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子与《牟子理惑》

牟子与《牟子理惑》
　　向称文化落后的广西，历代名士名作少，能流传下来的更少。清代藤县学者苏时学曾作诗云：
　　峤西雅集流传少，
　　唐宋遗音久已沦；
　　一个高僧两名士，
　　二千年内见三人。
　　三人指唐曹邺曹唐及宋契嵩，均有诗文集传世。唐宋前广西人的著作，早已影迹无存。汉代苍梧陈元父子的古文经学，汉末苍梧士燮一家的通学，其文集都过不了六朝。唯独苍梧逸民牟子的佛学论著《牟子理惑》，成书于东汉末三国初，却越过风风雨雨，一直流传至今，而且越到近世，越为世人所瞩目。不少名家教授据此写出了一批佛学、史学、哲学中很有价值的论文，其影响及于日、法等国。只可惜处在牟子老家广西，至今知道此书此事者尚为数不多。有鉴于此，虽才疏学浅又年老多病，也勉撰此文作点介绍。
　　《牟子》其书——千载沉埋 幽而复明
　　《牟子》亦称《牟子理惑》或《理惑论》，原二卷，梁释僧佑合为一卷，文前为汉末苍梧太守写的序传，正文共37篇（章），为问答式论述文，每篇设人作问牟子作答，按问题逐一解答世人对新来佛教的疑惑，其中汉明帝时中国佛教初传事，为古籍中最早记载，也最为人所重视。汉代人所著
　　典籍之论及佛道者，近代学者认为独此篇而已。学者梁启超说：“《牟子》以调和儒道释三教为职志。”但胡适、汤用彤等佛学家则云，《牟子》全书都在弘扬佛法，其称引儒书经传是为证解佛理，其征引《老子》也以无为之化申明佛旨。“牟子公然黜百家经传，斥神仙方术，佛教自立而不托庇他人，其精神始于《理惑论》。”（见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现存中国最早的佛教书目，当为南朝宋明帝令陆澄辑编的《法论》，而比这更早的均已全失。《法沦》共16帙(集)，其第14帙名缘序集，辑杂文书扎共七篇，首篇列《牟子》，先于魏晋时曹操及习凿齿的著作，加序曰：“牟子不入教门而入缘序，以特载汉明之时象教初传故也。”显然，博览古籍而治学严谨的陆澄考订后定《牟子》为汉末人撰作。随后．南朝梁释僧佑将东汉至梁朝的佛学论著，辑为《弘明集》4卷，其第1卷之首即录载《牟子》全文，作为中国籍人撰写的第一部佛学论著。考自南朝到北宋，援引《牟于》的书不少，如梁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唐李善注《昭明文选》，宋修《太平御览》及《广韵》等，均无疑原书为后人伪作者。
　　《牟子》单行本传至北宋后失佚，而存于佛藏中《弘明集》的复录本又少为人知，世人自以为该书已无存，南宋后诸书均不见有再征引《牟子》者。
　　及明，语云“明刻书而书亡”，明重刻佛大藏经时竟肆意窜改，明明是历代《弘明集》中的《牟子》均云作者不详，刻书者偏加撰者为“汉牟融”。明清后所见《牟子》皆此刻本，因而引起长期《牟子》的真伪之争。明万历时学者胡应麟就说：“疑六朝晋宋间文士因儒家有《牟子》，伪撰此论以左右浮屠。”(见《少室山房笔丛卷32》)明清时广西的方志录载《牟子》者较少。清嘉庆时称省志楷模的《广西通志》(谢启昆主修)，虽转录了《牟子》的一段序传，但特意加上按语云：“是书不见于史志及诸家著录，自序一篇词指凡浅，决非东汉人所为。”
　　但是，任何随意纂改历史的武断。终为尊重历史的正确观点所战胜。清初学者周广业在注唐马总《意林》残卷时，就以大量史实批驳了胡应麟的武断，说：“考诸群书所引《牟子》皆出自《理惑论》。胡氏臆为揣测，难为定论。而《理惑论》在《弘明集》者褒然首列，是书在粱世亦称传矣。今其文炳著，言似佞佛，意主通经，因而存之。实佳文也。”（见《聚学轩丛书》第五集）清乾嘉间著名学者孙星衍刊刻《平津馆丛书》时，深感《牟子》为汉魏旧帙，特将其从《弘明集》中抽出单印，列入《平津馆丛书》，并嘱其弟子洪颐煊作序，云：“考证后即《隋书·经籍志》所列的《牟子》二卷。”姚振宗的《隋书·经籍志考证》赞扬此说，并同意非牟融所作。清末著名学者孙诒让也说：“《牟子》文字简雅援证奥博，非诸论所能及。”（见《籀廎述林卷六》）
