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古代民族語言中語尾

新疆古代民族語言中語尾

-aṃ＞u的現象



四十五年前，在一九四四年，我用德文寫了一篇論文︰Die Unwandlung der Endung -aṃ in -o und -u im Mittelindischen (〈中世印度俗語中語尾-aṃ向-o和-u的轉變〉)，發表在德國哥廷根科學院院刊上。論文的內容，正如題目所表達的那樣，專門討論語尾-aṃ向-o和-u轉變的問題。我的論證是從公元前三世紀阿育王碑銘開始的。這是因為，一則阿育王碑銘是最古的資料，二則它又是最可靠的資料。在阿育王碑銘中，只有印度西北部的兩塊碑有語尾-aṃ變為-o的現象，其餘的都沒有。因此，我必須假設-aṃ＞-o是古代印度西北部方言俗語所獨有的現象。

根據這一條主軸線索，我的論證繼續展開。我論證晚期佉盧文銘文，Dutreuil de Rhins殘卷，新疆古代佉盧文文書——于闐俗語和尼雅俗語，用混合梵語寫成的佛典，Apabhraṃśa等。這些都屬於印度雅利安語言。在印度雅利安語言之外，作為旁支，我還極其簡略地談到了伊朗語系的于闐文和粟特文，以及屬於印歐語系西支的吐火羅文B ( 龜茲文 )。之所以極其簡略，是因為當時這方面的材料還不夠多，而且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印度雅利安語言上面。最後，經過了多方面、多角度的細緻的論證。我在上面提到的假設就成了我的結論。我又根據這個結論推測出有這樣音變現象的幾部佛經——比如Lalitavistara ( 普曜經 )、Saddharma-puṇḍarīkasūtra ( 《妙法蓮華經》 ) 等，一定會同印度西北部有某種聯繫。

從那時到現在，四十五年過去了。就我閱讀所及，我知道，有的外國學者贊成我的看法，有的就不贊成。一種新學說或者新意見提出來以後，有人贊成，有人反對；就連正確的意見得到普遍的承認，也還需要有一個過程，有時甚至曠日持久，這是世界學術史上常見的現象，毫不足怪。我就是本著這個認識，再加上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原則，隨時密切注意世界各國的同行們對我的看法的看法。經過了將近半個世紀，今天來重新檢討這個問題。贊成我的看法的，我現在不談。我只談反對我的看法的。[i]

從反對我的看法的學者中，我想舉三個例子︰一比利時，二西德，三美國。

比利時的例子我舉Étienne Lamotte, 他的代表作是 Histoire du Buddhisme Indien, des Origines á I’ Ère Śaka (《印度佛教史，自濫觴至塞種時期》， Université de Louvain, Institut Orientaliste, Louvain-la-Neuve, 1976 )。在這一本皇皇巨著中，有一節專講印度西北俗語 ( le Prākrit du Nord-ouest ) 的 ( pp. 628~632 )。在這裏，他談到阿育王Shāhbāzgaṛhi和Mānsehrā 兩座西北部的碑，談到佉盧文銘文，談到Dutreuil de Rhins殘卷的《法句經》( Dharmapada ) 等等。他也列舉了一些西北俗語的語音和語法的變化特點。但是根本沒有講到語尾-aṃ＞-o和-u的現象，好像這個現象完全不存在似的。在本書頁六四三注43中，他提到了我開頭說的那一篇論文，可見我的看法他是知道的。但為什麼又不提呢？只能有一個回答︰他反對我的看法，反對到不屑一提的程度。

德國例子我舉Heinz Bechert。他最初是贊成我的意見的。但是，時隔不過二、三年，他卻突然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又反對我的看法了。[ii]

