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尼藏传佛教寺院发展概况

　　卓尼藏传佛教寺院发展概况

　　七世纪中叶，佛教由西藏及中原传入卓尼，最早的记载可见于《洮州厅志》重兴寺碑文：“洮古边地也，出城之域西二十步许，有寺焉，曰：‘竹当恰盖’，番名也，寺创于唐，自唐而宋，千年有余，其名不替，循故事也。迄至国朝洪武十六年，寺重修，改名重兴寺，敕赐也。”由此得知佛教早在唐代就已传入境内。吐蕃王朗达玛灭佛时，曾在西藏地区拆寺逐僧，僧人纷纷避居安多地区，在卓尼也修建了不少寺院。宋代，吐蕃大首领鬼章在洮州时，曾以寺院为据点同宋军作战，最后寺破被俘。元丰七年（1084年），宋朝在甘肃南部的岷州吐蕃区修建了广仁禅院，当地吐蕃大首领赵醇忠、包顺、包诚等人为修建大寺提供了赞助。 赵醇忠、包顺、包诚皆是吐蕃首领，归宋后被宋王朝分别赐赵姓和包姓，现甘肃南部的洮岷地区还有不少赵姓和包姓的藏族。宋朝政府抓住吐蕃人“最重佛法”的特点，“乃敕数州皆建佛寺”，使藏传佛教在境内得以传播弘扬。但原始苯教也在境内传播，这时期，藏传佛教只限于吐蕃统治者内部和为数不多的人群，修建的寺院规模很小，且数量很少。自角厮啰政权建立后，藏传佛教在境内得到快速发展，为以后佛教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元时萨迦派首领八思巴被元世祖忽必烈尊为帝师，萨迦派的地位由此得到提高。1295年，八思巴进京途经卓尼时，命其弟子喜绕益喜把现在禅定寺寺址上原来的一座宁玛派小寺院改为萨迦派寺院，并举行了隆重的开光仪式。喜绕益喜委托当地吐蕃酋长些地做寺主，护持寺院，并以该寺为中心，大力发展佛教，打击白龙江流域和嘉绒地区苯教势力，致使该地区的苯教徒纷纷弃苯皈依萨迦派。
　　卓尼大寺是萨迦派北方四大寺院之一，一度很兴盛，僧人曾达3600多名。元世祖忽必烈为战争中死亡的生灵表示忏悔，自大都至西藏边界建造了108座寺院。与卓尼禅定寺相隔一山的圆城寺，藏语称“叶尔巴贡桑珠林”，就是此时修建的。稍后又修建了阎家寺，此寺藏语称“扎西贤巴南杰林”，元、明、清时期阎家寺影响很大，出了不少高僧大德，清代西藏摄政王一世策墨林·阿旺慈臣就是在该寺出家为僧的。除此而外，八思巴大师的四大弟子之一的跋喜饶巴尔，在辖区的迭部电尕修建了跋喜电尕寺，亦称“跋喜囊贡奥寺”。萨迦派在卓尼的建寺弘法，开创了藏传佛教在卓尼藏区传播的先河。
　　明代洮州地区有很多藏传佛教寺院。明天顺三年（1459年），卓尼第二代土司之弟仁钦龙布从西藏留学返回卓尼后，将卓尼萨迦派寺强行改名为“噶丹谢珠林”，并改宗格鲁派，从此卓尼寺成为安多地区的主要格鲁派寺院。明代，洮州地区除卓尼大寺外，还有圆城寺、噶日日多寺、阎家寺、白石崖寺、石门寺道帏贤巴林、马闹寺、恰盖寺等寺院。到了清代，卓尼土司在其辖区内白龙江上游的迭部苯教势力区用武力征服苯教的同时，强行修建了几座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清乾隆初年修建了迭部旺藏寺，寺院初建时，因苯教盛行，入寺为僧者甚少，卓尼第十三代土司杨昭曾下令：“兄弟二人者一人须出家，兄弟三人者二人须出家为僧”。自此，寺僧增多，鼎盛时达四百余人。稍后在辖区的洮河上游修建了牙当寺、牙路寺，在北山地区修建了多玛寺、康多寺、杓哇寺等。
　　清末民初，社会动荡，战乱频繁，藏传佛教虽然遭到很大损失，但在土司辖区内仍不断发展。1803年修建了沙冒寺。1885年，车巴沟石矿人贡噶坚赞在车巴沟修建了扎西钦库林，兴建了四大学院，鼎盛时僧人达700余人。1928年，宁海军马仲英率兵进入卓尼地区，烧毁了卓尼土司府和禅定寺，闻名于世的卓尼版《大藏经》印版也被烧毁。同年11月，临潭回民马尕西顺又第二次侵入卓尼,将禅定寺所剩之佛殿和僧舍全部烧毁。之后土司杨积庆励精图治，部属民众鼎力资助，历经十一年，于民国三十年重建了下大经堂，显宗密宗两个学院、经堂、僧官衙门、天文历算及法舞学院经堂、大法台寝宫、尚书楼及僧舍等。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号称有108座属寺的卓尼禅定寺，其规模和势力已大不如前了。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实行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卓尼藏传佛教平稳发展，在保持原有的宗教特权和制度的同时，对上层宗教人士进行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教育。到1956年，全县已有藏传佛教寺院63座，其中包括迭部、舟曲、临潭境内之属寺19座。1958年6月开始，在藏传佛教中实行民主改革，由于受“左”倾思想的影响，改革中出现严重失误，藏传佛教受到极大影响。1962年起逐步开放一些寺院，但好景不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县所有的藏传佛教寺院全部被拆毁，僧人大都被迫离开寺院还俗，藏传佛教的正常活动被禁止，信教群众的宗教感情受到了严重伤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政府拨乱反正，积极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藏传佛教开始恢复正常，一些被拆毁的寺院开始重建。先后开放了16座藏传佛教寺院，其中宁玛派红教寺1座，基本上满足了信教群众的信教要求，藏传佛教又进入了一个再发展、再弘扬的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