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云禅与人间佛教

星云禅与人间佛教
　　学愚（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助理教授）
　　提要：当前，星云大师和佛光山几乎已经成为人间佛教的代言人和未来发展的典范。许多学者从多个方面研究分析了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模式以及佛光山成功的经验。但是，这些研究，无论是从学术方面还是从宗教方面，都似乎重点突出了星云大师的弘法活动，以及佛光山奇迹般的发展历史，而没有进一步深入探讨这些活动和奇迹背后的宗教本质和源泉，即作为佛光山开山祖师的星云大师的宗教修证和智慧。星云大师作为临济法脉的传承人，曾在青少年时代就受到严格正统的禅门训练，深具禅的精神和智慧，并且精通禅宗的种种方便法门。所有这些以及其他，共同构造了星云大师的人格魅力、宗教情操，是成就星云模式人间佛教和佛光佛教辉煌的源泉所在。本论文追述禅与人间佛教的历史，探讨星云大师的禅修与智慧，并以此为基础分析星云模式的人间佛教，检视星云大师的禅法与人间佛教之间的密切关系。如果说人间佛教是佛法应世的正道，那么，星云大师就是通过禅或禅的智慧，再一次发现了这一正道，使佛教在中国，乃至世界再一次展示出强大的生命力量和救世性质。通过这样的分析和研究，我们将可以发现，佛光山以及星云模式的人间佛教是坚实地建立在佛法的基础之上，是佛法在当今的契机实践。如果说星云模式的人间佛教是“星云禅”化现出来的应世化世的方法和现象，那么，星云大师以此禅法来面对、关心、指导政治的智慧和方法，或称为“禅政治”就是星云模式人间佛教的具体实践。本文最后将从星云大师的“禅政治”，分析佛教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探讨星云大师的政治态度，以及他对佛教与政治关系的论述。
　　关键词：星云禅 人间佛教 佛光佛教 禅政治
　　一 、前言
　　欧洲文艺复兴以后，以及十九世纪东方民族思想复苏运动以来，宗教服务现实社会人生已经成为世界各宗教探索和实践的主要课题。就佛教而言，中国地区的人间佛教，和东南亚地区，以及现代西方流行的参与佛教，就是这一探索和实践的具体结果。人间佛教和参与佛教已经成为当代佛教发展的两大主流，有人甚至认为这是佛教继释迦牟尼佛以来，大乘佛教发展以后的又一次开宗和创新，是声闻乘、大乘，和密宗佛教后的第四乘佛教·无论是人间佛教，还是社会参与佛教都强调了佛教与当代社会和今世人生的密切关系，都积极地创造新的入世方法，使佛教适应社会发展，并在此适应中化导世间，为社会人生提供“离苦得乐”的应时服务。当前，人间佛教经诸多大德的不断努力，出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其思想已经普遍地为中国佛教徒所接受，成为佛教在二十一世纪发展的指导思想，在大陆和台湾出现了许多人间佛教的大师和实践样板。其中，星云大师和佛光佛教尤其引人注目，似乎已然成为人间佛教的代言人和实践典范。近年来，人间佛教也成为宗教学术研究的主题之一，其中有关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的研究更是不胜枚举。许多学者从诸多方面，论证和分析了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模式以及佛光佛教的成功经验。但是，无论是从学术方面还是从宗教信仰方面，他们都似乎重点突出了星云大师的弘法活动，以及佛光佛教的奇迹历史。他们没有进一步深入探讨这种活动的本质和奇迹的源泉，即作为佛光山开山祖师的星云大师的宗教修证和智慧。
　　星云大师作为临济法脉的传承人，曾在年幼时就受到严格正统的禅门训练，深得禅中三昧，赋有禅的精神和智慧，并且通晓禅宗的各种方便法门。所有这些以及其他，都构造了星云大师的人格魅力、宗教情操，是成就星云模式人间佛教和创立佛光佛教历史的源泉所在。换句话说，星云大师对佛法的悟证，即禅法，化现出星云模式的人间佛教，而星云模式的人间佛教则是成就佛光佛教辉煌的根本动力。本论文研究星云大师的禅修与智慧，并以此为基础分析星云模式的人间佛教，探究星云大师的禅法与人间佛教之间的密切关系。星云大师通过星云禅法再一次发现了人间佛教之正道，成为佛教在中国乃至世界再一次展示出自己强力的生命和慈悲济世的精神。通过这样的分析和研究，我们将发现佛光佛教以及星云模式的人间佛教具有坚实的佛法基础。如果说星云模式的人间佛教是“星云禅”化现出来的应世化生的方式和现象，那么，星云大师以禅面对、关心、影响和指导当今政治的智慧和方法，或称为“禅政治”，就是星云模式人间佛教的具体实践。本文最后将从星云大师的“禅政治”分析佛教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探讨星云大师的政治态度、以及他对佛教与政治关系的阐述。
　　在此之前，让我们来首先简要地回顾一下龙树、惠能、太虚诸大师人间佛教模式的转换，以及禅法超越时空的承传，疏理一下禅和人间佛教思想发展的历史。
　　二、禅与人间佛教
　　两千五百年以前，为了启开众生的智见，佛陀以一大因缘出现世间。无论是南传上座部、还是北传大乘佛教，一般都认为释迦牟尼佛没有创造真理，他只是重新发现了人类忘失已久的佛法。过去和未来诸佛都觉悟同一佛法，虽然觉悟此佛法的方法各不一样。那么，佛陀是怎样觉悟佛法的呢?他所觉悟的佛法又是什么呢?佛教传统认为，佛陀在实践和掌握了当时各宗教思想和修行法门以后，意识到它们的局限性。因此，他只身来到菩提树下，禅坐四十九天后，大彻大悟，看到了人生万物的本来面目——缘起性空之理，随后即把他所觉悟的真理教授给大众。这样，佛陀出生于人间、成佛度生于人间这一事实，以及佛陀在禅修后觉悟真理的事实，充分证明佛法在人间，禅是一切佛教实践的源泉；只有通过禅，人们才能觉悟第一义谛，也才能真正实践人间佛教。
　　从历史和宗教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这么认为，若要了解佛教则必须首先了解重在当下实践和觉悟的禅。狭义而言，禅——dhya^na，就是制心一处，或者说它是一种止观的功夫，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智慧。广义地说，特别是中国禅宗革命之后，禅似乎多用来一切修行法门，或指智慧以及智慧的表达。这与早期佛教中的“法”——口harma具有相等的意思，既指修习方法，又指修习圆满而终极觉悟或解脱。禅超越语言文字、时空观念，唯在以心传心；禅者只管当下，不计过去之因或未来之果。禅的表达方式虽然有时奇异而不同一般，但是，作为个人内在的宗教修持和这种修持而产生的智慧表达，它并不是麻木不仁，而是富有一种拔苦与乐的利他慈悲性，具体则表现于禅师方便多门地导引众生觉悟的精神之上。禅能帮助人们发现自己的本来清净的面目，并以此清净之心来观察世界，以达到宗教修持与世俗生活的统一。