　　进入20世纪，随着社会的进步及西学的东渐，中国出现新的佛学研究热潮。给《牟子》真伪之辨赋予了新的内容。先是以盗窃和研究中国敦煌文化出名的法国人伯希和，用大量的史实写出《牟子考》，证实《牟子》为中国东汉末的重要佛教古籍，并将其译成法文。随后，中国著名的佛学家周叔迦（北大哲学教授，曾创办中国佛学院。建国后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更广泛系统地搜集资料，撰写专著《牟子丛残》（1930年光明印刷局排印本），其论述远胜于伯希和，很快得到国内名家学者的支持。他们都是学贯中西的人物，纷纷从佛学、史学、哲学、文学等方方面面参与研究，其内容大大超过一般校勘学范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对周的书论赞扬备至，并在《与周叔迦论牟子书》中云：“《理惑论》文字甚明畅谨严，时时作有韵之文，也都没有俗气。此书在汉魏之间可算是好文字，任公不肯细读耳。”（注：任公指梁启超，曾著文否定过《牟子》）一生致力于中国佛教史研究的汤用彤（建国后任北大副校长），从哲学史及佛教史的角度，驳斥疑《牟子》为伪书者，“所持理由，多不确实”，“《牟子》援引《老》、 《庄》以申佛旨，已足征时代精神之转换。诚佛教之要籍也。”（见《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著名史学家陈垣（建国后任北师大校长）在《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中对《牟子》多加考证，说：“《牟子传》所言时、地、人、事皆见于史，可见此传不伪。但文中数称佛经佛道。佛之名称为后汉末所无，当时概称佛为浮屠，假定今本《牟子》为真后汉时作。亦必经后人改窜，不尽原文也。”毕生致力于《四库全书提要》考证的余嘉锡，可说是我国目录学的近代权威，读了周叔迦的《牟子丛残》，深爱牟子之文不落晋、宋以下。遂广为收集所知的《牟子》版本与涉及《牟子》的所有古籍，逐一详加考订后，写出《牟子理惑论检讨》七篇，供世人为之论定。七篇为： 流传著录、古今评论、诸家考辨、撰人时代姓名、书名、中国人出家、群书征引。读完该文后，自可得出《牟子》为东汉末人撰作的说服人的结论。曾沉埋千余年的《牟子》，终能幽而复明，乃众多硕学名家的共同功劳。 建国后中国宗教学会会长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八卷本，就据前人的成果用大量的章节，全面评述早期佛教的重要古籍《牟子》。
　　牟子其人——生不问达 死不留名
　　《牟子》最早著录于六朝宋的《法论》及梁的《弘明集》时，均不注作者，只题下注：“一云苍梧太守牟子博传。”北宋以前诸书征引《牟子》者，都不言作者而直呼牟子。明清前梧州(古苍梧郡)的乡贤祠的祀位，亦云：“汉牟子，名字无考”。但元明后屡遭人窜改，给牟子加官加名，有说是汉太尉牟融，有说是东汉末太守牟融，有说牟子字子博。其实牟子的序传很清楚，牟子生不问达于权贵，死不留名于后人，仅是一个没当过官的布衣逸士而已。序传并非牟子借太守之文以自重的自叙，而是当时苍梧太守所写的“博传”。“博”，史家陈垣认为是衍文，其实当时除五经外之文只称传或记，博者泛大之意。