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回和本续》题记译考

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回和本续》题记译考
　　来源：西藏研究　　作者：孙冒盛
　　［内容摘要］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等7册佛经是西夏僧人直接从藏文本翻译成西夏文的，每册佛经卷首题记记载了这些佛经的著者、传者、译者及其称号。本文对这些题记进行了详细的释读，所涉及的吐蕃人名尽可能检索到其在藏文文献中的对应名字，涉及的称号也进行了力所能及的阐释。从而认为，西夏人在翻译吐蕃人名时采用音译或音译与意译相结合的方法，同时认为其中几册佛经为藏传佛教噶举派僧人的著作，它们均是西夏后期由吐蕃僧人传入西夏的。
　　［关键词］西夏文；佛经；题记；翻译；藏传佛教；吐蕃人名；西夏
　　［中国图书分类号］B9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0003（2004）－02－066－07
　　现存西夏文佛经中有不少是从藏文本直接翻译过来的。这些佛经有的是天竺高僧所著，吐蕃译师译成藏文；有的佛经则是吐蕃高僧对佛陀教义所作的论述和注疏，然后再由西夏僧人或吐蕃僧人译成西夏文，并流行于西夏国中。对于这些译自藏文的西夏佛经内容很少有人研究，甚至这些佛经的翻译者、传播者、乃至著者等更是知之甚少。即使知道个别佛经的译者、传者，也是只知其西夏语名而不知其在藏文中与谁对应。究其原因，正如专家所言：一是限于当前学界的西夏文字识读水平；二是当年西夏人的翻译习惯与我们现在相差很远。①本文是以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等几册佛经题记为例，试图对涉及到的几位吐蕃僧人及其称号进行翻译并对相关内容作一简单考释。
　　在翻译过程中，特别是对于西夏语人名的翻译，笔者未采用专家们常用的意译的方法，而是采用以音译为主、音译与意译合壁为辅的方式，来解读这几位吐蕃僧人及题记相关内容。这样一旦知道了佛经的著者和译者，就为我们下一步寻找《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的藏文原本创造了条件。
　　一、题记的翻译与考释
　　《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等经是1991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位于贺兰山腹地的一座西夏佛塔进行清理发掘时出土的，共9册，②其中7册的卷首各有三行题记。这7册佛经分别为《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以下简称《本续》）第三、四、五卷，以及《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之要文》（以下简称《要文》）、《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之广义文下半》（以下简称《广义文》）和《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之解生喜解疏》（以下简称《解疏》）第一、五卷。题记记载的是佛经的著、传、译者的人名及称号等，按内容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本续》第三、四、五卷3册，此3册佛经题记内容相同，均为（文中的第一行是西夏文题记录文，对应的第二行国际音标为西夏文字的拟音，对应的第三行是它们的汉语译文）：
　　另一种是《要文》、《广义文》和《解疏》第一、五卷，这4册佛经题记内容一致，为：
　　下面对上述两种题记遂句进行考释：
　　“西天”：吐蕃时期的西天指古代印度和克什米尔一带。
　　“班迷怛”是梵语“pandita"的西夏文音译，也常译为班智达，意为大学问家，是博通五种学问即五明（因明、内明、声明、工巧明、医方明）人的称号。宋代，许多印度和克什米尔高僧不仅在吐蕃传法，也有僧人到西夏弘法。如西夏汉文佛经《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胜相顶尊总持》等经的发愿文记载有天竺大般弥怛拶也阿难捺在西夏传法，被尊为五明显密国师，并担任西夏在家功德司正的职务。④