　　佛教认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但只有人才能在今世通过自己的努力完全发挥此潜在的能力，从而觉悟成佛。佛陀因禅发现了真理、获得了觉悟，并把自己的发现和觉悟教授给世人。人们只要按照佛陀的教导或佛法去实践，就能同样地觉悟真理。但是，发现和觉悟真理之后，佛陀及其弟子们并没有离开这个世间，而是一如既往地在世间软化其他众生，如此，佛法则能一代一代的在人间传承。但是，这种传承并不依赖于一种固定的物质形式，而是一种心灵的感应契合，对觉悟的心心相应，超越时空的局限性。换句话说，起始于佛陀的佛法传播，不会落入任何空间大小的范畴；同样地，就时间而言，佛法的传承不一定要从前一代传给后一代。数代之后的人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同证同悟数代前辈，乃至佛陀的所修所证之佛法，及至最终觉悟成佛。原因是，佛法的证悟不是发生在个人之外，而是之内，只要此人能够发现本具之佛性，即能证佛陀之所证。人具有佛性并具有与佛性相应之心，能够同证佛陀所证，同悟佛陀所晤，无论此人在何地何时。这种以心传心、同证真谛的佛法传承是整个佛教发展史中的潜流，也是佛法在世界上传播、并发展至今的保证，它就是禅的传承和发展的历史。
　　佛陀出生于王族，于人间觉悟成佛：为了大众的普遍利益，他又把自己觉悟之法毫无保留地奉献出来。这样，自释迦牟尼佛开始，佛教就在人间、为人间、属于人间。虽然说，佛陀的教导同样地对其他六道众生有效用，但佛法特别关心的是人类大众，也只有人才能圆满地明白和全面地实践佛陀所教。可以说，整个佛教历史就是人类众生学习、实践、悟证佛法的历史。这些特色决定了佛教的人间性格和人间实践。两千五百多年的佛教历史也一再显示了这种人间性格和实践，虽然其中也曾出现过对这一性格和实践的冷落、忘失，乃至歪曲，但是，一旦这样的现象产生之后，一些高僧大德就会出现于世，重新发现佛法正道，重新开启佛法于世间传承之风。这样，佛教曾数次忘失正道，也曾数次回归正法，如此则保持了佛法利益人间、服务人生的功效。
　　佛法在人间传播的历史起始于佛陀的诞生之日，这也是人间佛教的开始。佛陀在成道以后的五十年中，一直生活在这个世间，没有刻意地试图把自己与世隔绝，他所说的佛法绝大多都是与人类有切身的关系，都是为了人类痛苦的解脱。同样地，佛陀指导下的僧团以清净身口意三业，成为社会道德的榜样，为人类提供精神食粮和寄托。僧众们与这个世间保持著蜜蜂与花丛似的关系，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与社会上的其他人相互依存。同样地，佛陀觉悟了物质与精神、世间与出世间的内在联系和统一，从未拒人类的福祉于不顾，更没有忽视拯救人生的职责和使命·佛陀从未谴责人类的物质快乐，只是认为这种快乐的无常而不可执著。相反地，在其一生的传法生涯中，佛陀时时显示出他对社会福利和政治和平的关心，努力倡导男女、种姓平等。他曾数次亲自过问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政治纠纷、化解它们之间的紧张气氛乃至武装冲突。对于在家居士的生活来说，佛陀也曾无微不至地谆谆教化，授以他们做人应世之道。他曾要求在家弟子把家庭收入分成四份，分别用作家庭开支、再投资、贮蓄和布施。对于僧伽来说，佛陀制戒，不是为了限制僧众的自由，而是为了更好地使他们能够与各自所处的社会和谐共处、服务人生。佛陀教导他们随宜持戒，注意随方昆尼。佛陀甚至允许僧众依照各自所在之地的地理、社会、文化和宗教环境来实践戒律。人们可以在任何时、任何地实践佛陀所说之法、所教之戒。这些事实充分说明了佛法实践的人间性和人间关怀。
　　佛灭后六百年左右，僧团逐渐忘失了佛法利益社会人生的精神，僧众转向闭门玄思和经院佛学，滞于“有”、“无”之争，其宗教实践也倾向于自我了脱·在这样的情况下，大乘佛教兴起，倡导菩萨思想和实践。大乘佛教的思想和实践对治了当时的经院、自私／—自闭佛教，旨在回归佛陀应世的本怀·大乘佛教慈悲和智慧的实践统一了人世与出世，达到自利与利他的不二。这样，实践菩萨行的僧众又一次可以深入社会、利益人生。
　　龙树菩萨（约西元一五O—二五O）是大乘佛教的集大成者。他以缘起而论性空，分析缘起与性空、真谛与俗谛的不二，统一了世间与出世的关系，抑制了猖獗的宗派思想之争，批评了自私的小乘之行。与四阿含相应，龙树菩萨建立了四悉檀之教，即世界、各各为人、对治、第一义悉檀，倡导世间与出世的不二法门。他批评了当时佛教界内错误的观念和实践，重新揭示了觉悟不离世间的佛法之理。根据鸠摩罗什大师所翻译的《龙树菩萨传》，我们发现，龙树菩萨曾试图建立不同于小乘、具有新戒律的大乘僧团，并著手改革僧团服装。为了贯彻其新思想，带领僧众重新回到公众生活之中，龙树菩萨曾乔装改扮为一名将军，前往国王的军营服务，以此来赢得国王的皈依。他为此辩护说，佛法的传播定要得到王权的护持，因为“树不伐本则条不倾，人主不化则道不行”。在龙树菩萨的不断努力和争取下，大乘佛法得以呈现，在理论上重新建立僧团与社会、佛法与世法之间的关系。
　　虽然说大乘佛教起源于印度，但却在中国得以进一步发展，建立了大乘八大宗派。佛教传人中国之初，即在民间广泛流传，并得到政治的庇护。六朝时期，佛教与中国固有道家思想相结合，发展迅速，但与此同时，僧团也逐渐醉心于哲理的分析和形而上的臆想。宗派佛教相继在隋唐出现，并得到长足发展。虽然说这些宗派，如天台、法相唯识、华严等在佛教实践方面有所创新，但是，一般来说，它们强调了哲理的研究和佛法义理的探索。这样，正如吴汝钧教授所说，佛教哲学有一顶峰的发展，致使后来者很难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佛教大德，特别是禅宗祖师被迫另辟蹊径，开发佛法在中国传播的新路。虽然说，吴汝钧教授的这种观察和说法显得有点消极，但是，也说明了一个道理，即唐代禅宗大德以禅回归佛陀本怀，又一次重新发现人间佛法，并以此来对治当时佛教哲学化的趋势，重新建立佛法在世间并利益人生的传播。
　　惠能大师就是这些大德中的佼佼者。他倡导于世间修习佛法，统一了世俗生活与宗教实践，强调了“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重要性。《六祖坛经》就是他这种思想的综合和实践的总结。⑨佛教是一实践之宗教，任何试图离世而觉悟的思想都是与佛法背道而驰，其实践则如同“觅兔角”而得不到任何收获。惠能大师之后的唐代禅师们大多主张在日常生活中，以平常心去体验佛法，在吃饭喝茶等日常生活中悟禅。禅宗的兴起或禅（佛法）的重新发现，再一次揭发了佛教的强大生命力，扭转了佛教玄化和哲理化之偏嫌，重新连接了佛法与人生的联系，开启了在生活中体验佛法、自觉觉他的途径。
　　唐朝以后的一千多年间，特别是明代之后，佛教的发展又逐渐背离人间正道。这样，到了清朝末期，从事经忏的鬼神佛教，以及自我闭塞、与社会人生脱离的寺院山林佛教成为佛教存在的普遍形式。又一次，民国年间的太虚大师，倡导僧团改革，试图重新推广佛教的人间正行，开启佛教与社会联系的大门，建立传播佛法于世间、并利益世间的菩萨行。太虚大师一生“行在瑜伽菩萨戒本，志在改革僧伽制度”，努力使佛教的实践适应当时的社会和政治发展需要。在这一追求过程中，太虚大师从禅以及禅宗历史中得到很大的启示，从而意识到修习佛法不能脱离社会人生。因此，他创造性地阐述了人间佛教或人生佛教理念，鼓励僧伽走向社会，成为建设国家的一分子。在提倡人间佛教的同时，太虚大师坚持认为，禅是中国佛教的核心，唐代禅宗的实践可以为人间佛教的现代建设提供启示。