牟子的佛学于当时，儒者视为异端，释家目为外典，身居太守重官只可博而言之。太守者谁？考诸史籍，牟子在世时苍梧太守有三：刘曜、史璜、吴巨。后二人任期很短，一为病死一为被杀，能写序作者只有与牟子相处甚密的刘曜。史家汤用彤任继愈说是史璜，怕经不起细考。刘曜，虽然史志无传，但亦留下不少零星记载。刘曜本零陵郡名士，所教出的孙子刘巴（子初）才智过人，后入蜀为刘备重用当尚书令，诸葛亮很赞他：“运筹策于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远矣!”（见《三国志·刘巴传》引《零陵先贤传》）刘曜任苍梧太守约在灵帝后期及献帝初期，也就是牟子活动最频繁的时刻。他不但与牟子关系好，而且同刺史朱符、张津及避难在家的士壹，以及相邻颇得人心的长沙太守张羡也相识。他本人就是个爱好道学的儒生，很想为民办点好事，其事迹是唐以前见诸方志最多之一。唐《元和郡县图志》云：“通星山，在苍梧县北六十二里，汉刘曜太守常登此山，仰观星历，因号通星山。”明清方志又载，汉太守刘曜曾凿通梧州白鹤山。治理西江边钓鱼石，以利交通。这些古迹至今尚存。刘曜太守写牟子序传在哪一年?宋《佛祖统纪》、元《佛祖通载》及近人汤用彤，都认为是兴平二年后，因序传中事只叙至此止，其后苍梧大事更多统无记载。一般说撰序之年也就是牟子成书之年。有学者认为牟于文内有三国时才见的佛经译文，把成书定为三国中期。但史家胡适及陈垣都认为不成理由，因牟子学佛是在交趾郡。接触佛书比中原早，何况牟子成书后不可能没人作些添改。据我推敲，序传约作于建安九年(204)左右。这时刘曜刚离任拟告老还乡，张津也由州刺史改为州牧。故传中回叙朱符亦称牧以重之，依汉制牧乃封疆大吏，秩由六百石升至二千石，估计刘曜写序传时有意不署撰者姓名，也尊重牟子意见不留作者姓名，至于题下所注很可能是后来加上去的。
　　牟子的生平，序传文短而意明。但近年还讹传不少，如《中国佛学人名辞典》（台湾比丘明复编）还说：“牟子南海人，为官南海罢任而居焉。”《南国梵音》2004年4期内有文称：“牟子是东汉时担任的苍梧太守，又名牟融。”这些均应按序传予以更正。牟子的生平考诸序传及史籍，其活动时间大体如下：
　　公元166年(延熹九年)，生于苍梧郡广信县(治所在今广西梧州市河东区)，幼年丧父，随母长大，勤读好学。
　　180年（光和三年）“苍梧桂阳贼攻郡县”(见《后汉书-扬璇传》)，“苍梧诸县夷越烽起，州府倾覆，道路阻绝”（见《三国志·许靖传》），牟子奉母避世交趾（今越南北），时年14岁。
　　192年（初平三年）携母回原籍苍梧广信娶妻，时年26岁。当时苍梧太守刘曜闻其守学，谒请出仕，他以为学而不就。
　　193年（初平四年），荆州刺史刘表射杀长沙太守孙坚后，势力及于苍梧郡边临的零陵、桂阳，苍梧太守刘曜见牟子博学多识，想遣他向刘表致意以通道路，遇交趾刺史朱符又辟荐之。牟子婉拒而称疾避之。
　　195年（兴平二年）交趾刺史朱符的弟弟朱皓（太尉朱俊的儿子），原豫章太守属杨州刺史刘繇辖，为人忠诚有才华，为阴谋家笮融(徐州牧陶谦部属)骗杀。朱符欲派刘彦率家兵前往豫章击笮融，但长途兴师，特请牟子同行以说服沿途诸郡。牟子适遭母丧，只好退辞。其后，朱符因内乱没法出兵（按正史虽不明载，而朱符、朱皓实同为太尉朱俊的儿子）。
　　196—204年（建安元年至九年）牟子退隐锐志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作《理惑》37篇。刚卸任拟还乡养老的太守刘曜为之作序传，并得新任州牧张津支持，张亦为好佛之人。
