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马寺与元朝帝师关系述略

白马寺与元朝帝师关系述略
　　来源：西藏研究　　作者：朱丽霞
　　［关键词］白马寺；元朝；帝师；关系
　　［摘要］白马寺是汉传佛教史上的第一座寺院，对汉地佛教有着标志性的意义。靖康年间，由于金人的劫掠焚烧，白马寺被破坏殆尽。元代重修白马寺以及白马寺最终得到1600顷土地田产，都是在当时的帝师八思巴和胆巴上师的支持下完成的，充分体现了当时藏汉佛教水乳交融的和谐局面。除此外，白马寺的其他寺主和嗣法弟子也和其他几任帝师有不同程度的关系，这也是元代各民族文化间密切交流的结果。
　　［中图分类号］B94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0003（2008）02－059－06
　　洛阳白马寺作为汉地佛教的“祖庭”、“释源”，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据重要的位置。而帝师则是元代对西藏萨迦派的昆氏家族及该派其他僧人最尊崇的一个封号，也是当时最高的僧职，因为帝师总领宣政院，掌管全国佛教及吐蕃事务。帝师虽为藏族僧人，但是，他们对汉地佛教的发展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元代白马寺的重修以及白马寺中许多的名僧，都和当时的几任帝师有着不同程度的关系。
　　一般认为白马寺是中国汉地第一座寺院，创建于汉明帝时期。《洛阳伽蓝记》中说：“白马寺，汉明帝所立也，佛入中国之始。”这座古老的寺院，随着中国历史上的战乱硝烟，也时兴时废，经历了不同时代的’风雨洗刷。如在东汉末年的战乱、西晋的“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东魏“侯景之乱”、唐代的“安史之乱”中，白马寺都遭到过严重的毁坏。与中国其他古老的寺院一样，白马寺在毁坏与重修之间，延续着自己上千年的历史。到元代之前，白马寺遭到的最严重的毁坏是在宋钦宗靖康年间（1126年），由于金人的劫掠焚烧，到金大定十五年（1175年），“寺与浮图俱废。唯留余址，鞠为瓦子堆、茂草场者，今五十载矣。”［1］金代对白马寺曾有过小规模的修建活动，但主要重修的是寺中的释迦舍利塔。到元朝初年，僧人英山主曾谋修白马寺，但独力难支。此后，到白马寺的主持龙川行育时（？～1293年），白马寺大规模的重修活动终于成行。
　　按照《龙川和尚塔志》记载，行育是“女真人，姓纳合氏。得度于宝应秀，受业于永安柔。量宇弘远，识鉴高明。因辩謇缁黄，世祖皇帝赐赤僧伽梨，加扶宗弘教大师之号。江南皈命，诏令总摄江淮诸路僧事。帝师拔思八甚器重之，一时贤贵，如太保刘文贞公之辈，皆引为友辅。”“宝应秀”就是金、元时期的名僧万松行秀；“永安柔”是华严宗名僧善柔。道士戴黄冠，僧人穿缁衣，所以一般合称缁黄，“辩謇缁黄”，是指他参与了蒙元时期的佛道辩论。在此次辩论中，因为龙川表现突出，所以元世祖赐其红色的僧衣，并封其为“扶宗弘教大师”。元朝攻下南宋后，令他“总摄江淮诸路僧事”。
　　龙川以深受元朝的第一任帝师八思巴的器重而闻名，他和八思巴结缘就是在至元间的僧道辩论中。此次围绕着《老子化胡经》展开的辩论，不仅龙川行育参加了，八思巴也参加了。《帝师行状》中记载：“戊午，师二十岁，释道订正化胡经。宪宗皇帝诏师剖析是非，道不能答，自弃其学，上大悦。”［2］可见，八思巴在这次辩伪活动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具体而言，据《至元辩伪录》记载，在论争中，当道士在回答僧人所问的“佛是何意”出现错误时：