　　“迦耶达惹”：西夏文读作gja ja dja riar，他就是众多藏文文献中记载的僧人“ga－ya－dha－ra”的西夏语音译，今天的藏学家多译成迦耶达罗或迦耶达惹。迦耶达罗是迦湿弥罗高僧，⑤别号红毯衣人或称云力论师，是吉祥护法的再传弟子。他曾三次来西藏，第一次在癸未年（1043年），后圆寂于卡热堆浦。⑥
　　“上座”：西夏文直译为“前面”，这里可能有上座或座前之意。
　　“中国”：在黑水城出土的许多西夏文佛教文献的作者、译者题款前多冠有“中国”二字。它不是指中原王朝，其具体指什么，不同专家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中国”二字是专指吐蕃民族，原因是凡在作者、译者前冠有“中国”的人均是吐蕃人；⑦也有专家认为它是指西夏，原因是北宋亡后，西夏更是以中原王统的正统自居，另一方面由于西夏王朝统治下的地区有许多汉人，这些人也习惯于称自己所在的国家为中国。在西夏人的地理观念中，西夏东面是宋朝，北面是辽、金、蒙古，西面是回鹘，南面是吐蕃，而西夏是居于天下的中心，所以西夏人称自已是中国。⑧笔者以为这两种观点都有不妥之处。在许多西夏译自藏文的佛经题款中多冠以“中国”、“蕃中国”或“西番中国”等字样。当时西夏人称自已为番，称吐蕃为蕃或西番。⑨如果“中国”二字指吐蕃，那么“蕃中国”、“西番中国”就无法解释通。如果是指西夏，那么对于另外一些题款也难以释通。例如，在西夏翻译藏文经的题款中，给9世纪的吐蕃译师智军（Ye－ses sde）亦冠以诸如“蕃中国比丘”等字样。⑩西夏于11世纪初立国，9世纪的译师怎么能成为西夏的比丘呢。所以，这里的“中国”二字不应是指一个具体的地方，而是代表一个理想的王国或者说是佛国圣地。例如西夏人在一些发愿文中往往用速转生于中国来替代转生于极乐世界。［11］这样，在上述佛经中诸如“中国”可理解为佛教圣地，“蕃中国”和“西番中国”就可以理解为吐蕃之佛教圣地。
　　“大宝”：佛教术语，即珍贵之意，藏传佛教中对师父或上层喇嘛的尊称。
　　“路拶哇”：西夏文读作lu tsa wa，也译作路赞讹、洛抄瓦，是藏文“lo-tswa-bais wa一ba”的西夏文音译，意为“译师”。
　　“枯巴拉拶”：西夏文读作khu pa lha tsa，是吐蕃高僧“khus-pa-lhas-btsas”的西夏语音译，今多汉译为枯巴拉拶（或枯巴拉孜），汉意为“天救”。他是藏传佛教后弘期著名的翻译家，阿底峡的弟子，11世纪人。他初参卓米，略闻法要，欲求灌顶教授，卓米非多金不得。于是他三赴印度，学得《集密圣类》、《胜乐》、《金刚空行母法》、《四座》、《喜金刚三部》等，并完全译传。他亦曾跟克什米尔高僧迦耶达罗学法。萨迦派的创始人衮乔杰波曾依止枯巴拉拶译师学得许多教法。［12］
　　“桂”：西夏文读若“gjow”。因为枯巴拉拶出生于后藏达纳普枯巴地方，家族为“vgos”氏（今汉译成“桂”），又被称为桂译师。桂译师藏语为vgos lo-tswa-ba，其与西夏文佛经题记中的gjow lu tsja wa 音近。在俄藏5130号西夏文佛经《胜慧到彼岸要文慎教现前解庄严论明偈》题记中有“俄路赞讹洛敦喜饶”八个字，前四字西夏文读若“nwi lu tsja wa”，音译为俄路赞讹（即俄译师），后四字可音译作洛敦喜饶。［13］“俄”是洛敦喜饶的家族名，藏文转写为“rngo”，今多译为“俄”。由此断定，题记中的“gjow”应是枯巴拉拶的家族名“桂”之西夏文音译。
　　“蕃译”：就是译成吐蕃文。西夏人称自已为“番”（mji），称吐蕃人为“蕃”（phi）或“西番”。
　　这句话可汉译为“中国大宝桂译师枯巴拉拶蕃译”。
　　“恩报民利寺院”是西夏文字的汉语直译，意译为“报恩利民寺院”。此寺院的具体寺址不详。
　　“副使”：西夏语中的汉语借词，僧官名，音译作“副使”。副使在西夏僧职中不见。西夏钦崇佛教，政府在寺庙中设有提举、僧正、僧副、僧监、僧判、僧录等僧官，［14］用以管理各地的寺院。某某寺副使可能是西夏政府设在各寺院的僧官“僧副”的别称。
　　“毗菩提福”：西夏僧人，前三字在西夏语中有音而无意，音译为“毗菩提”，后一字是“福”之意。毗菩提福可能是一位兼通藏、西夏语的西夏高僧，其事迹无考。