　　211年（建安16年），此前，张津被杀、太守史璜病死，荆州刘表擅派长沙吴巨为苍梧太守，汉室则赐玺书给士燮，要他以交趾太守统督南方九郡，孙权急急派出步骘为交州刺史，率军直人苍梧，诱杀太守吴巨后，与镇守南海（当时州牧已移驻南海）的衡毅率领的水军剧战于高要峡。苍梧衡毅恩义勇猛，千余人无一生降，十分壮烈，死后苍梧历代将他祀于乡贤祠，其前一位祀主即为牟子。可见；牟子的卒年其家乡一直认定是在建安末。此后苍梧极不安宁，孙吴屡派重兵血洗苍梧交趾，连雄踞一方的苍梧豪族士燮一家几代全被杀个精光。在此情况下。牟子再想隐居避世是很难的。其著作《牟子理惑》何时传世，史籍无载，估计会在晋代以后。
　　综观牟子生平，有两点颇值得注意：
　　一、牟子是汉末苍梧人。当时苍梧是南方诸郡中最具深厚文化底蕴的地方。自汉武帝平南越后，这里是交趾刺史部七郡的中心，社会封建化进程较早，儒家官私学较多，经学极为发达。这里又是古广交通道的枢纽，北连长沙南通日南出海，是中原文化同海外文化相互交流的中心。海路进来的苦行僧（沙门）大量出现，不少成了俗说的昆仑奴。据越南《大南禅苑传灯录》载：“交州一方道通天竺，佛学初来江东未被，而赢 已创兴宝刹二十余所，度僧众百余人，译经一十五卷。”牟子从小习儒，常与道家术士论辩，后又入交趾学佛，归家隐居后更锐志佛道，可说牟子身处中外文化的风口浪尖，能成为杰出的思想代表人物实历史之必然。学术造诣很高的佛学家汤用彤说：“是时交州为东西海程之中心，因能吸收异教殊俗，思想较中州能自由开发。牟子生平学问信仰，兼收并蓄，常有转变，实充分表现五方杂处，交通频仍地方之精神。”（见《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二、牟子是个品学兼优的高士，很值得后人学习。过去谈牟子不少人只忙于给他加名添官，对其人品反而忽略了。其实序传讲得很清楚，牟子虽无真名，但其作为却成了后人的楷模。姑不说他孝母爱妻，且论他攻书为学，从小到老矻矻穷年，由儒学五经到诸子百家，甚至兵书方术，广读博览，最后锐志佛道，兼研老子。但他绝不死读，而是“博取众善以辅其身”。读道书却不信方术，常与之论辩并战胜之，锐志佛道后世俗之徒骂他异道，他还以笔墨维护其矢志的事业。牟子的学识辩才，深为社会所赞许，也为太守刺史所赏识，虽然牟子不问达于权贵，但权贵却屡谒请他出仕，他全都婉辞。终其一生，一个文武兼备的奇才，没当过一天官。没领过一文钱俸禄，真正淡薄名利，修身保真，为道献身，堪称后世师表。
　　历史功过——任人评说 公论自明
　　一个人，一本书，要识穿其真面目很不容易。唐代诗人白居易写的《放言》颇有意思：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月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虚未篡时；
　　倘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分其黑白判其忠奸，总比平时试玉考人难得多，需待时日观察考验。历史长河犹如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一切污泥浊水，逐渐现其原形。牟子与《牟子理惑》于两千年的历史风雨里，有人咀骂有人赞扬，是非
　　功过任人评说，但透过层层迷雾，倒可识清《牟子》确是一部实在的古籍，同时也是一件值得研究的珍贵文物。
　　第一，《牟子》本身说明中国佛教的初传，实况是先海路后陆路。