　　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的理念与他的宗教修行和禅的智慧是分不开的。太虚大师曾有三次禅修经验，这些经验是他建立人间佛教理念的思想基础。太虚大师指出，唐代以后的佛教，包括禅宗佛教衰落的主要原因就是僧团的与世脱离和只重于自利修行的原故：只有落实人间佛教、重振早期禅风，佛教才能经得起时代的考验。太虚大师主张以“菩萨学处”来实践人间佛教，借镜重视现时当下的禅法实践，使佛教重新与社会和人生结合起来。因此，太虚大师主张，禅与人间佛教的结合才能重辉正法、建立人间净土。
　　龙树、惠能、太虚都是佛教历史上的“领袖和明星”，他们以各自历史时代为舞台、续佛慧命，再一次发现了人间的佛法，重新开启人类觉悟成佛的正道——人间佛教。通过对佛法的悟证，他们再次创立了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随顺世间，由人行菩萨道或禅而成佛的传统。他们这种内在的佛法智慧以及赋有创意思想的精神谱写了佛法在人间的历史，成就了佛法化导世间的使命。但是，在我们赞叹他们为佛教在世间弘化所作出的贡献和功德之时，我们也必须承认，由于他们各自时代社会、政治、宗教传统以及地理因素等的限制和影响，他们并没有能够完全实现或真实再现佛法在人间的愿望、未能全面落实他们所悟证的人间佛教之道。龙树菩萨无法如愿以偿地建立一个独立的大乘菩萨僧团，太虚大师最后也不得不承认他的佛教改革的失败和人间佛教理论的有余而实践的不足。虽然说，惠能大师的禅宗佛教在后来的数百年间得到弘扬，独领风骚，但是，其禅法的实践仅局限于僧团和少数文人士大夫之中，并没有能够广泛地深入民间和社会。因此，他们建立菩萨僧团、普及禅法于僧团之外、以及重新落实和全面推行人间佛教的使命依然等待著后来人的完成。当前，星云大师和佛光山正在完成这一使命。针对当时台湾乃至世界的政治、社会、以及宗教形势，星云大师来到台湾不久，即就倡导人间佛教，并坚持以禅作为佛教实践基础。他建立起充满菩萨精神和实践的大乘佛光僧团，创立了僧俗一体、出世与人世不二、佛法与世法结合的佛光佛教；弘佛法于五大洲，普化大众百姓和社会精英，把佛法带人人的生活、人的心灵之中，从而改变了干百年来僧团与世间断离、人生与佛法不合的局面，开创了佛法服务社会人生的人间大道，并开始在世问建立超人间佛教。而所有这一切，又都是与星云大师的禅法或对禅的实践和悟证密不可分的。
　　三、星云禅和佛光佛教
　　在人间佛教研究方面，当前的学术界注重于探讨星云大师在建设佛光山方面的创意性策略，出版了许多文章和专书，分析比较它们与普遍流行于工商业界的实践方法的关系。星云大师创建了星云模式和星云现象的人间佛教，被称为“人间佛教实践的第一人”、佛教的“创意大师”。作为经济学家的高希均教授，在（台湾的“星云奇迹”：人间佛教在宁静中全球兴起）一文中解释说，星云模式的提法，是借监于现代高科技企业界的理论和实践。“模式就是指决定运作成败的一套方法、一个过程、一种组织、一种判断”。高教授依循满义法师的说法，总结了星云模式人间佛教的四大与众不同，即说法的语言不同、弘化的方式不同、为数的愿心不同、证悟的目标不同。不同就是特色，这种不同一般的特色，促使星云模式的人问佛教倍受海内外信众的信仰与关注。大概一年以后，高教授在符芝瑛所作的《云水日月——星云大师传》序言中，介绍了工商业界中表述群体竞争、价值创造和市场开拓的“蓝海策略”，并以此来形成和突显星云大师在开拓新的“佛教市场”、创立新的“价值”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不同凡响的勇气和远见。高教授反问道：“我不断思考，是这位宗教领袖的哪些才能使他成为推动‘人间佛教’第一人、蓝海策略的先行者?”最后，他总结了星云大师的六项才能：㈠过人的领悟力，㈡敏锐的洞察力，㈢强烈的说服力，㈣坚毅的执行力，㈤巨大的扩散力，㈥无私的生命力。
　　把星云大师这种创意策略和人格魅力同其他商业钜子并列起来，乃至把佛光山人间佛教的成就同其他商业界成功的事例作比较，当然会令人随喜赞叹、振奋不已。但是，如果考虑不到，或者忽略了其中的宗教源泉和佛法性质，这样的列举和比较，往往会意想不到地留给人们误解，乃至诽谤的空间。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使命确实同世俗商业和贸易的性格具有某些共同之处，而且他在成功领导佛光佛教走入国际领域等方面，也的确吸收了一些应用于工商和社会中的谋略和技术。但是，我们也不应忘记它们之间的根本不同、或者说是“不共之法一，以此来突出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不离世俗，但又超越世俗、不为世俗所同化的特色，彰显其策略和性格背后的宗教底蕴和智慧。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更深一层次，即从精神或宗教本质方面全面了解和认识星云大师和佛光佛教。换句话说，仅以世间的经济或工商业操作规律和实践为蓝本或对比，忽视其内在的宗教源泉与体验，我们是无法真正地了解星云大师。同样地，在没有弄明白星云大师的宗教修持，即禅的体悟之前，我们也无法全面掌握佛光佛教及其弘化成就。另外，一味地或过份地从世间经济和工商方面来分析论证星云大师模式的人间佛教，而置其内在的宗教修持于不顾，必定会大大淡化其宗教意义，招致被指控为“世俗化佛教”的危险。大量的这些方面的宣传，或多或少影响了，乃至直接导致了某些读者，乃至佛教徒生起这样一个概念，那就是佛光山具有浓重的“经商”气息。因此，在大力宣传星云模式人间佛教、赞叹佛光山弘法利生丰功伟绩的同时，我们似乎也应更加突出强调这种模式和伟绩背后的精神源泉——星云大师的佛法修证和觉悟，即星云禅。就目前而言，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一方面全面了解星云模式人间佛教的佛法根源和禅的体验，另一方面也能建立佛光佛教的佛法基础，帮助人们树立正信，消除他们对佛光山的误解。
　　在佛教文献中，常常记载了历代高僧大德在出生时具有不同寻常的异象出现，以此说明他们不是一生、二生，而是百千万生，业植德本，广修慈悲智慧因缘。星云大师出生时，其母刘玉英女士梦见一小金人在她床前翻找什么东西。当刘女士好奇地问这个小金人在找什么时，站立在一旁的一位白发老人回答道：“他在找稻穗。”正在这时，小金人高兴地从床上抽出一支稻穗，兴奋地说：“找到了、找到了。”此中的“稻”音同“道”，“穗”即果。从宗教的角度讲，此梦预示即将出生的婴儿将人道证果，成为一代宗师。星云大师出生后，在一个传统的佛教家庭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从小培养出一种宗教的虔敬情操和与人为善的道德风尚。