美國例子我舉Franklin Edgerton。他是唯一的肯用全力來反對我的看法的學者，我對他表示敬意。但是，他的論證方法，我卻實在無法茍同。[iii]在他那一部同樣是皇皇巨著的 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Grammar and Dictionary, Motilal Banarsidass, Delhi Varanasi Patna Madras, Reprint 1985, vol.Ⅰ: Grammar中，在很多地方，他都談到我對-aṃ＞-o和-u的看法，都是持反對的意見。我並不認為這是壞事。每一個學者都有權發表反對意見，或者宣布自己創建的新說。不然的話，如果每個人都陳陳相因，墨守成規，不敢越雷池一步，學術決不會有進步。但是，無論是反對意見，還是正面的新說，至少在自己的論證中應該是前後一致的，決不能前後不一致，或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用一句通俗的話來說，就是必須“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否則，自己持之無故，言之不成理，如何能說服別人？Edgerton的致命處就在於他前後矛盾，前言不撘後語。這樣的例子在他的巨著中是能夠找出來的，他對於語尾-aṃ＞或-am＞-o或-u這個音變現象的看法，就屬於這一類。

我在下面按照在他的書中出現的前後順序把他對於這個音變現象的意見臚列出來︰

§1.96[iv] Edgerton說︰

語尾am或aṃ 不但是作為陽性，單數，業格和中性，單數，體格和業格，而且在其他任何地方 ( 例如aham, ayam ) BHS[v] 可以用u來取代，顯然僅限於詩歌，由於韻律的緣故m.c.[vi]。這種形態上的取代現象在§3.58中有概括的敘述。在BHS中，我認為，這個u似乎不能被看作是o的縮減[vii]，也不能認為它同o有任何聯繫。在BHS中，o取代am的現象，我們只在a-語幹陽性，單數，業格和中性，單數，體格和業格中找到極少的幾個例子 ( §8.36 )，這裏顯然似乎是由於形態變化的混亂所致 ( 體格變成業格，陽性變成中性 )。因此，這情況似乎與尼雅和于闐文書以及《俗語法句經》( Dutreuil de Rhins殘卷 ) 的西北俗語完全不同，在這裏o和u二者一般都取代語尾am ( 例子季文[viii]有綜述，參見§1.97 )。我們也在hakki俗語中 ( Pischel 351 ) 找到u取代am的現象，特別是在Apabhraṃśa中也有；Jacobi ( Sanatkumāracaritam ( Ap. ) XXVIII猶疑不決地建議把u看作是西部 Apabhraṃśa 的特點，與東部Apabhraṃśa 的 a 相對立；Tagare 可是指了出來，a 在東部 Apabhraṃśa 比在西部 Apabhraṃśa 中較為習見，u在各種 Apabhraṃśa 中都普遍能夠找到 ( 參見他所著的 Hist. Gram. Of Ap., 頁一○八，lllff.在 a- 語幹的名詞中；頁二○八，二四二和此外一些地方，在代名詞的形式中 )。根據 Tagare 的著作，我覺得，情況似乎是清楚的︰在一般的 Apabhraṃśa中，同在 BHS 中一樣，必須承認語尾 am 變為 u 的音變現象，雖然在 BHS 中，這變化只限於詩歌 m.c.。

§1.97 專門談我這篇論文，並提出了他不同意我的看法的理由。因為所提的理由都是非關鍵性的，不是要害，所以我在這裏不摘錄，也不去詳細討論。只有一點我認為還值得一提︰在Mahāvastu (《大事》) 的各種手抄本和Senart的校刊本中。語尾-aṃ常常不對頭，因為韻律在這裏要求短音，而-aṃ是長音。Edgerton推測，這些地方原來都應該以a或u取代aṃ，至於究竟是哪一個，則誰也談不清楚。

§3.58 u取代am ( ām ) Edgerton說︰

這個音變，其方言關係參閱§1.97，似乎只限於詩歌，m.c.。a-語幹的單數，業格和中性，單數，體格和業格中有大量的例證 ( §8.30；也轉入ā-語幹和加上語尾-a的原輔音語幹的單數、業格中 )。它也出現於複數、屬格取代ānāṃ的ānu上，這個ānāṃ是通過中世印度語的ānaṃ而形成的；它還出現在代名詞的複數、屬格上 ( teṣu取代teṣāṃ，等等，§21.40 )。還有ahu或hu代替aham, vayu代替vayam, ayu代替ayam (§§20.7,38；21.79 )。在Mahāvastu中絕少見；例子有aśavalu ( 手抄本 ) ⅱ.299.14和pareṣu ( pareśām ) ⅰ.286.9。

