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顶骨今分供何处?

玄奘顶骨今分供何处?
　　王仲德
　　关于玄奘顶骨播迁和分供的文章，可见到的也真不少。笔者1994年4月出版的拙作《玉华寺》中，即有一节“灵骨分藏”，写作时比较粗疏，基本上是将平常在报刊上偶尔见到的此类零星小块资料汇集一处，几乎未加认真辨订，很有点类似道听途说的意味，结果是出现不少舛误，非常对不起读者诸君。
　　数年后，我终于见到了许多专家写此专题的文章以及一些原始资料。如：
　　保全《玄奘顶骨播迁记》(《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1期，以下简称“保文”。此文在后面的辨析中，为笔者多次引证。作者保全先生，系陕西省著名文物专家)；
　　汪永平《玄奘顶骨掘窃始末》(《南京史志》(1988年2期，简称“汪文”)；
　　海澄《玄奘顶骨发掘记》、纪实《日伪时期玄奘遗骨在宁发现前的前前后后》(二文均载《江苏文史资料》第38辑1990年?月号“近代江苏宗教”上，简称“海文”、“纪文”；
　　李安《玄奘法师顶骨的发现和分布》(《佛学研究》1993年2期，简称“李文”)； ”
　　刘大任《南京灵谷寺玄奘法师顶骨的采龙去脉》(简称“刘文”)'
　　黄常伦《南京玄奘顶骨分供台湾大学》1998年9月27日，尚未正式发表(简称“黄文”)，
　　此外还有秦孟潇、褚柏思、张通之以及褚民谊的《唐玄奘法师骨塔发掘奉移经过专册》等著述，综合分析以上所引文章暨尚未在此引列的同类文章资料，笔者经过辨订，谨述于下，以就正于方家。
　　玄奘顶骨，1942年12月23日在南京出土后，1943年12月28日，汪伪窃分顶骨，举行“分受典礼”。大多数撰文谈及此次分骨者，认为分了六份(日本、广东、天津、北平、成都、南京各一份)。上列保、汪、海、纪、李、刘、黄七文中，除独主张“三份”说的“刘文”外，均倾向“六份”说，而以“纪”、“李”、“黄”三文最为明确肯定，笔者认为，二说均各有一定的道理：但笔者仍有自己单独的意见，
　　先谈“三份”说。这不仅因为“刘文”后出而竟独辟众说，意见新颖，还因为最近出版的《佛教文化》1998年5期上有行方《千载如晤对，心光照天破》的一篇文章和《法音》1998年10月期上有何云《唐玄奘法师顶骨舍利略谈》一文。这两篇有一定影响的文章，均公开托出了“刘文”的“三份”说，兹将其说简述于下：
　　三份：一份于1944年10月10日在南京玄武湖畔小九华山建成砖塔供奉，一份由当时的北平佛教界迎至北平供奉(后由日本人分往日本)，一份存于南京鸡鸣山下当时的汪伪中央文物保管委员会(最后供奉在今南京灵谷寺“玄奘法师纪念堂’’中)，
　　留在灵谷寺中的那一份，于1998年9月下旬，又从中分出一点，给台湾玄奘大学分供。
　　送往北平的一份，首先被日本人分出一部分送往日本，留下的又分作四份送往国内四处道场<北京广济寺、广州六榕寺、天津大悲院、成都文殊院)供奉。被日本人送回去的那一份，分供在东京慈恩寺和奈良药师寺两处。1955年11月，应台湾佛教界之请，日方又分出一小块灵骨赴台，供奉在日月谭畔的玄奘寺内。国内分供天津大悲院的一份，北京和广州的两份灵骨，均在“文革”中佚失。
　　这就是“三份”说的脉络。
　　对“三份”说，笔者虽然不尽同意，但还可为之提供一个间接的佐证。陈寅恪《寒柳堂集~(1980年6月上海古籍出版社版)中，有一首《甲辰春分日赠向觉明》诗，云：
　　慈恩顶骨已三分，西竺遥闻造塔坟。
　　吾有丰干饶舌悔，羡君辛苦缀遗文。
　　甲辰春分，为1944年3月21日，距南京分骨时间1943年12月28日还不到三个月，此“三分”说，应当是比较可信的。
　　不过，我想，陈先生诗中的“三分”说，恐怕是不同于“刘文”中所持之“三份”说的；而是同于(台)秦孟潇《玄奘大师小传》中的“三份”说的。秦氏言：在南京，“后来把这些顶骨，分作三份，一份在南京玄武湖五洲公园，建塔供养；一份在北京建塔供养；一份则由日人移回日本，在东京都约五十里外的崎玉县的慈恩寺建塔供养。”因为，我认为秦氏之“三份”说更符合、或者说更接近于实际。张通之先生《覆舟山志》中也是持此“三份”说的。
