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洞窟遗存看龟兹佛教的性质问题

从洞窟遗存看龟兹佛教的性质问题
　　史晓明
　　随着龟兹石窟研究的不断深入，不免对以往的龟兹佛教的性质与演变问题产生一些疑问。经过一些文献史料和前人的研究相比较之后再进入洞窟内进行对照，就觉得有文章可作。尤其是1994年在克孜尔石窟召开纪念鸠摩罗什诞辰165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之后，这种感受则愈加明显。主要问题之一是大乘佛教在整个龟兹佛教发展进程中究竟占有什么位置?它的基本概况如何?结果怎样?这似乎并不是什么新鲜话题。可是，总感觉有深入探讨的必要，或者换一个视角来看待龟兹石窟的内涵。否则，洞窟内的大小乘混杂迹象总是得不到一个较为妥当的解释。
　　目前的论述龟兹佛教一般的观点仍是以小乘说一切有部为主，论及大乘情况较少。造成这种原因的因素可能是忽视了洞窟内的造像情况而过分重视某些不太确切、但有一定影响的文献资料。或许是没有把龟兹放在整个佛教文化的大背景中客观地审视，特别是没有同佛教发源地印度的实际状况相联系。故而，龟兹佛教的独特面纱依然重重。学者知道，龟兹佛教的史料并不多见。所以，造成了不少难以解决的困惑。如龟兹佛教之始、石窟断代分期等重大问题。笔者对佛教是门外汉，仅对克孜尔洞窟的现象稍微熟悉而已，为了引起有关专家的重视，现不惴陋见，把问题提出来，供大家讨沦。
　　如果综观龟兹的佛教概况，首先，应该说龟兹的佛教是部派佛教的延续与发展。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提而不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小乘说一切有部呢?因为根据早期佛教史上的情况分析部派佛教非常复杂，本身就有不少派别，目前为止，还弄不清它们之间的详情，它们或者可以发展变化为大乘，也可以仍然保留其小乘，而且还可以大、小乘兼而有之。龟兹就是这样。但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并不充分。因而，龟兹佛教的性质还可以做深一步的探索。
　　按照王邦维先生的论点：“大乘出现之后，部派与小乘之间不能再划等号了。”众所周知，大乘正式兴起是公元1世纪以后，而龟兹佛教一般的研究资料现只能从公元3世纪以后开始。这时，印度的大乘佛教已发展到相当的程度。何况，3世纪龟兹就已有密教经典传人内地。所以，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至少公元3世纪以后，龟兹的佛教就不能说是纯粹的早期教派了，而只能称之为如《出三藏记集》中记载的以“阿含学”为主的佛教派别，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公元四世纪中叶罗什之师佛图舌弥之时仍以小乘占绝对优势。但是，到了公元4世纪下半叶的罗什时代，情况就大为改观了。随着印度本土佛教的不断发展与变化，公元4、5世纪时，不少说一切有部的僧人改宗大乘而成为佛教史上的大德高僧。这种质的巨变也强烈地冲击到塔里木盆地北缘的佛教大国龟兹(南缘的于阗也改为大乘)。鸠摩罗什也正是在这种佛教发展的大背景之下改奉大乘的。从而，由于罗什的崇高地位以及他的极力倡导之下，龟兹的佛教性质公开地发生了变化，大乘在龟兹正式登台并获合法地位，同时还建有石窟寺院。当时的“五新寺”就证明王公贵族已经信奉大乘。根据罗什在中原大力宣扬龙树的学说来推测，龟兹当时也可能大致如此。如果不是吕光到龟兹带走鸠摩罗什，龟兹的小乘势力恐怕从此会一蹶不振。尽管罗什的大乘时代在龟兹的时间不算长，仅十余年的光阴，但它的影响却是难以估量的。我们比较了龟兹佛教发展的各个阶段，恐怕还没有任何一个时期的气势能与之相抗衡的。如宗教革新后王公贵族的听法场面，周邻国家王室的敬慕供养程度、僧尼出家的数量以及石窟中大立佛造像的规模等。所以，我认为，公元4世纪下半叶，是龟兹佛教总体发展过程中的最为突出的年代。它是在罗什宏扬大乘的同时，才达到了空前辉煌。这是大乘佛教的生机与活力所决定的。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地说，龟兹的佛教从公元4世纪下半叶以后就不能严格地称呼为小乘佛教了。
