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宣與中國佛教文獻學

一 　　道宣，俗姓錢，潤州丹徒（今江蘇鎮江市）人氏，隋文帝開皇十六年（596）出生，唐高宗乾封二年（667）十月三日圓寂于終南山西明寺，律宗南山派創始人。 　　唐朝初年，律學振興，開宗立派盛況空前。道宣聲教亦廣被中國，受業傳教弟子可千百人，博得了時人極高的稱譽：“自佛滅后（指北周武帝滅法），像法住世興宏毗尼唯師一人。”1律學的意義如佛陀雙林間涅槃最后說法指出：“戒為正順解脫之本。”2道宣有見于此，專弘戒律數十年，無一刻稍殆。關于唐朝律宗狀況，近代南山宗弘一法師概括到；至唐初《四分律》學者乃盛，共有三大派： 　　(一)相部律，依法礪律師為主； 　　(二)南山律，以道宣律師為主； 　　(三)東塔律，依懷素律師為主。 　　法礪律師在道宣律師之前，道宣曾就學于他。懷素律師在道宣之后，亦曾親近法礪、道宣二律師。斯律雖有三大派之分，最盛行于世的可算“南山律”了。3道宣律學理論的奠基著作是“南山五部”4它們都是為四分律的弘傳而撰寫的。 二 　　道宣是中國佛教史上有重要影響的史傳學家，在佛教文藝學方面有巨大成就。我國歷史文獻學至唐初漸趨完備，此以劉知幾《史通》面世為標誌。但封建正統派史學家往往忽視對佛教史料的搜集整理，聽任中國佛教早期文獻散失亡佚，給后人研究帶來諸多不便。5為了佛教的繼承發展，蕭梁以后，佛學界十分重視佛教文獻的整理和文獻學構建工作，出現了《出三藏記集》、《弘明集》、《高僧傳》等大批文史學、目錄學著作，但國家的分裂等外部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全面系統的整理發掘工作。至西明道宣，則充分利用海內統一、經濟繁榮、政治開明的有利條件綜合考察前代積累的大量史料，批判吸取以往的文史學成果，歷經數十載，建立起較為完備的中國佛教文獻學軌範。 　　道宣的文獻學成就，可分三類： 　　經錄：《大唐內典錄》 　　僧傳：《續高僧傳》等 　　護法：《弘明集》、《集古今佛道論衡》 　　先談目錄學。佛經目錄起于晉道安（《安錄》），而現存最古之經錄為僧祐之《祐錄》（即《出三藏記集》）。《祐錄》共四部分：撰緣起，詮名錄，總經序，述列傳，它保存了大批早期的經記，經序和僧傳，為後世留下了大量珍稀的佛教資料。但是撰像起，總經序，述列傳三部分並不屬于嚴格的佛教目錄學體例，故未被以後的經錄沿襲。詮名錄雖為佛經目錄總集，卻又未加以細工的組織疏理。《祐錄》以下，制經錄者側重分類、法度謹嚴，然滯于兩偏，梁啟超說：“經錄之學，至隋而殆已大成，綜其流別，可分兩派：其一，專注重分類及真偽，自僧佑，李廓以下皆是，至隋《法經》集其成……。其二，專注重年代及譯人，竺道祖以下凡以朝代冠錄名者皆是，至隋費長虜集大成（指《歷代三寶記》）”。6 　　道宣充分注意到這兩種偏向，力圖集兩派所長而去其短，重加以合理的組織，《大唐內典錄》結構列表如下：(表略) 　　和以前的經錄相比較，《大唐內典錄》的優點主要體現在： 　　1.《歷代眾經傳譯所從錄》在內容格局上繼承《歷代三寶記》，但更重于考證審核，克服了前者真偽雜收的缺點；一經有多種譯本者，則標注“初出”、“第二出”、“第三出”，略無遺漏；增補《歷代三寶記》前已出而未收錄的佛經譯本和《歷代三寶記》之后新出的佛經譯本。 　　2.