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的佛经翻译与玉华寺

玄奘的佛经翻译与玉华寺
　　黄心川
　　中国的佛教翻译事业源远流长，佛教翻译起于何时在学术界一直有着不同的意见，最早见于佛教的记载的是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印度僧人摄摩腾和竺法兰到达洛阳后译出的《四十二章经》等五部，但这些经典很难证明是从佛教原典翻译出来或者是由编译者自己杜撰出来的。例如《四十二章经》中混杂了很多儒道的思想。中国最早翻译出的佛经信而有考的当推东汉元嘉二年(公元151年)安世高所译的《明度五十校计经》。中国汉地的佛教翻译发端于汉魏，盛行于隋唐，北宋时有起伏，南宋时未见译经，元明以后一直处于衰落状态。大藏经在我国汉地自北宋开宝年间(968～975年)至解放后一千年间(968～1989年)先后约有22次的刻本和排印本。据唐代《开元释教录》(公元713～714年)编集、人藏的经典共1076部，5048卷，其中属于大乘的经律论有638部，2745卷；属于小乘的有320部，1762卷。现有佛经中可以确定为属于翻译印度次大陆各国的约有1482部，5702卷，除去重译本外，还有4400卷，其中小乘三藏的约1400卷，大乘经论约3000卷，约合梵文250万颂，目前我国正在编辑的《中华大藏经》拟收23000余卷。自后汉末年至北宋末年(2～12世纪)约1000年间直接参加翻译的有150余人，其中有史书可证属于南亚次大陆来华的僧侣、学者约计71人。
　　佛教翻译的历史，按照中国学术界一般的意见，大致可以分成旧译和新译两个阶段，旧译又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自东汉末至西晋为前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参加翻译的译者大多是西域和印度的僧人或者稍稍懂得胡语或梵语的中国僧侣，他们翻译所根据的原本，大都是流行在中亚、新疆一带古代语言写作的胡本，梵本极少。中亚、新疆古代不少语种虽然都渊源于梵语，但无论词意、语音等方面还与梵本有着很多的差异。由于当时参加翻译的胡僧和印度僧人大都有赖汉语，因此必须依赖“传人”的转译或帮助。这样就很难把作者的真实内容、意义和风格如实地反映出来。这正如僧祐在《出三藏记集》所说：“自前汉之末，经法始通，译音胥讹，未能明练……或善胡义而不了解汉者，或明汉文而不晓胡意，虽有编解，终难圆通。”后期是东晋到隋末，由于佛教广泛的流传，我国佛教民族学派和宗派的酝酿建立，大量印度或中亚僧人的来华，佛教翻译进入了一个有组织、有一定规模的阶段，道安、鸠摩罗什等首先在长安创建了翻经道场，初步树立了翻译程序。其间出现了不少我国著名的翻译家，如鸠摩罗什、求那跋陀罗、宝云、真谛等等。鸠摩罗什组织了规模宏大的国家译场，译出了经、律、论35部294卷。他的翻译改变了过去那种“义多纰缪，皆由先译失旨，不与梵文相应”的情况，他能用流畅美丽的汉文表达原文的内容和涵意，注意汉文的音节，因此不使人有嚼饭喂人失去原味的感觉，罗什把印度的文类、内容、风格、句法与词汇都引入汉字文化系统。当时的很多翻译家由于不是精通中印双方的语文，有时仍需要中介的帮助，这对鸠摩罗什也不例外，《出三藏记集》中曾记，罗什“于秦语大格”，只能“手执胡本，口宣秦言”，还要依靠助手实录。因此，这个时期的译本后来都作了校订或重译。
　　玄奘从印度回国后悉心从事翻译事业，建立了翻译道场，制订了新的翻译程序，提出了“五不翻”的原则，开创了佛经翻译史上的新纪元。《玄奘传》把玄奘和前人的译经相比说“自前代以来所译经数，初从梵语倒写本文，次乃回之，顺同此俗，然后笔人观理文句，中间增损，多坠前言，今所翻传，都由奘旨，意思独断，出语成章，词人随写，即可披玩”。从玄奘起我国的译经已从被动翻译的状态转入了主动状态，不少译人完全可以运用自如了。
　　玄奘毕生共译出佛教经、律、论75部1335卷，约为他从印度带回来的经卷总数657部的11．4％，较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五大翻译家(鸠摩罗什、真谛、法护、义净、不空)所译总和1222卷还多了113卷。玄奘所译的佛经约占隋唐译经总数2471卷的53％，他的译经的种类大致可以分为下列几种：
　　(一)毗昙部，有阿毗达摩集异门足论、法蕴足论、识身足论、发智论、大毗婆娑论、人阿毗达摩论、俱舍论等等约385卷。
　　(二)般若部，有大般若经、心经、能断般若经等约612卷。
　　(三)中观部，有广百论本、大乘广百论释论、大乘掌珍论等3卷。
　　(四)瑜伽部，有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唯识二十论、摄大乘论、辩中边论、显扬圣教论、大乘五蕴论、百法明门论等等207卷。
　　(五)密教部，有诸佛心陀罗尼经、咒五百经、原空罗索神咒心经、六门陀罗尼经等9卷。
　　(六)经集部，有解深集密经、受持七佛名号所生功德经、论无垢称经、佛地经、本事经、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等约16卷。
　　(七)因明论集部，有因明正理门论本，人正理论2卷。
　　(八)外教部，有胜宗十句义论、道德经等2卷。
　　(九)史传部，有难提密多罗年说法住记、异部宗轮论2卷。
　　(十)其它。
　　从上述玄奘的译经的分类中可以看出：大小乘并举，对佛教空、有、中的基本理论都有兼顾。例如小乘一切有部的重要经典大毗婆娑论、阿毗达磨五个足论等等，他没有从他所持的大乘立场加以排斥。玄奘并不专门弘传中观理论，但他翻译了中观派般若的根本经典大般若经、广百论等等。大乘中观派的清辨论师是瑜伽行派护法论师(玄奘的唯识论主要弘传护法的思想)的论敌，但他也将清辨的《掌珍记》译出了，另外，他对教外的一些经典，如婆罗门教正统派哲学——胜论的根本经典《胜宗十句义论》也如实地译出了，这个经典的梵文原本在印度已遗佚，对了解印度婆罗门正统派哲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目前已译成英文等多种文字。我国道教的根本经典——《道德经》，玄奘应印度童子王之请把它译成了梵文。据《集古今佛道论衡》记载，在翻译《道德经》时，道士蔡晁、成英等出于宗派的偏见，力图把道德经的思想融会佛教中论、百论的思想，但遭到玄奘的拒绝。玄奘说：“佛道两教其致天殊，安用佛言，用通道经，”又说：“观老治国治身之文，文词其真。”从以上的事例中可以看出：玄奘有着十分高尚的情操和宗教宽容精神，在玄奘生活的唐初和印度戒日王统治时期，正是中国儒释道三教斗争和印度婆罗门教与佛教等沙门思潮争论最为激烈的时代，玄奘在激烈的斗争中能够保持独立、清醒的头脑是难能可贵的。
