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敦煌文明的多民族贡献 ——兼及民族关系

论敦煌文明的多民族贡献 ——兼及民族关系
　　稿源： 《西北民族研究》1995年01期
　　作者： 高自厚
　　一
　　在裕固族研究中，不少论著认为裕固族源于古代回鹘。这是很有根据的，笔者也曾发表过类似的见解。但是，这只是裕固族源流的一支，裕固族源流有两大支系，另一支就是古代蒙古。笔者在研究唐初回鹘药罗葛氏的一部分入居河西走廊、至唐末五代之际建立甘州回鹘汗国、直至宋中叶的“黄头回纥”、沙州回鹘的基础上，提出：“裕固族的族源，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回鹘，但是，古代回鹘人并非裕固族的唯一族源，古代蒙古人也是裕固族的族源之一。”“裕固族源于古代回鹘人和古代蒙古人。”①构成裕固族源流中的蒙古支系，曾专文考证：“主要来自拖雷系的出伯子孙及其军队。”②出伯即元朝前期驻兵甘州（今张掖），戍守瓜（今安西）、沙（今敦煌）等西部边疆的威武西宁王，后进封为豳王。最能代表笔观点的是：“自唐末以来，河西地区的一部分回鹘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生存发展，日益同中亚回鹘人相分离，向新的民族共同体发展。但是，直至蒙古西征，速不台攻下撒里畏吾地区（1226年）之前，他们并没有形成新的民族共同体，只是同中亚各地回鹘相比，发生了某些差异，是不同的回鹘割据集团。以出伯为首的一部分蒙古部落与回鹘人长期共居一地，相互融合，并且始终是这个群体的统治者，这就使这个群体的文化特征开始发生质的变化，不仅保留了回鹘的某些特征，又增加了蒙古的某些特征。他们相互吸收，相互补充，构成了新的民族特征。一部分回鹘人和一部分蒙古人共同构成了裕固族的两大源流。”③
　　笔者虽然提出了上述观点，并根据主题需求，列举了一些史料，作了简单的论述，但是，这个问题涉及面很广，不仅要有充足的史料，还需要民族学的理论依据和现实调查资料。应当说，还未作深入系统的研究。现就裕固族源流两大支系的有关问题谈一些看法，仍然难称深入系统的研究，只是为今后的研究开一个头，并征求学术界指教。
　　二
　　在研究一个民族的族源时，首先遇到的是民族概念以及相关的一系列问题。民族概念问题，在中国争论了几十年，众说不一，不能不影响族源研究；对裕固族源流中两大支系的研究，也涉及民族概念的争论问题。
　　针对我国对民族概念的争论，林耀华教授根据外文中关于民族的不同词汇和我国使用民族一词的惯例，提出汉文中的“民族”，应泛指任何历史时期的民族共同体，至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民族共同体，应有“原始民族”、“古代民族”、“现代民族”之分。④
　　原始民族指原始时代的民族共同体。从民族源流方面说，学术界关于由氏族、部落发展而成民族的说法，实指原始民族。就我国各民族情况来看，大多数古老的民族，其源流和形成，符合这种发展规律。
　　古代民族指处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民族共同体。从民族源流方面说，有两种情况：一是由原始民族发展而来的民族共同体，我国古代的匈奴、突厥等都经历了这样的发展过程；二是已经形成的原始或古代民族，由于某种特殊原因，分裂出一支或数支，重新组合，形成新的民族共同体，我国的回族、东乡族、土族、锡伯族等正是这样形成的，裕固族也是如此。
　　现代民族指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时代的民族共同体。除由古代民族发展演变而来的民族之外，在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年代，不少并未形成民族的人们共同体，争取独立和解放，形成新的民族。另有各民族相互联合而成的民族，中华民族是最典型的例子。中华民族是中华各民族的联合体。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实体，已由几千年的历史，但是，“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⑤“中华民族这个共同的族名，是在近代我国各族人民与侵略我国的资本主义列强进行生死搏斗中提出来的”。⑥
