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佛教
明代佛教是从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至毅宗崇祯十七年(1644)前后二百七十六年间朱明一代的佛教。
明代政权建立之初,有鉴于元代崇奉喇嘛教的流弊,转而支持汉地传统的佛教各宗派,因此喇嘛教在内地渐衰,而禅、净、律、天台、贤首诸宗逐渐恢复发展。太祖早年出身于僧侣,对于佛教有意加以整顿。洪武元年(1368)即在南京天界寺设立善世院,命僧慧昙管领佛教,又置统领、副统领、赞教、纪化等员,以掌全国名山大刹住持的任免。三年(1370)又召集各地僧耆,规定寺院为禅、讲、教(包括依瑜伽教修行及应赴佛事等)三类,要求僧众分别专业。随后又召集江南名僧至南京,启建“广荐法会”及点校藏经,进行刻版。对于僧人普给度牒,废除过去计僧卖牒的免丁钱,并命各地沙门讲习《心经》、《金刚》、《楞伽》三经。到了洪武十五年(1382),对于佛教的整顿更为积极,仿照宋制设各级僧司、僧官[其制在京设僧录司,各府设僧纲司,州设僧正司,县设僧会司。
僧录司诸僧官由礼部任命,有左、右善世,左、右阐教,左、右讲经,左、右觉义等职。主要任务是监督僧众行仪及主管考试等。从洪武二十五年(1392)起,僧录司务僧官都按级给俸,最高的月给米十石,最低的五石。见太祖实录],制定僧服色别,严格区分禅、讲、教三类。十七年(1384)采纳礼部尚书赵瑁的建议,规定每三年发度牒一次,并加考试,不通经典者淘汰。二十四年(1391)命各州府县只许保留大寺观一所,僧众集中居住,限各府不得超过四十人,州三十人,县二十人。规定男子非年达四十岁以上,女子非五十以上者不准出家见《明史.职官志》三)。复通告全国,防止僧俗混淆,规定僧人诵经仪式和施主布施金额,这就是所谓《申明佛教榜册》,是明初整理佛教的一项重要文件。又命各府州县的僧官,就地调查杂处民间的僧人实数,要他们集中居住。次年(1392)通知全国各级僧司造僧籍册,拟刊布各寺,使互周知,名为《周知板册》。后以执行手续过烦,不久就停止了。
明初以来,僧道度牒是免费发给的。但考试限制很严,私度因而激增。代宗景泰二年(1451)因救济四川、贵州饥荒,采纳朝臣建议,实行收费发牒制度,凡僧道纳米五石者,给与度牒。宪宗成化二年(1466),淮扬地方大饥,也用同法以赈济。成化八年(1472)淮扬巡抚张鹏请给僧道空名度牒一万道,以买米济荒,虽一度遭到反对,但到了次年户部却发给空名度牒十万道,以赈济山东。这样,有牒僧道既大量增加,寺观自然随之而增。据成化二十一年(1485)统计:
在成化十七年(1481)以前,京城内外的官立寺观,多至六百三十九所。后来继续增建,以致西山等处,相望不绝。自古佛寺之多,未有过于此时者。而纳费发牒之举,直继续到明末为止(《大明会典》卷一百零四)。
明代寺院的土地虽不如元代的多,但明初对于大寺,也常有给田赡僧之举。
如报恩、灵谷、天界,号为南京三大寺,都有许多寺田。南京报恩寺的田地塘荡就有一万余亩(《金陵大报恩寺塔志》)。江南各地著名寺院也都有相当多的土地。常州武进县土豪陆衡典了弥陀寺田土三千亩,到期不肯全部交还,因此兴讼,于是开始禁止买卖寺田(《钦录集》洪武十九年条)。洪武二十七年(1394),规定全国大寺有钱粮者,设钻基道人一人,专办差税,其余僧众都不许在外奔走,交结官司。到了景泰年间(1450—1456),令各处寺观田地,每所限置六十亩为产业,其余都拨给农民佃种纳粮(《大明会典抄略》“僧录司”),钻基道人之制也就跟着废止了。明代对于喇嘛仍给以应有的宗教上优遇。洪武六年(1373)