　　道者又持《史记》诸书以进，欲出多说侥幸取胜。帝师板的达发合思八曰：“此是何书？”道曰：“前代帝王之书。”上曰：“汝今持论教法，何用攀援前代帝王。”帝师曰：“我天竺亦有此书。汝闻之乎？”对曰：“未也。”帝师曰：“我为汝说，天竺频婆罗王赞佛偈曰：‘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世间所有我尽见，一切无有如佛者。’当其说是语时，老子安在？”道不能对。帝师又问：“汝《史记》有化胡之说否？”曰：“无。”又问：“老子所传何经？”曰：“《道德经》。”曰：“此外更有何经？”曰：“无。”曰：“《道德经》中有化胡事否？”曰：“无。”帝师曰：“《史记》中既无，《道德经》中又无，其为伪妄明矣！”道者辞屈。尚书姚枢日：“道者负矣。”上命如约行罚，遣近臣脱欢将道者樊志应等十有七人，诣龙光寺削发为僧。焚伪经四十五部，天下佛寺为道流所据者二百三十七区，至是悉命归之。［3］
　　从这段记载来看，八思巴在“至元辩伪”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八思巴在辩伪活动结束后，还特意写下了《调伏外道大师记》来记载这件事。当时的八思巴是国师，辩论的主持者则是后来的元世祖忽必烈。根据各方面的记载，行育在这次辩论中也有突出的表现，这引起了八思巴的注意和重视。按照遗留下来的碑刻资料，行育受封为“扶宗弘教大师”是受到了八思巴的举荐。现在留存下来的、嵌于白马寺上僧院西院壁间的“七古诗”明确地记载了这中间的前因后果。该诗说：
　　龙川大士僧中雄，名响夙昔闻天聪。诏命殿上坐持论，慈音涌出琉璃筒。众流截断具真见，有敌不敢当机锋。帝师欢喜上奏请，赐号弘教扶其宗。［4］
　　到至元七年（1270年），八思巴被封为帝师、大宝法王后，他“集郡国教释诸僧，登坛演法”。［5］期间，八思巴询问众人汉地佛法传入中国始于何时、首先在哪一个寺庙出现时，在座的行育便以汉明帝“永平求法”的事情回复，这中间自然要提到汉明帝修建的白马寺，借此机会，行育提出重建白马寺的请求。八思巴“嘉纳”，并将行育的请求上奏元世祖，世祖下令让行育总理修寺事务。这样，在帝师八思巴的干预下，白马寺重建工程得以启动。但是，工程进行得并不顺利，寺院在重修之初所需的费用主要来自于各方的布施，这显然是杯水车薪，所以“涛更岁龠而未睹成效”。［6］八思巴听说以后，便让胆巴上师监理其事。
　　胆巴（1230～1303年）在藏文史料中名不见经传，但在汉文史料里则有长篇累牍的记载。《佛祖历代通载》、《续释氏稽古略》、《元史·释老传》等都有他的传记。胆巴虽然并未位列元代的14位帝师之中，但在皇庆年间（1312～1313年），元仁宗追封他为“大觉普惠广照无上胆巴帝师”。
　　胆巴是朵甘思的旦麻人（即今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人）。他幼年丧父，由叔父抚养。9岁时，便能很流利地背诵一些梵咒；12岁时，对经咒坛法也能通达；24岁时讲演《大喜乐本续》，四众悦服。以后到西天竺国参礼大德古达麻室利，尽得其传。胆巴从西天竺学成归来后，就住在家乡旦麻。大约在1268年，八思巴由萨迦返回大都途径旦麻时，将胆巴一同带归大都，推荐给忽必烈。忽必烈命他住在五台山寿宁寺，“时怀孟大旱，世祖命祷之，立雨。又尝咒食投龙湫，顷之奇花异果上尊涌出波面，取以上进，世祖大悦”（《元史·释老传》）。胆巴修摩诃葛刺神（大黑天）有神验，据《佛祖通载》记载，胆巴在元朝向南宋用兵之际，曾祷于摩诃葛刺神，阴助兵事。
　　至元末年，因为不容于当时的宰相桑哥，胆巴请求西归，不久又被召还，贬至潮州。后被召还。“元贞间，海都犯西番界，成宗命祷于摩诃葛刺神，已而捷书果至；又为成宗祷疾，遄愈，赐予甚厚，且诏分御前校尉十人为之导从。成宗北巡，命胆巴以象舆前导。过云州，语诸弟子日：‘此地有灵怪，恐惊乘舆，当密持神咒以厌之。’未几，风雨大至，众感震惧，惟幄殿无虞，复赐碧钿杯一。”（《元史·释老传》）
　　成宗刚刚即位时，胆巴奏请蠲免僧道税粮，得到许可。大德七年（1303年）夏，胆巴在上都圆寂，时年74岁。
　　值得注意的是波斯人拉施特撰写的《史集》也记载了胆巴的事迹，足见其在朝廷中影响之大：