　　5世纪以后，文献资料也偶尔提及大乘现象。公元6、7世纪的状况，一般研究者又被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的文字所左右。玄奘明明白白地叙述：“屈支国……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习学小乘说一切有部。”白纸黑字，说得再清楚不过，龟兹不但是小乘佛教，而且是说一切有部，比《僧枯录》中的“阿含学者”更为具体。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补充道：“尚拘渐教，食杂三净”。与东邻焉耆佛教的“滞于渐教”相仿。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对待这个问题。首先，作为赫赫有名的一代法师唐玄奘，该不会如此轻率。论他精通佛家各部学说的广博知识以及中原、西域、印度旅行中的亲身体会，一般不会出现常识性的偏差。更何况他在龟兹“淹停60余日”，耳闻目睹后才记述的；其次，罗什东去中原以后，根深蒂固的小乘保守势力会重新复兴，占据龟兹佛教的优势。因此，如果我们不认真体察现存洞窟的种种迹象而过分强调文字史料的话，就容易相信玄奘的记载。下面我们不妨举出一个能说明问题的具体实例来解释这个迷惑。
　　克孜尔石窟第69窟自1947年被韩乐然发现以来，始终得到了研究者的特别关注。但是，一般却忽视了窟内明显的大乘造像。而且，结论难免出现偏颇。尤其是该窟的年代问题，差异更大。关于69窟的年代问题，最新的结论是公元600年左右。依据是在主室门壁上方的鹿野苑初转法轮的说法图中，留有贵族供养人的题记。1995年5月8日，法国著名吐火罗语专家皮诺特(Georgesiean pinault)释读了这个题榜，其中的一条题记为金花王苏伐勃驶，这个名字正是七世纪左右的龟兹国王，可见69窟是一个国王供养的洞窟。因而，69窟的年代相对肯定，下限大约在公元618年左右。这个时间正是唐玄奘到达龟兹之前。所以，应该反映出当时龟兹石窟造像题材的信息，与此类比，克孜尔与69窟可以相比较的还有新1窟、123窟等，它们均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大乘造像的因素。如主室、甬道成列的多佛塑像、画像等便是明证。既然史料与客观存在相矛盾，那么，我们认为，不论唐玄奘在佛教史上的地位如何，记载如何珍稀，最后还要以事实为主要根据。关于《大唐西域记》中的记载，我们还得从另外的方面找到对应的解释。这里我再引用王邦维先生关于印度7世纪佛教状况的一段话：“在7世纪时，所谓大乘与小乘不仅与部派的划分是有区别的两回事，而且大小乘常常揉杂混融，有相互合流的倾势。这种现象在法显的时代就已经开始出现，只是到了玄奘、义净时代愈来愈显著。”这是王先生根据《大唐西域记》、《南海寄归内法传》等书的材料讨论印度7世纪佛教状况的结论之一。想必对龟兹的佛教情况有一定的针对性。除此之外，龟兹石窟中大小乘造像的混杂现象将得不到一种较为妥当的解释。实际上，“大乘与小乘之间，本来就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综观龟兹石窟中期之前的造像题材，自始至终都摆脱不了这种密不可分的相互关系，唐玄奘的文字只不过是相对而言。刻意地去分清龟兹石窟的大小乘造像题材，恐怕将是一种脱离实际的主观想法。
　　实际上我们可以从另外的关系非常密切的史料中找出一些相应的线索。大家知道，记述唐玄奘印度之行的不只是《大唐西域记》一本书籍，另外还有《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和《续高僧传》里的有关记载，其中慧立、彦惊合著的10卷本《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较为详细，尽管此书是玄奘逝世后而作，但两人在玄奘生前都曾跟随法师译经学法多年，同时掌握了玄奘西行时大量的确切资料，书中的某些方面弥补了《大唐西域记》的不足。如玄奘到龟兹后与龟兹大德木叉鞠多交谈时的言辞辩论，就可以从中了解到当时龟兹一般的佛教概况，比玄奘的笼统说法“习学小乘说一切有部”要具体得多。当木叉鞠多劝阻玄奘不必再西行求法时说，龟兹“此土《杂心》、《俱舍》、《毗婆沙》等一切皆有，学之足得，不烦西涉受艰辛也”。由此可知，当时龟兹僧侣所奉尊的主要经书。下面让我们了解一下这三部书的大致情况。