　　“番译”就是译成西夏语。
　　这句话译为“报恩利民寺院副使毗菩提福番译”。
　　“大善知识”：佛教术语，即伟大之善知识。知识者知其心识其形之义，非博知博识之谓；善者于我为益，导我于善道者。［15］
　　“愤怒金刚”：在西夏文中的“金刚”二字直译为“石王”。藏语中的“rdo-rje”（金刚）本意也是石头王，其意与上述西夏文中的“金刚”字意相同。所以，上述四字可意译为“愤怒金刚”。另外，在题记“愤怒金刚”前的那一个西夏字读作“nwir”，此字与俄藏5130号西夏文佛经题记“俄路拶哇”中的西夏文“俄”字虽然字形略有不同，但读音相同。依西夏文译吐蕃人名时，在人名前多冠以家族姓氏的特点，此处的“nwir”应是愤怒金刚的家族名，音译作“俄”。因为藏族人名中同名者相当多，题记中的愤怒金刚是藏文文献中的哪一位尚待证实。在笔者检索出12世纪前后叫愤怒金刚的吐蕃僧人中有一位完全符合题记中愤怒金刚的身份，此人就是噶举派僧人俄·协当多吉（愤怒金刚）。因为二者均叫愤怒金刚，而且同属吐蕃“rngo”（俄）氏家族，这是其一；其二，他们生活的时代大致都在12世纪。俄·协当多吉是噶举派高僧俄·却古多吉（法身金刚，1036～1102年）之子，也是他的弟子；［16］其三，更重要的是二者均善于作本续的讲解。俄·协当多吉除跟随其父学法之外，还先后依止多名译师。他继承其父法座，对许多先后传承者所著的本续作了疏释。而方塔出土西夏文佛经题记中的愤怒金刚集撰的经典有《要文》、《广义文》和《解疏》，这些佛经都是对《本续》所作的疏解。可见题记中的愤怒金刚也是一位善于作本续讲解的藏传高僧。基于以上三点，笔者以为佛经题记中的愤怒金刚与藏文文献中记载的俄·协当多吉（愤怒金刚）应是同一人。
　　“四续善巧国师”：其中“四续”即四大续部，也就是四大类经典。有事续、行续、瑜伽续和无上瑜伽续。密教之经典称为续，续为恒常之义，故名为续。［17］“善巧”：佛教术语，善良巧妙之方便也。［18］“国师”是我国古代对僧人的封号，始于北齐。西夏前期，国师是僧人的最高封号，根据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国师的地位与中书、枢密相等。［19］西夏后期有“帝师”之设，国师地位仅次于帝师。［20］题记中的“四续善巧国师”在已知的西夏20位国师、22种国师称号中不见其人，［21］故此可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西夏国师的知识。
　　“米啰不动金刚”：前两字西夏语读若“mer rjar”，音译为“米啰秽”，后四字意译为“不动金刚”。从本句题记的整体意思考察，不动金刚不是西夏人，而应是一位吐蕃人。西夏在翻译吐蕃经师时，在人名前冠有家族名，如枯巴拉拶前有“桂”，愤怒金刚前有“俄”，而四续善巧国师“米啰不动金刚”中的“米啰”二字也应是他的家族名称。其事迹无考。
　　“传”：古代佛典的“传者”不仅起传授佛经的作用，同时也进行讲解佛经。所以，这些佛经不仅仅是由不动金刚带到西夏，而且他在西夏对这些佛经还进行了讲解。可见，米啰不动金刚也是当时一位到西夏弘法的有很高佛学修养的吐蕃僧人。
　　与上文题记“报恩利民寺院副使毗菩提福番译”一致。
　　二、从题记看西夏译经的特点
　　1、西夏翻译吐蕃人名时既有音译，也有音译、意译合壁。
　　对于西夏文中吐蕃经师人名的翻译，不少西夏学专家作过有力的尝试。认为西夏人翻译吐蕃人名多采用意译或音译与意译相结合的方法。［23］但从《本续》等经题记的翻译中笔者发现西夏在翻译吐蕃人名、称号时却主要采用音译及音译与意译相结合的方法。完全音译的人名有迦耶达惹、枯巴拉拶，称号有般弥怛（班智达）、路赞讹；完全意译的人名没有，意译的称号有大宝、四续善巧国师；音译和意译相结合的人名有俄·愤怒金刚、米啰不动金刚。可见西夏人在翻译吐蕃人名时不一定以意译为主，有时则采用音译的方法。而对一些用音译难以准确表达，词义又明了者则用意译再结合音译。如吐蕃僧人俄·协当多吉，西夏在翻译时把“俄”音译成“nwir”，协当多吉则意译成“愤怒金刚”。
　　俄藏5130号西夏文佛经《胜慧到彼岸要文慎教现前解庄严论明偈》中有几行西夏文题记，其汉译为：“西天大善巧班迷怛毗迦啰皮啰哇所译传，比