　　十二岁在栖霞山寺出家后，星云大师就开始了严格的禅法训练，打造了一身禅门功夫。当时的寺院生活清贫困苦，有时甚至吃不上饭，病了看不起医生。清贫的生活虽然给年少的星云许多挑战，但也因此造就了他吃苦耐劳的品质。他把所有这些困难都看作是上求佛法的机会，在学习和修持佛法上更是精进不息。与此同时，贫穷的寺院生活也给星云大师一种反面的启示：出家修行者个人应不积蓄财物，或者说应过著清贫的生活，但是，佛教事业却需要金钱才得以发展，而这种金钱的来源则可以通过自利利他的菩萨正行而得到。不久，星云大师大病一场，他那表面严厉、内心慈悲的师父让人送给他一碗咸菜，在此万分感恩的同时，星云大师幼小的心灵，更深一步地理解了净财的意义，当即发愿广与一切众生多结善缘，以一切方法报答他们的恩情。从此，星云大师一直牢记此愿，并以此愿为动力，克服一重又一重困难，成就了一个又一个功德。对星云大师来说，这个时期的禅院生活造就了他坚毅的性格，为他以后的佛教事业准备好了坚实的精神基础，正如孟子所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对于一个充满崇高追求的青年僧来说，星云大师自愿地，而且也是自然地修持各种传统法门，如过午不食和禁语等。虽然说，在当时的中国僧伽界，这种传统的实践不再流行，但是仍然被认为是检测一个僧人宗教信仰和修证的方法。星云大师曾克服身体的需要，实践“过午不食”。经过一段时间的修习后，他有豁然开朗之悟，许多平常不曾想到的事和物，仿佛清江映月一般，自然清晰地浮现在他的脑际；过去百思不透的道和理，宛如茅塞顿开一样，了然于心田。
　　在当时的僧团实践中，新戒子在受戒时烧戒疤被认为是一种传统的合法修行方法。这种方法的宗教意义就在于增进个人信心，表达自我牺牲的愿望，同时也表明僧俗有别，时时警觉，但有时也是会有危险，因为以香珠来烧头顶可能损伤大脑。星云大师受戒时，在他师父的要求下，戒师在他的头顶上留下十二个深深的香疤，把头骨烧出个洼来，破坏了脑神经细胞。从此，他失去了记忆力，变得笨拙不堪。在他师父的开导下，星云大师开始礼拜观世音菩萨，祈求智慧。在大约两个月的时间内，他夜以继日、一心专念、礼拜不止；他感受到，观世音菩萨似乎就在他的身边：拜到至诚恳切时，犹如失怙的孩子，重新回到慈母的怀抱，从而也体验了不可思议的灵感。他的记忆不但完全恢复，而且他本人也似乎更聪明，过目不忘，学习功课名列前茅。从此以后，观世音菩萨再也没有离开他的心田，而是一直陪伴著他，给他以无限的精神灵感，帮助他迎接一个又一个挑战，成就他一件又一件佛教事业。
　　星云大师一直倡导“朝观音，晚弥陀”的丛林修持，因此，念诵阿弥陀佛也成为他一生修习的法门之一。念佛是佛教界最为流行的宗教修习之一。无论是出家人，还是在家人，常以打佛七来共修，其中不乏在共修中有所成就者。星云大师曾主持或参加过一百多次弥陀佛七，而每一次都给予他无量的精神资粮和身心安乐。一九五四年，他在宜兰雷音寺主持佛七，并这样描述他的宗教经验：
　　那七天只觉得佛号绵绵不断，缭绕于耳际。吃饭的时候，一口一口是阿弥陀佛、……刷牙……睡觉……心中仍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响个不停：走路的时候，脚步轻盈，好像腾空一般，不是自己在行走，身后似乎有一股力量在推动著自己前进，而每一个步伐，也是阿弥陀佛……
　　七天的时间，就这样一弹指之间过去了。星云大师忘记了自己的存在，忘记了时空概念。这次体验又一次给予他丰富的收获，提高了他的宗教情操，达到了物我两忘、时空俱泯的境界。这样，星云大师开始了禅净双修的法门，除了拜佛念佛之外，亦在平时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修禅、观照自己的心性。
　　在禅宗传统中，日常工作，特别是寺院的斋堂做事，被认为是最好的修行机会，过去的许多禅师就曾在斋堂做过事或因此而开悟。星云大师刚来台湾时，曾挂单于中坜的一个寺院，每天要从深水井中打上满满的六百多桶水，供给全寺八十多位僧众饮用。除此以外，他每天一大早还要前往市场，购买僧众当天的油盐米柴等。回到寺院后，星云大师即开始打扫厕所。与众不同的是，为了更有效地去除厕所里的秽物，他通常用手去刷洗扒除。这项清洁工作不但给他很大的快乐，而且也给予他非常大的受用，他明白了一个道理：污秽的本来并不污秽，清净的本来并不清净，只要人们有一颗清净心，无论是污垢、还是清净，其本体自性都是无染的。如此的情操和安乐，星云大师一天到晚都沉浸于禅悦法喜之中。
　　与许多佛教修行者不同的是，星云大师从来没有把他的宗教修行与其日常生活脱离开来，而是把生活和佛法紧密的结合起来，在生活中体验佛法、契机运用如此悟证的佛法。佛教是一生活之道，星云大师一直强调要在日常生活中修习佛法，并且鼓励其弟子们把修行佛法同日常生活和工作结合起来。他主张工作禅和生活禅，如此修习者就能更为深切如实地观察到世界人生的本来面目，与社会打成一片，处处任运自在、时时慈悲为念。从以上的宗教修证和经验，我们可以看出，星云大师实践并体验了佛陀所说所教，并把这种体验而生起的智慧契机地运用到生活中去。他体验到佛法与人生有著密切的关系，因此觉悟到人间佛教就是佛陀的“一贯”之教。这样，星云大师重新发现了忘失已久的人间佛教，并把这一重新发现以多种方便法门，宣示于世间，从而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人们来共同创建人间佛教的理想——人间净土。
　　严格地讲，以上所讨论的星云大师的宗教修持和体验并不是传统狭义上的禅。正如我们前面讨论过的一样，广义地说，禅同佛教中的法一样，既可以用来指修行的方法，又可以说是修行方法的圆满。这样，禅是佛教一切修行方法乃至修行的成就的总称，即智慧以及觉悟此智慧的各种法门。因此，星云大师的宗教体验和觉悟可以被理解为广义上的禅。他本人也曾经说过，禅存在于佛教的一切宗派之中，一切修行的方法皆是禅。念佛至一心不乱也是禅。星云大师如此实践了禅、觉悟了禅，并把它运用到日常生活中的弘法利生事业之中。正因为这样，星云大师的“蓝海策略”和“人间佛教模式”才能赋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在进一步探讨星云禅与星云模式人间佛教之前，我们有必要总结一下星云禅的如下特色：一、佛法的契理性，二、人间的生活性，三、智慧的圆融性，四、慈悲的利他性，五、出世的人世性，六、超越的创造性。星云禅就是星云大师对佛法的悟证，是他宗教修持的成果；它既是一种由宗教经验而产生的智慧，又是这种智慧在人类生活中的具体运用。它赋有生机和创意，生化出无量契应当代世界、化导今世人生的方便法门，因此它具有“当下即是”的性格。星云禅与当今社会和人生相契应，从而产生了人类生活与宗教实践相统一的星云模式人间佛教，成就了佛教入世与出世的不二的人间实践。这样，星云大师能以出世的精神和胸襟服务世界、从事世间的事业，但又不被世间和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所束缚。他善于禅法、任运化导，而无挂碍，故能二止处皆真”、成就一人世利生的大事因缘。正因具备了这种人世与出世统一的星云禅，星云大师的弘法活动和利生事业才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善男信女。他们成为佛光山的忠实追随者，共同以佛法来建立人间净土。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认为，星云禅的应用核心是世间生活与宗教修持的圆融和统一，或者说是出世而不离世，这也正是星云模式人间佛教的中心所