　　在忽必烈合罕时代末期，有两个吐蕃喇嘛，一个名为胆巴，另一个名为兰巴。喇嘛胆巴有两颗很长的门牙，所以他的［两］唇合不拢。他们住在名为……的合罕本人的庙中。他们乃是亲属，［得到］合罕的极大信任和重视。喇嘛们和他们的氏族均出自吐蕃的君主。虽然也有很多出自汉人、印度人和其他人中的喇嘛，但对吐蕃人更为信任。还有另外一个喇嘛，一个客失米儿人，他名为迦鲁纳答思，也受到信任。铁穆耳合罕和从前一样相信他。那两个吐蕃喇嘛常发号施令。他们派了自己的懂得医术的那可儿们去监视合罕，要他们不让合罕多饮食。如果他们不能对此加以阻止时，他们有两块联在一起的小木板。他们用一块敲打另一块，于是就发出了木头撞击木头的声音。合罕开始小心起来，并限制自己的饮食。他们的话有很大的份量。［7］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胆巴等人还充当着元代帝王的保健医生的角色。关于胆巴，该书在元成宗的相关记载中再次详细提及，在此不再赘述。总之，胆巴是这部著作中描写最详细的藏族僧人了，可见他在当时的社会影响是很大的。
　　八思巴让胆巴督造白马寺的目的，恐怕就是想借助胆巴的社会影响，快速推进这件事。胆巴上书请求以大护国仁王寺的田租作为兴修白马寺的工程费用，得到批准。大护国仁王寺是由忽必烈的察必皇后（昭睿顺圣皇后）下令修建的皇家寺庙，也是元朝最大和最重要的寺庙，据《日下旧闻考》记载，当时有殿宇175间，房舍2065间，且精美绝伦，“其严好若天宫内苑移下人间”。［8］大护国仁王寺的田产也很多，《日下旧闻考》卷九十八引《程雪楼文集·大护国仁王寺恒产碑》记载，当时该寺在全国拥有土地63000余顷，并广有人户、林木、矿冶，寺产之巨实为罕见。能将这样一座寺院的寺属田产（只是怀、孟六县）的田租用来推进白马寺的重建，也只有胆巴这样为朝廷器重的藏族僧人才能办到。除此之外，当时的东宫太子真金也出资相助。真金是八思巴的弟子，八思巴特意作《彰所知论》为其讲述佛法。真金出资重建白马寺，与八思巴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这样，依靠八思巴和胆巴的支持，白马寺的修建工程大规模地展开。到大德四年（1300年），白马寺完工，前后历经20余年。重建的白马寺“殿九楹，法堂五楹，前三其门，傍翼以阁，云房精舍，斋庖库厩，以次完具，位置尊严，绘塑精妙，盖与都城万安、兴教、仁王三大刹比绩焉。”［9］“其精巧臻极，咸日希有”。［10］此时的白马寺被认为可以和元代京城著名的万安寺、兴教寺、大仁王护国寺相比肩，可见其在规模、气势方面非同一般了。
　　白马寺重建后，大护国仁王寺欲收回寺院田租的使用权。此时，行育已经圆寂，继任白马寺寺主的是仲华文才（1241～1302年）。文才即遣僧人对胆巴日：“转经颂禧，寺所以来众僧也。有寺无田，众安仰？”［11］胆巴便让宣政院官员达什爱满等上奏，将大护国仁王寺借与白马寺田租的土地赏赐给白马寺，并且成宗还敕有司世世勿夺，实际上成为白马寺的恒产。
　　被赏赐给白马寺的为大护国仁王寺在怀、孟六县的水陆田产，这怀、孟六县具体指的是怀庆路所领的河内、修武、武陟、河阳、济源、温县，共有田地1600顷，这笔田产划归白马寺，对白马寺的发展至关重要。胆巴能促成这件事，这也跟他当时的身份有关。因为在元贞乙末四月（1295年），胆巴“奉诏前往大护国仁王寺，敕太府具驾前依仗，百官护送。”［12］所以，此时胆巴是住在大护国仁王寺，以他的身份地位，完全可以主持大护国仁王寺的事务。也许正是这种特殊的身份，才使得大护国仁王寺的田产顺利地划归在白马寺的名下。
　　此外，大护国仁王寺是当时一座和藏族僧人关系密切的寺院。八思巴在至元十七年（1280年）圆寂后，元廷在大护国仁王寺内建大塔，奉藏真身舍利。胆巴去世后，元成宗赐沉香及檀香木等火化遗体，并命送其舍利至大都，于大护国仁王寺庆安塔中供放。因此，用大护国仁王寺的田租修建白马寺，直至最后将这些田产赐给白马寺，这在元代本身就是藏汉佛寺以及藏汉佛教互相交融的一个典范。
　　八思巴和胆巴在白马寺重建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使得当时的白马寺僧众甚为感激，所以流传下来的石碑、塔铭，如《龙川和尚遗嘱记》、《大元重修释源大白马寺赐田功德碑》、《扶宗弘教大师奉诏修白马寺纪实》、《龙川和尚塔志》中对他们皆有记载。