　　三
　　对不同历史时期的民族共同体作上述区分之后，裕固族的族源和形成就比较清楚了。她不是原始时代形成的民族，由原始时代的氏族、部落而形成的民族是丁零；也不是近现代以来形成的民族，因为自元、明以来已经是一个民族实体了；那么，只能是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形成的民族。虽然在裕固族发展史上，始终存在氏族、部落，但是，已经是阶级社会的基层组织，同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有本质区别。不少学者认为裕固族是由古代民族回鹘中分离出的一支发展演变而成。从一个民族中分离出的一支，要脱离母体，形成具有新的文化特征的民族共同体，一般说来，是由于生存条件的重大变化导致了文化特征的异变。但是，也要看到，由于民族共同体的稳定性，不少民族在生存条件发生重大变化之后，仍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了传统的民族文化特征，没有形成新的民族共同体。古代民族回鹘中的一部分由漠北迁居西域，同当地回鹘结合，由游牧发展而为农耕民族，逐步改信伊斯兰教，这种变化不能说不大，但是，并未形成新的民族。柯尔克孜族的历史演变更能说明问题。裕固族的历史发展中，屡次迁徙，生活环境发生过重大变化，但是，仍然在祁连山周围。因此，这种环境变化，不是裕固族形成的决定性条件。由一个民族中分离出的一支，形成新的民族共同体的重要因素，是同外民族中分离出的一支长期共居一地，共同生活，相互吸收，各自保留了母体民族的部分文化特征，也吸收了对方民族的部分文化特征，成为新的民族共同体。裕固族的源流和形成正具有这种特征。
　　四
　　这就又带来一个理论问题，即民族的族源和形成研究中的一元论、二元论、多元论的争论。在国内，长期以来研究民族的族源和形成，多限于原始民族，即由一个氏族、部落发展而成一个民族。这对一些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来说是正确的。但是，由此而形成一种定式，认为所有民族的族源就像江河的源头一样，只有一个，其余都是“流”；不符合这种定式，就被斥为二元论、多元论，一概否定。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只把古代回鹘看作裕固族的“源”；不管古代蒙古人在裕固族发展史上发挥了多大作用，也不管当今裕固族现实生活中蒙古成分有多大，只能看作“流”。这就有失偏颇了。首先，把原始民族的源流和形成规律套用于古代民族，把一部分民族的源流和形成规律套用于所有民族，显然是不科学的，也是不符合裕固族的历史实际的。其次，族源和形成研究中的二元论、多元论不一定是错误的，很可能符合更多民族的历史实际。这里不能简单套用哲学界的一元论、二元论的争论实质，更不存在否定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根本区别。当然也不能以此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只有二元论和多元论是正确的，一元论是错误的。判断是非的标准只能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实际。再次，今日的裕固族仍有东、西部之别，尤其在语言上的差异，语言学界的调查和研究比较深入，中国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分别编写了《东部裕固语简志》和《西部裕固语简志》，认定东部裕固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较多地保留了古代蒙古语的特征；西部裕固族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较多地保留了古代回鹘语的特征。除语言之外，丧葬、服饰方面仍有不少差异。这些铁的事实说明古代回鹘和古代蒙古人的一支相互融合时，不是一部分完全或基本上接受另一部分人的文化特征，不存在“主”与“次”、“源”与“流”的问题，而是各自保留了母体民族的部分文化特征，也丧失了母体民族的部分文化特征，在共同吸收对方文化特征的基础上，形成了与各自的母体民族有区别的新的文化特征。