　　丘吉积执梵本勘定蕃译，复大班迷怛吉祥果弥其密与俄路拶哇有谋有智师执梵本再勘正译”。［24］此题记中的称号“班迷怛”、“路拶哇”与《本续》等题记一致，都是音译。对于人名翻译的方法则有音译和意译，音译有“毗达迦啰皮啰哇”、“果弥其密”。“毗达迦啰皮啰哇”是梵文“Vidyakaraprabha”（到西藏传法的天竺高僧）西夏语的音译。“果弥其密”西夏语读作“ko-mji-yier-mji”，相应的藏文名为“go-mi vchi-med”，他是克什米尔大班智达，俄译师洛敦喜饶曾依止其座前学法。［25］意译的有“吉积”和“有谋有智”。“吉积”是藏语“dpal-brtsegs”（吉祥积）的西夏译法，“有谋有智”即为藏语“blo-ldan shes-rab”（具智慧）的西夏语意译。
　　西夏这种译法似乎与中原王朝翻译佛经以音译为主不同，而与吐蕃时期的佛经翻译方法则更为接近。据《声明学要领二卷》记载，吐蕃在赤德松赞时期进行了第二次文字改革，当时针对佛经的翻译制定了几条原则。其中翻译佛经的方法有四种：音译、意译、直译及转换与调动译法。［26］西夏在翻译佛经中的人名、称号时也基本上是采用音译、意译及音译和意译相结合的方法。
　　当然，西夏在翻译吐蕃经师人名时，有时也采用完全意译的方法，这一点聂鸿音先生有详细的考证。［27］
　　2、题记中明确记载佛经的传者与译者，将佛经的传者与译者区别开，这在汉地佛教及藏传佛教的翻译史上是少见的。
　　佛经翻译的情况比较复杂。在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的翻译史上，翻译者多为兼通藏、梵文或汉、梵文的大译师。藏传佛教中如噶瓦白则、鲁意坚赞、益西德、洛敦喜饶等；汉传佛教中如玄奖、义净、法慧和悟空等。这些汉藏高僧都曾到过印度或克什米尔，学得了各类佛典，把它们带回中原或西藏。在翻译中，主要是由他们亲自把外文佛经译成汉文或藏文。他们既是传经者也是译经者，是名副其实的译者。但是，也有一些外来僧人不懂汉文或藏文，由于所译的佛经是他们带来的，或者也只有他们才懂得讲解其佛经，所以这些僧人便成了翻译活动中的核心，常被称为“译主”。事实上真正的翻译工作是由参与翻译活动的其他人员来完成的，诸如笔受、度语、证义、润文等人员。等到经文译成后，在经录记载中，这个不懂所译文字的译主却成了翻译者，而其他真正的翻译人员却基本不提，这几乎成为中国佛经翻译中的一个传统。这样的译者如《大方广佛华严经》的译主施乞叉难陀、《中阿含经》的译者昙摩难提等。而方塔出土的西夏佛经题记中明确有传者和译者之区别，这种现象与中原佛经翻译明显不同，就是与藏传佛教中的佛典翻译亦不尽相同。有这种题款的佛经以从西藏传入的经典居多，其意义就在于清楚地记载了佛经的真正译经者。
　　此外，由于西夏王室极其崇佛，有时在翻译完成的佛经题记中多记载译者为皇帝或皇太后，如《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慈悲道场忏法》、《佛说宝雨经》等。［28］皇太后和皇帝亲自进行翻译佛经这恐怕不大可能，他们只是挂名而已，译者应另有其人。西夏佛经中的这种题款却又完全不能反映佛经的真正译经者，这在中原和西藏的佛教翻译史上又不见。
　　三、由题记看《本续》等经应是藏传佛教噶举派的密宗佛典
　　从10世纪末起，藏传佛教在西藏再度得到弘传，并形成不同的教派和传承体系。资料显示，在12世纪后期，藏传佛教中的噶举派和萨迦派均已传入西夏，并产生了一定影响。［29］方塔出土的佛教文献中除了《本续》等几册佛经外，还有汉文本《吉祥上乐轮略文等虚空本续》、《初轮功德十二揭》以及无上瑜伽的修持仪规等。从经名和内容上考察，这些经典都属于藏传佛教的密宗经典。但是，它们属于藏传佛教哪一派的经典，又是由哪一派僧人传到西夏的，目前还未进行论述。因为有关藏传佛教萨迦派和噶举派僧人到西夏传播各自的教法，其资料来源均为藏文文献，在西夏文和汉文文献中还不见有类似的直接佐证。所以，搞清楚这些佛经的著者和传者属于藏传佛教何派是很重要的，其不仅为藏传佛教在西夏的传播提供了新的证据，而且是研究藏传佛教早期具体派别东渐的重要资料。