　　星云大师被称为是“天才创意”大师，而他的创意源泉则来自于他对佛法的觉悟和自身禅法的修持。星云大师批评了宗教教条思想和僵化的实践行为，反对默坐禅堂、唯自利是图的“病禅”。相反地，他倡导赋有智慧、自在、慈悲和开明的禅法，以创造诸多应世利生的方法。星云大师认为，禅者不避人间，并且永远生活在社会的各个阶层，无论是寒冷的冬天，还是炎热的夏天，是荣辱苦乐，还是贫富得失，或是非人我，都能一如既往地在世间实践推广佛法。因此，“真正的禅者，山林水边，陋巷闹市，不分僧俗，不计男女，人人可参禅，人人可问道，所谓‘一钵千家饭，孤僧万里行’。禅者的云游行脚，就是那么人间化、社会化”。这里，星云大师强调了禅与人生的关系，或禅在人间的性格，吃饭喝茶，扫地洗碗都是禅，都赋有禅的性格，都可以帮助人们当下从生活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获得自在。因此，“禅并不是放弃生活上的情趣，确切的说，它超越了这些五欲六尘，而企图获得更实在的和谐与寂静。一样的穿衣，一样的吃饭，有了禅，便能‘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尽凡心，别无圣解’”。
　　星云大师认为禅离不开生活，所以，星云禅就是在生活中帮助处理世间人生沉浮的智慧。星云禅生化出星云模式的人间佛教，以契应干变万化的现代社会人生环境。禅无所不在，适用于一切时空，故星云禅充满了自在和生机，不失时机地引发人们内在的觉悟潜力，造就无量的应世法门。另外，星云禅体现了禅与人生密不可分的人间性格，这也正是星云模式人间佛教的性格所在。人间佛教自释迦牟尼佛创教以来，贯穿整个佛教史，可以说，一切佛教皆是人间佛教。佛法在人间，其首要目的就是利益人生、化导人间。这样，星云模式的人间佛教是佛法在现代社会人生中的契机应用，它本身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随著时代社会的变化而不断地自我调整和再创。换句话说，星云禅源源不断地生化出各种应世法门，它将在星云弟子以及后来人不断运用和发挥下，创造出更多契应未来社会和政治发展的人间佛教模式。
　　星云大师从自己的宗教体悟出发，顺应时代人生的需要，积极推行人间佛教。星云模式的人间佛教既有坚实的佛法基础，又有契机现实社会人生的功能。他善于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阐述博大精深的佛法；运用古老的公案，教授新时代的伦理道德。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完全是因为他深入经藏，悟证佛法所致。他的说法并不是生搬硬套的教条，而是充满生机自我修证的地道表现，是他对佛法与生活关系真谛的觉悟。正因为如此，星云大师吸引了一大批心甘情愿为佛光佛教奉献的正信弟子。他们在听闻星云大师的禅法，看到佛光山人间佛教的实践以后，觉悟到星云大师教授的佛法是人间正道，星云大师是他们学佛路上的带路人。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认为，星云禅就是星云大师对佛法的体悟的智慧，由此生化出星云模式人间佛教。星云大师教授了他的所证所悟、悟证了他的所教所授，所教与所证的一致性，正是星云大师人格魅力之所在，是星云模式人间佛教的源泉之所在，也是佛光佛教成功的基础之所在。
　　四、“禅政治”——佛教与政治的关系
　　就传统而言，或者说，一般传统认为佛教应远离政治、僧团应保持自己的清高而超越政治。但是，这种传统或传统概念是从什么时候或在哪里开始产生的，或者说它们是否真的符合佛陀身口意三业所表现出来的一贯之思想和实践，这似乎就没有人戚兴趣过问了。整个佛教历史表明，僧团从未完全独立或脱离于政治。佛陀曾与多位国王有著密切的来往，他身虽出家，但亦不忘国事和家事，努力消除国与国之间的冲突与战争，关心本民族人民的利益。龙树菩萨也曾设法劝化国王皈依佛教；道安法师也认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国家政治的庇护或允许的情况实现的，如鸠摩罗什大师和玄奘三藏的译经事业等都是在王权的支持下而得以大力开展。在过去，许多中国僧人曾是“国师”，以自己的修持和道德，影响或亲自参与国家事务。所有这些都说明，佛教徒不应该、也不可能脱离政治。特别是在民主时代的今天，佛教作为一社会现象，佛教徒作为社会一分子，佛教和佛教徒都无法回避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政治；而且，只有关心和参与政治，佛教才能真正为服务社会、解脱人生，佛教徒才能广行大乘菩萨行。
　　近代社会和政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佛教关心政治和参与社会似乎也更为迫切。在当今民主社会，政治已不再是封建社会和独裁制度下的专政，佛教徒是国家公民一分子。在过去，平民百姓在公共事务和国家政治中没有任何权利。在中国，政治权力完全掌控在国王，或有时一小撮官僚士大夫手中，普通百姓在政治上不能享受平等的权力，更不用说出家的佛教僧团。但是，在佛陀时代的印度，宗教与政治关系密切、相互作用。佛陀在觉悟之后从未谴责政治，或回避政治，而是常与诸国王、大臣、和政治人物广结善缘、平等普度，并在多方面给予政治意见和指导。据说，只有在佛教传人中国以后，因为儒家已经建立起“唯我独尊”的政治地位，佛教才被迫走入森林和寺院，逐渐被排斥于社会和政治活动之外，出家人则被分配去专门从事人死以后之事，或进行自我精神修行。长久以往，佛教远离政治和社会的传统就产生了，人们也忘记了这本是佛教在中国封建历史时期发展的产物，而却把它看成是佛陀的教导或佛教的一贯之实践。
　　在民主社会，政治就是团体共同作出决策的过程，它一般指政府运作方式。民主的政治就是关心大众之事，而大众理所当然的包括作为公民的宗教信仰者在内。就中文语境下的政治而言，政就是公共事务，而治则指政府的行政管理。太虚大师曾简明地阐述了政与治之间的关系和差别，倡导作为公民的广大佛教徒参与公众事务，虽然不应千涉国家和政府的治理——即所谓的问政而不千治。②关心政治或参与政治，并不是说佛教徒就应从事党派之争、权术之用，以及意识形态之辩。其实，政治本身应是一个非常高尚的理念，有著无私服务社会大众的理想，但是，由于一小撮政治投机分子的原故，使政治蒙上不清不白的污点。在现代社会，佛教徒同其他国家公民一样，既享有政治的权益和赋有政治的义务，又应实践菩萨“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理想。这样，参与关心政治与行菩萨道之间不但没有矛盾，而且是可以找到许多共同点。这样，传统上有关佛教与政治关系的观念，应在当前民主社会的人间佛教实践中得到重新的认识。在这民主不断发展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更为密切，政治就是帮助人们处理好这些关系的工具。正如星云大师所说：“政治是管理众人的事，人是群居的动物，不能离群索居：既然无法离开群众，所以不能不关心众人的事，不能不关心政治。”因此，星云大师批评了以二不教的归宗教，政治的归政治”为借口的逃避政治的思想和行为。
