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佛学研究综述

1997年佛学研究综述
　　1997年，中国佛学研究从总体上讲无论广度还是深度都比往年有所扩大和深入，一些研究佛学有年的学者开始对佛学思想进行综合性的研讨；在具体研究领域方面，研究成果仍然相对集中在禅宗和近代佛教上，研究水平也有所提高。对佛典文献的整理、研究，也呈现出繁荣景象。此外，关于佛教与中国文化以及东亚文化关系的研究，也仍然是学界关注的热点 问题，其中尤以儒佛关系的讨论较为显著。
　　方立天和郭朋就佛学理论和佛教思想分别撰文发表观点，这些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目前学界的认识水平。方立天梳理了印度佛教本体思想的发展过程，对小乘佛教的本体“实有”说、中观的本体性空说、以及瑜伽行派的本体心识说三种主要的本体学说类型的内涵与演变作了深入分析，指出：“在佛教不同派别本体学说的前后变迁中，存在着旨趣相同的基本线索——人生、宇宙万物的缘起无自性(空)。”对于由“缘起无自性”所决定的佛教本体论的特点，文中总结道：“佛教的空无自性、一切皆空的思想，并不是一种无本体之学，而是否定实体性、本原性的本体之学，肯定空性是万物的本性、本质，是从事物的本性、本质的角度，以空性为本体，是一种空性本体之学。”从整体上概括了印度佛教本体论的特点。(《印度佛教本体论简述》，《哲学研究》1997年第9期)
　　郭朋在自己多年研究中国佛教史的基础上，撰文高度概括地说明了中国佛教具有的规律性特色，特别是对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的相互关系作了深入阐述，一方面指出佛教对中国传统唯心主义哲学提供营养，另一方面也指出了佛教不断经受中国文化改造和洗礼的事实。(《中国汉传佛教简论》，《世界宗教研究》1997年第3期)
　　对中国佛教宗派和历史的研究，是近年来研究力量投入较多的领域，尤其是禅宗的研究。在众多禅宗研究著作当中，又以早期禅宗的研究最为深入。洪修平近年来将研究视角集中在早期禅宗发展中的如来禅问题上，就如来禅与楞伽师、楞伽禅，以及如来禅同南宗禅的关系问题发表了系列文章，其中洪修平、孙亦平的《略论楞伽师，楞伽禅与中国禅宗》一文对楞伽师的形成与发展，楞伽师与楞伽禅的关系，楞伽禅向禅宗的过渡等问题作了专门探讨，批驳了胡适主张的“惠能、神会的革命，不是南宗革了北宗的命，其实是般若宗革了楞伽宗的命”的观点。他认为：“自达摩以来，早期如来禅虽以《楞伽》心性论为主，但也一直都包含着般若思想，特别是到了僧璨这里，般若无所得的思想占了较大的比例，从而有可能进一步破除传统禅法的繁琐形式而趋向于直契心性的简便法门。同时，以般若破执著，也就使达摩的‘籍教悟宗’，更进一步向‘领宗得意’，不执言相的方向发展，这既为在‘籍教’而不著教的旗号下突破《楞伽》而广摄众经打开了方便之门，也为‘不立文字’的出现开拓了道路。”充分揭示了早期禅宗发展的内在理路。(《世界宗教研究》1997年第3期)
　　《金刚三昧经》是对禅宗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一部经典。关于其真伪以及作伪者的归属问题历来聚讼纷纭。徐文明针对学术界占主流的以元晓为该经作者的观点，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通过将元晓思想成熟、定型之后的作品《金刚三昧经论》与《金刚三昧经》加以对比，在指出该经与元晓宗依的《起信论》之间的思想差异的同时，又进一步指出元晓所作疏与经本身存在的差别，认为这说明元晓所依据的是一个不太完整的抄本，并因此证明元晓未作是经。文中他列举了大量经疏义违的证据，具有一定的说服力。〖HTK〗(《〈金刚三昧经〉作者辩》，《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第4期)〖HTSS〗
　　关于后期禅宗不同宗风的研究，一直是相对薄弱的研究领域。李富华着重研究了宋代禅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雪窦重显，对“颂古”禅风的形成进行了深入分析，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他指出：“重显虽然是‘继汾阳为颂古’，但‘颂古’之风的真正形成则是重显的功劳，是重显以其‘辩博之才’，在颂古中刻意求新，才使颂古这一禅风成为难以倒转的‘至学’。”(《雪窦寺与雪窦重显》，《世界宗教研究》1997年第1期)邢东风分析了禅悟与诗悟的不同，认为不应把禅悟体验与审美体验混为一谈，认为禅悟是比诗悟更为超越的精神境界。(《禅悟与诗悟》，《世界宗教研究》1997年第2期)