《歷代眾經舉要轉讀錄》具有開創意義。在佛經漢譯過程中，同本異譯的情況非常之多，道宣則從多種譯本中選擇一最善本以為代表，附錄其餘譯本，供學佛者有選擇地閱讀。如《華嚴經》舉佛陀跋陀六十卷本，而異譯異名者達十部，《維摩詰所說經》舉鳩摩羅什譯本，而異譯有兩種（支謙《毗摩羅誌經》．玄奘《說無垢稱經》、《解深密經》舉玄奘譯本，而異譯有三種（求那跋陀《相續解脫經》，真諦《解節經》，菩提留支《深密解脫經》）。 　　3.《歷代道俗述作注解錄》，收入漢地佛教撰述，也是道宣新開創一體例。反映了作者對中土撰述的重視。 　　4.《歷代眾經有目闕本錄》將僅存其名的佚失經譯本存目，有助於後世的增補和研究。這似借鑒了正史文獻學（如《隋書．經藉志》）的做法，使經錄更能反映至唐為止的經譯全貌。 　　《大唐內典錄》是佛教目錄著述中的佼佼者，它的體例為後世所承襲，如稍後智升之《開元釋教錄》即大體依彷《內典錄》而成。 三 　　我國佛教僧傳大致可分五類：第一別傳行狀，如灌頂《智者大師別傳》，冥詳《玄奘法師行狀》；第二碑表，如《國清百錄》；第三僧人類傳，如義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第四感應傳，如道宣自撰的《集神州三寶感通記》、《道宣律師感通記》；第五僧人總傳。其中卷軼最為浩廣，最具歷史價值的首推僧人總傳。 　　《續高僧傳》序說：“昔梁沙門金陵釋寶唱撰《名僧傳》，會稽釋惠皎撰《高僧傳》，創發異都，品藻恒流，詳覆可觀，華質有據，而緝裒昊越，敘略魏燕，良以博觀未周，故得隨文成采。加以有梁之盛，明德雲繁，薄傳三五，數非通敏，斯則同世相侮，事積由來，中原穩括，未傳簡錄。”7《名僧傳》（已佚）和《高僧傳》是梁代眾多僧人總傳中最完善的兩部，但是因為“博覽未周”、“同世相侮”、“中原隱括”的原因，許多應該收入的僧人被遺漏了，顯然道宣對二書不是十分滿意。今本《續高僧傳》為道宣所撰《續高僧傳》及稍后《后集續高僧傳》的合編，上起梁初，下迄唐德麟二年（655），時間大體與《高僧傳》相銜接，正傳四百一十四人，附見二百二人，大大超過以往僧人總傳所收人數，也是歷代僧人總傳中最厚實的一部。 　　《續高僧傳》的突出優點是搜集全備、考索細微。首先，它補充了《高僧傳》作者惠皎遺缺的重要僧人。有《高僧傳》出於“同業相侮”的緣由沒有收入的梁代僧人；有《高僧傳》因南北阻絕而未收錄的北魏僧人；有《高僧傳》僅存其名而道宣搜獲資料，重新撰寫的僧人。通過道宣的補佚增廣，中國佛教中上一批重要僧人的行跡著述得以彰顯，如卷七的道寵、卷十六的佛陀禪師等。此外，梁至唐初佛教各宗派代表人物的歷史活動也賴《續高僧傳》流傳下來，如成實師三大家僧旻、法雲、智藏，淨土宗奠基人曇鸞，三論師法朗，地論師南北道代表道寵、慧光，禪宗創始人菩提達摩，三論宗創始人吉藏等人事跡。對於每一位傳主，道宣都有詳悉的說明，有的達數千以至上萬字，最長的是玄奘傳，有兩萬字，平均每傳的字數，在歷代僧人總傳中是最多的。 　　惠皎《高僧傳》按僧人的成就，分為十科：譯經、義解、神異、習禪、明律、亡身、誦經、興福、經師、唱導。十科之分規定了僧人總傳的撰寫法則，對后世有深遠的影響，但在科目設置和僧眾歸類方面存在一些缺陷。因此之故，道宣採納了《高僧傳》十科的分法，但又做了調整，有： 　　1.《神異》改為《感通》、《亡身》改為《遺身》、《誦經》改為《讀誦》 　　2.