　　但是，一部分普通民众乃至一般佛教弟子至今仍然紧紧抱住中国佛教的传统不放，坚持认为政治是一权益斗争，是尔虞我诈的工具，充满“不净”和“庸俗”：而佛教徒的生活，特别是出家二众的生活，应是清净和神圣的。因此，为了保持自我人格的清高或为了宗教的实践，一些出家众还是认为他们不应关心和参与政治。其实，正如我们前面讨论过，政治理念本身不但不是肮脏或污秽的，而是具有高尚的道德和奉献精神。但是，因为一小部分政治人物或政客自私自利的欲望，造下种种不善之业，从而迫使政治蒙羞和受怨。政治即管理大众之事，或为大众服务，关心和参与政治应是一种高尚的道德和情操。只是表面看待，或死守传统不放只能说明一个人的无知。即使当前政治的确有不尽人意的不善和虚伪之处，佛教徒也不应躲避；相反地，正因为如此，佛教徒、特别是大乘佛教徒更应积极关心和参与政治，运用佛教的慈悲和智慧，出污泥的政治而不染；修正偏离高尚的政治，识别“假政治”的真面目，创造一个清净的政治环境，实践人间净土，这与大乘佛教的菩萨行具有殊途同归之功效。因此，正确处理好佛教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是当前人间佛教建设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高尚的政治与大乘佛教中的菩萨理论和实践，即慈悲喜舍四圣处，有著许多相似之处。菩萨行是大乘佛教的中心，它强调了大悲拔苦和大慈与乐的精神。如果说，菩萨行就是关心和参与人类大众的福利事业，就是以利益有情为究竟，那么，作为行菩萨道的佛教徒来说，参与和关心政治则就是他们应行的义务，只有真实地履行了这种义务，他们才算是“名副其实”的佛教徒。这样，大乘佛教和政治在服务社会大众方面，应是一致的，而关心和参与政治则成为大乘佛教徒在民主社会中行菩萨道的实践之一。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中国佛教的理论和实践就会出现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太虚大师曾认为，中国佛教徒自称为大乘，但实践的却是“自利”的小乘。人间佛教是大乘佛教的延续和发展，或者说是大乘佛教思想理论的在现代社会人生中的具体落实和在行动上的真切实践。大乘佛教理论和实践、理想与现实的统一，要求佛教徒参与民主政治，并以此利益百姓大众。这正是人间佛教的重点所在。
　　慈悲服务是大乘佛教与政治的共同点，也是禅的中心思想和实践之一。就传统而言，禅似乎强调的是智慧，而不是慈悲。慈悲不是空洞的理论，而要在具体的日常活动中体现。其实，在佛教中，慈悲中有智慧、智慧中亦有慈悲，二者是一体的，犹如鸟的双翅。在早期佛教中，慈悲同智慧一样，是一种禅修的方法。在修慈悲观的实践中，修习者通过意念，把慈和悲的感情延伸到自己，朋友，不相识者，乃至敌人。禅虽然强调了自力的重要性，但在自我努力的过程中，禅者不忘慈悲利益他人，修习者亦不时寻求他人的开导·在中国的禅宗历史上，许多禅师慈心广大、悲心深切，用尽“机关”指导禅学者。禅贵在自悟、识心达本、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但是，从禅宗文献，特别是公案和传记中，我们会发现各种教授“明心见性”的方法，感受禅的慈悲，如扬眉吐舌、举拳翘足、乃至棒打叱暍，这些都是禅师无门为门的方便法门，是禅师们想方设法接引后学的表现。它们既表现出禅师们的智慧之力，又流露出他们慈悲之心。禅师们知道人人皆有佛性、众生即佛，无一法可教可授，但是他们还是不厌其烦地给予学禅者各种帮助，引导他们认识自家宝藏。正因为如此，古代参禅者云游天下、往来于“江湖一之中禅师居住之地，寻找觉悟路上的指导。禅师则方便权巧加以接引。虽然有时不尽“人情一或打或骂，但这正是禅师们慈悲为怀的真实表现，悟证之人就能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的慈悲。临济禅师曾三次问法于黄蘖，但三次被打。但是，只有他在大愚禅师那里悟道之后，才意识到黄蘖禅师打人的“老婆心切”。因此，禅不仅仅是智慧，也充满了慈悲；虽然说这种慈悲的表达方式与众不同，但它才是般若意义上的真慈悲。
　　星云大师赋有禅的智慧，又有禅的慈悲，更有禅政治的方便。正如亚里士多德曾说过，一人是政治的动物”，即人一出生就离不开政治，而民主制度下的佛教徒，乃至广大的僧众再也无法像过去一样脱离或回避政治。但是，佛教有出家人不过问政治的传统，虽然这种传统的“来历不明”，僧伽不能像其他社会人士一样投身到政治活动中去。如何解决这两难之境呢?我们可以从星云大师的“禅政治”思想和实践中找到解决的方法。星云大师的禅政治，就是用禅的智慧、禅的机锋、禅的慈悲来面对现实政治。在推动人间佛教运动中，星云大师看到佛教与政治之间的密切联系，故以禅的慈悲和智慧来观察和处理好佛教与多变政治的关系。他一再坚持佛教徒不应在政治方面故作清高而回避政治，而应怀著一颗至诚至真的奉献和慈悲之心，方便权巧、积极投身到服务大众的事业之中去。他以一种既超脱又现实的平常心，对周围的政治给予道义和精神上的影响，又用一颗宗教家的慈悲心劝告沉醉于政党权谋的政客。政者，正也，即公正、正确之义，用佛法之八正道来指点迷津政治、对治“政客政治”，由此则能恢复政治的本来面目，更能达到弘法利生之目的。无论是对佛教，还是对政治而言，这都是一举两得的双赢。就传统而言，僧人参与政治则被称为“政治和尚”，而“政治和尚”又似乎是“不修行”的代名词。但是，仍就传统来说，中国佛教界曾出现众多倍受人尊敬的“国师”，他们与所谓的“政治和尚”之间到底又有什么区别呢?其实，无论是过去、还是现代，作为人天师表的僧人，特别是赋有慈悲救世情怀的高僧，不但可以、而且甘愿成为用佛法指导政治的“政师”。师者，解惑授业也，“政师”者就是以佛法来净化政治、授与真理、利益大众的大阿阁梨（A^ca^rya）。
　　星云大师的“禅政治”，或者说，他对佛教与政治关系的态度和方法，以及慈悲于人的心肠可以从他如下的文句中看到：
　　现代信毅自由，且政治有护持佛教的力量，佛教也有清明政治的功用。……而佛教对于社会的关怀、人权的维护、民众的福祉，自是不能置身事外。因此，佛教徒不能以远离政治为清高，个人可以不热衰名位权势，但不能放弃关怀社会、服务众生的责任。今日佛教徒为了弘法利生，对政治不但不应抱持消极回避的态度，相反的，应该积极关心，直下承担。因为人在社会上谁也脱离不了政治，佛毅徒虽不介入政治，但关心社会，关心政治，所谓“问政不干治”，这是佛教徒对政治应有的态度。
　　星云大师认为，在当今的民主社会里，政治是公民的权力和义务，回避政治则意味著放弃公民的权力或拒绝履行公民的义务。佛教具有拯救人类的精神，赋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气概，关心和参与政治正是这种精神和气概的真实写照和具体实践。星云大师甚至强调：二不教家若不关心政治、社会，就没有存在的价值。”②这样，虽然传统势力十分顽固强大，但星云大师从未刻意地回避政治，而是勇于冲破传统的禁锢，把佛教带入社会，以禅法面对政治，用佛法净化政治，这样也使政治重新认识佛教的力量，肩负起保护佛教的使命。
