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鹘弥勒信仰考

内容提要】弥勒信仰在回鹘中流行时间长、传播广、影响大，可以说是回鹘佛教的一大特色。回鹘佛教主要是在汉传佛教的影响下形成，故其经典、教义都与中原地区相差不大。回鹘之弥勒信仰也是在汉传佛教的强大影响下形成的。弥勒，虽有佛弟子、菩萨、未来佛等多种身份，但在印度佛教中，他多以菩萨身份出现，但在中国，更多地以未来佛的身份而为人敬仰。受其影响，回鹘人一般也都不称其菩萨，而写作弥勒佛（Maitri Burxan）。4-8世纪间，弥勒佛信仰在中原及西域地区都非常流行。9世纪以后，弥勒佛信仰在中原地区渐趋衰落，但在回鹘中却一直盛行不衰，直到15世纪佛教在回鹘中消亡为止。

在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献中，有大量的回鹘文写经题记和发愿文都将与弥勒佛相会、往生兜率天宫作为信仰的终极目的，著名的回鹘文《弥勒会见记（Maitrisimit）》就是弥勒信仰在古代回鹘人中盛行的真实写照。由于受这种信仰的影响，回鹘人在翻译佛经时，往往会有意地在文末加上一些弥勒崇拜的内容，有时还特地选译一些与弥勒崇拜有关的高僧传记，如《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其中特别有趣的现象是译者胜光法师（Sïngqu Säli Tutung）在翻译时，有意地强调并扩充玄奘法师对弥勒崇拜的内容。

【关键词】弥勒信仰 回鹘 题记 《弥勒会见记》 玄奘

回鹘佛教是在汉传佛教的强烈影响下形成的。其所依经本大多译自汉语，其佛教术语也有很多直接采用汉语形式，其佛教艺术也处处深受汉传佛教的濡染，故笔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回鹘佛教其实可被视作汉传佛教在西域的一种翻版，是汉传佛教强烈影响我国周边民族的一个典型范例。[1]回鹘弥勒信仰的形成其实也是汉传佛教影响回鹘的一个实例，只是这种信仰在中原的盛行是在4至8世纪间，9世纪以后便渐趋衰微。回鹘人所接受的，只是它的余绪，但他们一直信受奉行，直至15世纪随着伊斯兰教的征服，佛教徒相继变成穆斯林为止。这是中国佛教史上有着特殊意义却又未被记载的一件大事。幸赖吐鲁番、敦煌、哈密等地大批回鹘文佛教文献的出土、研究与刊布，才使这一史实在时隔数百年之后得以重新昭然于世。

今天，我们搜集到的有关回鹘弥勒崇拜的文献数量已相当多，均以回鹘文写成，有的篇幅较小，如《赞弥勒诗》，本文全文引录；有的篇幅较大，如《弥勒会见记》、《Insadi经》等，这里仅能选录其中的一些段落，供高僧大德研究之用，并略作申论，以填补研究中的空白。

一、吐鲁番出土回鹘文赞弥勒诗一首：

我以四偈的颂诗，

不断地赞美；

这样的功德必有善报，

愿能与您相会，弥勒！

无人想起

在轮回中受苦的我，

当您证成佛果时，

千万别忘记我，弥勒！

愿从三毒[2]污染的

三界[3]行为中，

借佛法之伟力，

将我拯救出来，弥勒！

六贼[4]之敌

把我带入地狱，

今天，我求求您，

请将我救出，弥勒！

由于恶行累累，

眼见我要堕入地狱，

愿四信[5]使我

尝到法药，弥勒！[6]

二、吐鲁番出土回鹘文经幢题记一则：

愿以此三宝胜因使我的母亲、父亲和我所尊敬的长者及无量间之众生永离尘缘，遂其心愿，再生兜率天宫。[7]

三、吐鲁番出土回鹘文木杵铭文（编号为IB 4672）：

但愿这一功德善业所产生的力量能使我们以后与崇高的弥勒佛相会；但愿我们能从弥勒佛那里得到崇高的成佛的胜因；但愿我们借助这一胜因所产生的力量，在永劫间和三无量限中将六条解脱之路走完。[8]