　　由以上两类题记的翻译，知道方塔出土西夏文佛经《本续》是由克什米尔高僧迦耶达惹著，吐蕃僧人桂·枯巴拉拶译为藏文。而《要文》、《广义文》和《解疏》为吐蕃高僧俄·喷怒金刚集著，经四续善巧国师米啰·不动金刚传入西夏。它们均由西夏僧人毗菩提福译成西夏文而在西夏境内流传。俄·愤怒金刚撰写的《要文》、《广义文》和《解疏》是对《本续》所作的疏释，体现着藏传佛教僧人对《本续》的见解和心得。关于俄·愤怒金刚的事迹在《青史》、《红史》以及措如·次朗著的《藏传佛教噶举派史略》中略有论述。［30］他是俄·却古多吉的儿子兼弟子，对许多先后传承者所著的本续作了疏释。俄·却古多吉是噶举派创始人玛尔巴的弟子，十分善巧父续等，开创了以《胜乐》、《欢喜》、《密集》等三续的讲解为主的俄传规讲解传统。愤怒金刚与其父尽管继承的是玛尔巴的讲解风规，而不是修法，但这种讲解始终体现着藏传佛教噶举派的传统。那么，方塔出土愤怒金刚撰写的佛经《要文》、《广义文》和《解疏》反映的当然是噶举派的思想。
　　与《本续》等经同时出土的还有汉文本藏传密典《吉祥上乐轮略文等虚空本续》。此经首页第1行为经名，第2行题款有“…国师知金刚传”，第3行为“…沙门提点海照译”。［31］由此可知，它是由知金刚传授的，并由海照将其译为汉文。知金刚其人在其他西夏佛经、史料中无载。据谢继胜先生考证，知金刚是吐蕃人，并根据《大乘要道密集》考证出知金刚的师承为：玛尔巴—米拉日巴—日琼巴—玄密帝师—知金刚国师—玄照国师。［32］其中的知金刚国师就是《吉祥上乐轮略文等虚空本续》题款中的“国师知金刚”。其师大乘玄密帝师就是西夏乾林二十二年（1189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发愿文中记载的大乘玄密国师，大乘玄密帝师是由大乘玄密国师晋升而来的。［33］玛尔巴、米拉日巴和日琼巴是众所周知的藏传佛教噶举派高僧，玛尔巴为噶举派西藏传承的始祖，米拉日巴和日琼巴是其弟子和再传弟子。而在日琼巴以后，其弟子大乘玄密帝师开辟了西夏传承。“国师知金刚”就是大乘玄密帝师在西夏传承弟子。
　　方塔出土的上述西夏文佛经中有三部经典是由愤怒金刚所著，而愤怒金刚是玛尔巴的再传弟子，他与知金刚均属噶举派僧人。因此，方塔出土的藏传密典不论是著者还是传授者均与噶举派有一定的渊源。它们不仅是研究西夏藏传佛教的很好材料，也是研究藏传佛教后弘期初期噶举派思想的重要内容。
　　方塔出土的西夏文佛经中有本续，也有对本续的疏释，是一套完整配套的藏传佛典。在这些佛经的末尾均有尾题，汉译为“印经勾管为者沙门释子高法慧”，这说明这些佛经是由印经勾管高法慧同时印刷出版。尽管在上述两类佛经题记中前一类题记未明确记载传经者为何人，但是这7册佛经成龙配套，又同时被印成西夏文，它们可能均由不动金刚同时传入西夏。在西夏佛经题记中多不记载佛经的传入和印制时间，对于这几部佛经传入西夏的时间也只能作一简单推测。
　　题记中涉及的吐蕃僧人有迦耶达惹、桂·枯巴拉拶、俄·愤怒金刚和米啰·不动金刚。迦耶达惹和桂·枯巴拉拶均为11世纪人。俄·愤怒金刚生活时代应在12世纪，据《青史》载其“于庚午年诞生，享寿至七十七岁而逝世”，这里的庚午年是哪一年呢？愤怒金刚的父亲俄·却古多吉的生卒年为1036～1102年，期间只有一个庚午年，即1090年。按其寿77岁而终，俄·愤怒金刚的生卒年是1090～1167年。这样，我们不难推测他写成这些经典的时间大致在12世纪中期前后。这些佛经的传者米啰·不动金刚生平虽无从考证，不过其既然把愤怒金刚著的佛经传至西夏，其生活的年代不会比愤怒金刚早，大约在12世纪后期，即西夏仁宗时期到西夏灭亡（1140～1227年）这一段时间。这与现有资料显示藏传佛教各派高僧从西夏仁宗仁孝统治时期（1140～1193年在位）起频繁到西夏弘法相一致。［35］
　　经过以上论述，我们知道了西夏文佛经《本续》等经典的藏文本的著者和译者，这样就大大缩小我们寻找其藏文原本的范围，而不必大海捞针。但是，由于笔者不谙藏文，再加上资料的缺乏，这几部西夏文佛经的藏文原本题名目前还无法作出确切的回答。在《佛教史大宝藏论》和《卓尼版＜丹珠尔＞大藏经序目》中均不见有《本续》等类似的经典书题。［36］这种情况或许是西夏人在翻译此经时未直接使用藏文经名，导致今天西夏文汉译与藏文汉译之间产生误差；或者是《本续》等经的藏文本已失传而不见记载。如果是后者，其不仅对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而且对藏传佛教的传播与教典的研究将有重大价值。［责任编辑　蓝国华］
　　注释：