　　关于玄奘翻译的质量在中国译经史上素有定评，受到了僧俗两界一致的赞誉，由于玄奘通晓“三明”(内明、因明、声明)，摄三明之长，他的译著能够曲尽佛教深奥的内蕴，音颤铿锵，落地有声，文字畅达，富有逻辑性，这正如赞宁在《大宋僧史略》中所赞誉“若论传译之人则多善方，罕闻通解。闻奘三藏究两土之音训，瞻诸学之川源，如从佛闻，曲尽其意”。现代佛教学者王恩洋也说：“妙达深理无列晦涩之病，内显精义，而无繁冗之失”。
　　玄奘法师的译经中有630卷是在玉华寺译出的，约占玄奘译经总数的二分之一，现将所译经典、参与撰写者、在玉华寺的地点列表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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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数量 │ │ │ │
　　│ 经 名 │ │ 起 迄 日 期 │地点(玉华寺) │参与翻译人员 │
　　│ │(卷)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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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般若波罗密 │ │显庆五年(660年)正月一 │ │大乘光、大 │
　　│多经 │600 │日～龙朔三年(663年)10 │玉华殿 │乘饮、嘉尚 │
　　│ │ │月20日 │ │等笔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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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断金刚般若 │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10 │ │杜行头笔 │
　　│波罗密多经 │ 1 │ │弘法台 │ │
　　│ │ │月1日 │ │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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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麟德元年(664年)正月一 │ │大乘光笔 │
　　│咒五首经 │ 1 │ │玉华殿 │ │
　　│ │ │日 │ │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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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寂照神壹三摩 │ │龙朔三年(663年)12月29 │ │大乘光笔 │
　　│地经 │ 1 │ │玉华殿 │ │
　　│ │ │日 │ │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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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龙朔元年(661年)5月10日 │ │大乘基笔 │
　　│辩中边论颂 │ 1 │ │嘉寿殿 │ │
　　│ │ │一5月30日 │ │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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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大乘基笔 │
　　│唯识二十论 │ 1 │龙朔元年(661年)6月1日 │庆福殿 │ │
　　│ │ │ │ │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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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大乘基笔 │
　　│成唯识论 │ 10│ 显庆四年(659年)闰10日 │ 云光殿 │ │
　　│ │ │ │ │ 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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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缘起经 │ 1 │龙朔元年(661年)7月9日 │八桂亭 │神防笔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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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毗达磨发智 │ │ 显庆二年(657年)正月26 │ 开始于西 │ │