　　《毗婆沙》全称《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简称《毗婆沙论》或《毗婆沙》。此书较详尽地系统地总结了说一切有部的哲学理论，是有部的经典之作，相传公元2世纪在厨宾编纂成册；《杂心》又称《杂阿毗昙心论》、《阿毗昙心论经》和《阿毗昙心论》，法胜著之，是说一切有部的重要论书之一。由于法胜觉得《毗婆沙论》过于庞大，故选其要点编著而成。以上两部是比较纯正的小乘经典，可以想见，到了公元7世纪，龟兹的佛教徒还视之如宝，可见其保守程度如何了。但是，问题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分析《俱舍》便能受到启发。《俱舍》，全称《阿毗达磨俱舍论》，略称《俱舍论》。北印度世亲所著，大约成书于公元4、5世纪。此书是在前二论的基础上，采用经量部的教义批驳纠正有部的旧论，使说一切有部的学说有了较大的发展与变化，是小乘佛教最后的典型思想代表，并被称为新有部。由于经量部本身从说一切有部中分派而另立山门，对原有部专重阿毗达磨经书不满，反对说一切有部的三世实有。故而，经量部对后来的大乘唯识学派有相当影响。因而，世亲的《俱舍论》也被视为小乘向大乘过渡的著作。再则，世亲本人弃小乘后随兄无著改宗大乘，不仅是唯识理论的奠基者，而且他们的理论学说被后来的大乘喻伽行派所宗奉。包括唐玄奘取经回到中原后也系统地翻译介绍了世亲兄弟的瑜伽唯识思想并与弟子窥基创立了以继承瑜伽学说的法相宗。正本清源，由法相宗沿波而上可追溯到世亲时代。可知《俱舍论》在这一脉络关系上的重要地位。可是，为何当时玄奘在龟兹却如此轻视《俱舍》，佑计定有其它缘由。不过，我们从玄奘的门徒中有的非常重视《俱舍论》可以猜测，玄奘返回中原后大规模译经还是比较推崇俱舍学的。
　　世亲的《俱舍论》，并不是一开始就受到说一切有部的称道。根据《俱舍论光记》卷一的记述，当世亲送之厨宾后，彼国僧侣大失所望，为此，世亲遭到有部的非难并避赴中印度．那么，龟兹的僧侣是如何纠正观念并如何得到《俱舍论》又奉之若宝的，我们无从得之(这应该是今后龟兹佛教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但这里至少有一点可以帮助我们说明问题，即龟兹的佛教是可以大小乘兼容的，特别是罗什东去中原之后，这种现象长期存在(6世纪龟兹国王笃好大乘也是这方面的证据)，既然《俱舍论》允许流行龟兹，那么，大乘因素就不可避免地会继续发展下去，并反映到石窟造像中去(这里并不排除其它大乘经典曾流布龟兹)。这样理解的话，现存的6、7世纪的洞窟中多有大乘因素也就不足为怪了。
　　此外，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序的最末尾偶提龟兹佛教的情况，值得我们注意。他说道：“有部所分三部之别，一法护、二化地，三迦摄卑，此并不行五天，唯乌长那国及龟兹、于阗杂有行者。然《十诵律》亦不是根本有部也。”尽管偶尔的几句话，也可帮助我们理解龟兹佛教的大体印象，至少它提出我们知晓：龟兹与乌长那，于阗的佛教有共同之处，或者龟兹此时的佛教并不纯正，而是“杂有行者”。可是，一经仔细推敲，问题又出来了。义净为什么要把这三个地方的佛教相提并论呢?众所周知，这时的乌长那、于阗二国早已是大乘盛行。《大唐西域记》里已经记载乌长那国“祟重佛法·敬信大乘”，于阗国“语异诸国，祟尚佛法。伽蓝百有余所，僧徒五千余人，并多习学大乘法教。”难道义净也认为龟兹与它们相仿吗?唐玄奘路经龟兹是公元629年，义净的《寄归传》成书于691年，相差60余年，莫非龟兹的佛教自玄奘之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是以大乘为主了呢?