　　秦、刘二说之根本区别在于：秦说认为“三份”中，有一份直接去了日本；而“刘说”则认为，是绕了个弯子，间接到了日本。“刘文”中言，“当时日方不敢公开取到日本。一是怕舆论曝光后，遭到国人一致反对，汪伪政府很尴尬。另一方面顶骨偷偷摸摸运到日本，既不能公开，又不能供奉，还是白忙。于是就绕了个弯儿，先送供于北京，再由日本佛教界提出请供一份，这样就可以使顶骨“名正言顺”地在日本出现。
　　笔者认为，刘氏意见虽然后出而独特，但其所讲道理，似乎不够彻底，也难以服人。试想，当年分骨时间是]943年12月，那时虽说日本已接近投降，但抗日战争仍未结束，日本在南京仍是一个人侵的主宰者；他们既敢穷凶极恶地大肆屠杀无数中国人，强盗劫匪一样到处烧杀、抢夺、掳掠，已是我们中国人民不共戴天的仇敌。这群江洋大盗，在他们入侵占据的大地上，挖出地下至宝，自然认为是他们的战利品。他们要运回老家去，就像打猎丰获而喜气洋洋的荣归一样，怎么还会忽然有了我们常人的良心，忽然有了礼义廉耻之心，竟会顾忌到这是“偷偷摸摸”的么?强盗主子自己都在无耻行窃，还会顾忌到自己的奴才见了脸上无光么?试想当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火烧圆明园，抢掠了中国多少珍宝；他们运回国去，不是将这些抢劫来的东西，照样堂而皇之地公开展出在他们的博物馆中么?既是强盗劫匪，他们自有其盗匪的道理；他们还会怕被人说成是“偷偷摸摸”?他们还会有“偷偷摸摸”的羞耻感?他们还怕“公开”他们本来不就是明火执杖的盗匪么!如果真是那样看的话，就是太将他们“高看”了，这是极不正确的看法。
　　笔者认为，玄奘法师顶骨舍利较为详细的分供情况，应该是：
　　1942年12月23日，于南京中华门外雨花台西，明大报恩寺三藏塔遗址下，出土的玄奘法师顶骨舍利，在日本侵略军的把持下(日本国又极重视佛教文物，视若珍宝；何况还是举世闻名的玄奘大师的顶骨这一特级佛教文物)，自然是狂喜之后，急不可耐，立即抢先运回日本一部分。然后，由于政治、军事、宗教、文化等种种因素，再把余下的顶骨列分。这样，实际上是在日伪于1943年12月28日“正式”窃分之前，已经“两分”了(日本先运回国一份，留在南京的算一份)。据众多史料，后来再分应是，在南京出土，自然要留南京一份，北京是中国要都，自然也当有一份。这样，连日本先拿走的一份，初分应当是“三份”。台湾秦孟潇先生和台湾东初先生就是主此“三份”说的。
　　这“三份”，实际成了后来的“四份”，即南京一份变为两份(小九华山、伪文保会各一份)。
　　主“六份”说的，除上述“三份”外，多出了广东、天津、成都三处，现在看来，这“六份”说很有问题。一是，一开始就分得如此细，这儿一处，哪儿一处，在当时那样的战争年月，要一下子照顾得面面俱到，似不大现实，二是，实际上也并非如此。
　　首先是广东，关于玄奘顶骨在广东供奉的情况，有两说。一说在韶关南华寺(抽作《玉华寺》曾采此说)，一说在广州六榕寺。今查，南华寺根本无存，至于六榕寺，的确供奉过玄奘法师顶骨，但不是从南京请去的。据1998年10月25日广州六榕寺住持云峰法师来函知，广东戴供玄奘顶骨，仅此六榕寺一处，且遭毁坏，而并非“佚失”。顶骨来处，是在日本，并非南京。
　　但无论怎么说，1946年1月30日以前，顶骨被分为“六份”还是比较可倌的。据前文提到的“保文”官：
　　1946年2月1日《中央日报》载称：“在京各文教机关合组之清点封存伪设机构文物委员会，于30日清点封存伪博物专门委员会文物时，曾发现敌伪在京发掘之唐玄奘灵骨数片，及香笼、香炉等件，保存在内，现又查悉其他灵骨，已由敌伪分藏于日本、广东、华北及南京等六处”。
　　《中央日报》所载，“六份”，当是日本、广东各一份，南京2份，华北2份(北京、天津)。
　　那么，“六份’’中取掉日本、南京、北京“三份”而多出的三处地方中，再除去广东一处，就剩下成都和天津两处了。
　　分供成都的一份，至今还在。据《四川文物》1990年六期骆永寿、曹硕《玄奘顶骨的播迁》一文，玄奘顶骨数粒，现珍藏于成都文殊院”。此言顶骨来自北京。
　　而“保文”的结论是，1949年冬，可能是国民党有关部门自南京溃逃时，将一份玄奘顶骨携至重庆，为蜀人白坚所得，移回成都。即疑其顶骨来自南京。