　　行育圆寂后，继任的仲华文才也是元朝的名僧。《佛祖通载》、《五台山志》、《大明高僧传》、《补续高僧传》等中都有他的传记。他是清水（今甘肃秦川）人，俗姓杨，名文才，字仲华。少性敏慧，古今《坟》、《典》史籍，无不精究，对于宋明性理之学，尤为精通。文词雅好，善吟咏。自受具足戒后，遍游讲肆，尽得华严宗之学。著有《华严悬谈详略》五卷、《肇论略疏》三卷、《惠灯集》二卷，“皆内据佛经外援儒老，托譬取类，其辞质而不华，简而诣，取其达而已。”［13］他最初隐居在成纪（今甘肃天水），以松树筑室，故人称“松堂”和尚。
　　龙川圆寂后，白马寺寺主空缺。河南僧录、宗密圆融大师慧觉推荐文才，元世祖特降旨，命主洛阳白马寺，为释源宗主（元代白马寺住持的特有封号）。文才率其属下，秉承龙川遗命于元贞二年（1296年）在白马寺大殿塑五尊佛、菩萨像，在山门塑四天王像，白马寺在文才任寺主时，修建工作最终得以完成。文才主白马寺，声名渐隆，天下学僧多辐辏其门下。
　　时值元成宗在五台山建成大万圣桔国寺，成宗认为作为名山大寺，非天下之名僧不能主持之，所以下诏让当时的帝师迦罗斯巴负责人选。这里的迦罗斯巴在汉藏史籍帝师中没有确切对应的译名。《五台山志》卷五中，将万圣榷国寺的创建年代定在元贞二年（1296年），但这实际上是成宗敕建的时间。《佛祖通载》中记载文才作为大万圣禧国寺的寺主岁余，在大德六年（1302年）回洛阳的途中圆寂。所以帝师迦罗斯巴应该是在这期间（1296～1302年）的帝师。符合这一条件的就是第五任帝师扎巴俄色，《元史·释老传》里写作乞刺斯斡节儿）。他曾作过八思巴的管庙长老，后来又作了第三任帝师的侍从。从1291年起，他先后为世祖和成宗两朝的帝师，在成宗朝很受恩宠，“成宗特造宝玉五方佛冠赐之。元贞元年，又更赐双龙盘钮白玉印，文曰‘大元帝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14］1303年圆寂。而且其藏文名字（扎巴），按照元代对藏文的拼写方法，很容易被译为迦罗斯巴。
　　就在帝师迦罗斯巴物色人选之时，恰逢文才从洛阳前往谒见帝师，帝师“喜曰：‘佑国寺得其人矣！’”在帝师的推荐下，成宗下诏文才以释源宗主兼居佑国寺。文才曾在帝师面前对此有推辞之意，帝师劝之曰：“此上命也，上于此事用心至焉，非女其谁与居？此吾教所系，女其勉之。”［15］可见，迦罗斯巴对他十分看重，将他视为天下名僧之冠。大约在此前后，成宗赐其为“真觉国师”。
　　另外一个和帝师有间接关系的就是法洪。法洪（1272～1344年）是陇西巩昌府成州（今甘肃渭川）人，俗姓刘。他在12岁时入成州兴化寺剃度为僧，20岁受具足戒后，出外游学参访，到洛阳时仲华文才主洛阳白马寺。文才见其秉赋非同寻常，就留侍左右，尽传其学。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宗密圆融大师慧觉卒，经过宣政院呈的奏请，仁宗下旨让他住持白马寺，不久，赐号释源宗主。1321年，英宗即位后，下诏各路立帝师殿，纪念八思巴。并追谥八思巴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祜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班弥怛拔思发”。同年，敕建帝师殿碑，碑文就是由当时的光禄大夫大司徒大永福寺住持释源宗主法洪撰写的。因为各路都立有帝师殿，所以碑文中对帝师八思巴的生平记述及评价必须是十分准确的、并且带有官方性质的。英宗让法洪来撰写这一碑文，至少传递出这样两个信息：一是朝廷十分器重法洪的才识；二是法洪对八思巴的事迹十分熟悉。这一碑文被全文收在《佛祖通载》中，进一步说明汉藏僧人在元代水乳交融的关系和汉藏佛教之间的密切联系。