前元帝师喃迦巴藏卜入朝,即与以炽盛佛宝国师称号。洪武七年(1374)帕思巴后代公哥监藏巴藏卜入朝,又尊为帝师,加国师称号。设置西宁僧纲司,任喇嘛三刺为都纲;于甘肃河州,设置番汉二僧纲司,以藏僧任僧官。成祖即位后,对喇嘛更加重视。永乐元年(1403)遣中官侯显入藏,迎哈立麻至京,亲往慰问,请于南京灵谷寺启建法会,给与大宝法王称号。当时宗喀巴(1357—1419)在藏传弘佛法,名称普闻,成祖又派大臣四人往请,宗喀巴派遣上首弟子释迦智(1354—1435)前来京师,成祖即给他以大慈法王称号。后释迦智回西藏创建色拉寺(拉萨三大寺之一),又再度至京,任永乐、宣德两代国师(张建木《宗喀巴大师传》)。计永乐时代(1403—1424)受封的藏族喇嘛,有五王、二法王、二西天佛子、九大灌顶国师、十八灌顶国师(《明会要》卷七十八)。宪宗、孝宗、武宗三代(1465—1521)都深崇喇嘛。来京藏僧,也多给以西天佛子、灌顶国师等尊号。武宗且通达梵语,自号大庆法王,给藏僧食茶八万九千余斤。神宗万历五年(1577)蒙古可汗俺答入青海,闻第三世达赖索南嘉措(1543—1588)至西宁附近弘法,即率众万人欢迎,给以“遍知一切瓦齐尔达赖喇嘛”尊号(达赖喇嘛之名就从这时开始)。索南嘉措遂致书当时宰相张居正致敬,表示当劝顺义王(时俺答受封为顺义王)早日回蒙,并献礼物四臂观世音、氆氇、金刚结子等。
万历十六年(1588)神宗曾派人迎索南嘉措前来北京,但他于是年即在内蒙逝世了。
明初各宗派中,禅宗盛行,而以临济为最,曹洞次之。元末禅僧继续传法于明初的,有楚石梵琦、梦堂昙噩、愚庵智及。明初知名的禅僧有季潭宗泐、恕中无愠、呆庵普庄、见心来复、斯道道衍、雪轩道成、南洲溥洽等。中叶以后,则有楚山绍琦、空谷景隆、笑岩德宝、无明慧经、无异元来、永觉元贤、湛然圆澄等,各阐禅学于南北各地。
梵琦(1296—1370)和昙噩都曾参加蒋山法会,为太祖所礼重,著有《北游集》、《凤山集》、《西斋集》及《六会语录》。昙噩(1283—1371)著有《新修科分六学僧传》三十卷行世。智及(1311—1378)四主名刹,为元叟行端以后的有名宗匠(《南宋元明禅林僧宝传》卷十)。
宗泐(1318—1391)与来复齐名。洪武五年(1372)于钟山建法会,太祖命他升座说法,并作《赞佛乐章》八曲,又命主金陵大天界寺,掌全国僧事。与如玘笺释《心经》、《金刚经》、《楞伽经》,颁行全国。所著有《全室外集》九卷。无愠(1309—1386)从元叟行端出家,居台州瑞岩时,日本怀良亲王慕他的名望,遣使请往日本传教,太祖因此召他至南京,但无愠以老病辞。所著《山庵杂录》二卷,称为宗门七书之一(《南宋元明僧宝传》卷十二)。普庄(1347—
1403)深于禅学,又善讲说。洪武十年(1377)朝廷命各地僧徒讲习《心经》、《金刚》、《楞伽》三经,他受请讲授于金山寺,由是著名。又曾主江西訟E居山及浙江径山。所著《呆庵语录》,后湮没不传(《南宋元明僧宝传》卷十三)。
来复(1319—1391)擅长诗文书法,历主宁波天宁及杭州灵隐诸大刹,曾被召至京,受四众归敬。后因丞相胡惟庸案牵连被杀。著有《四会语录》及《蒲庵集外集》六卷。道衍(1335—1418)号逃虚子。成祖起兵时,任为军师,即位后,论功授僧录司左善世。永乐二年(1404)任太子少师,复姓姚,命名广孝。常居僧寺,冠带而朝,还仍缁衣。他除监修《太祖实录》及监修《永乐大典》外,著有《道余录》一卷、《净土简要录》一卷、《诸上善人咏》一卷、诗文《逃虚子集》
十卷(《明史》卷一百四十五)。溥洽(1346—1426)博究教典,并通儒书,曾任僧录司左善世。建文帝出奔时,成祖疑他与闻其事,把他拘禁十余年。后因道衍临终之请,始释其狱。寂后,杨士奇为撰塔铭(《补续高僧传》卷二十五)。
道成(1352—1432)出于万松法嗣雪庭福裕一系,尝住金陵天界寺,永乐初曾出使日本。