学术界都很清楚，历史上有不少的汉族融入各少数民族，也有许多少数民族融入汉族，他们都完全或基本上接受了主体民族的文化特征，完全或基本上丧失了母体民族的文化特征，顶多是在个别生活细节方面仍保留母体民族的某些痕迹。这当然有“主”与“次”、“源”与“流”之分。各少数民族之间，13世纪以来，不少蒙古人相继融入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藏族之中，他们也是完全或基本上失去蒙古族的文化特征，分别接受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藏族的文化特征。这里也有“主”与“次”、“源”与“流”之分。在裕固族中，古代回鹘和古代蒙古人的一部分相互融合，却呈现不同特征。如果不加分析，一概套用“主”与“次”、“源”与“流”，既不符合裕固族的历史实际，也不符合当今裕固族的现状。
　　五
　　还应当从裕固族形成的年代方面来研究问题。截至目前，对裕固族形成的年代，有代表性的说法是两种：
　　一是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的《中国少数民族》说：“从十一世纪中叶到十六世纪，是裕固族逐步形成的重要时期。”⑦这个年代，大体就是甘州回鹘汗国灭亡、部分部众西迁柴达木盆地西缘，历经“黄头回纥”、沙州回鹘，至明中叶撒里畏兀儿东迁嘉峪关内的五个多世纪。
　　二是《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之一的《裕固族简史》说：“从十三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到十六世纪初期，这一时期是裕固族形成的最重要时期。”⑧《裕固族简史》主笔之一的范玉梅，在《裕固族》一书中说得更明确：“从十三世纪六、七十年代至十六世纪初的这段时间，是裕固族形成的最重要的时期。”⑨这就是蒙古西征、部分蒙古人入居原“黄头回纥”牧地，至撒里畏兀儿东迁嘉峪关内的历史时期。
　　上述两种说法，虽然表述有区别，年代的上限有出入，而下限是一致的，两种说法的实质是部分回鹘与部分蒙古人的共同融合，是裕固族形成的重要时期。
　　笔者完全赞同上述两种说法，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撒里畏兀儿东迁入关是裕固族形成的标志”⑩，“东迁是新的民族共同体裕固族形成的标志”。(11)
　　裕固族的形成年代的研究成果说明了什么呢？她说明：回鹘自唐初陆续迁居河西走廊开始，至唐末五代之际，形成以甘州回鹘为首的河西回鹘，建立了汗国政权，同当时并存的天山南北回鹘集团、楚河流域回鹘集团一起，揭开了回鹘史的分裂割据时期。甘州回鹘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逐步从回鹘中分离出来，因而成为裕固族的先世时期。但是，不论甘州回鹘、“黄头回纥”、沙州回鹘，都是回鹘的一部分，而不是新的民族共同体。所有历史文献都是这样记载的，当今回鹘史、维吾尔史的论著也是这样对待的。在国内具有代表性的冯家升、程溯洛、穆广文三人会编《维吾尔族史料简编》，列有《河西回鹘》一节，还列举了“黄头回纥”及金天会五年（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出现的沙州回鹘活剌散可汗的史料。(12)《新疆简史》则说：在罗布泊一带，“还有黄头回纥，他们想必也是回鹘的一支”。(13)蒙古西征后的撒里畏吾、撒里畏兀儿，很少被列入回鹘史之中，有的甚至称他们是蒙古，显然有很大区别。
　　六
　　13世纪的蒙古西征和随之而来的蒙古统治，像一剂强有力的催化剂，促使分居各地的回鹘人同时发生了重大变化。天山南北、楚河流域的回鹘（元代以来多译畏吾、畏兀儿），融入部分蒙古人，在早已开始的农耕化的基础上，逐步信奉伊斯兰教，重新统一为一个整体，最终淘汰古回纥文，出现了察合台文。就是说，从物质生产到精神文化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甘青西部的“黄头回纥”、沙州回鹘（元代以来多译为撒里畏吾、撒里畏兀儿）则是另一种情况：在元朝中央政府派遣的蒙古戍卫部队的率领下，仍保持游牧生产，继续奉行佛教。因此，古代回鹘的不同分支最终发展为两个不同的民族共同体，不仅因为唐末以来回鹘的分裂割据，更重要的是蒙古西征后察合台汗国的畏吾与元朝中央政府直接统辖下的撒里畏吾同时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察合台汗国的畏吾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变化更大。这才是古代回鹘的不同分支发展为两个不同民族共同体的决定因素。
