，并且于1997年被收录在该研讨会之论文集中：(1997a) “The oral composi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early Buddhist texts”, Indianinsights: Buddhism, Brahmanism and Bhakti. Papers from the Annual SpaldingSymposium on Indian Religion,(ed.)Sue Hamilton and Peter Connolly, London, pp. 39-61.
　　[19] 其指导教授K.R. Norman曾经为此书写了一篇书评，载于Buddhist Studies Review 15, 1(1998), pp. 101-5.
　　[20] 特别是以R. Finnegan1992年之著作为代表：Oral poetry. Its nature,significance and social context, Bloomington.
　　[21] Parry与Lord曾经针对南斯拉夫一个现存的口传史诗传统作了一些田野调查。
　　[22] 标示于本文正文之页数为Allon之书(1997b)，在某些部份笔者亦参考了其论文(1997a)之叙述，论文引用之相关出处则注明在脚注中。
　　[23] 例如J.D. Smith于1977年便发表了质疑Parry-Lord模式的一篇重要论文：“The Singer or the Song? A reassessment of Lord’s ‘oraltheory’”, Man(N.S.), 12,pp. 141-53.
　　[24] 这部份呈现在其论文之第一大项目中：Study 1: The Use of Formulas or Standard Phrases in Pāli Sutta Texts:Approach Formulas in the Dīgha-Nikāya, pp. 9-190.
　　[25] Study 2: TheProliferation of Similar Word Elements and Units of Meaning to Form Sequencesor “Strings” in the Prose Portions of Pāli Sutta Texts, the Tendency to Arrangethe Units within such Sequences According to the Number of Syllables of Each —the Waxing Syllable Principle(wsp)—andthe Sound and Metrical Similarities Integral to these Structures, pp. 191-272.
　　[26] Allon(1997a), p. 48.
　　[27] 其他的例子如：rajakatha? corakatha? mahāmattakatha?，其样式则为4+4+6；annakatha? pānakatha?vatthakatha? sayanakatha?(4+4+4+5)；gāmakatha? nigamakatha? nagarakatha? janapadakatha?(4+5+5+6)。
　　[28] 类似的研究，可参考J. Gonda于1959年对吠陀所作的探讨：Stylistic Repetition in the Veda.
　　[29] Allon(1997a), p. 49.
　　[30] Study 3:Repetition in a Pāli Sutta Text, pp. 273-363.
　　[31] 以下的讨论参Allon(1997a), pp. 51-53.
　　[32] 当我们比对不同版本的阿含?尼柯耶同一经对这些教义的说明时，会发现彼此的内容和表达方式几乎是完全相同者，其中或许有少数是具差异者，但是这些差异也不尽然是“即席创作”下而产生的结果。
　　[33] 笔者目前正在撰写的博士论文为比对《沙门果经》所提到的一个普遍出现于各处的道架构，所代表的是另一种重要的佛典内容，其性质也没有出现如Cousins所描述者，因为此道架构在各处都有相当一致的形态与内容。
　　[34] 其实，经文的应用尚需要考虑各种不同的情况，诸如：保存(preserving)、记忆(memorization)、传授(teaching)、开示(preaching)、唱诵(chanting)、集体合诵(communal recitation)等等。
　　[35] 很多现存各版本经文之差异很可能是发生在“文传时期”，而非“口传时期”，因此不能据此而断然认为一定是口传文本的产物。
　　[36] 关于“权威者”的问题Allon也似乎采用了Cousins的说法而作进一步的申论，并且可能是造成他不反对Cousins模式的原因之一，笔者会在后文再提这点。
　　[37] Gombrich, 1990, p. 27.
　　[38] 值得一提的是，Cousins在使用improvisatory一词时似乎也有误导的倾向存在。这个词在所有的英语辞典中都指与“音乐”、“戏曲”、“诗歌”之类较随意性之表演有关，似乎未见于使用在圣典中(canon)。譬如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third edition)在解说 ‘improvise’ 一词时说道(p. 781)： ‘1. to perform or make quickly frommaterials and sources available, without previous planning. 2. to perform(a poem, play,piece of music, etc.), composing as one goes alone.’ 佛典的集成很明显的不是一种随意和无计划的“歌乐表演”。
　　[39] 即他允许弟子们以各自的言词(sakāya niruttiyā)诵习佛法，反对采用标准语(chanda)的态度，参印顺法师1971年所著之《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页45-6；John Brough, “SakāyaNiruttiyā: Cauld kale het”, 收于Heinz Bechert(ed), The Language of the Earliest Buddhisttradition, 1980, G?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pp. 35-42.
　　[40] 参George D. Bond, 1982, The Word ofthe Buddha: the Tipitaka and its Interpretation in Theravada Buddhism,Colombo: Gunasena 和其论文： “Two Theravada traditions of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of the Buddha’”, Mahābodhi, 83(10-12), 1975, pp. 402-13.
　　[41] Allon, 1997b, p.366。
　　[42] 同上，pp. 366-7。
　　[43] 第二点的趋势也显示出部派的态度，因为在佛陀时代，他和其随身弟子很可能随时会纠正即使合理却不符事实的说法，因此任意穿插变得较困难。
　　[44] 主要是因为各部派随著阿毗达磨藏的成立而发展出譬如利用各种清单(lists)作为记忆方式的方法。
　　[45] 所谓无关紧要指的是诸如故事情节之轻微调动不致影响到教义的表达者。
　　[46] 至少其中一个分类法应该注意到四部尼柯耶?阿含以及传统上九分教、十二分教的体例所传达的讯息。虽然Cousins和Gombrich亦提到四部尼柯耶，前者视之为不同口传表演的结果，后者视之为同一个传统不同的背诵方式，其实都颇为粗糙，不仅没有提到上座部传统本身对四部的看法，更不用说注意到汉译文献所提到的“四部宗趣”的传说(参印顺法师，1971，《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第七章第三节，页483-88)。
　　[47] Allon的研究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范例，他针对单一种公式和一部经的经文作详尽的研究，让我们对这种体例有很深入的了解。笔者的博士论文也是朝著这种方向的一项尝试，针对一种典型的道架构和组成此架构的公式作专门的研究。笔者初步的发现(finding)也与Cousins所提到的故事体(narrative)材料的性质不相同，可以说Cousins的模式几乎不适用在道架构的公式中。此外，笔者认为更多的重点应该摆在针对单一部经和其各种不同版本的相当经(parallels)的比较研究之上。Allon的研究在广度上只能反映到南传上座部“长部系”，亦即“长部师”(Dāgha bhā?aka)一系所传诵的经典的情形而已。
　　[48] Gombrich, 1990,p. 24.
　　[49] 印顺法师，1971，页8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