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佛的种类与风格特点

　　唐宋时期,在云南大理地区出现了南诏、大理国两个相继的地方政权。此时,佛教传入云南,并在这里迅速发展起来。南诏曾饱经战乱,在李白、杜甫的诗篇中留下印记,却把观音幻化故事作为自己立国的依据,把佛教奉为国教。而大理国时期佛教的兴盛,更是在中国历史上所罕见。南诏、大理国佛教兴盛,留下了大量遗物和遗迹。历代国主,动则铸佛万尊。寻常百姓,家家供佛。元代郭松年在《大理行记》中记载“然而此邦之人,西去天竺为近, 其俗多尚浮屠法, 家无贫富, 皆有佛堂, 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绝不茹荤饮酒,至斋毕乃已。沿山寺宇极多, 不可殚记”。明末清初的吴伟业称 “苍山与洱水,佛教之齐鲁”。因之,南诏、大理国被称为“妙香佛国”,它留下来的佛教艺术珍品,成为体现这段区域文化内涵的典型代表。

　　古塔里珍藏的佛教珍宝
　　云南佛教流传,最早是从上向下地传播。公元七世纪印度佛教向外发展,往南通过南方丝绸之路进入云南、西藏。其主要流派是密宗,在进入这些地方以后,很快为上层皇室贵族接受,并奉为国教,加以推广。可以说云南的佛教是从皇室走向民间的,佛教在云南的长期兴盛发展,在这里留下了无数佛教艺术瑰宝。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云南佛教文物,也成为我们了解南诏、大理国历史最主要的资料。
　　南诏、大理国的君主们尊崇佛法,动辄修寺建塔礼佛,据说大理地区曾号称有“兰若八百,迦蓝三千”。按史料记载,南诏、大理国铸造佛像更为频繁:劝龙晟“铸佛三尊,送佛顶寺,用金三千两”;隆舜“用金造观音一百八像”;舜化贞“铸崇圣寺丈六观音”;郑买嗣“铸佛一万尊送佛顶寺”……。大理国时期更是举国尚佛。大理国的开国之君段思平更是“年年建寺,铸佛万尊”。“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经过铁马兵戈、世事沧桑,如今当年修建的寺宇多已不存,塔留下的也不过十之一、二。当年铸造的数以万计的佛像,也大都散落在历史的尘埃中。
　　云南的塔有些与众不同,它没有地宫,重要的宝藏都藏在塔刹里。1925年大理大地震中,大理地区最著名的三塔主塔千寻塔塔刹掉落,其中所藏部分佛像珍宝散佚。1978年,在修缮千寻塔时,再次发现大理国时期放入的各种文物580余件,其中南诏、大理国时期的金银铜等造像153躯,并有各种法器、珠宝、经卷及与佛教有关的用品等。此后,又陆续在佛图寺塔、弘圣寺塔等古塔中发现一些佛教艺术品。这些艺术珍品,有金、银铸造的,也有铜制鎏金、象牙、玉石及木雕等,虽然体量不大,却制作异常精美,刚一出现,就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回想当年这些古塔,大都属于皇室的苑囿,这些佛像作为当时建塔、修葺或法事置入,或许正是为了便于取放,不修造地宫,而在塔顶里保存。可以说,珍藏在塔里的千年佛宝,很可能就是当年大理国的皇家宝藏。当年云南制作的佛像,多不胜数。然而,沧海桑田,大浪淘沙,今天遗留下来的,不过千数。我们只能从这些弥足珍贵的幸存者上,去管窥昔日妙香佛国的辉煌。