　　│论 │ 20│ 日～显庆5年(660年)5月 │ 京顺贤阁，│ │
　　│ │ │ │ 完成于玉 │ 玄则笔受 │
　　│ │ │ ?日 │ │ │
　　│ │ │ │ 华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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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显庆五年(660年)11月26 │ │ │
　　│ 阿毗达磨集异│ 20│ 日～龙朔三年(663年)12 │ 明月殿 │ 弘产译、释│
　　│ 门足论 │ │ │ │ 诠等笔受 │
　　│ │ │ 月29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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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阿毗达磨品头│ │ 显庆五年(660年)9月1日 │ │ 大乘光等 │
　　│ 足论 │ 18│ │ 云光殿 │ │
　　│ │ │ ～10月23日 │ │ 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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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阿毗达磨身足│ │龙朔三年(663年)12月3日 │ │释诠等笔 │
　　│ 论 │ 3 │ │玉华殿 │ │
　　│ │ │～12月8日 │ │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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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部宗轮论 │ l │龙朔二年(662年)7月14日 │庆福殿 │大乘基笔 │
　　│ │ │ │ │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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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奘在玉华寺短短的五年(659～663年)中完成了14部、680卷的译经工作，平均每年完成136卷，每月完成10卷，这数量和速度相当于他在慈恩寺、弘福寺、北阙弘法院等处的一倍，因此，我们可以说，玄奘在玉华寺是他一生译经中取得成绩最好的时期。从他翻译著作内容看，也是他所译经典中最为重要的方面，例如：《大般若经》600卷、《成唯识论》、《唯识二十论》都是法相宗的根本经典，是法相宗赖以成立的理论和组织基础，这些经典后来在中国和朝鲜、韩国、日本都起过重要的影响，玉华寺无疑地在玄奘进行学术活动、建立法相宗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今天我们在玉华寺旧址召开第二届国际玄奘会议，纪念玄奘逝世1335周年，弘扬他的业绩，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作者小传] 黄心川，男，1928年7月出生于江苏省常熟市，1958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专业研究生毕业，曾任北京大学讲师，哲学编译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副所长，南亚文化研究所副所长，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所长，现任中国社科院教授、东方文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韩国研究中心副理事长、陕西社科院长安佛教研究中心名誉主任、玄奘研究中心主任、印度龙树大学名誉教授、加尔各答国际文化研究所荣誉研究员、山东大学和浙江大学兼职教授、国际梵文研究会顾问、国际印度哲学研究协会执行委员等职。
　　长期从事东方哲学宗教特别是印度宗教、哲学的研究工作，是世界著名的东方哲学和印度哲学研究家，著有《印度哲学史》、《印度近现代哲学》、《印度佛教哲学》、《印度近代哲学家辨喜研究》、《沙俄利用宗教侵华简史》、《当代亚太宗教》、《现代东方哲学》等等。主编有：《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副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外国哲学分科主编)、《玄奘研究文集》等，另外还有论文120余篇，其中一部分已被译成英文、日文、韩文、盂加拉文等等。他主编的《世界十大宗教》获得了1988年全国优秀图书奖，撰写的《隋唐时期中国与朝鲜佛教的交流——新罗来华僧侣考》获第四后国际佛教学术奖。以上两项又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他曾多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在国外很多著名大学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