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僧传英译本绪言（二）

宋高僧传英译本绪言（二）
　　果儒 译
　　二、义解篇
　　从七世纪到十世纪间，由于大量新译经典的刺激，中国佛教思想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新思潮。其间，某些人的最大愿望是去阐明、弘扬佛家的义理。而当时大部分知性活动的场所，正是佛教的寺院。（义解篇）所记载的高僧，即是在当时各种不同佛教思想中杰出的僧侣。当时流行的佛家义理有唯识、天台、华严和阿毗达磨的注释等等。各家义理均有其来自印度的特定经典，而这时期义解僧所注释的正是这些经典。而各家义理亦各自发展、运用其专有的辞汇，且各有其祖师。
　　现代学者一直探讨如下诸端：（1）唯识、天台、华严等诸家义理的范畴，其独特性的程度如何；（2）诸家义理彼此互相借用他宗的理念，其借用的范围如何；（3）各家义理各自发展出一套自己的行门，其发展的程度如何：（4）僧侣们参与同一行门的人数多寡；（5）各家义理中法脉相承的重要性；（6）一般僧众认同某特定法脉的程度如何。以上诸端是相当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学者们有待采究的主题。一般说来，唐朝的僧侣是很能包容异己的，只有少数僧众会固守严格的教条。而此时研习经典的僧侣，是在不同的法师处受教、学习的。
　　（义解篇）中的某些僧侣，是不属于任何宗派或任何一家义理的。而佛教僧侣的专长，也不限于佛家义理，以一行法师为例，他的最大贡献不是在佛教思想——虽然他的作品在这方面是很重要的；而他是以在中国历法上的贡献为人所知，一行这方面的成就，在他的传记中受到充分的注意。
　　在（义解篇）的传记中，读者们会发现唐朝佛教波澜壮阔的特色。除了中国的僧侣外，中亚和韩国的僧侣也对中国佛教思想大有贡献。唐朝时，当中国佛教、中国文化对日本、韩国、越南发挥巨大影响时，从这些国家来华的僧侣，在比较上对中国佛教似乎较无影响力。
　　如同（译经篇）的传记，只提及译经僧翻译的经过、过程；同样的，（义解篇）的焦点不在于僧侣的思想如何，而在于他们的著作，只是传中并未讨论他们的著作的内容。（义解篇）的僧传，著重于某些观念和注疏产生的背景，而最重要的是，这些传记所记载的高僧，都是勤学、博识的义解僧。
　　三、习禅篇
　　禅是“禅那”的缩写，是梵文dhyana的中文音译，意指“静虑”。在前两部的僧传中，（习禅篇）的僧侣乃以习于禅修而知名。然而，在《宋高僧传》的（习禅篇）僧侣们与禅宗有了关联，却未必以禅修者而知名。（习禅篇）的特色之一是：僧侣们强调法脉和禅旨的观念。禅旨乃祖祖相传，由一位祖师传给另一位祖师。在《宋高僧传》被编纂时，人们已普遍的认为：“禅旨”是印度的菩提达磨于五世纪时，传入中国的。菩提达磨授与慧可，慧可授僧粲，僧粲传给道信，道信传给弘忍，弘忍的传记是本篇的第一个传记。
　　禅宗后来分成不同的支派。例如，牛头宗被认为是源于道信的一位弟子。最重要的是：据说，弘忍的两位弟子在一次戏剧性的写偈事件之后，而开始有了南宗禅和北宗禅之分，他们弘扬完全不同的禅法。唐末，南宗禅又分成不同的宗派，这些声势壮大的宗派，弘扬所谓的顿悟法门，反对研读经典及禅修。这是传统禅宗史的观点，从宋初到二十世纪的今天，禅宗史一直持此观点。
　　这个世纪，由抄许多资料的发现，学者们不断的揭穿、订正禅宗史的说法。早期禅宗史的法脉之所以被编造，是为了给后来的人物提供传承的根据。而今，大部分的学者同意：历史上的菩提达磨对禅宗几无影响，讨论禅宗只能从道信开始。同样地，在道信去世许久之后，牛头宗的法脉和道信之间的关联，也被编造了。
　　学者们进一步的讨论：禅修是否有其独特的形式；学者们也一直在采究：禅师们从事各种不同禅那的程度如何，包括禅那本身、仪轨和经典的注释。禅宗是难以捉摸的，而讨论各种不同的禅和禅修，可能是一种错误，——如同去编造某些人物为一个祖祖相承的宗派一样，犯同样的错误。
　　（习禅篇）的传记在历史上是正确的，如果不顾这些传记的内容，而一味的说：慧能如何初遇五祖弘忍；安禄山之乱时，神会如何展露头角；百丈怀海如何大胆的提出新的僧规。这些说法是戏剧性的、引人注目的禅宗史的记载。这些记载掌握了中国读者的想像力长达几个世纪之久。
　　四、明律篇
　　（明律篇）的律，指僧侣的戒律(梵文为vinaya)。据说，在印度，佛教僧团最早的分裂，即是因为戒律上的争论而引起的。几世纪后，不同的部派发展出不同的戒律。戒律所函盖的范围，包括从穿在脚上的鞋子，饮食起居，乃至重大的违犯，如行淫等。许多基本的戒条，以轶事的形式被记载下来，记载何时、那位僧侣行为如何、佛陀如何处理对治这些僧众的行为。
　　五世纪初，有四部戒律先后被译为中文，这四部律在中国僧侣的日常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几世纪以来，印度的不同部派所成立的戒律，一时之间，全部套在中国僧侣身上。为了筛选、厘清这些卷帙浩繁，而往往互相矛盾的戒律，很快地，注释戒律的律疏便应需要而产生了。这些注释戒律的工作，吸引了唐朝一些优秀的僧侣投入其中。
　　如同在印度一般，戒律的诠释，经常是中国僧侣争论的主题。他们争论：有关法藏部的新旧律疏，由于争论得难分难解，最后，在七七八年，唐太宗不得不调停这次的争论，唐太宗召集一些优秀的律师至宫中，以编纂一部折衷的律疏。然而，太宗的调停，并未解决这次的争论，而这部折衷的律疏也未被颁行。——有关这次的争论，记载在如净的传记中。
　　由于精通律学之不易，所以许多专研律学之僧侣，反而以他们的诗作及其他佛学论著而知名于世。清江和灵澈即是其中两个典型的例子。
　　（明律篇）的僧传，如同《宋高僧传》的其他篇一般，是引用不同的资料。例如，虽然文纲律师的碑文已经湮灭，由抄文纲传中华丽的文体，充满了典故和夸饰，加上传末一段碑文的引文，——这些告诉我们：《宋高僧传》的这些资料是引用自一篇碑文。另外，道宣的传记似乎是由许多资料凑合而成的（包括一些感通故事）。本篇的第一个传记是道宣传，传中的道宣是个有杰出才华的高僧，他的传记也可以放在（义解篇）、（护法篇）或（感通篇）里。（待续）
　　摘自《十方》19卷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