关于该铭文的时代，笔者在它文中已作过考定，认为其必为947年之遗物[9]，此不复赘。

四、吐鲁番出土回鹘僧菩提瓦伽西拉（Bodi-tuvaca Šīla，相当于梵文Bodhidhvaja Sīlavat)题记：

通过可敬的、神圣的三宝神力，

将使我母、我父和我所尊重的人，以及

我的福慧最高的睿智导师们，

在无量寿佛国土(或)兜率天宫，

根据每个人的意愿而得往生![10]

五、敦煌出土回鹘文礼赞三宝文（编号Or.8212-122）：

我向兜率天宫顶礼了。我向弥勒和所有菩萨的洪福顶礼了。[11]

六、吐鲁番出土回鹘文发愿文一则（原件现藏柏林，编号为TIII TV 68 Mz 813）：

远离[烦恼(klesas?)]……他们是法门卫士，护卫佛法，屏弃恶行……如果他们犯下深重的难计其数且无法量度的罪恶或违犯了戒律的话，[可以]通过崇高而充满敬意的奉献……积累难以想象和无法形容的功德。通过这一功德，增长天地间以佛法为[美食]的众神和众女神的神力，使家族与群体得以繁衍生息。[通过积攒功德而形成的神圣之力和他们的部落群体，让] 宇宙的统治者合罕皇帝来保护和守卫十姓回鹘帝国，保护居住在帝国内外的人民免受痛苦的困扰!此外将使所有愿望得以实现……使[近处]及远处的兄弟和子民门坚定自己的信仰，不受诽谤，不为谣言蛊惑，不受疾病和病痛侵害，对佛祖所描绘的[福地之崇拜和奉献功德之心得到满足！]

弥勒佛住世六万岁后灭度。[他]生于翅头末城，父曰妙梵，母曰梵摩波提，弥勒托生以为父母。他出生时，周身放出万丈光芒，使太阳黯然失色。这就是弥勒佛……把人从与生俱来的痛苦中解救出来，使其准确、直接地到达涅槃的彼岸……[12]

此文献较长，计有41行，遗憾的是竟无一行保存完整，内容颇难读通，以上所录仅为其中内容较清楚者。从中不难看出，这段发愿文的基本思想当来源于后秦鸠摩罗什译《佛说弥勒下生佛经》。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出现有“宇宙的统治者合罕皇帝”一语，此语在回鹘文中写作taloy-nung ärkligi xaγan xan。同一头衔，又见于回鹘文《普贤行愿(Samantabhadracaryāranidhāna)》题记[13]中，其意相当于《佛说弥勒下生佛经》所说之转轮王。与之相涉的还有一种来自蒙古语的称谓：dalaiyin xahan，意为“世界之主”，[14]显然又是回鹘文talay-nïng ärkligi的仿造语，talay是对蒙语dalai（达赖）一词的反借用。[15]合罕皇帝一词，常用于指代蒙古国第二代可汗窝阔台，但有时亦用于称呼其他可汗。[16]总之，从这一名称可以确定，该发愿文当写成于蒙元时代。

七、吐鲁番出土回鹘文《Insadi经》

该文献当为多种佛经的合本或汇编，现存柏林，1906发现于吐鲁番木头沟，编号为T III M 228(Ch／U 7570)，现存残叶35叶，计1121行，每叶均以汉字标明叶码，文中穿插不少汉字，书名见于757行，作insadi sudur。从文中穿插的汉字看，似当译自汉文，但迄今未能找到与之相应的汉文原本。各品之后常附有赞美弥勒，乞求与弥勒佛相会，并能在兜率天宫往生之类的语句。兹录其中的一段为例：

愿我们的心变得宁静，愿我们的肉体没有危险，如果我们的生命力与朝气都将耗尽，则我们将面临死亡，啊！我们的父母弥勒，请您赏恩显灵于上吧！如果我们的生命有此得到延续，我们的君主啊！我们的侯爵与王子啊！请接受我们这些奴仆，保护我们（？），让我们升入兜率天宫。[17]