绍琦(1404—1473有语录四卷曰《笑岩集》。德宝门下出幻有正传,正传门下有密云圆悟、天隐圆修、雪峤圆信三名僧,各传道一方,时称为临济中兴。圆悟(1566—1642)重兴宁波天童寺,为明末禅宗著名宗匠。嗣法弟子有汉月法藏、浮石通贤、破山海明、费隐通容、木陈道忞 等十二人。其法系蕃衍,遍于全国。
慧经(1548—1618)住江西新城(今黎川县)寿昌寺,倡导农禅,重振曹洞宗风。其法嗣四人,以博山元来、鼓山元贤二系最盛。由此二系的蕃衍,使曹洞一宗在江西、福建、广东三省和天童一系的临济禅形成对峙之势(《五灯会元续略》卷一)。元来(1575—1631)开法江西博山,门下出宗宝道独、栖壑道丘、星郎道雄等,其法系颇盛于广东。元贤(1578—1657)住福建鼓山,大唱曹洞禅,著有《补灯录》、《继灯录》、《永觉禅师广录》(三十卷)等二十余种。圆澄(1561—1626)在法系上与元来、元贤为同门昆季。他开法绍兴云门显庆寺,法席大盛。门下麦浪明怀、石雨明方、三宜明孟、瑞白明雪等,都是禅宗知名者。
著有《慨古录》、《宗门或问及语录》八卷(《南宋元明僧宝传》卷十五)。
华严宗在正德至嘉靖之间(1506—1565)稍弘于北方。无极(明信)由鲁庵(普泰)传授贤首教旨历二十余年,门下出雪浪洪恩(1545—1608),尽传其学,著名于江南。雪浪弟子知名的有巢松慧浸和一雨通润。一雨的弟子有苍雪读彻和汰如明河。慧浸(1566—1621)善于讲说,通润(1565—1624)精于著述。明河(1588—1640)曾疏《楞伽》、《楞严》二经,并著《补续高僧传》二十六卷。
苍雪(1588—1656)别号南来,善讲《华严大疏》,并工诗文,有《南来堂诗集》
行世(弘方《贤首宗乘》)。
天台一宗,宋元两代盛传于江浙。入明以来,只有东溟慧日、原璞士璋、白庵力金(一作万金)等数家。慧日以后,继述的有无碍普智、万松慧林、千松明得、百松真觉诸家。至万历间无尽传灯(1553—1627)住天台幽溪高明寺,始重立天台祖庭,大开讲席。他著有《法华玄义略辑》一卷、《天台传佛心印记注》
二卷等,时称为天台中兴。其后智旭继之,著有《法华纶贯》一卷、《法华会义》
十六卷、《大乘止观释要四卷》等,为明代天台最后的一大家。
慈恩宗典籍,宋元间渐次失传,至明初几乎成为绝学。正德年间(1506—1521)鲁庵稍弘于北方,无极继之,渐传于南地。雪浪从无极学《华严》,旁及《唯识》,辑有《相宗八要》。其门人巢松曾领学徒在焦山专攻《成唯识论》三年;一雨著有《成唯识论集解》十卷,可知其学风的趋向。后紫柏盛赞慈恩一宗,学者复继起研究。明昱(1527—1616)曾讲唯识于南京、北京及杭州等地,著有《成唯识论俗诠》等《相宗八要解》(王肯堂《成唯识论俗诠序》)。王肯堂(?—1614)亦治《成唯识论》,因感慈恩著疏亡失,乃辑藏中经论及《华严疏钞》、《宗镜录》诸典正释唯识之文,编撰《成唯识论证义》十卷。崇帧年间(1628—1644),祩宏的弟子绍觉(广承)讲唯识于杭州莲居庵,其门下有灵源(大惠)、辩音(大基)和新伊(大真)等。广承著有《唯识音义》八卷,未成而寂,由辩音补辑成书。大惠著有《成唯识论自考录》十卷。新伊著有《成唯识论合响》十卷(《灵峰宗论》卷八之一)。新伊的法嗣智素,又撰《成唯识论音响补遗》十卷。此外,当时的唯识学者还有古德、内衡等(钱谦益:《上内衡法师书》,见《有学集》卷四十)。
律宗自明初以来,也很衰微。正统间(1436—1449)朴原主杭州昭庆寺,奉命开坛传戒,时称宗师(《新续高僧传》卷二十八)。万历初,如馨(1541—1615)在南京古林寺传戒,三昧(1580—1645)继之,律学大振。晚年应请入南京宝华山传戒,著有《梵网经直解》四卷。其法嗣见月继制《传戒规范》,古林遂成律宗道场。同时福州鼓山元贤,广东鼎湖山道丘、弘赞等,均尽力于律学之复兴。弘赞著有《四分律如释》十二卷、《四分律名义标释》四十卷(《鼎湖山志》
卷二、三)。