　　星云大师对政治的理解也是他切身经验的总结。他于一九四九年来到台湾，在这个时期的中国，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垄断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他亲身体验到政治的多变和不懂政治的危险，同时也意识到政治对佛教团体的巨大影响力。如果没有一种友好护持的政治环境，佛法的延续和佛教的复兴将是一句空话。这样，在李子宽居士的建议下，星云大师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但前提是，他将不参与党会以及其他一切党派政治活动，并且，他的党员身分不必公开。他认为，加入国民党不是为了自己的名闻利养，而是因为在那个时代，党员的身分，或者在国民党内的位置如同一个方便护身符和通行证，能够更有效地在社会上行菩萨道，争取更多维护佛教、利益群生的机会。事实也正是如此，当年他与国民党的关系大大提高了佛教在台湾乃至世界各地弘法的功能和效应。
　　在行菩萨道的过程中，行为本身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起心动念，以及行的结果。对星云大师来说，关心参与政治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一种在社会上推广佛教，利益人类大众的方便或方法。他曾一再强调，他的政治关心和索求并没有任何个人的利益，或政治野心，或不可告人的目的。虽然说，星云大师积极呼吁佛教徒参与和关心政治，但是，他并没有执著于政治本身，故能以平常心来看待它的得失，圆融地加以运用。因此，只要是为了弘法利生，他都能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始终如一，用自己的行动落实他所信奉的佛教与政治的关系。也许正因为如此，或者说他在佛教界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星云大师有时被人误解或攻击，怀疑他的政治意图，有人甚至称他为“政治和尚”。
　　Stuart Chandler把星云大师的政治理念和活动看成为结缘，但又把这种结缘理解成为是布施与“拉关系”的大杂烩。他纯从世俗政治和关系学的角度出发，分析星云大师的政治倡导，从而对佛教“结缘”思想和实践的意义不作深入的了解。这样，Stuart Chandler把星云大师的政治主张和活动都看成是“巴结当权者”，是一种获取与政治家“友好往来”的利用。另外，Chaneer还说，星云大师与众政治人物之间的结缘，其实就是“攀缘”，以此来达到其他目的。因此，他认为，星云大师混淆了佛教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世俗化了神圣的”和“神圣化了世俗的”。为了证明他的指控，Chandler引用了星云大师的一句话，即“为了实现宗教平等，特别是佛教的平等，我们需要许多全国性的民意代表来保护我们的权益”。因此，Chaneer得出这样的结论：言外之意，佛教徒应广泛地“攀缘”政治和政客。
　　Chandler所引用的星云大师的言论，在不同的处境下，或对不同的人来说，会有不同的意义和解释，但是，Chandler只从世俗的眼光来猜度理解，这似乎有点断章取义。在佛教中，结缘与攀缘之间存在著天壤之别·佛教认为，无始以来，人与人之间存在著各种微妙的联系，结缘一般指通过奉献和给予来增善这种联系。佛教的布施教人做到三轮体空，即不执著于给予者、接受者，乃至给予物之相：而攀缘则似乎是不择手段、别有用心，利用裙带关系获取己求，以达到个人自私目的。正如我们以上讨论过的一样，人们不应只以世俗的眼光来看待星云大师的政治关心和参与，而应同他的宗教修证和智慧结合起来，或用禅的眼光来看待，透过表面现象，深层次地理解和掌握其超越性和不二性。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全面地认识、而不是片面地猜测星云大师的政治理念和活动。如果只用世俗意义上的攀缘来看待星云大师的政治关心和参与的话，我们似乎很难理解他为什么要在西来寺接待来自香港的许家屯先生。在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以后，许家屯先生丢失了其政治前途，从一个政治明星和社会名流，一下子成为一名流落海外的普通中国人。从世俗的眼光上来看，许先生来到西来寺应是他“攀缘一于星云大师，而不是后者攀缘于前者。对星云大师来说，接待许先生本身，综合中国文化仁道主义和佛教的慈悲精神，表明了他慈悲为怀、乐于助人，不计一得失，不舍一众生，特别是帮助那些需要帮助之人。这就是佛教中只有慈悲之因、不图回报之果的结缘，与攀缘之举风牛马不相及。
　　作为大乘佛教的践行者和人间佛教的开拓者，星云大师在关心政治的同时，极少顾及个人的得失，而更多顾念的却是佛教的命运和人类的幸福。星云大师接待许家屯先生后，受到来自中国政府的压力、佛教界带有善意的惋惜、以及社会上不怀好意的攻击。在当时，很少有人能够明白他的良苦用心，多数人总是附和地认为，这一事件进一步证实了星云大师是一 “政治和尚”。但是，星云大师则始终如一、坚持自己的信念，“别人如此言之，我就姑妄听之”。在当时，许家屯事件似乎给佛光山在国际上的发展带来许多不便，特别是在中国大陆的活动带来了很多障碍；同时也给一些不明真相、不知星云大师“良苦用心”之人带来不安和疑虑。但同样地，我们还是不应以纯粹的世俗之心来度量星云大师的言行。就许家屯事件而言，我们要从他的宗教修证和智慧，即星云禅，结合他对人间佛教未来发展之远见等方面来加以认识。
　　伟人与凡夫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前者能透过现象，看透本质，抓住机遇；虽立足于当下，但又能看到事物发展，因此而创造未来。而后者则总是盯著事情的表面和现状，故只能老是跟著别人、等待未来。不过，正因如此，伟人才常常受到世人的误解乃至攻击·许家屯事件不但表现了星云大师的慈悲和勇气，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他的超人智慧。这一事件为佛教，特别是佛光佛教在未来世界，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发展创造了无限的机遇。虽然说人们在过去，乃至现在对这一事件有著不同的看法，但是，历史将会记住它，并且证明它的功用。民主已经成为包括中国大陆在内各国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正如星云大师所说，中国将来是一定要在民主的基础上统一的。星云大师接待许家屯事件为佛教创造了未来的历史，它将成为佛教与民主政治结合的里程碑，对佛教未来的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正面影响。
　　在许家屯事件之前，星云大师一般还会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反驳别人的指控，拒绝接受“政治和尚”之称号。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在佛教界和一般社会中，干百年来所形成的佛教应脱离政治的思想和传统仍然根深柢固。这种思想和传统虽然僵化、但仍然顽固，而且亦有一定的社会市场。一般人会认为，凡是参与政治的比丘或比丘尼都不会是奸出家人，虽然说，正如我们前面讨论的一样，这种传统和思想本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本没有经典和历史依据。但是，随著越来越多的佛教徒，乃至一般社会大众加深了对佛教和佛教历史的了解，以及对民主政治的进一步认识，星云大师意识到应该运用新的方法和态度应对变化了的政治，进一步直截了当地当下承担。许家屯事件后不久，许先生在陆铿先生陪同下，拜访了美国西来寺。在同星云大师交谈的过程中，有关“政治和尚”的问题进入他们的话题。星云大师则用“梅子熟了”公案来表达了他对待政治和他人评论的“平常心”。