合《經師》、《唱導》為《雜科聲德》 　　3.新增《護法》一篇 　　將《亡身》改為《遺身》，用辭更加委婉；《誦經》改為《讀誦》，文題更顯貼切，《神異》改為《感通》，同時照顧到佛教神通和感應兩個方面的情況。合《經師》、《唱導》為《雜科聲德》是因為二者或指善于運用語言技巧諷誦長行，歌唱偈頌，或指雜序因緣，傍引譬喻宣講佛理的僧眾，他們都是以聲糅文，開悟聽眾的，意義相近，故歸一類。新設《護法》一篇，突出了在歷代三教之爭及帝王限制佛教活動甚至滅法等決定佛教命運的關鍵時刻，能挺身而出，維護佛法的剛毅之士，表現了道宣的遠見卓識和佛學家的使命感。 　　《續高僧傳》規範了以后僧人總傳的體例和撰寫方法，其后的另一部總傳《宋高僧傳》即“循十科之舊例，輯萬行之新名”。8 四 　　佛教自印度傳入中國以后，因義理修行與儒道差異較大，遭到部分保守人士的排斥，辯論鬥爭是難免的。道宣所處的隋唐之際，佛道爭論也頻繁發生，如隋文帝、唐高祖、唐太宗三朝佛道次序之爭，傅奕的排佛活動等時刻威脅著佛教的發展。三教之爭主要反映在因果報應，沙門是否應敬王等倫理觀點上。現實狀況要求對三教論爭的歷史作一總結，為佛教界理清思路，擬定策略，以期在三教鬥爭中處于不敗地位。順應這一目的，道宣編輯了兩部文獻集，《集古今佛道論衡》和《廣弘明集》。 　　《集古今佛道論衡》（簡稱《佛道論衡》）是後漢至唐高宗朝佛教與道教鬥爭史實的敘述，分甲、乙、丙、丁四卷。它的特點是細緻生動地描述了歷代佛道論爭的背景、緣由、人物、議題、過程、結局，尤可重視的是它詳盡論述了佛道論爭的裁定者──帝王在爭議中的態度、傾向，從而為研究當時二教的消長升降情況，帝王的真實心理提供依據。如貞觀十五年，唐太宗指令道先佛後，隨後向佛教界解釋道：“朕以先宗在前，可即大于佛也。自有國以來，何處別造道觀？凡有功德，并歸寺家，國內戰場之地，并置佛寺。乃至本宅，先妣唯置佛寺，朕敬有處所，以盡命歸依。師等宜悉朕懷。彼道士者，正是師習先宗，故位在前。今李家據國，李老在前。若釋家治化，則釋門居上，可不平也。”9這說明唐太宗仍是崇揚佛教的。雖然牽涉到佛教的聲譽功過，但道宣能以一個嚴謹的歷史學家必具的平和冷靜的態度展開敘述，一一所引，皆有所本，這是難能可貴的。此外，《佛道論衡》還保留了許多道教的原始資料，對研究道教史也有重要價值。 　　與前書相比，《廣弘明集》則重于文獻的編輯。全書分為十篇，有三十卷和四十卷兩種版式，篇目稍有差異，內容大同，共收入各類文章二百八十多篇，作者一百三十餘人，文體有論序、表詔、行狀、誄銘、頌讚、詩賦等，時間始自曹魏，終于唐初。 　　佛教護法類文獻，首推《弘明集》和《廣弘明集》。僧祐《弘明集》收入東漢至梁時佛教理論作品，編輯的緣由是各階層不能正確地理解傳播佛法：“自大法東漸，歲幾五百，緣各信否，運亦崇替。正見者敷讚、邪惑者謗訕。至于守文曲儒，則拒為異教，邪言左道，則引為同法。”10《廣弘明集》撰述緣起與《弘明集》一致：“中原周魏，政襲昏明，重老輕佛，信毀交貿，致使工言既申，佞幸斯及”。11 　　雖同為弘教護法著作，但《廣弘明集》收文的時地範圍、數量大大增加了。它收錄了梁以上而《弘明集》缺載的大量著述，如魏曹植的《辯道論》，宋謝靈運的《辯宗論》，晉支循的《釋迦文佛讚像并序》，後秦姚興的《通三世論》。在類別方面，舉凡詩賦、誄銘、詔書等也被道宣收入，這些零散的文獻往往透露出重要史實，梁武帝《述三教詩》即其中一例。