§8.30 Edgerton說︰

語尾-u見於許多書的詩歌中，在散文中沒有見到過；在Mahāvastu中似乎難以找到，在這裏它比陽性，單數，體格的同一語尾還稀見得多。人們簡直忍不住要把它看作是 ( 陽性 ) 體格用作業格，然後又傳到中性。但是，-u也用來取代其它語尾-am ( 例如，ahu代替aham；§3.58 )。因此，我們大概必須同Pischel 351和季羡林，§1.97一樣，承認這是-am，aṃ的一個語音發展。顯然，這只是由於韻律的限制m.c.。

§8.36 Edgerton說︰

陽性，單數，體格的語尾-o似乎也見於單數、業格和中性，單數，體格和業格，至少在Lalitavistara中是這樣。

§8.97 陽性、複數、業格語尾-u，Edgerton認為，這只見於詩歌中，m.c。基本上是單數、體格和業格的語尾,轉入複數。

§8.104 中性、複數、體格和業格的語尾-u,與陽性、複數、體格和業格同。

§8.125 複數、屬格的語尾-ānu。Edgerton說︰“因為-u作為- am，-aṃ ( -āṃ )的代替品[ix]( §3.58 ) 而出現，-ānu能夠代替由梵文-anām而來的中世印度語的形式。”



§9.23 ā-語幹的單數、業格的語尾-u，只見於詩歌中，與單數、體格同。



§20.7 人稱代名詞，第一人稱︰ahu, hu。Edgerton︰“只見於詩歌中，散文中沒有。”

§20.37 人稱代名詞，複數，第一人稱︰vayu。Edgerton認為，這是vayam的縮減，只見於詩歌中m.c.。

§21.40 全稱代名詞，複數，屬格的語尾-eṣu，代替-eṣām。

§21.53 全稱代名詞imu，陽性、單數、業格。

§21.54 陰性，單數，業格︰imu。

§21.55 中性，單數，體格和業格︰imu, m.c.。

§21.79 ayu代替ayam，只見於詩歌中，m.c.。



§21.85 這是一個形態變化表。我在這個表中找到︰

陽性，單數，業格︰imu

中性，單數，體格和業格︰imu, ayu

陰性，單數，業格︰imu



在Edgerton的著作中語尾-am,-aṃ,-am＞語尾-u的例子，大體上就是上述的樣子。我在這裏還要補充一點︰Edgerton還有一個說法 ( 見§1.97 )，說-o和-u不能等同 ( equivalent )，而我認為二者是能等同的。o是u的guṇa( 二合元音 )，二者只有量的不同，而沒有質的不同。二者的關係是歷史發展的聯繫，我曾列過一個表︰

阿育王碑銘 o

佉盧文碑 o

佉盧文《法句經》 o u[x]

佉盧文尼雅俗語 o u

　佛教混合梵語 u ( o極少見 )