　　①聂鸿音：《吐蕃经师的西夏译名考》，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②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宁夏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废墟清理纪要》，载《文物》1994年第9期。
　　③文中西夏语的拟音参照了李范文先生：《同音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李范文：《夏汉字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龚煌城：《西夏韵书＜同音＞第九类声母的拟测》和Voiced Obstruents in the Tangut Language及《西夏语文研究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筹备处，2002年）、《十二世纪末汉语的西北方音》、《汉藏语研究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筹备处，2002年）。
　　④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70页。
　　⑤迦湿弥罗，即今克什米尔。宋代文献中称迦湿弥罗，唐称什迷。
　　⑥布顿大师：《佛教史大宝藏论》，郭和卿译，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92页；土观·罗桑却吉尼玛：《土观宗派源流》，刘立千译注，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106页；钦则旺布：《卫藏道场胜迹志》，刘立千译注，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135页，注340；王尧、陈庆英主编《西藏历史文化辞典》，西藏人民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联合出版，第62页。
　　⑦史金波：《西夏的藏传佛教》，载《中国藏学》2002年第1期。
　　⑧陈庆英：《西夏及元代藏传佛教经典的汉译本》，载《西藏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⑨聂鸿音：《关于党项主体民族起源的语文学思考》，载《宁夏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
　　⑩同注①。
　　［11］榆林窟第15、16窟中有相同内容的题记，其中有“免坠地狱，速转生于中国，值遇明师善友，耳闻妙法，悟解大乘”。
　　［12］《佛教史大宝藏论》，第192页；蔡巴·贡噶多吉：《红史》，东噶·洛桑赤列校注，陈庆英、周润年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4页，注376；刘立千：《印藏佛教史》，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100页；《土观宗派源流》，第96页。
　　［13］聂鸿音：《俄藏5130号西夏文佛经题记研究》，载《中国藏学》2002年第1期。
　　［14］见注④，第152页。
　　［15］丁福保编《佛学大辞典》，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420、2075页。
　　［16］廊诺·迅鲁伯：《青史》，郭和卿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9页。书中记载“俄·多德……于庚午年诞生，享寿至七十七岁而逝世”。庚午年即1090年，其生卒年当为1090～1167年。《红史》（汉译本）第68页也有类似的记录。而新近出版的《藏传佛教噶举派史略》（措如·次朗著，王世镇译注，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页）载俄·却古多吉之子为俄·协当多吉（愤怒金刚），俄·多德是俄·协当多吉的简称。
　　［17］《印藏佛教史》，第152页。
　　［18］《佛学大辞典》，第2073页。