　　历代史书都根据最古的《牟子》载，佛教初传在东汉明帝永平年间，明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论者谓此乃天竺的佛，于是遣使往大月支写佛经迎佛像，置于洛阳新建的白马寺。其实，《牟子》所载只是当时一种传说。两汉特别是新莽以后，中印交通主要靠海路并非陆路，到桓帝时远到大秦（罗马）遣使来中国也从日南进入。史家虽对《牟子》真伪说法不一，但都认为能于魏晋前苍梧出现此书，本身就说明佛教初传是由海而来。如梁启超在《佛教之初传人》（《饮冰室专集之52》）中说：“欧人分印度佛教为南北宗。吾国海运传南陆道传北。而南宗之来视北为早。”专攻岭南文史的罗香林于抗日战争期间考察桂林摩崖佛像后。于香港出版专书，说西粤佛教自汉末至六朝却颇发达，至李唐尤盛，其早期佛教实自印度泛海传人故自成风气，其佛教艺术亦必自成系统，与中原或西北各区有殊（见《唐代桂林的摩崖佛像》广西二图存复印本）。随着学者对《牟子》研究的深入，建国前后学术界出现不少新研究成果。如学者胡适的论文《从牟子理惑论推论佛教初入中国的史迹》、《从牟子的理惑论推论佛教从交州到长江流域的史迹》。
　　建国后特别是近三十年广西的出土更提供有力的实证。汉代古郡址梧州、贵港及合浦等地汉墓出土大批文物中，已有不少佛教饰物如狮子、莲花的琥珀、玛瑙等，其中尤以陶僧俑最为人注目。陶僧俑又叫胡俑，是随葬的奴隶形象物，高鼻深目，络腮胡子，颧骨突出，裸或半裸，跪坐或踞坐，以头托钵或以手举钵，一看即知是南亚或西亚从海路来的苦行僧。下葬时间多为东汉中晚期。当时佛教传播尚无佛经佛像，更无佛塔佛寺，托钵为生的苦行僧就是传播的最早的载体。那时海路交通多从扶南经合浦进入交广通道。到水路枢纽苍梧后，再下南海或上长沙以达整个南方。
　　由《牟子》引征我国最早佛传海道的存在，不但改变了传统的佛教史说法。而且为中国文化史及中外交往史提供新的课题。佛教，起源于印度，发展在中国。许多宗教原理形成于中国，并影响及于东亚东南亚诸国，这些都同佛传的海路分不开。
　　第二，《牟子》与现存史籍互订，可补正汉末岭南区域史。
　　岭南向称边远蛮荒，汉魏时的正史对它基本缺载。东汉末天下大乱史料更多散失。目前见到的只在几篇人物传中稍为涉及的一星半点。《后汉书》成于东汉后二百年的南朝刘宋，《三国志》陈寿记得更异常简单。过去讲述岭南这一段历史，未免不少偏颇。《牟子》今经多方研究属东汉末撰作，成书比魏晋后写的正史早，保存着一些珍贵史料，可补史之缺纠史之偏。
　　①东汉末的苍梧是中国少有的学术自由之地，也是中外文化思潮相互拼击的漩涡。过去只知道苍梧为汉代岭南的政治中心。汉武帝平南越于岭南设九郡(后改为七郡含今越南地三郡)，交趾刺史部的刺史就长驻苍梧。这里有水路经灵渠联系珠江及长江水系。其南直达交趾日南通印度海道，五方杂处交通频仍。中原文化与南越文化早在此交流，而形成了融合性大进取性强的地方精神。先是广信县陈钦陈元三代的古文经学《左氏春秋》轰动京师，随后出现苍梧豪强士族相连数代驰名南方的合古今文的通学。到了东汉末，按照《牟子》所载中原地区刀光剑影无处净土，“独交州差安”（牟子语），“中原士人来避难者以百计”（《三国志·士燮传》）。本来，东汉时苍梧郡儒学的兴盛于岭南算是首屈一指的，到东汉末不算南来避乱的名 士，本籍名士就有从京回乡躲难的士壹，南宋苍梧讲学授徒数百的大儒刘熙。道家的思想于东汉末的苍梧也很昌盛。牟子说：“地方异人，咸来在焉，多为神仙辟谷长生之术。”但也有修身保真崇尚无为的道学，如太守刘曜。除了儒道二教，苍梧一带还从海路沿交趾合浦传进了佛教，苦行僧在东汉中期就成批作为奴隶传人，到东汉末汉族也出现沙门，甚至官府也出现敬佛现象，建安初的刺史张津就是著绛帕头读道书的人物，绛帕头乃当时沙门的标志。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与新来的海外文化汇集在一起，必然相互碰撞和斗争，使社会比较安定而文化底蕴又比较丰厚的苍梧，形成自由开放的学术讨论热潮。牟子本身的学习和论辨就是这段历史的反映。
