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陀思想 对现代人四大影响
佛陀思想 对现代人四大影响
谢燕燕
一位20世纪的诺贝尔奖经济学家,是如何看待2500年前的佛陀?从学者的角度,佛陀对现代社会有哪些贡献和启发?
和佛陀一样出生在印度的阿马迪亚·森教授(Prof Amartya Sen),最近应邀到我国出席首个“亚洲佛教研讨会”时,以重建那烂陀顾问团主席的身份,发表专题演讲“佛陀与现代世界”。
75岁的森教授在回答记者的好奇提问时说,他没有宗教信仰,不是佛教徒,也不是印度教徒,却相信佛陀的思想在今日仍然可以造福世界。
20年前,阿马迪亚·森教授在联合国工作的友人马赫布卜·哈吉(Mahbub ul Haq)要他设计一套可衡量人类处境的“人类发展指数”时,他第一个想到的便是佛陀。
更具体来说,该如何“量化”佛陀所关怀的生命课题——生老病死,也就是如何沿着寿命、教育、谋生方式等课题,制定一套指数。
森教授说,佛陀的生平故事让人们感到很亲切,因为他所关怀的生老病死、无知、愚痴等课题,大家都很容易感同身受。这些课题还有一种迫切性,而佛陀的出家,则以易于沟通的方式,带出问题核心。
森教授也指出,佛教是世界上唯一以“不可知论”(agnostic)自居的宗教。尽管如此,佛陀还是发展出一套超越肉眼的世界认识论,而且在不必有外在神明存在的情况下,通过自觉自省,发展出一套道德操守。
他认为这一点在今天显得特别重要,不仅仅因为有很多人不相信神明的存在,也因为道德操守一旦不是建立在某一神明上,持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才可能在道德操守课题上,找到共同点。这样的立论点,对公元前3世纪治理印度的阿育王,和对今日生活在四分五裂世界的我们,都很重要。
森教授认为佛陀思想的重要性,不在于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或者他采取了什么样的传教方式,而在于他思想的性质。
在他的专题演讲“佛陀与现代世界”中,森教授认为佛陀的思想与教义,对现代人有四方面的重大影响。
理性沟通达到开悟
首先是通过理性方式进行沟通,进而达到开悟。
森教授认为,佛陀一生是通过开明思维,而不是盲目信仰来进行沟通。他并认为,即使在开悟问题上,佛陀也没有把它视为个人追求,而是通过沟通互动,形成一种共同诉求。
他以佛陀涅槃后的几次佛教集会为例,说明这些集会的目的,是化解不同观点所引发的纠纷与冲突,把来自不同地区、代表不同学派的人集合在一起。当中规模最大、最有名的,是由阿育王召集的第三次集会。
推动印刷业发展
佛教思想对世界的另一贡献是推动印刷业发展。
森教授说,不管是中国、韩国或日本,最早的印刷术,都是由佛教工匠所研发,因为他们希望佛教经文能广泛传开来,让更多人接触其教义。
他说,世界上最早的一本印上出版日期的印刷书,便是鸠摩罗什于公元402年所翻译的《金刚经》。这本经书是在公元868年正式印刷出版,经书末页还清楚注明是为了广为传阅。
森教授说,活在今天的世界,沟通与公开讨论实在太重要了,像当前金融危机和其深远的经济与社会影响,就有必要展开环球性讨论。他坚信,公开的讨论能把世界变成更安全、更公平的地方。
治国理念影响后世
森教授认为,佛陀的第三大贡献是治国方面的理念。
他说,佛陀生为太子,却不愿意治理任何国家,但他的一些理念,影响着后来的统治者,当中最著名的便是阿育王。阿育王受佛陀启发,在追求社会公正时,把人民的福利与自由,列为国家和个人的重大任务。
按照阿育王所开创的传统,中国著名佛教学者法显在第5世纪访问印度时,就发现印度许多地区还有公共医院,为平民百姓提供免费医疗照顾。
他说,佛陀对待众生,包括善待动物的立场,提供了对义务的一种诠释。佛陀认为人和动物比起来,处在绝对优势,因此有义务照顾弱小动物。
促进不同地区交往
最后,他认为佛教在传播过程中,通过知识与文化交流,促进不同地区的人相互交往,当中最明显的,是中国与印度在古代的交往。
这种交往从最初的宗教信仰,进而发展到科学、数学、文学、语言学、建筑学、医药、音乐等领域的相互学习。
他以5世纪开始一直延续到12世纪的那烂陀为例说,当时的那烂陀吸引很多外国学生,特别是中国留学生,他们不仅学佛,也学习文学、语言、文化、医药和数学等。
森教授说,即使不是佛教徒,没有虔诚宗教信仰,一样能理解佛陀的教义,一样能被这位人类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所启发和感动。
似乎注定要当学者
森教授在演讲时谦虚的表示自己不是佛教学者,但他对哲学理论一点也不陌生。原来他年轻时曾凭出色的论文,赢得剑桥一份研究奖学金。
奖学金让他有四年时间,自由选择研究课题。他当时便决定专心研读哲学。他对逻辑学、认识论、道德和政治哲学都有浓厚兴趣。
阿马迪亚·森似乎一诞生,便注定要在大学校园里过一生。他是在印度诗人泰戈尔所创立的维苏瓦·巴拉蒂大学(位于印度西孟加拉邦森蒂尼盖登市)出世的,外公当时在大学里教梵文。从3岁至17岁,阿马迪亚·森一直在梵文、数学和物理学之间徘徊,最后却选定经济学。
这位聪明绝顶的学者,年轻时在加尔各答受教育,19岁到英国剑桥深造,修读博士学位时请假回印度,结果年仅23岁便受邀为当时刚成立的Jadavpur大学创立经济系。当时很多人不服气,有人在校园墙上涂鸦,说他是刚刚离开婴儿床的“新教授”。他一生都在世界顶尖学府任职,包括剑桥、牛津、伦敦经济学院、哈佛大学等。
森教授曾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写过人类发展报告,当过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的经济顾问。他因为在福利经济学上的贡献而获得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18岁曾患上口腔癌
初次和这位著名学者近距离接触,发现他深具学者风范,也平易近人,但在访问过程中,有时会听不清楚一些话语。在翻阅了他的生平事迹后,才恍然大悟,原来森教授在辉煌的人生中,也遇过重大挫折。
1952年初,年仅18岁,还在印度求学的阿马迪亚,被发现患上口腔癌。他在相对落后的加尔各答医院,接受几轮严苛的放射治疗。结果癌细胞被清除了,但口腔硬腭骨也严重受损。
1971年,他又陷入健康困境,当时不确定是癌症复发,还是骨头严重坏死,因此从印度回英国的第一件事,便是接受长达7小时的手术。
他记得凌晨四点钟醒来,迫切想知道手术结果,值勤护士却表示不能说,必须由医生来告诉病人。他当
时心急如焚,护士最后用奇特又巧妙的方式暗示他:“他们一直在赞扬你,说你很了不起!”聪明的森教授
很快明白,没有患癌便值得医生们赞扬一番,于是安心入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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