　　［19］根据西夏《官阶封号表》，国师属西夏五品等位中的上品等位，其地位在诸王位与中书位、枢密位之间。而《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则规定，国师的地位与中书、枢密相等。
　　［20］见注④，第142页。
　　［21］目前发现西夏有20位国师、22种国师称号。他们是：国师白法信、安全国师白智光、国师嵬名思能、燕丹国师、兰山觉行国师（后又封为兰山智昭国师）德慧、兰山通圆国师智冥、五明显密国师胜喜、宗律国师、净戒国师、大乘玄密国师、兰山觉照国师法狮子、真义国师西壁智海、番汉法定国师、讲经律论国师德源、法显国师鲜卑宝源、金解国师法慧（又有慧净国师封号）、至觉国师慧护、藏解国师杨智幢、觉照国师任集立和国师知金刚。《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等经题记中又增加了新的国师，即“四续善巧国师不动金刚”。
　　［22］“米啰”疑是噶举派高僧米拉日巴“米拉”（mi-la）家族的西夏文音译。
　　［23］史金波等：《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页；聂鸿音：《俄藏5130号西夏文佛经题记研究》（载《中国藏学》2002年第1期）、《吐蕃经师的西夏译名考》（载《清华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24］文中译文，笔者参考了聂鸿音先生的翻译。见聂鸿音：《俄藏5130号西夏文佛经题记研究》，载《中国藏学》2002年第1期。
　　［25］《佛教史大宝藏论》，第192页。
　　［26］大普布次仁：《略谈汉藏翻译中的直译方法》，载《西藏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27］同注①。
　　［28］《西夏佛教史略》，第72～73页。
　　［29］据巴俄·祖拉陈瓦著的《贤者喜宴》记载，西夏仁宗仁孝皇帝非常崇敬噶玛噶举派创始人都松钦巴，曾派遣使臣入藏迎请他来西夏弘法。都松钦巴未能前来，便派自己的弟子格西藏索哇来到西夏。后来，都松钦巴在他所建的楚布寺修造白登哲蚌宝塔时，格西藏索哇从西夏献赤金缨络及幢、盖各种饰物（参见黄颢译：《贤者喜宴译注》，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1、2期）。又《红史》第270页“藏巴敦库瓦”注：“藏巴敦库瓦，又称藏巴敦库瓦旺秋扎西，他是贡塘香喇嘛的弟子，最初受西夏的邀请，为西夏王的上师，并在西夏弘扬了蔡巴噶举的教法……他生卒年不详。”《萨迦世系史》（阿旺·贡噶索南著，陈庆英等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2页）中记：萨迦派三祖扎巴坚赞的弟子有一名叫国师觉本者，前往米涅（西夏），作了米涅王之应供喇嘛。其于仁宗时期到西夏弘法，作了西夏王的应供喇嘛。《新红史》（班钦·索南查巴著，黄颢译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注233）中也载：查巴僧格曾受蔡巴噶举派创始人尊哲扎巴的指点到西夏修习，作了西夏王的上师，并在西夏的果热衮木切和帕底（地址不详）地方弘扬了佛法。
　　［30］同注［16］。
　　［31］同注②。
　　［32］谢继胜：《吐蕃西夏历史文化渊源与西夏藏传绘画》，载《西藏研究》2001年第3期。
　　［33］陈庆英：《西夏及元代藏传佛教经典的汉译本》，载《西藏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34］《青史》，第269页。
　　［35］同注［29］。
　　［36］布顿大师：《佛教史大宝藏论》，郭和卿译，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久美昂波：《卓尼版＜丹珠尔＞大藏经序目》（汉译本），甘肃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
　　［作者简介］孙昌盛，助理研究员，现任职于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从事西夏语言文字和考古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