净土法门,自宋元以来成为各宗的共同信仰。明初梵琦、大佑、慧日、妙叶、普智、道衍等,都弘赞净土,各有著作。
嘉靖至万历间(1522—1619)宗本、传灯等都宣扬净土法门。
特别是云栖祩宏,专志净业,广受缁素的归向,建立了净土一宗的道场。智旭精究各宗教义,亦以净土为三学(禅、教、律)的指归。他的弟子成时,选编有《净土十要》,流传很广。
此外,慧经、元来、元贤、圆澄等曹洞宗匠,也都提倡禅净双修。其影响一直延至今日。
明代中叶,自宣宗至穆宗(1426—1572)一百多年间,各宗都衰微。但到神宗万历时期(1573—1619),名匠辈出,形成佛教的复兴气象。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人物,是云栖祩宏(1535—1615)、紫柏真可(1543—1603)、憨山德清(1546—1623)、藕益智旭(1599—1655),号称明末四高僧。
明代在家居士对佛教的研究,也形成一种风气。宋濂、李贽、袁宏道、矍汝稷、王宇泰、焦竑、屠隆等,都于佛学有相当理解,遗有许多有关佛学的著作。
宋濂为明初翰林学士,曾三阅大藏,著有《宋学士文集》。所撰高僧塔铭等文字三十九篇,祩宏辑成《护法录》,为元末明初佛教史传的重要资料。李贽出入儒释之间,尤好禅宗。著有《文字禅》、《净土诀》、《华严合论简要》等书。
袁宏道与兄宗道、弟中道三人,俱以文章知名。他初学禅于李贽,后归心净土法门,撰有《西方合论》,宣扬净土。矍汝稷博览内典,汇集禅门宗师语要,撰《指月录》三十二卷,盛行于世。王肯堂精于医学,学佛研习唯识,著有《成唯识论证义》。焦竑长于文字,举进士第一,与李贽往来论学,因归心佛法。著有《楞伽》、《法华》、《圆觉》等经的《精解评林》各二卷。屠隆是著名的文艺家,晚年学佛,著有《佛法金汤录》三卷,驳宋儒排佛言论。
其他如严讷、虞淳熙、庄广还等,多从祩宏习净土法门。
庄广还编有《净土资粮全集》六卷。紫柏、密藏之倡刻嘉兴藏,多得力于袁了凡、陆光祖、冯梦祯、陶望龄等的护持。这些居士对于明末佛教之复兴起着很大的作用(《居士传》卷三十七至四十六)。
明代佛教教义的研究,以《楞严经》为最盛。现存明代研究《楞严》的著述,尚有数十种,著名者为真鉴《楞严正脉疏》十卷、德清《楞严通议》十卷、通润《楞严合辙》十卷、智旭《楞严文句》十卷及《玄义》二卷、钱谦益《楞严经疏解蒙钞》十卷、曾凤仪《楞严宗通》四卷等。《心经》、《金刚经》、《楞伽经》,自明太祖指定为僧徒必须讲习的三经后,注解极多。除宗泐、如玘所释以外,《心经》有宋濂《般若心经解义节要》一卷、真可《心经注解》一卷、德清《心经直说》一卷、李贽《心经提纲》一卷等;《金刚经》有真可《金刚经释》一卷、德清《金刚经决疑》一卷、智旭《金刚经破空论》一卷、曾凤仪《金刚经宗通》
七卷等;《楞伽经》有德清《观楞伽经记》八卷、通润《楞伽经合辙》八卷、智旭《楞伽经玄义》一卷及《义疏》九卷、曾凤仪《楞伽经宗通》八卷等。《法华》、《华严》、《起信论》,亦极流行。天台著述,有一如《法华经科注》七卷,如愚《法华经知音》七卷、通润《法华大窍》七卷、德清《法华通义》七卷,智旭《法华会义》十六卷等。华严有德清《华严经纲要》八十卷、方泽《注华严经合论纂要》三卷等。戒律的著述,以《梵网经》为最盛。现存的有祩宏《梵网菩萨戒经义疏发隐》五卷、寂光《梵网经直解》四卷、智旭《梵网经音义》一卷及《合注》七卷、今释《梵网戒疏随见录》一卷等。
明代撰著的佛教史籍,现存的有玄极《续传灯录》三十六卷、文琇《增集续传灯录》六卷、加惺《大明高僧传》八卷、明河《补续高僧传》二十六卷、幻轮《释氏稽古略续集》三卷、元贤《继灯录》七卷、《建州弘释录》二卷、传灯《天台山方外志》三十卷、如卺《禅宗正脉》十卷、净柱《五灯会元续略》八卷、通容《五灯严统》二十五卷、通问《续灯存稿》十二卷、朱时恩《佛祖辈纲目》