發展線索清清楚楚。以上這種情況我在我的一篇論文中[xi]詳細闡述過，不再重複。

我們讀了Edgerton上面的敘述和解釋，能得到什麼樣的結論呢？恕我譾陋，我是什麼結論也得不出來的，我是糊塗一團，不得要領。你看，Edgerton一時說，這是由於變格 ( 體格用作業格 )；一時又說，這是由於變性 ( 陽性用作中性 )；一時又說，這是單數轉入複數；一時又想承認，這是音變。究竟是什麼呢？我看，連Edgerton自己始終也沒有弄清楚。以己之昏昏，焉能使人昭昭？我說他前後矛盾，難道不是事實嗎？他只有一件得力的武器︰m.c.，他到處使用這武器，從我上面的概述中清晰可見。他這件武器頗有一些迷惑能力，至今還有不少我見過面和沒有見過面的學者，一提到-am,-aṃ＞u這音變現象，就把這件武器祭起，而不去深究，我頗感遺憾。這問題其實是異常簡單的，我在那篇論文中論證是從阿育王碑銘開始的。眾所周知，阿育王碑銘不是詩歌，與韻律決無任何關係。只這一條就足以證明m.c.在這裏是絕對用不上的。此外，如果m.c.真起作用的話，那麼-am,-aṃ＞-a就是最簡潔了當的辦法,何必再繞一個彎子變成-u呢？總起來看，這問題並不複雜，只要承認-am,-aṃ,-ām＞-u是音變，一切疑團就都迎刃而解了。

以上所說，算是舊帳新算，應適可而止，我就不再談了，繼續談我的本題。我在上面說到，將近半個世紀以來，我隨時注意對我那一篇論文的反應。每有新書出版，只要同我所談的問題有關，我必取來仔細閱讀，拿這些新著作為標尺，來衡量我的說法，看看我閉門造的車出門能合轍到什麼程度。我並不怕有不同的意見。我時時警惕自己，要虛懷若谷，隨時準備修正錯誤。可是我所看到的新著卻只能給我的看法提供新的材料，只能增強我的信心。這真叫做毫無辦法！

我舉兩個例子。一九六二年，John Brough的新著[xii]出版以後，我認真通讀了一遍，覺得對我的看法很有幫助。我把其中-aṃ＞-o和-u的例子列成了一個表，收入我的論文《中世印度雅利安語二題——再論中世俗語語尾-aṃ＞-o, -u的問題》[xiii]中。另外把其有關-o同-u的關係的論斷收入我的論文《論梵文本〈聖勝慧到彼岸功德寶集偈〉》中[xiv]。

一九八八年出版的蔣忠新用拉丁字母轉寫的梵文本《妙法蓮華經》[xv]，有我寫的一篇序。我在這篇序中列舉了見於本經的-aṃ＞-o, -u的例證，證明H. Bechert認為《妙法蓮華經》中沒有-aṃ＞-u的現象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

所有這一些比較新出的著作，都不但沒有反駁掉我的看法，而且加強了它。也許有人會說︰“為了這樣一個小問題，你何必刺刺不休至半個世紀而不停呢？你簡直成了一隻好鬥的公雞了。”孟子說過︰“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我決不認為這是一個小問題。這個問題同佛教在印度的傳佈以及向中亞、新疆一帶的傳佈有很密切的關係，同佛教部派的分野有密切的關係，甚至同佛教大乘的起源也有密切的關係，是非弄清楚不可的。就是基於這個認識，我才長期鍥而不舍，抓住不放。

上面論證中涉及的語言，僅限於印度雅利安語。印度雅利安語以外的語言，我在一九四四年的論文中稍稍涉及。當時材料不夠充分，我僅僅能夠做到這一步。現在，這方面的資料越來越多了。這引起了我極大的興趣。我想把視野擴大一些，觀察aṃ＞u的現象不再囿於印度雅利安語。這樣對解決我上面提到的那一些分歧、那一些爭論也許會有很大的益處。這樣做，我覺得用不著旁徵博引，只需找到一本適當的書，就足夠用了。