　　“梅子熟了”的公案是这样的。据说，马祖的弟子大梅听其师所说“即心即佛”而开悟。后来，马祖就派人去试探他是否真的开悟。来人说，马祖再也不谈什么“即心即佛”，现在教的是“非心非佛”。但是，大梅却回答说，无论马祖怎么说，他依然是“即心即佛”。来人将此事报告给马祖，马祖认为，“梅子熟了”。星云大师讲完了这个公案后，接著说：“我过去不承认政治和尚，是气非心非佛‘，现在承认是气即心即佛’吧。”⑦从以上的谈话中，我们可以发现星云大师的禅政治又进入了另外一种新的境界。但是，无论是哪一种境界，无论是“即心即佛”还是“非心非佛”，或从“即心即佛”到“非心非佛”，还是从“非心非佛”到“即心即佛”，都是禅师们顺应世间，化导众生的方便法门，都是他们对佛法圆满悟证和智慧，即禅的真情表露。因此，星云大师对佛法与政治的实践，或称之为禅政治，就是他“即心即佛”或“非心非佛”之禅法在政治方面的妙用。
　　二OO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星云大师与台北市长马英九在国父纪念馆对谈“出世与人世之融和”。当问起他对人们称他为“政治和尚”之事有何感受时，星云大师释怀地解释说，这“表示我很有力量，不舍弃任一位众生”。政治是一种力量，它深入于社会的每一个阶层和人生的每一个阶段，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或社会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其中不乏行政权力，乃至残酷暴力。不同的，或恰恰相反的是，星云大师的“禅政治”赋有佛法的智慧和慈悲，故正是对治这种权力和暴力政治的良方妙药，它具有道德行为和宗教情操的感召力：在心灵上调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精神上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创造一个和谐的气氛，让人们真正享受政治喜悦·因此，与其他政治不同，“禅政治”的力量来自于禅，是慈悲救世的道德和无我智慧的化身；它能让众人和谐共处，消除政治上的分裂抗争。
　　佛教不同于西方宗教，强调了不二原理。在大乘佛教中，神圣与世俗、平常心与佛心不是对立的，而应是圆融的统一。但是，只有真正体验了神圣和觉悟之人才能达到这种统一。星云大师修习了佛法、体验了禅悦，故能做到人世与出世的不二。这样，他的三目一行人世而不著世、出世而不离世。他常以出世之精神做人世之事业，达到出世与人世的统一·禅强调了在人的生活中觉悟世界本质的实践，提倡平常心与佛心的不二。这种不二或中道思想也存在于星云大师的“禅政治”的理念和实践之中，既不拒政治于千里之外，又不著政治的得失。禅的经验与悟证为星云大师提供了一种政治智慧和勇气，使他能在各种世俗的压力、遗憾和批评下，圆融地处理奸他人世与出世、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关系。作为人间佛教的拓荒者，星云大师完全明白人间佛教不可避免地要与政治打交道。与其盲目无用地拒绝政治，倒不如直下承担，以严肃真诚之心对待它，使之成为成就佛教事业的工具。在这一过程中，星云大师所关心的是其行为本身，故有“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的气概。
　　在讨论星云大师论佛教与政治的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当时台湾以及国际社会的政治形势。国民党政府在迁移台湾之前，就一直对佛教采取一种歧视的政策，这种政策直到一九八七年解严后，在佛教团体不断争取之下才逐渐改变。一方面，台湾以及中国大陆，不同于西方的国家，民主制度尚未健全，民主意识还未有完全的深入一般老百姓的生活之中。另一方面，政府的宗教政策以及这些政策的实施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级政府部门官员对佛教态度和思想的影响。星云大师一方面想方设法促使这些官员改变对佛教的态度，另一方面又积极地呼吁立法保护佛教。他认为，佛教在台湾的发展需要政治和法律的护持，而非人为的感情喜好，这才是佛法生存和发展的长久大计。佛教传人中国时，是由官方到民间，由上而下，这样，一个外来的宗教才能深入中国社会，被中国人民接受信奉。星云大师还相信，佛教的思想，如缘起、因果、菩萨行、非暴力等，都可以为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的和谐作出积极的贡献。佛教与政治可以相辅相成，佛教需要政治的正义和护持，而政治安定也需要佛教的参与和指导。
　　五、结语
　　“星云禅”就是星云大师对佛法的体悟，以及这种体悟化现出来弘法利生的实践。星云模式的人间佛教是星云禅化现出的应世法门的集大成，其中包括了星云大师对佛教与政治关系的理论和实践，即称之为“禅政治”。禅给予星云大师重新发现人间佛教的智慧，也给予他推行人间佛教的方法，因此它是星云模式的人间佛教的佛法源泉和精神。由星云禅生化出来的星云模式的人间佛教，展示了佛法在世间、觉悟在世间、弘法利生在世间的真现实性。从星云禅法中，我们看到正法的光辉，认识到佛法在人间、化导人间的实践性，以及世法与出世法、佛法与生活的统一性。这种实践和统一，并不是说星云大师“世俗化了神圣”，而是说他超越了世俗与神圣的对立，以出世的智慧实践人世的慈悲事业。
　　人间佛教包括一切佛法以及其在当今社会的实践。它来自于佛陀，涉及到人类政治、社会、精神、物质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人间佛教成为佛教发展主流的当今，特别是在民主不断进步和发展的中国内地和台湾，佛教关心和参与政治已经是大势所趋。虽然佛教传统认为僧众应远离政治，而且这种传统在一部分地区或一部分佛教徒乃至非佛教徒当中，依然根深柢固，但是，随著人们对佛教全面认识的提高和现代社会民主的发展，这一传统正在逐渐削弱乃至消失。当近代人间佛教在二十世纪前期萌起时，它所提倡的社会人生参与也曾经遭受到许多批评，说它不是佛教或背叛了佛教。但是，在当前，社会和人生的关心和参与已经成为人间佛教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地，可以想像，越来越多的佛教徒，特别是出家僧众不但逐渐理解和接受佛教与政治的联系，而且开始把政治的参与看作是弘法利生的有效渠道。佛教徒应怎样迎接未来?又怎样与政治和谐共处?星云禅，以及由此而化现出来的“禅政治”思想和实践，将会为人间佛教未来的发展提供指导，生化出更多的佛法应世模式。
　　摘自《普门学报》第四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