　　近代是中国佛教的改革复兴时期。近代佛教一方面承接了明清以来佛教发展的衰颓之势，使得改革成为佛教内部的需求；另一方面近代中国面临的问题，也是佛教所面临并尝试作出自己解答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近代佛教在完成自身近代化的同时，也曾经为近代中国的出路提供了自己的方案。因此，近代佛教的研究也因为佛教在中国近代的特殊作用而日趋兴盛。学者们有的从近代史的角度，探讨佛教在近代史上的角色，有的从佛教自身的发展来研究佛教的改革复兴运动。研究视角多样，成果丰富。李少兵就20～30年代佛学新思潮与科学思潮的交涉，对以太虚为代表的佛教革新运动的科学观进行研究。认为近代种种佛科关系论的产生，使佛学的发展获得了一个动力，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佛学及其他宗教学研究的科学化，使得近代之佛学，不重谈玄说妙，而在实事求是。(《民国时期的佛学与科学思潮》，《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龚隽探讨了佛学思想自身的演变及其在近代史上角色功能的变化。他指出，晚清以来中国佛学之发展，始则基于为社会变革寻求精神上的支持，讲求经世而往往以己意解佛经；继则凝神玄想，为个体生命之落实，寻找价值；终则退于书斋，作纯学理之探究与知识上之考证。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清代经学的精神始终影响着佛学的演变，作者认为：“今文经学的致用精神，启发出以佛经重建道德和价值的‘应用佛学’；汉学的道问学，又导引出晚清以至近代佛学走向知识和学理化的一路，繁衍出各类佛教经学与佛教史的整理与研究。”(《近代佛学从经世到学术的命运走向》，《哲学研究》1997年第5期)
　　程恭让从欧阳竟无的内学研究方法入手，深入分析了欧阳佛学思想的精义，认为欧阳的内学研究，在方法上承继瑜伽思想的“四依”简别传统，首重真似之辨析；在佛理上归结出体用简别的理念模式，严斥台、贤诸宗学“性相融通”的理论传统，其内学研究的方法、精神和结论，完全是源始化的。在此基础上，程文又进一步指出欧阳的孔学便是内学研究“真似之辨”研究方法的具体体现，通过真孔与伪孔的辨析，以佛说的义理格局来完成其对孔学的再诠释，文章强调了欧阳内学研究的源始化倾向对其孔学研究产生的决定性影响，纠正了某些学者对欧阳孔学研究及其佛学思想实质的错误看法。(《欧阳竟无的内学研究与孔学再诠释》，《中国哲学史研究》1997年第4期)
　　1997年是金陵刻经处成立130周年，杨曾文撰文以示纪念。文章根据杨文会著作和日本有关资料，详细介绍了杨文会对日本真宗的看法和批评，对近代日本佛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及其实质进行了揭示。文章指出，日本净土宗和真宗与中国佛教之间的重要不同，在于日本净土宗和真宗取消了发菩提心在修行中的必要性，而认为“口称念佛和往生信念就是一切”。文章还进一步指出：“日本佛教界当年到中国传教，是在日本着手对中国进行侵略的背景下进行的，带有思想文化渗透的政治因素。”他从一个更为全面的角度，揭示了中日佛教在近代交流的意义，也使人们了解了杨文会在与日本僧人交往中的另一面。(《杨文会的日本真宗观》，《世界宗教研究》1997年第4期)
　　佛教典籍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近年来不断深入，范围不断扩大。方广〖HT5”，6”〗钅〖KG-*2〗昌主编的《藏外佛教文献》集合了中国社科院、北京图书馆、中国藏学中心等单位一些有志于佛教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学者，采取研究班的形式，共同收集整理、研究散逸在汉文大藏经以外的佛教文献，编成了此辑刊。对于此书出版的意义，方立天说，随着《藏外佛教文献》的相继问世，必将在佛教、哲学、文献学等领域开拓出新的天地，对某些历史问题和学术问题也将重新刊定。此外，对于国内的文化建设，国际间的文化交流都将发挥积极作用。(《祝贺〈藏外佛教文献〉第一辑出版》，《世界宗教研究》1997年第1期)
　　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因为它涉及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交融碰撞的问题。其中儒佛关系又是最引人注目的。儒家接收佛学思想而开展出宋明儒学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至于理学如何接受佛学的营养而发展壮大的内部机理问题，则是一个有待深入的课题。崔大华的文章阐述了理学消化佛学的思想历程和内在理路。文章认为，理学消化佛学的根本之处，在于儒学能够“升越自己精神境界中所固有的伦理道德自觉，形成不弱于佛学的那种属于信仰性质的精神力量，来回应人生最高的即终极追求或归宿的问题。”与佛教比较而言，这是一种无宗教理论性质却有宗教精神力量或功能的独特品质。(《论理学之消化佛学》，《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第4期)
　　1997年《浙江学刊》特设专栏“东亚佛教研究”，邀请国内佛学专家撰文探讨佛教与东亚文化的关系。学者们一致认为佛教不仅对于东亚的过去，而且必将对东亚文化与东亚社会的未来发展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张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