梁武帝既奉儒道又崇佛的行為自古是史家爭論話題，而《述三教詩》說：“少時學周孔，弱冠窮興經……中復觀道書，有名與無名……晚年開釋卷，猶月映眾星。苦集始覺知，因果方昭明。示教唯平等，至理歸無生。”12可見其對三教的信奉有一個過程，最後則皈依佛教。此外，北周武帝天和建德年間滅佛的詔書《周祖廢二教已更立通道觀詔》也是一例。它交代了這次滅佛行動的許多細節。《廣弘明集》的史學價值還在于它為其它相關學科提供遺文，如早期目錄學的關鍵文獻梁阮孝緒的《七錄序》和魏晉南北朝至隋唐時期為其它詩文集遺漏的大量詩賦。 　　在體例上，《弘明集》籠統雜收，而《廣弘明集》則有十篇之分：歸正、辯惑、佛德、法義、僧行、慈濟、戒功、啟福、悔罪、統歸，主旨更顯明了，易于查檢。 　　《廣弘明集》是護法類總集，對研究中國佛學思想的演變亦有重要的學術價值。晉宋間頓悟漸修問題爭論很多，竺道生首倡頓悟成佛說，以為理不可分，不容階級，真理既是渾然一體的，必然要求體證的完整，純粹性，這一思想在中國學術史上產生重大影響，隋唐各宗均視頓高于漸，惠能南宗更以“頓悟”為標榜，頓悟說進而通由禪門影響宋明理學達數百年之久，道生這一思想保存在謝靈運的《辯宗論》裡。“二諦”與“法身”是南北朝三論學者熱烈爭論話題，《廣弘明集》收入梁昭明太子蕭統的兩篇文章《解二諦義令旨》，《解法身義令旨》是這一次辯論的重要文獻。《廣弘明集》對中國佛教義理演變研究的學術價值由此可見一斑 注釋： 1.釋惟靜著，圓乘校《佛教歷史》362頁，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6年4月出版。 2.《佛遺教經》，載樓宇烈編《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第四卷第一冊24頁，中華書局，1992年9月出版。 3.弘一法師《律學要略》，載秦啟明編《弘一大師李叔同講演集》121頁，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3年5月出版。 4.道宣所撰《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四分律拾比尼義鈔》、《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疏》、《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四分律比丘尼鈔》等五部書的合稱。 5.《魏書．釋老誌》是封建正史中唯一記載佛教傳播的誌書，而劉知幾指責作者魏收（字伯起）這種做法，說：“伯起魏篇，加以釋老，徒以不急為務。”見《史通內篇．書誌第八》。 6.《佛教目錄學在中國目錄學之位置》，載《梁啟超集》100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7.《大正藏》第五十五卷，第四二五頁中。 8.《大正藏》第五十卷，第七○九頁下。 9.《大正藏》第五十二卷，第三八六頁上。 10.《大正藏》第五十二卷，第一頁上。 11.《大正藏》第五十二卷，第九七頁中。 12.《大正藏》第五十二卷，第三五二頁下。 （本文作者蔣海怒服務於南京大學哲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