从内容看属小乘之作，约抄写于元代或稍后。

八、哈密、吐鲁番等地出土的大型回鹘文剧本《弥勒会见记》

《弥勒会见记》，不见于汉文大藏经，是目前所存篇幅最大、数量最多的回鹘文佛较文献之一。它由一幕序文和二十五幕正文组成。序文的内容主要为一般的佛教教义和以施主曲·塔什·依干(Qü Tas Ygan)名义书写的回向文；正文以戏剧的形式描绘了未来佛弥勒的生平事迹，是佛教说一切有部毗婆娑派的重要经典。

本世纪初，吐鲁番木头沟和胜金口发现了不少回鹘文《弥勒会见记》残叶，现均藏德国。据葛玛丽(A. von Gabain)之研究，共有6种写本，其中两种为“胜金本”，两种为“木头沟本”，另外两种出土地则尚未查明。1957年，葛玛丽将收藏于梅因茨科学院的该著残卷(113叶)影印刊布，出版《弥勒会见记(Maitrisimit )》第1卷；1959年，她又在柏林科学院发现了一批残卷(114叶)，1961年影印发表《弥勒会见记(Maitrisimit)》第2卷。1980年，德国所藏的《弥勒会见记》写本又由特肯作了系统整理后附以转写与德译出版。[18]

1959年4月，哈密又发现了另外一种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写本，计有586叶(其中完好无缺或大体完好者约114叶)，每叶大小为47.5×21.7厘米，每叶上下左右均留有相等的空白。有些幕前面用朱笔标明演出地点，每叶左侧都以黑色小字回鹘文注明叶数。

在写本的第一、二、十、十二、十六、廿、廿三、廿五诸幕末尾都有内容大致相同的跋文。据跋文知，先由焉耆著名佛教大师圣月据印度文本改为古代焉耆语，[19]又由智护大师据之转译为回鹘语。

关于此回鹘文译本成书的年代，学界莫衷一是。葛玛丽认为德国写本(胜金口出土)抄于9世纪，译成年代应在此前；哈密顿(J.Hamilton)则根据德藏写本与敦煌所出早期回鹘写本的相似性，认为其应属10世纪。冯家昇认为：“译经的年代不应早于840年回鹘人西迁之前，也不能晚到11世纪以后。”土耳其学者特肯(S.Tekin)曾根据葛玛丽所刊的一件文献中的施主名为Klanpatri(来自梵文Kalyānabhadra，意为“善贤”)，与吐鲁番出土木杵铭文中的施主相同，认为此木杵之时代应为767年，故认为此书当成书于8世纪；此说得到了斯拉菲尔·玉素甫等人的支持。耿世民指出其成书时间应在8～9世纪之间。然笔者认为，特肯所说的那则回鹘文铭文实为947年之遗物，那么此《弥勒会见记》写本亦应属10世纪。[20]

该文献对回鹘之弥勒崇拜有着集中的反映，这在文献序章施主发愿文中就有表露：

羊年闰三月二十二日，我对三宝虔诚的优婆塞曲·塔什依甘都统和我的夫人托孜娜一起为了能与未来佛弥勒相会，特造弥勒尊像一躯，并使人书写《弥勒会见记》一部。[21]

诸如此类的敬奉弥勒之文在回鹘文佛教文献中是极为常见的，此不一一赘举。从中可以得到如下的结论：

1．9-15世纪间，弥勒信仰在回鹘中非常流行。佛教何时传入回鹘，史书无征，但可知在唐武德至贞观年间(618～646)，回鹘中已有被命名为“菩萨”的酋长。[22]差不多与此同时，居于甘、凉之间的回鹘别部——契苾部也出现了一位名为“沙门”的首领，并被任命为贺兰州都督。[23]说明早在7世纪上半叶，佛教已传入回鹘之中。但由于762-763年间漠北回纥汗国第三代君主牟羽可汗将摩尼教引入回鹘社会，并将之定为国教，这一举措极大地妨碍了佛教在回鹘人中的正常发展。直到9世纪中期，随着汗国的灭亡和部众向新疆和甘肃河西走廊的西迁，回鹘佛教才在当地繁荣昌盛的汉传佛教的影响下得以兴旺发展起来。