　　正是由于以上经济和文化的不同变化，元朝以来，察合台汗国的畏吾和撒里畏吾在政治上始终处于对立状态，至明初，成为长期交战状态。这同唐末至蒙古西征前回鹘分裂割据时期根本不同。在元代，天山南北政局动荡不安，战火不息，而撒里畏吾则听命于元朝中央政府，在蒙古宗王出伯的统率下，为戍守祖国西部边疆作出了重要贡献。“出伯南倚长城，仅以西北二面当敌，征戍二十年，卒保瓜沙以东，不涉戎马之迹”，“河西编氓不惊，诸王将拱听约束，朝廷无西顾之忧”。(14)这同天山南北政局形成鲜明对照。不仅如此，至元中叶，撒里畏吾在元政府统率下，派兵西进，扼制察哈台汗国。至顺二年（1331年），“撒里畏吾兵五百人守参卜郎，以防土番”。(15)这里的参卜郎又译彰八里、昌八里，地在今新疆昌吉境；土番指察哈台汗国统治下的各族人民，主要是畏吾。撒里畏吾与天山南北的畏吾已经两军对垒了。
　　至明代，撒里畏兀儿同东察哈台汗国以及后来的叶尔羌汗国长期处于交战状态，这就是汉文史料中东察哈台汗国后期的都城土鲁番（今吐鲁番）同撒里畏兀儿诸卫之间的战争。远在明成化九年（1473年），土鲁番“收扑曲先”。(16)“土鲁番强，（曲先）被其侵掠”。(17)“曲先”即明朝设在撒里畏兀儿地区的曲先卫。“时土鲁番日强，数侵邻境，诸部皆不能支”。(18)这里的“诸部”主要指撒里畏兀儿诸部。“土鲁番复陷哈密，直犯肃州，罕东复残破，相率求内徙”。(19)这里的“罕东”即罕东卫。正德十一年（1516年），“土鲁番复据哈密，以兵胁（罕东左卫首领）乞台降服，遂犯肃州”。(20)记述东察哈台汗国和叶尔羌汗国历史的名著《中亚蒙兀儿史》，专章记述了叶尔羌汗国创建者赛德汗东征撒里畏兀儿的宗教圣战：“在于阗和契丹之间有一个异教徒部族名叫撒里畏兀儿，他（赛德汗）决意对该部进行一次圣战”，“在于阗和契丹之间的平原上行动了两个月之后，满载卤获物安全而归”。(21)这些长期的征战，是促成撒里畏兀儿东迁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古代回鹘中的两部分彻底分离、形成两个不同民族的重要表现。
　　七
　　若从元代以来撒里畏吾、撒里畏兀儿的统治阶层来看，蒙古的因素更大。终元一世，撒里畏吾的统治者一直是蒙古人，这是很清楚的。明朝所封第一任撒里畏兀儿安定王卜烟帖木儿，正是“元宗世”(22)，即蒙古人。《明实录》的记载更明确：“撒里畏兀儿者，鞑靼别部也。”(23)明代史料把蒙古人分为两部分，游牧于我国西北部、明朝大军西进时没有武力对抗的蒙古人，称为“瓦剌”，《明史》有《瓦剌传》，即尔后的卫拉特；被明朝军队打败、退出元大都（今北京）、游牧于大漠南北者，称为“鞑靼”，《明史》有《鞑靼传》。“鞑靼即蒙古故元后也”。(24)因此，“鞑靼别部”之称，就其源流讲，是蒙古人，而且是“故元后也”；从裕固族历史来讲，就是已经同古代回鹘人融合的“故元后”。有史记载的撒里畏兀儿安定王除卜烟帖木儿之外，还有亦攀丹、领占干些儿、千奔，都是卜烟帖木儿的直系子孙，也就是“鞑靼别部”。不仅如此，撒里畏兀儿诸卫首领也都是这些“鞑靼别部”。明代前期，撒里畏兀儿在号为“鞑靼别部”的安定王的统领下，发展壮大，不仅在撒里畏兀儿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而且在西北民族关系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安定”之称已经成为撒里畏兀儿的荣耀标志，明代就把撒里畏兀儿另称“安定族”(25)、“安定王族”。(26)后来，“安定”之音演变为裕固族中有口皆碑的“安帐”，进而有今日的单音节姓氏“安”姓。(27)从蒙古西征以来数百年的历史中，号为“鞑靼别部”的蒙古人始终是撒里畏兀儿首领，并且在撒里畏兀儿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怎么能不认为是裕固族的“源”，反而成“流”呢？当然，也不能以此认定古代蒙古人是裕固族的“源”，古代回鹘人是裕固族的“流”。最简单的理由就是这些蒙古人已经是“鞑靼别部”，即有别于蒙古人，实即撒里畏兀儿人。