　　②细读史籍，属辞比事，足证《牟子》书之非伪。细研《牟子》也发潜阐幽，纠史籍之错漏。
　　经几十年考证，《牟子》所谈及的时、地、人、事，都在史籍中找到实证，若后人伪造断无此能事。同样，将《牟子》当史书读，再联系有关史籍，也可纠正以往正史的漏误。过去对岭南东汉末的历史，多根据《三国志·薛综传》中薛综给孙权的疏书定调，如交趾刺史朱符、交州牧张津，薛综基本给予否定。考朱符乃牟子序传中记曾赏识牟子的人物，清万斯同《三国汉季方镇年表》列，朱符于中平六年（189）至兴平二年（195）任交趾刺史，讲州牧是太守撰传时的回叙。其再前一任的交趾刺史朱俊，光 和年间奉旨于本郡（会稽）简募家兵及所调合五千人，施计进入交趾，先震慑原交趾太守无力制服的夷贼，斩其首要梁龙，招降数万人。随即调回京师，拜右中郎将，封西乡侯，任至太尉，最后愤死于长安贼乱中。据诸史考之，朱符当是忠臣朱俊的儿子，与豫章太守朱皓为亲兄弟(见袁宏《后汉纪》、范晔《后汉书》及陈寿《三国志》)。朱符之当上交趾刺史，当是朱俊封侯后依汉制的推举，故朱俊回京时留下的家兵由他带领。薛综却说他“以乡人刘彦之徒分作长吏，侵虐百姓至百姓怨叛”，实属捏造。朱符所领的家兵乃奉诏建立的。他哥哥朱皓本也是很有才行的好官，于纷乱中为阴谋家陷害诱杀，朱符闻讯欲派家兵前往讨伐，这在当时并非坏事。至于张津，薛综的讲法也很片面。张津原是有名京官，许靖(蜀国太傅)给曹操的信云：“又张子云（即张津，南阳人）昔在京师，志匡王室，今虽临荒域，不得参与本朝。亦国家之藩镇，足下之外援也。”（《后汉书·许靖传》）建安初，本事不大野心极大的刘表当了荆州刺史后，想独霸长沙数郡并染指岭南，当时长沙太守张羡，是张津乡友，甚得江湘间人心，刘表偏要消灭他，困了他一年多，待张羡死后才能平定。于这期间张津帮张羡抗击刘表，并无很大过错。《三国志·士燮传》只云：“津后又为其将区景所杀。”区景此人早为刘表的亲信吴巨所收买，而薛综反说是张津之过致自遭杀没．这怎能服人？
　　第三，牟子的最大历史功绩，是使海路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于交流中融合，促进了思想文化的发展。
　　翻读世界历史，所有文明古国唯独中华民族的文明能一直延续至今，并始终保持青春活力，原因之一就是在历史风雨中不故步自封，能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丰富和发展原有的传统文化。牟子事迹就给人以启发。
　　牟子先习儒学再学道学，又在交趾研究佛学。身处学术自由的苍梧，牟子深懂经学的守旧与方术的荒诞亟待改革，而刚来的佛教依附于黄老也将失去活力，遂挺身而出用尽平生心力，在激烈论辩中撰出《理惑论》，成为我国第一位将外来文化融入传统文化的“吃螃蟹”的人，为佛教流传于中国和实行中国化作出较有成效的贡献。
　　对待外来文化牟子不是简单的“拿来”“照抄”，而是在哲学思想上选取共同点进行融合。他一方面对传统文化不抱残守旧，说：“书不必孔丘之言，药不必扁鹊之方，合义者从，愈病者良，君子博取众善以辅其身。”另一方面对外来文化他不排斥拒阻，说：“不可以所习为重，所希为轻，惑于外类，失于中情。”他把“佛”同“道”联起来，佛之言觉犹道之导致无为，说：“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绪。”他引儒家道家的论点，都是为了弘扬佛法。研究中国佛教史卓有成就的汤用彤教授说：“汉代佛教，附庸方术，魏晋释子，雅尚老庄。牟子恰为过渡时代之人物，则牟子《理惑论》者，为中国佛教史上重要之一页也。”（见《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