既然回鹘佛教的兴盛始于9世纪，而回鹘佛教又是在汉传佛教的强烈影响下形成的，那么，当时弥勒崇拜在中原地区已渐趋衰微，回鹘佛教何以偏偏要在这个时候继其余绪呢？这一现象的形成的原因，我认为从西域佛教的特殊性中去寻找。弥勒信仰，在西域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弥勒三部”中有二部就是龟兹高僧鸠摩罗什翻译的，罗什曾驻足吐鲁番，自应对那里的佛教产生影响。北朝时期，吐鲁番地区的弥勒信仰一直十分流行，这从吐鲁番一带发现的大量汉文写本及北凉承平五年（445）所立《凉王大且渠安周功德碑》中都可得到具体的印证。640年唐灭高昌，统一西域，西域佛教进一步便被纳入汉传佛教的一体化进程，但当时中原地区净土信仰形式的变化对吐鲁番等地的影响似乎并不是很大。唐朝初年，弥勒信仰在中原地区尽管还十分流行，但已不敌弥陀信仰之盛。只是在武则天统治时期，由于统治阶级的扶持，才又盛行了一段时期。而吐鲁番地区呢？弥勒信仰一直十分盛行，与观音信仰、十方诸佛信仰并存，弥陀信仰反而不显。[24]说明吐鲁番地区之净土信仰演变进程本身就与中原地区不太一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吐蕃乘机攻陷陇右、河西，切断了西域与中原的联系，西域佛教进一步走向独立发展的轨道，为以后回鹘弥勒信仰的最终形成铺平了道路。

2．超脱轮回之苦，达到涅槃彼岸，往生弥勒净土，与弥勒佛相会，是佛教徒虔诚信佛的终极目的。弥勒净土略分为两种，其一是弥勒未来成佛时所成就的人间净土，其二是弥勒菩萨现在居于天宫说法的兜率净土。《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云：佛灭度后，诸佛弟子若精修诸功德，威仪不缺，扫塔涂地，供养僧众，读诵佛经，念佛形像，称弥勒名，修诸净业，命终之后，即往生兜率天，受诸极乐。甚至闻弥勒菩萨之名，也可往生兜率天。即使不生兜率天宫，也可于未来世中生于龙华树下，值遇弥勒。除了对弥勒的礼敬外，弥勒信仰的基本内容主要就是乞求生兜率净土或未来人间净土，因此又可分为上生信仰和下生信仰，[25]而以上生兜率天宫为主。这些思想在回鹘文文献中都有反映，说明他们对回鹘佛教徒曾产生过极为强烈的影响。

3．常做弥勒业，是回鹘佛徒由此岸世界向彼岸世界过渡的舟楫。首先，应净化自己的心灵，故回鹘佛经题跋中常常提到信徒要通过忏悔以清净杂念。同时，还应将自己对弥勒佛的虔诚付诸实际，诸如译经、礼忏、发愿、洗浴众僧、抄写印制佛经、给施贫人、供养三宝、功德回向或开凿石窟、妆娈佛画、兴建寺庙、立塔造像等等，这些都可作为往生弥勒净土的基础。

4．从出土文献看，敦煌回鹘之弥勒崇拜远不如吐鲁番之盛。究其原因，似乎应与敦煌佛教比吐鲁番更同于中原佛教有关。

这里应特别提出的是回鹘人胜光法师（Sïngqu Säli Tutung）对《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翻译。该文献现存回鹘文写本多件，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于1930年或稍前出自南疆，现分藏于北京、圣彼得堡等地。从近年发表的资料看，柏林也藏有该文献的写本残片，既有回鹘语，也有汉-回鹘双语对照者。从题跋知，其译者为别失八里人胜光法师，大致译成于10世纪左右。经德国学者茨默（P. Zieme）研究证实，在回鹘文译本中，多处与弥勒信仰有关的内容被扩充了。[26]如，《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十载玄奘曾口诵偈语：“南无弥勒、如来应正等觉，愿与含识速奉慈颜，南谟弥勒、如来所居内众，愿舍命已，必生其中。”回鹘文本译之如下：