這樣一本書我選定的是Ronald E. Emmerick的Khotanese and Tumshuqese[xvi] (《于闐文與圖木舒克文》 )。我先按照原書的順序把有關的資料條列如下︰

p.204 3.2.3.1.3.1︰

AV. Iraiiam＞Tumsh. Drainu, Khot. draiṇu

p.210 3.2.3.3.3.2.1︰

AV. azəm, OIA. aham＞Tumsh. Asu, azu, Khot. Aysu

p.210 3.2.3.3.3.2.2︰

-am＞u； āṃ＞o〪a語幹陽性、單數、業格的語尾是-u Tumsh.和Khot.皆然；Khot.ā語幹陰性、單數、業格的語尾是-o。

p.210 3.2.3.3.3.2.3︰

i語幹複數、屬格和為格AV.-īnām, OIA.-īnām＞inu

p.213 3.2.3.3.3.3.3.1︰

AV.azәm,*azam＞Tumsh. azu, Khot. aysu

p.214 3.2.3.3.3.3.3.6

（2）︰

*pitaram ( 陽性、單數、業格 cf. OIA pitaram )＞pätaru

（3）︰

*višam＞bätu

p.214 3.2.3.3.3.3.3.7︰

AV. yūžәm, OIA yūyam＞uhu; mayam＞muhu

p.217 3.2.3.4.1.2.4︰

AV. paṇtạm, OIA panthām, *pantām＞pando

p.218 3.2.3.4.1.3.1︰

a語幹變化 單數，業格balysu;複數，為格和屬格balysānu

p.218 3.2.3.4.1.3.2︰

ā語幹變化 單數,業格kantho；複數，為格和屬格kaṃthānu

p.218 3.2.3.4.1.3.3︰

i語幹變化單數，業格mulśdu；複數，為格和屬格hälśtänu

p.219 3.2.3.4.1.4︰

中性n語幹變化 複數，為格和屬格tcei’ mañinu

p.219 3.2.3.4.2.1︰

代名詞變化 人稱代名詞第一人稱，單數aysu；第二人稱，單數thu；第一人稱複數，體格buhu3, muhu；為格和屬格māvu, mānu；第二人稱，複數，體格uhu；業格uho, uhu；為格和屬格umāvu，umānu

p.219 3.2.3.4.2.2︰

在圖木舒克文中，一些代名詞與于闐文相對應，比如asu，azu；有一些又較後者為古老，比如to ( 你 )，AV. tū, 于闐文thu，可能來自體格*tuvam ( OIA. Tuvam )。

p.219 3.2.3.4.2.4︰

于闐文buhu可能來自*vūǰam, 此字來自Oiran*vayam ( AV.vāem, OIA. Vayam )

從Emmerick 的 Khotanese and Tumshuqese一書中舉出的 -am＞-u ( -ām＞-o )的例子就是這樣多。例證其實已經夠用了。因為圖木舒克文的例子較少,我再補充一點。我選的是Emmerick 的另一本書︰The Tumshuqese Karmāvācanā Text (《羯磨誦念經》)[xvii]︰

p.12 1.2︰

asu“我”，較晚的azu＝Kh. aysu.

p.12 1.5︰

śśaraṇu＜śśaraṇam

p.13 3.2︰

acchu“我走了”＜*ačyavam, O Pers. ašiyavam[xviii]

p.15 5.6︰

複數，屬格uvāsānu, retenanu

p.16 7.1︰

drainu retananu“三寶的”，複數，屬格，Kh. Drainu ratanānu

p.29 Glossary︰

to“你”

圖木舒克文和于闐文中-am＞-u, -o的例子就舉這樣多。從這些例證來看，這個音變現象決非個別現象，它的覆蓋率是相當高的，從名詞、代名詞，一直到數詞、動詞等都有。音變的跡象非常清楚，用不著多做解釋。這個現象夠令人矚目的了。

從我上面的敘述中可以看出來，過去我們的爭論只限於印度雅利安語。目光有局限，許多問題就不容易看清楚。現在，我把印度雅利安語以外的伊朗語也引了進來。我們的目光擴大了，看問題的角度增加了，這對解決我們的爭論會有很大的好處。