　　南诏大理佛像的主要风格
　　南诏、大理国的金属佛教造像,既有古印度造像遗风,又有西藏和东南亚佛教造像的风格,而更多的则是受到中原显、密两宗造像风格的影响,是一种多元文化的载体。
　　中国佛教密宗,自公元七世纪从印度传入后,在中原、西藏和大理地区得到大力推行。至公元841年,发生了唐武宗和吐番王朗达玛的大规模灭佛运动后,中原和西藏密教几乎销声匿迹,其佛造像也被毁之殆尽(西藏自十世纪以后形成的红、白、黄等各教派的造像,与早期密宗造像已有较大区别)。而西南滇川之地,密教仍然不断得到发展,特别是把佛教密宗——阿咤力教视为国教的南诏大理国。南诏大理国在佛教造像方面,包括石窟造像、金属造像以及木、石雕像,除时代偏晚的部分造像受到十世纪后中原显宗和西藏密宗造像的影响外,大多数保留了早期密宗造像的面貌,加之民族化的改造,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风格。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中国早期密宗造像的基本材料,非南诏大理佛像莫属。

　　南诏大理国金属佛教造像的主要有如下几种:
　　1、憨态可鞠的五方佛造像。
　　大理塔藏金属佛造像中,五方佛造像约占一半,均为单尊(个别有一佛二胁侍的形式,亦为单尊组成)。其发式、衣饰、手印、坐姿等,带有浓厚的唐代汉地佛造像风格,唯面相与之迥异。唐代风格的面相,以“妙相庄严”为特征,而“大理佛”则是面露笑容,朴实平易的凡人面相(多数佛陀头部微向前倾,显得谦和有礼)。从雕琢工艺上对比,“大理佛”较唐佛显得粗犷,特别是眼睑的雕法,犹如两条细缝,打磨也不如唐佛精细。这种面相上的特征可以用“憨态可鞠”来形容。即使把众多不同风格的唐宋佛像放在一起,我们仍然能够从“大理佛”这一面相特征把它从中区分出来。
　　2、别具一格的阿嵯耶观音造像。
　　阿嵯耶观音造像虽源于印度,但传至大理地区后,成为阿咤力教徒信奉的主尊,世代相传。在造型上,已成定格,如高发髻和左11,右10瓣的束发带编花结;发冠上的化佛(结禅定印的阿弥陀佛);双臂和右手腕带联珠形钏;“曹衣出水”式的薄裙和“U”字形衣纹;清瘦的面庞和蜂腰(俗称“细腰观音”)等。这种装饰特殊,面容、身材姣好的男性观音像,确为南诏大理国所独有。
　　截至目前,收藏于国内外博物馆的阿嵯耶观音像,不到20尊,其来源均为古塔所藏文物,除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维修古塔出土者外,余皆为1925年大理地震时从塔上掉下后散落民间,又辗转入藏国内外各地博物馆。据悉,在大理民间尚存10余尊。笔者曾见过3尊,其中1尊与上述特征相同,当属大理国遗物。另2尊虽整体形似,但细部已多处简化,疑为元、明时期所铸。
　　3、杨枝观音造像的两种风格。
　　南诏大理国金属佛教造像,除五方佛外,以观音造像为多,其中杨枝观音又占观音造像中的大多数。
　　杨枝观音的造型,很明显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的主要特征是:身材略显胖,体态基本垂直,身上飘带搭在两手挽中再直垂于双腿;额宽颐丰,眼睛微闭,面露笑容,酷似大理佛陀的形象。这种类型的杨枝观音颇具地方特色,可视为大理本土观音造像的典型代表。第二种类型的主要特征是:身材瘦削,体态呈曲线,身上飘带由肩、臂、腿绕出莲座,似迎风飘舞状;额宽颐窄,呈瓜子脸形。这种类型的杨枝观音与唐代内地造像相似,为南诏大理国接纳内地佛像的品种之一。