　　八
　　裕固族源流的两大支系，清楚地表现在族名的形成过程中。所有民族无不尊重和爱戴自己的族名，民族感情往往体现在对待族名的态度中。明代以来的撒里畏兀儿之名，是经过祖属蒙古人的“鞑靼别部”上层统治者之口，见诸于明代官方文书、进而为国人所熟知的。远在洪武三年（1370年），明朝大军西进之初，已遣使招谕撒里畏兀儿，七年（1374年），撒里畏兀儿首领卜烟帖木儿派遣府尉麻答儿入朝。(28)此时，明朝大军尚未进入撒里畏兀儿地区，只同撒里畏兀儿上层统治者有了接触。就在此时的明朝官方文书中已经出现“撒里畏兀儿”之称，并且注明是“鞑靼别部”，这显然是通过卜烟帖木儿、府尉麻答儿等上层统治者之口获悉的。这些祖属蒙古人的撒里畏兀儿上层统治者，为宣扬自己的族名立下了汗马功劳。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新中国建立之初。筹建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过程中出现的族名之争及其解决过程，耐人寻味，发人深思，颇能说明问题。
　　筹建自治机构时，东部的安·官布什加是大头目，世袭前清所封“七族黄番总管”之职。他在宣传团结本民族人民、安定社会秩序方面卓有贡献，同人民政府接触较多，正是他提出族名为“撒里维吾尔”。人民政府尊重他的意见，上报中央人民政府批准。但是，至1953年秋，为筹建自治机构召开的祁连山各族各届人士座谈会上，以亚拉格部落正头目、千户安进潮为代表的西部代表坚决反对，使筹建工作遭到困难。
　　官布什加和安进潮的意见相互分歧，颇有来历。从当时他们二人的社会地位看，职衔最高，影响最大。从地域分布方面看，官布什加祖系蒙古，属东部，代表了东部大多数裕固人的意见，恰好同明初卜烟帖木儿等上层统治者向明朝政府的呈报一样，使用了“撒里维吾尔”之称；安进潮属西部，代表了西部大多数裕固人的意见。人民政府不能不重视这种分歧。参加筹建工作的原西北局干部屈大元同志曾和安进潮睡在一个热炕上谈心，寻求妥善解决的办法，直接了当地问他：“你说用什么名称好？”安进潮笑而未答，却彻夜未眠。第二天清早，他告诉屈大元：本民族的习惯族名是“尧呼尔”，并无“撒里”二字。根据“尧呼尔”之音，应译为“裕固尔”，取掉“尔”字，只称“裕固”，兼有“富裕固巩”之意。屈大元同志向笔者叙述这段过程之后说，安进潮的汉文功底很好，毛笔书写的汉字很有功力，如不是清末废除科举制度，安进潮将应名乡试，考取秀才。选用“裕固”二字，不仅表明了他的汉文功底，也表现出深思远谋的思想特征。
　　对安进潮的建设性意见，官布什加完全赞同，东、西部在族名问题上达成共识，求得统一。人民政府专题写出《肃南裕固族自治区名称的说明》，再次上报中央人民政府批准，诞生了“裕固”之称。现从当时的各种报告中摘录两段：
　　代表们认为维吾尔族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他们的族名若冠以“维吾尔”字样，诚恐有所混淆，因此，一致不愿用“撒里维吾尔族”名称，经研究结果，拟名“裕固”族。(29)
　　经讨论结果，按该族实际称呼译为汉话，应为“裕固尔”，但大家一致意见，不加“尔”字，只称“裕固”，所以拟定自治区的名称为“肃南裕固族自治区”。(30)
　　“裕固”之称的形成过程和原始资料，从民族源流方面说明了什么呢？
　　1.“裕固”之称凝聚了东西部裕固族的共同意愿，而东西部的差异、“裕固”之称诞生过程中的分歧和最后统一，同古代回鹘与古代蒙古两个古老民族中各分离出一支，相互融为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何其相似！这虽属巧合，也不是没有来历。
　　2.本民族的传统称谓尧呼尔同汉文史料中的畏兀儿源出一音，同维吾尔也很接近。官布什加所用的“撒里维吾尔”，实际上继承了本民族的传统族称；安进潮所反对的也不是传统族称的实质，除“撒里”之外，所用“裕固”，同样继承了本民族的传统族称。这正是东西部裕固族共同赞称的基础。