　　1998年冬，成都文殊院住持宽霖法师来函，玄奘顶骨三粒，乃能海法师于解放初年请回，原供净慈寺，今供文殊院。
　　据以上二文一函，其共同点是，顶骨于1949年冬人川的。“骆文”言，顶骨数粒，由白氏入川赠予能海法师奉养；宽霖法师言，顶骨三粒，乃能海法师请回。粒数，当以霖师言为准；人川赠予与自外地请回之别及由何地人川的疑问，当另找史料再证。
　　今再回过头来，说说南京分骨之后的情况。一份被日本运回国去了；一份在南京小九华山建塔藏供了；一份留在南京鸡鸣山下汪伪文物保管委员会里了；一份拟运北平。
　　运往北平的一份，他们决定由北平日伪政权的王克敏发起，先迎请到北平供奉。到北平后，王克敏捧接玄奘顶骨盒，安放在中南海之团城，供文武官员轮流参拜。全市工商学界也因此休假一天。后来，北平的这一份，又被分为三份：一份供在天津大悲院，后经周恩来总理同意，于1957年由达赖喇嘛代表我国政府赠给印度总理尼赫鲁，安放在玄奘当年留学讲经的那烂陀寺的纪念堂中。
　　一份给四川，供在成都文殊院。
　　一份留在北平，1945年6月，在北海观音殿之故基建塔供奉，并立碑纪念。其塔后毁，其碑解放后在北京西城区大圆福寺遗址出土。连同这块碑石一起出土的玄奘顶骨，应是此后先供于北京广济寺，后供于法源寺，而在“文革”中佚失的那份顶骨。至于何时供于广济市，又何时转入法源寺，尚未能定。
　　保存在南京鸡鸣寺山下汪伪中央文物保管委员会的一份玄奘法师顶骨，解放初，曾转存在南京博物院，存放在一件文物(碧玉小鼎)中。1953年，南京市佛教界与南京博物院协商，将玄奘顶骨奉移到南京毗比卢寺供奉。1963年，在纪念玄奘圆寂1300周年时，因有外国人参加纪念法会，又将玄奘顶骨请移到南京栖霞寺供奉。1966年“文革”开始，南京市佛教协会慎将玄奘法师顶骨奉交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保存。1973年，南京灵谷寺在全国最早修复开放，寺内专设有“玄奘法师纪念堂”，遂将玄奘法师顶骨从市文管会请回，供奉在由中国佛教协会赠送的十三层密檐楠木塔中。这座木塔，原是北京广济寺供放佛牙所用，又名佛牙塔。1994年12月，台湾善导寺住持了中法师，在台湾创办了玄奘大学。他发心从祖国大陆请供玄奘法师顶骨舍利，经中国佛教协会批准同意，1998年9月下旬，从南京灵骨寺珍藏供奉的玄奘法师顶骨舍利中，分请出一粒，恭迎到台湾玄奘大学供奉。就这样，经过了1300多年的变迁，灵谷寺与玄奘法师顶骨结下了不解的殊胜因缘。
　　流落在日本的玄奘法师顶骨，先安放在日本佛教联合会所在地东京芝增上寺。时临二战尾声，东京空袭频繁，日本佛教联合会会长仓持秀峰建议，将顶骨暂时转移到安全地方，待时局稳定，再迁回芝增上寺。于是便决定置放在距东京约50里的岩械市慈恩寺。1944年12月13日，慈恩寺举行了隆重的恭迎玄奘顶骨仪式。玄奘顶骨在此一直供奉至今。
　　1947年6月，日本佛教界发起在东京慈恩寺建塔，正式纳奉玄奘法师顶骨。遂于1949年10月10日动工，到次年2月下旬塔的基石落成，举行了纳骨入塔仪式。
　　1955年，在台湾的“中国佛教会”向日本提出迎取玄奘顶骨的要求，日本“三藏瞻仰会”会长仓持秀峰，会同本国有关佛教界人员，决定“接受”此项要求。1955年11月25日仓持秀峰等五人乘专机自日本奉拇指甲大小一块顶骨赴台，受到台湾佛教界及官方的国宾级欢迎。这块顶骨供奉在为此专门建造的日月潭畔的玄奘寺慈恩塔内。
　　1980年11月23日，日本慈恩寺“唐玄奘三藏灵塔”再度打开，又取出另一块拇指甲大小顶骨分送给日本法相宗寺院奈良药师寺供奉。
　　至此，玄奘法师顶骨舍利，已知明确分供在世界上10处地方：南京二处(小九华山三藏塔下，灵谷寺大遍觉堂中)；北京法源寺1处；广州六榕寺1处；成都文殊院1处；台湾2处(日月潭畔玄奘寺，善导寺旁玄奘大学)；日本2处(东京慈恩寺，奈良药师寺)；印度那烂陀寺玄奘学院1处。这10处，除法源寺、六榕寺2处均被消毁于“文革”中外，其余8处玄奘法师顶骨舍利，均被安然珍藏供奉。
　　(作者单位：铜川市史志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