南无弥勒！这位来自净土世界的人，

这位备受尊敬的人，这位真诚、高贵的智者，

我虔诚地乞求自己和所有的人能一道

尽快地在您的面前侍奉您。

哦！我的佛祖！

南无弥勒！崇拜进入净土世界的人，

以及进入精神圣殿的人。

我真诚地希望能够毁灭此身，

以使将来一定能在你们之间往生。

两相对照，不难看出，后者内容有所扩充。如果说这一扩充尚不太明显的话，那就再看另外一段内容。当弟子问及“和尚决定得生弥勒内众不？”时，玄奘简单地答到：“得生。”这是他的最后一句遗言，表露出对弥勒净土的向往。但在回鹘文写本中，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多出了玄奘详尽地描述弥勒所居兜率天宫的内容。显然，译者胜光法师是在有意地强调并扩充玄奘法师对弥勒崇拜的内容，想借玄奘这位颇受回鹘人崇拜的佛教大师之口以宣扬弥勒净土的妙胜之处。正是由于回鹘对弥勒的崇拜，《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这部高僧传才被全文译为回鹘语，盖此文献与弥勒崇拜密切相关也。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翻译，如同《弥勒会见记》等文献之被译为回鹘语一样，反过来又促进了弥勒信仰在回鹘中的进一步盛行。

弥勒，又译梅怛利耶、每怛哩等，梵文作Maitreya，意译慈氏，系从佛授记（预言）将继承释迦牟尼佛位为未来佛的菩萨。据《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和《佛说弥勒下生经》等载，他出身于南天竺婆罗门种姓，后为佛弟子，先佛入灭，上生兜率天内院（即弥勒净土），经四千岁（据称相当于人间五十六亿七千万年）又将下生，在转轮圣王所在国土的华林园内龙华树下成正觉，仍号弥勒菩萨；以其具有未来佛的地位，所以又称弥勒佛。信徒死后均可往生兜率天宫，免除轮回，永不退转。

弥勒本身具有佛弟子、菩萨、未来佛等多种身份。但在印度佛教中，他一般都是以菩萨身份出现的，与金刚手、文殊、虚空藏、观音、地藏、除盖障和普贤一样，同为佛陀护卫菩萨，其地位并不是很高。到了中国，随着佛教中国化程度的逐步加深，弥勒与其他菩萨一样，其身份、地位与影响都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金刚手、虚空藏、除盖障菩萨几乎被中国僧俗遗忘，文殊、观音、地藏、普贤成了护卫佛陀的四大菩萨，弥勒则因其具有未来佛的特殊地位而常以佛的身份出现。佛经称其下生时，世界将将变得无限美好，没有水火、刀兵、饥谨之灾，人寿八万四千岁，安隐快乐。总之，那是一方政通人和、社会进步的人间乐园，故特受人们崇拜和向往。这种信仰从北朝直到唐朝中期（4-8世纪），在中国一直非常流行。

弥勒信仰的首倡者为两晋时代的道安（314～385年），史称：“安每与弟子法遇等，于弥勒前立誓，愿生兜率。”[27]自他以后历南北朝而至隋唐，弥勒崇拜不管在封建士大夫或民间都广为流传，历久而不衰。[28]其思想集中反映在所谓的“弥勒三部”之中，即前文已提到的北凉沮渠京声译《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和后秦鸠摩罗什译《佛说弥勒下生经》，另加鸠摩罗什《佛说弥勒大成佛经》。在唐代，对弥勒信仰鼓吹最力、影响最大的应首推玄奘大师。其所作弥勒业在慧立、彦　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和冥祥撰《大唐故三藏大师行状》中都有明确的记载。前者之被译为回鹘文就与此密切相关。