　　3.安进潮所反对的只是同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的“混淆”，这才是实质问题。体现在族名中的民族思想感情同维吾尔族有本质区别。这是颇有来历的。安进潮所选用的“裕固”二字既继承了本民族的传统族称，又防止了同维吾尔族的“混淆”。作为裕固族历史上的上层统治者的合法继承人官布什加完全理解，也是官布什加愉快接受“裕固”之称的重要原因。
　　4.如果把安进潮生怕同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混淆”的思想引伸一下，更有意思。就是说，他不怕同信仰伊斯兰教前的回鹘“混淆”。安进潮是否有这种思想，不得而知，但是，从裕固族的全部历史来看，恰好如此。这又说明古代回鹘的一支发展而成裕固族，是在天山南北的畏吾信仰伊斯兰教之后，亦即元、明时期，印证了裕固族源流的两大支系。
　　九
　　今日裕固族有一大特征，就是从源流方面说，古代回鹘与古代蒙古两大支系渗透在各个方面。前面已经说明裕固族东西部的差异同古代回鹘与古代蒙古有关。实际上，在东西两大部中，仍然在源流方面有古代回鹘与古代蒙古的差异。在西部，源于蒙古的罕东左卫和赤斤蒙古卫东迁“肃州塞内”，是撒里畏兀儿诸卫在东迁中损失最小、东迁后仍保持卫建制、继续承袭都督等职衔的两卫。赤斤蒙古卫有千余人，锁南束袭都督职；罕东左卫有五千多人，乞台和日羔剌父子相继袭职。(31)尤其罕东左卫，分两批迁居肃州，第二批是帖木哥、土巴于嘉靖七年（1528年）率众入关。陕西三边军务尚书王琼向明朝禀报了安置经过：“沙州番酋帖木哥、土巴等，故我朝罕东左卫属番，为哈密羽翼，甘肃藩镇者也。后以避土鲁番侵犯，窜入肃州，以穷归我，势不可绝，宜顺其情。诸部落内附者，以其半居白城山，半居威虏城，仍简精锐四百人，每季百人，更番随我军操练，令都督日羔剌统之。”(32)明朝这次安置东迁的撒里畏兀儿诸卫之后，直至清代，肃州地区未发生重大变化，赤斤蒙古卫和罕东左卫的部众成为今日西部裕固族的组成部分是肯定的。恰好在今日明花区有“钟”姓裕固族。“钟”即蒙古语“钟鄂勒”之首音节，原意为“左”，能否印证属罕东左卫后裔，还可以进一步调查研究。这只是就源流而言，若从今日的语言和文化特征看，已是地道的西部裕固族特征。
　　在东部，最典型的是“八个家”。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建立前夕，已有“东八个家”和“西八个家”的区别。东八个家居今康乐区红石窝乡红石窝村、大草滩村和康乐乡寺大隆村，部分迁居皇城区东滩乡，语言和文化是典型的东部特征；西八个家居今大河区雪泉乡，部分迁居皇城区马营乡西水村，语言和文化兼有东西部结合的特征，以西部为主。另有“大头目家”，也是两部分，居今康乐区红石窝乡赛鼎村、巴音村、康丰村者属东部特征；原居青海省祁连县友爱乡、今迁皇城区北滩乡者，号称“曼台”部，语言和文化兼有东西部结合的特征，以西部为主。
　　在原来的各部落中，头目多数姓“安”，有“裕固头目都姓安”之说。笔者在《裕固族“安”姓来源考查》一文中，以调查资料列表说明分布于各部落、今日各区乡的“安”姓户口。由于“安”即裕固语之“安帐”的首音节，源于“安定”，从源流方面说，源于蒙古人。从明代的安定王到清代的“七族黄番总管”，都要向各部落派遣首领，有的直接任首领，而称“摄政”。直至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建立之时，大头目派往亚拉格部落的“摄政”安得福仍然健在，住牧于韭菜沟乡，其子安永禄因参加工作迁居县城。由于游牧社会的性质，凡派往各部落者，都要携带眷属和牛羊，世居该部落，逐步繁衍成各部落的“安”姓。(33)这就是说，不管东部与西部，各部落都有源于古代蒙古的户口。
　　从裕固族整体到东西两大部，直至各部落，既有共同的文化特征，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又有古代回鹘与古代蒙古的差异；共同特征是由古代回鹘与古代蒙古的一部分相互融合而成的；这种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存在，正是裕固族文化丰富多彩的表现之一，使裕固族既与古代回鹘和古代蒙古有关，而又不同于古代回鹘和古代蒙古，也同今日的维吾尔族和蒙古族有区别。这不正是裕固族源流两大支系的铁证吗？怎么能说是一“源”一“流”呢？离开裕固族源流的两大支系，裕固族文化特征从何谈起呢？