否则，我们将如何理解义净的记载。如果还是按照王邦维先生的观点则认为：玄奘和义净都在讲乌长那国当时同时流行五种部派的律(小乘的法蜜部、化地部、饮光部(即迦摄卑部)、说一切有部、大众部)，而且戒律和信仰是分开的两回事。这样推论的话，龟兹当亦如此。即：龟兹的戒律依然可以说是小乘，只不过“杂有行者”，法护、化地、迦摄卑的律兼而有之。但信仰并不一定，可能为小乘，也可能为大乘，两者并不矛盾。如此一来，龟兹的佛教更加复杂和多元化了。虽然法护、化地、迦摄卑三部均先后同出于说一切有部，可是，问题的深入会更细致、烦琐。进一步的研究，笔者只能祈盼于来者。
　　往后的发展，就与龟兹的传统佛教相差甚远了。文献资料明确说明龟兹佛教大小乘并行是慧超的《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书中说道：“此龟兹国足寺足僧，行小乘法，吃肉及葱韭等也。汉僧行大乘法。”这种局面的形成是由于唐安西都护府移置龟兹以后，龟兹本土政治、经济和宗教中心的改变而决定的。但慧超只说出汉僧行大乘法，而龟兹僧侣仍行小乘法，看来也不准确，恐怕也是相对而论。就龟兹的10余处石窟中，仅库木吐拉石窟出现了比较正宗的汉风洞窟，其它的石窟则无太明显的汉寺风格，但均有不同程度的大乘造像，且年代不会晚于库木吐拉的汉风洞窟，特别是克孜尔石窟，表现得尤为明确。可见公元8世纪以后，龟兹的传统保守宗派势力再也抵御不住东西两方面的夹攻，不得不顺应佛教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改奉大乘佛教。这个看法可以从克孜尔等石窟中不少洞窟满绘千佛、立佛的现象中得到认定。从此，龟兹佛教发展史上又一个全面性地大乘高潮开始兴起。
　　关于龟兹8世纪左右公开奉尊大乘的情况，尽管有来自不同方面的刺激与影响，但是从有关史料中可以察觉，龟兹依然受来自印度方面的影响大一些。慧英所辑《华严经感应传》中引圣历年间(698～699年)于阗三藏实叉难陀说道：“龟兹国唯习小乘，不知释迦分化百亿现种种身，云有梵僧从天竺持华严梵本至其国中，小乘师等皆无信受，梵僧遂留经而归。小乘诸师仍以经投弃于井，即而井中放光，赫如火聚，其夜诸师观之，疑为金宝。至明使人漉取，乃前所弃华严经也。诸师惊异，收归经藏，置中龛内。他日，忽见此经在藏中最上隔，诸师自言，此亦我释迦所说，吾见有少异，乃收入藏中龛，何人辄移此上隔，乃更置下龛锁藏，门严掌锁钥，明日开视，则仍在上隔矣，诸师方悟，一乘大教威灵，如此追悔信慕．华严一经遂盛于诸国。”以上所载：龟兹僧侣“唯习小乘”也是相对而论，前已所述，此处再不必多言。其余则介绍当时的龟兹僧侣他们不知有千佛存在，此时有一个印度僧侣带着梵文的华严经到达龟兹之后不受欢迎而留经返回。之后，华严经典显其“神威”，迫使龟兹小乘师“追悔信慕”。这个带有神秘色彩的传奇故事，或多或少地道出了华严经典在龟兹流传的经过。这样布教的方技，西晋以来，龟兹就有一例，如四世纪初到中原传教的佛图澄相传就能眼视千里，“善念神咒，能役使鬼物。”由此不难看出，借助神灵、方术等形式是西域佛教传播的方式之一。至此，龟兹佛教开始信奉华严经典。于是，带有龟兹本地风格的千佛造像遍及各主要石窟，仅克孜尔石窟就有以下洞窟，如34、107、172、180、189、197等六例之多。
　　以上简略论述了龟兹本土佛教的某些阶段，主要侧重于大乘问题，其它方面欠缺很多。如从“三世实有”到宗奉俱舍的小乘主线，还有密宗、汉地佛教回传以及龟兹历史上各民族时期的佛教情况等，那才是龟兹佛教的大的方面。本文意图在于探讨大乘在龟兹佛教总体发展中的相应位置，以求龟兹佛教在东西佛教文化的大背景之下所发生的大起大落的起伏以及微妙变化，论点不太成熟。特别是对玄奘、义净等大师的记载，可能理解得有偏颇。期望今后龟兹石窟分期断代、题材内容的研究考释多出成果，将来问题总会弄明白的。这里我打算用这样的一句话来概括龟兹佛教的发展历程，即：从早期一心想要“唯礼释迦”，到晚期万般无奈而“崇尚千佛”。这大约是龟兹佛教的基本特点，也是佛教发展的自然趋势和理想结果。
　　(作者单位：新疆艺术学院美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