在回鹘文佛典中，弥勒一般都不以菩萨身份出现，而以未来佛——弥勒佛的身份流行于世，写作Maitri （弥勒）Burxan（佛），这种情况与汉传佛教接近而迥异于印度所见。故笔者认为，回鹘佛教之弥勒佛观念应借自汉传佛教。

[1]拙作〈汉传佛教对回鹘的影响〉，提交“纪念中国佛教二千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无锡，1998年10月21-23日）。

[2]三毒，指贪、瞋、痴。

[3]三界，指欲界、色界、无色界。

[4]六贼，指佛教中所说的六种感觉器官：眼、耳、鼻、舌、身、心。

[5]四信，指四种信心，即真如、佛宝、法宝、僧宝。

[6] G.R.Rachmai, Turkische –Turfan Texte VII, APAW , Berlin 1937, Nr.12, p.60；汉译文载耿世民《古代维吾尔诗歌选》，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3～76页。

[7] Peter Zieme, Xuanzang und Maitreya, Sprach- und Kulturkontakte der turkischen Volker. hrsg. von J. P. Laut und K. Röhrborn, Wiesbaden 1993, p.229（拙译载《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第54页）。

[8] F.W.K. Müller, Zwei pfahlinschriften aus den Trufanfunden, APAW, 1915, p.8～9；拙作《回鹘之佛教》，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81页。

[9]见拙作〈高昌回鹘王国的西部疆域问题〉，《甘肃民族研究》1990年第3～4期，第73～74页、拙作〈吉木萨尔文管所收藏的一枚回鹘文钱币〉，《中国钱币》1991年第3期，第13～14页、拙作《回鹘之佛教》，第190页。

[10] P. Zieme, Buddhistische Stabreimdichtungen der Uiguren (Berliner Turfantexte XIII)，Berlin 1985，46:37－41。

[11]杨富学、牛汝极《沙州回鹘及其文献》，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204页。

[12] P.Zieme, Zum Maitreya-kult in uigurischen Kolophonen, Rocznik Orientalistyczny, T. xlix-2, 1994, p.223-224.

[13] P. Zieme, Zum uigurischen Samantabhadracaryāpranidhāna, Studia turcologica Memoriae Alexii Bombaci Dicata, Neapel 1982，p.609.

[14]同上，p.608.

[15] P. Zieme, Religion und Gesellschaft im Uigurischen Königreich von Qočo. Kolophone und Stifter des alttürkischen buddhistischen Schrifttums aus Zentralasien (=Rheinisch-Westfäl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d.88),1992, p.77.

[16]杨富学〈回鹘文献所见蒙古“合罕”称号之使用范围〉，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97年第44－46页。

[17] Semih Tezcan, Das uigurische Insadi-sūtra (Berliner Turfantexte Ⅲ), Berlin 1974, p.75.

[18] S.Tekin,Maitrisimit nom bitig.Die uigurische Übersetzung eines Werks der buddhistischen Baibhasika-schule,Ⅰ-Ⅱ，Berlin 1980.

[19]焉耆文《弥勒会见记》写本，在吐鲁番七个星遗址中也有发现，对其研究，见季羡林《敦煌吐鲁番吐火罗语研究导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第48-63页。

[20]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详见拙作《回鹘之佛教》，第96页。

[21]伊斯拉菲尔·玉素甫、多鲁坤·阚白尔、阿不都克尤木·霍加研究整理《回鹘文弥勒会见记》Ⅰ，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8页。

[22]《旧唐书·回纥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第5195 页；《新唐书·回纥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第6112页。

[23]《旧唐书·契苾何力传》，第3291页；《新唐书·契苾何力传》，第4118页。

[24]王素〈吐鲁番出土〈功德疏〉所见西州庶民的净土信仰〉，《唐研究》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2页。

[25]汪娟〈唐代弥勒信仰与佛教诸宗派的关系〉，《中华佛学学报》第５期，1992年，第194页。

[26]前揭Peter Zieme, Xuanzang und Maitreya, pp.229-230（拙译载《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第54-55页）。

[27]慧皎《高僧传》卷五〈晋长安五级寺释道安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83页。

[28]参见唐长孺〈北朝的弥勒信仰及其衰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96-2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