　　4、独特的尊胜佛母造像。
　　过去我们把塔藏佛教造像中两手当胸合什,另两手合什于额前的造像称为四臂观音或度母像。后来,发现大理国火葬墓幢上普遍雕有此种形式的造像,加上昆明地藏寺大理国经幢(亦称为“佛顶尊胜宝幢”)最顶层亦雕有此像的印证,这种造像应称为“尊胜佛母”。另外,大理国经幢上的尊胜佛母,身后有二菩萨胁侍,四天王护法,说明其神格极高,而且又置于最顶层,这说明大理国的尊胜佛母,实则就是释迦佛的化身。
　　尊胜佛母金属造像目前出土不多,但从阿咤力教普遍存在的佛顶信仰来看,估计将来会有不少发现。在大理民间中传世的此种类型的所谓“四臂观音”像,也有理由定为尊胜佛母像。
　　5、明王造像中的温和色彩。
　　在密教造像中,呈忿怒相的各类明王像,是佛和菩萨的教令轮身,意在断除魔障,惩治邪恶。此类神像,在藏传佛教中,其忿怒相表现得尤为凶悍,使人望而生畏。
　　南诏大理国的明王造像,亦有多头多臂的忿怒相。但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其面相并无凶悍之感,仅仅只是把眼珠刻划得大而凸一点,而其眉不扬,面肉不横,给人一种“怒而不威”的感觉。更有趣的是,有的明王像,虽有三头六臂,但其面相平和,执法器的多只臂膀也显得较为紧缩(如四臂明王铜坐像,阿修罗银坐像等),与藏式那种张牙舞爪的忿怒明王像之风格有明显不同。这种带有温情色彩的装饰风格,是南诏大理国明王造像的一个重要特征。

　　大理佛的铸造工艺
　　对南诏大理国金属佛教造像的方法铸造采用的是“失蜡法”工艺。我国至迟在春秋时期,即使用“失蜡法”制造青铜器。云南战国至东汉时期的“滇文化”青铜器,就有不少是用“失蜡法”制造的。据研究,云南传统的“失蜡法”工艺流程要经过如下五道工序:1、制模:先用铁丝和铁皮编制成与内模形状大致相似的“骨架”,以增加内模的强度和浇铸时对铜液的承受力。然后在骨架上层层上泥,上到一定程度后,待其干燥,即用牛油拌以蜂蜡(牛油80%,蜂蜡20%),在泥模上涂抹数层(其厚度即为器物之厚度)。油蜡凝固后,即在蜡模上雕刻所需内容。2:翻范:蜡模制成后,再于模上加细泥、炭灰和细纤维拌合物,加至所需范壁的厚度,留出浇孔(排蜡孔),将蜡模上雕刻的内容全部翻印在外范的内侧。外范制成后,还要用长铜钉若干,由外范通过蜡层直接钉在泥模上,以防止蜡模熔化后内模和外范错位。另外,为防止外范在浇铸时崩裂,必须用麻绳或铁皮捆扎外范。3、熔模:在外范四周加热,蜡模熔化后蜡液从排蜡孔中流出。经反复烘烤,直至将蜡液全部流出为止。4、浇铸:从预先留好的浇铸孔将铜液注满范腔,直至饱和为止。5、铜液冷却后,先打去外范,再取出内模,铸像即成。
　　失蜡法制造的佛像,表面光滑,纹饰清晰。如阿嵯耶观音发髻上的细发、化佛和胸前璎珞、项圈等,均显得精致细巧,清新照人。南诏大理国的金属佛教铸像,无论是铜、铁或金、银质地,几乎都是采用失蜡法工艺铸造的。个别造像有用锤揲法打制的,如银质金翅鸟,以头、身、尾、双翅、双爪和莲座共8个部位,分别锤揲成形,然后用细银丝穿系连接而成。
　　另外,南诏大理国的金属佛教造像,除纯金质地的外,银、铜造像中,有不少作鎏金加工处理的。鎏金又称火镀金,其方法是用金粉加入水银,涂于器表,经加热烘烤,水银蒸发,金粉则附着于器表。这种方法,云南在春秋晚期已开始应用(如楚雄万家坝出土的鎏金铜器),战国末至西汉时,已然普遍。南诏大理国的鎏金技术,更为纯熟,时隔千年,有的鎏金佛像仍依旧金光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