也許有人會懷疑︰印度雅利安語的音變同伊朗語的音變有什麼關係呢？我認為，有密切的關係。古代印度雅利安語同古代伊朗語是兄弟關係。這二者都沒有-am＞-u, -o的現象。可見這個現象是後來產生出來的。在兩方面產生的時間幾乎完全相同。這是時間問題。從地域上來看，從印度佛教向外傳播的途徑來看，有這樣音變的印度雅利安語和伊朗語同屬於從印度西北部直至中國新疆的廣大地區。這是地域問題。時與地都相同，其關係密切不是顯而易見的嗎？Emmerick在Khotanese and Tumshuqese中[xix]指出了于闐文與犍陀羅文 ( Gāndhārī )的密切關係，更可以證明這一件歷史事實。況且兩方面的音變有驚人的相似之處 ( 實際上是相同之處 )，比如複數、屬格的語尾-ānu等等，絲毫也沒有留下令人懷疑之處。只有一點稍微值得一提︰伊朗語的-ām＞-o，在印度雅利安語中不這樣明確。但這並不能影響二者的密切關係。

總之，我的結論仍然同將近半個世紀以前一樣︰-aṃ, -am,-ām＞-o, -u是音變，既不存在變格問題，也不存在變性問題。至於許多學者堅持不放的m.c.，用到圖木舒克文和于闐文上，似乎有點不倫不類了。

怎樣來解釋這個音變現象呢？我過去沒有嘗試過，別的學者也沒有。我現在想提出一個解釋。Emmerick在Khotanese and Tumshuqese中[xx]提出了一個唇音化 ( libialisation ) 問題，指的是a可以唇化為ū。-aṃ, -am, -ām＞-o, -u，是否也可以用唇音化來解釋呢？請高明指教。



　　　　　　　　　　　　　　　　　　1990年1月8日寫完



附記︰我的學生錢文忠幫我借書，提供資料。沒有他的幫助，這篇文章也許寫不出來的。



　　注 釋

[i] 一九八四年，我曾寫過一篇論文︰〈中世印度雅利安語二題〉，其中〈一再論中世俗語語尾-aṃ＞-o,-u的問題〉。下面的一些意見在這篇論文中已經有所涉及。現在談疆古代民族語言中的同一音變現象，為了敘述完整起見，不可避免地要有一點重複。上述論文見︰《原始佛教的語言問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頁86~96。

[ii] 參閱上引論文，頁87~88。

[iii] 對於這位學者我曾寫過兩篇論文來“闡述”他的看法：一篇是：〈再論原始佛教的語言問題〉，一篇是：〈論梵文本〈聖勝慧到彼岸功德寶集偈〉〉。頁16−40；後者見《文化：中國與世界》，第四輯，頁1−53。

[iv] 按照Edgerton書中原有的標號，下同。

[v] Edgerton, 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 佛教混合梵文 ) 之縮寫，下同。

[vi] Metri Causa之縮寫。意思是，詩律要求是短音，而aṃ或am都是長音，所以才變為短音u。

[vii] u的guṇa ( 二合元音 ) 是o。o變為u，就是從量上來說縮減了。

[viii] 指的是本文開頭時提到的那一篇論文。

[ix] 原文是reduction ( 縮減 )，意思是長音節縮為短音節。

[x] 參看John Brough, The Gāndhārī Dharmapad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xi] 〈論梵文本〈聖勝慧到彼岸功德寶集偈〉〉，見《文化︰中國與世界》，第四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8年。

[xii] 見上面注10。

[xiii] 見《原始佛教的語言問題》。

[xiv] 見上面注3。

[xv]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xvi] 見Compendium Linguarum Iranicarum, Wiesbaden 1989, Dr. Ludwig Reichert Verlag, 3, pp.204−229。

[xvii]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und der Literatur, Abhandlungen der Geistes- und Sozialwissenchaft-lichen Klasse, Jahrgang, 1985, Nr. 2.

[xviii] 參閱Herbert Härtel, Karmāvacanā, Sanskrittexte aus den turfanfunden Ⅲ, 1956, Akademie Verlag, Berlin S.25 231 R 2 1, 2, 5都作gato. 231a 3 2也作gato。

[xix] P.228 3.2.3.4.7.4.1。

[xx] p.211 3.2.3.3.3.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