四十一卷及《居士分灯录》二卷、黎眉《教外别传》十六卷、郭凝之、圆信合编《先觉宗乘》(辑录居士入道机缘语要)五卷、《优婆夷志》一卷、心泰《佛法金汤编》十卷、屠隆《佛法金汤录》三卷、夏树芳《名公法喜志》四卷等。其他禅僧语录,为《嘉兴藏》及日本辑《续藏》所收的约有百余种。
明代的刻藏事业,前后共有五次。即洪武年间(1368—1398)初刻于南京的《南藏》,永乐年间(1403—1424)再刻于南京的《南藏》和刻于北京的《北藏》,在这以后有刻于杭州的《武林藏》,乃至万历年间(1573—1619)开雕而完成于清初的《嘉兴藏》。前三藏是官板大藏,后者是私刻大藏。
《武林藏》是中国最初刻成的方册大藏经,开刻年代不明。《嘉兴藏》是真可及其弟子密藏计划,幻予继之主持,经德清、袁了凡、陆光祖、冯梦祯等支援刻成的《方册大藏经》。初开刻于山西五台山,后褹E至浙江径出,而由嘉兴楞严寺发行。故依刻经处所称为《径山藏》,依发行地称为《嘉兴藏》。
此外,明代还有藏文藏经(甘珠尔)的刊行,在永乐和万历时代,前后曾翻刻过两次。此甘珠尔原系十四世纪之初由嘉漾比丘刻成,藏于藏地奈塘寺,世称奈塘版。永乐八年(1410),成祖遣使藏地访求经典,即取其经藏全部翻刻,又翻刻其丹珠尔(论藏)部分要典《般若》、《中道》、《律论》、对论、二种《比量论》六论随经藏发行,称为永乐版。这是明代初刻的“蕃本”大藏经(见永乐八年“藏经赞”)。其后万历三十三年(1605),又翻刻永乐版蕃本,以黑字印行,称为万历版(吕澂 《西藏佛学原论》,深浦正文《佛教圣典概论》第十章)。
明代建国以后,为实行和平外交政策,于洪武三年(1370)命僧慧昙出使国外,开了以僧为使的创举。慧昙率领使节团一行二十余人,访问西域各国,于洪武四年(1371)秋到达僧伽罗国(今斯里兰卡)。他以高龄劳瘁,到僧伽罗后不久即患病,自知不能复命,预向僧伽罗王留下遗表而寂(宋濂《觉原禅师遗衣塔铭》)。洪武十年(1377),宗泐又继慧昙遗志,奉命率领佛徒三十人,再使西域。往返六年,至洪武十五年(1382)归国,从印度取回《庄严宝王》、《文殊》
(真实名义)等经。
其次是对日外交。当时日本为南北朝时代(1336—1396),南朝太宰府怀良亲王曾遣日僧祖来来中国致书通好,洪武四年(1371)十月至京。太祖即命禅僧祖阐、天台讲僧克勤等送祖来还国(《明史日本传》)。迨达九州时,怀良亲王已出奔,新任地方官怀疑祖来乞师中国,把祖阐等拘留在九州太宰府。后经京都王朝得悉其事,派舆马来迎。足利义满欲请祖阐主持天龙寺,克勤未允,只为日本僧俗演说佛法而已。洪武七年(1374)五月,祖阐、克勤等回至南京,太祖以他们不辱使命,给以嘉奖,并令克勤蓄发拜官(宋濂《送无逸勤公出使还乡省亲序》)。建文三年(1401)日本足利幕府也遣僧祖阿等来明。建文四年(1402)
祖阿归国时,惠帝亦遣僧道彝(天伦)、一庵(一如)赴日还聘。次年(1403)
二月,明使归国时,足利义满又遣僧坚中圭密为正使来明。时惠帝出奔,成祖即位,日使适到称贺,逐遣赵居任、张洪及僧道成等,送日使者还国并赠书通好(《释氏稽古略续集》卷二)。
明代中国和尼泊尔的外交往来,也以僧人为使节。洪武十七年(1384),太祖命僧智光与其徒惠辩等赍玺书彩币出使尼八刺国(今尼泊尔),其王马达纳罗摩遣使随智光入京,送金塔、佛经及名马方物,于洪武二十年(1387)到达南京。
太祖报以银印、玉图书及幢幡彩币等。智光在尼泊尔时,曾从麻诃菩提上师受传金刚曼陀罗四十二会,归国后译有《八支了义真实名经》、《仁王护国经》、《大白伞盖经》等(《明史》卷三百三十一《西域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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