　　与法洪大约同时的弘教大师慧印（1270～1337年），也和白马寺及当时的帝师都有关系。慧印，俗姓张，为关西人。他也是元代较为著名的僧人之一，《补续高僧传》和《五台山志》中皆有其传记。慧印少攻儒典，长习佛书。对华严、唯识、律宗、因明等均有涉猎，并且在唯识一学上颇有造诣。其华严学就是跟随白马寺大慧国师所习，因此也是白马寺的法嗣弟子。“及归山，上赐紫衣香药，遣旌幢，送至台山万圣祜国寺，以主法席。”所以，非常巧合的是慧印继文才之后，成为万圣袼国寺的住持。而且，慧印还在至治元年（1321年），“从帝师受秘密之诀”，［16］也就是跟随帝师习学藏传佛教密法。此时的帝师是第八任帝师贡噶罗追坚赞贝桑波，《元史·释老传》中写作公哥罗古罗思监藏班藏卜）。他于1299年出生，从小聪慧过人，对所阅读的经典能过目不忘，9岁时就能背诵《喜金刚续第二品》。11岁被迎人大都，仁宗即位后，任命其为帝师，当时年仅16岁。对整个萨迦派而言，他做的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就是将整个教派划分成4个拉章，分给他的异母弟弟。每个拉章又各有自己的座主，父子相承，汶实际上削弱了萨迦派的势力。
　　所以，元代白马寺的寺主以及法嗣弟子不仅和几代帝师关系密切，而且还有部分人也修习密法，这也包括在文才之后出任寺主的慧觉（？～1313年），他被元世祖赐号为“宗密圆融大师”。慧觉是姑臧人（今甘肃武威），出家后因为当时的西北一带信奉密乘，所以慧觉也是深得其道。他后来拜在文才的门下，又尽得其华严学真传，是一个显密兼修的人物。
　　综上所述，元代白马寺从各个方面和当时的几任帝师发生了深刻的关系，这体现了元代汉藏两族僧人在佛教文化交流方面开放的心态，这是元代民族大融合的结果，也体现了元代汉藏佛教间密切的联系。
　　［参考文献］
　　［1］重修释迦舍利塔记［A］．洛阳市志第十五卷［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66．
　　［2］（元）释念常撰．佛祖通载［M］．南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384．
　　［3］见注［2］：386．
　　［4］见注［1］：67．
　　［5］大元重修释源大白马寺赐田功德之碑［A］．洛阳市志第十五卷［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70．
　　［6］同注［5］．
　　［7］［波斯］拉施特主编．史集［M］．于大钧、周建奇译．（第二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356～357．
　　［8］见注［2］：417．
　　［9］同注［5］．
　　［10］龙川和尚遗嘱记［A］．洛阳市志第十五卷［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68．
　　［11］同注［10］．
　　［12］同注［8］．
　　［13］见注［2］：415．
　　［14］元史·释老传［A］．元史［M］：卷二百二．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76：4518～4519．
　　［15］同注［13］．
　　［16］（明）释镇澄．清凉山志［M］：卷三．南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22．
　　［收稿日期］2007—11—17
　　［基金项目］本文为2007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河南佛教史”（项目号：2007CZX005）成果。
　　［作者简介］朱丽霞（1970—），女，甘肃镇原人，哲学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佛教哲学及藏传佛教史研究。（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