　　十
　　现在为本文作如下小结：
　　1.裕固族全部历史和今日状况，有力地说明裕固族源流中的两大支系；
　　2.一个民族的源流不管是一支或多支，凡形成一个民族共同体，必然具有共同的文化特征，因而团结为一个整体，具有内在的凝聚力；
　　3.研究一个民族的族源，不应有一元论、二元论、多元论的定式，应从一个民族的历史实际出发，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
　　注释：
　　①《甘肃少数民族》190、192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
　　②《撒里畏吾与蒙古宗王出伯——裕固族源流中蒙古支系的由来、演变及其重大影响》，《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4期。
　　③《甘肃民族源流》302页，甘肃民族出版社，1991年。
　　④《民族学通论》五章一节：《民族的概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
　　⑤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
　　⑥谷苞：《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赖以形成的基本条件》、《西北民族研究》1993年1期。
　　⑦人民出版社，1980年。
　　⑧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⑨《民族知识丛书》之一，民族出版社，1986年。
　　⑩《撒里畏兀儿东迁和裕固族的形成》，《西北民族研究》1986年1期。
　　(11)《甘肃民族源流》，甘肃民族出版社，1991年。
　　(12)详见上编44页、80页，民族出版社，1958年。
　　(13)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第一分册，164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
　　(14)均见屠寄：《蒙兀儿史记》卷42《出伯传》。
　　(15)《元史》卷35，《文宗》4。
　　(16)《明史》卷329，《西域一·土鲁番》。
　　(17)《明史》卷330，《西域二·曲先卫》。
　　(18)《明史》卷330，《西域二·罕东卫》。
　　(19)《明史》卷330，《西域二·罕东卫》。
　　(20)《明史》卷330，《西域二·罕东左卫》。
　　(21)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著、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译本第2编283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
　　(22)《明史》卷330，《西域二·安定卫》。
　　(23)《太祖洪武实录》卷90，洪武七年六月条。
　　(24)《明史》卷327，《鞑靼传》。
　　(25)（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14，《赤金蒙古卫》。
　　(26)《明史》卷329，《西域一·哈密卫》。
　　(27)拙作：《裕固族“安”姓来源考》，《甘肃民族研究》1990年3／4期。
　　(28)《明史》卷330，《西域二·安定卫》。
　　(29)1953年8月28日《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肃南、阿克赛筹备委员会成立并改称自治区名称和民族名称的请示报告》。
　　(30)《关于肃南裕固族自治区名称的说明》，附于1953年7月27日《甘肃省人民政府酒泉专员公署报告》。
　　(31)以上均据《明史》卷330《西域二》赤斤蒙古卫和罕东左卫传；并《明史》卷198《王琼传》。
　　(32)《明世宗实录》卷97，嘉靖八年正月条。
　　(33)以上均见《甘肃民族研究》1990年3／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