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玉飞天佩的饰用方式初探

　　古玉飞天佩的饰用方式初探
　　□ 徐文宁　《艺术市场》 2007年第01期
　　编者按:飞天是佛教造型艺术的一个题材独特的品种,它是为诸天服务的小神。在佛教造型艺术体系中,是作为陪衬、装饰而存在的。然而,人们对它的欣赏、喜爱,应该不仅仅局限于此。笔者在此分析玉飞天各个时期的特征,给藏家在投资上以借鉴。
　　飞天伎乐舞 腾擢散芝英
　　隋代统一前的近4个世纪,是佛教在我国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玉器工艺史,处于两汉玉器大发展和唐宋玉器大繁荣之间的低谷时期。这个时期的佛教和道教在南北朝时期与儒教分庭抗礼,儒家那种赋予道德内涵和礼制观念的玉器体系已彻底瓦解。这个时期的玉器无论从品种上,还是数量上都比前期大为减少。它的前面是以礼仪玉、丧葬玉为主,充满对礼、神崇拜的玉器制作时代。它的后面是以装饰玉、实用鉴赏玉为主,以张扬人性爱好,以把玩件、摆设雅件等的玉器时代。
　　唐代近300年的统治,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给唐代玉器迎来了又一次蓬勃发展的机会。吸取了大量的外来营养,玉雕着重向写实方向和装饰化方向发展。魏晋以来广泛流行的佛教,在隋唐时期达到高峰。佛教玉器的应时而起,是佛教进一步中原普及化、世俗化的重要例证。自唐代开始,佛教玉器主要有玉佛和玉飞天两种。唐玉佛多见于文献记载,而目前考古出土的真正意义上的玉佛实不多见。
　　飞天不仅仅作为装饰娱乐而存在。若使它获得独立存在的价值,其中应该具有更深的佛教信仰意义。佛经上说,每当佛讲经说法时,飞天们都会脱掉上衣,凌空飞舞,奏乐散花。飞天见到佛主时的那般皆大欢喜的样子,使古代玉雕作品飞天的佩带人,也具有了同样的崇拜佛主、供奉佛主的敬仰属性。玉飞天唐代出土的不多,多见的是宋辽金以后。考古出土也没有多少。故宫清藏传世品中能见到的,在形制尺寸和器物的厚薄纹样上,与考古出土玉飞天有着不少区别。主要区别在传世品的形制偏大点,片状厚度比出土器明显偏厚。然而,在器体扁平略成三角形的外观上,出土器与传世品玉飞天都有着十分接近的共同特征。
　　在文博界与收藏界,对玉飞天的使用场合、佩带方式一直是个未揭开的谜。一般认为玉飞天的用途和佩带方式,不是佛龛楣、坛座等处镶嵌用玉,就是佛教徒佩带的避邪用玉。然而笔者认为它与佛教仪式中的“行佛”有关。

　　巡城闹行佛 皇帝喜散花
　　自东汉佛教传入中国,“行佛”这样的盛典就逐步形成了。“行佛”是佛教活动重要仪式之一,起源于古印度,一般在佛诞日及佛出家日举行。我国的佛教“行佛”仪式,早在《魏·杨炫之·洛阳伽蓝记》中就有记录。宣武皇帝景明年,建景明寺,太后造七级浮屠一所占地百亩,上自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都纷纷将自己的住宅舍出来作为寺院。4月7日,京师洛阳诸像皆汇聚此寺,至8日,先入宣阳门,后向阊阖宫,再接受皇帝散花献佛的礼仪。当时城内金花映日,宝盖浮云幡幢若林。其间有一金像辇,去地有三尺高,宝盖上四面垂金铃七宝珠,绘飞天伎乐于云表,共用百人举此像。名僧德众负锡为群,信徒法侣持花成薮,香烟似雾梵乐动天。这样的场景现如今在西藏喇嘛教寺院中,依然可以从保留着的一幅清代《弥勒佛行像图》中看见。其气势之磅礴、场面之宏大,与我国早期行像文字所描绘的一致,为世罕见。
　　“飞天”一词,在汉译佛典中,最早似见于西晋永嘉二年的《普曜经》。而汉译佛典中至今仍然找不到“飞天伎乐”的出处。在《洛阳伽蓝记》中所提到的“飞天伎乐”,应该是目前最早的将飞天的职责明确化,与伎乐一词并提的记录出处。是中土人根据佛教供养音乐的性质,而新造的名词。“飞天”是对应佛典中八部护法之一称“乾闼婆”“紧那罗”的歌舞散花之神。在《大智度论》中说:“乾闼婆是诸天伎人,随逐诸天,为诸天作乐。”而佛教东传后,信徒数量有增无减,逐渐取得了主要派别的地位,壁画图像中的飞天脱去了胡服,换上汉族女子模样,并随着佛教势力的扩大,世人则常把它归入了帝释天的专属门下,结合了中国古代道教文化中“飞仙”“嫦娥”“天人”“羽人”之说,以“吴带当风”之美,为它译成了非常好听的名字——“飞天”。
　　所以飞天应该是魏晋南北朝时代以来独特的儒释道兼修、多元化宗教信仰混合的形象,并具有形体夸张特征的产物。夸张与想象,只能以现实生活中的所闻所见,移花接木的结合和创造为依据的,决不是凭空而来。飞天以奇形异态却又富有人性的形象,在敦煌壁画中出现了许多。这些飞天形象大量吸取了民间舞蹈艺人的形体语言,寄托着人们对佛国的无上向往。《洛阳伽蓝记》中所提到的“皇帝散花”,与壁画中描绘的佛教盛典飞天散花的内容是一致的。在辽宁省朝阳市辽代北塔天宫里出土的玉飞天也说明,供养人将自己的饰物奉献给佛主的供养意义。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在当时的狂热宗教尊佛信仰中,皇帝将自己作为佛的供养人,将自己的司职等同于飞天,在这样的宗教社会活动中,臣子百姓们能不效仿尊崇吗?天国的飞天在壁画中是飞翔天宇之间的,而“行佛”仪式上,不可以缺少的飞天形象,他们在哪里?唱戏要有个行头,而行佛仪式里的信徒法侣们会以什么样的装扮充当飞天角色?唯一可以让飞天在人间飞起来的,莫过于将玉飞天组件在步髻上,莫过于将玉飞天挂摇在耳上。随着人头部的摇动,仿佛飞天在世一般。
　　双耳饰飞天 步摇曳伎乐
　　佛国世界只是现实世界的折光反映。佛国世界里的佛、菩萨、飞天等,不过是现实生活中各社会阶层的化身。唐代玉器中一些达官贵妇人的头饰品,如玉步摇,以金银等贵金属嵌入薄玉片而成,玉片上琢有花鸟纹饰,玉片的器型呈现扁平成三角形,极为精致。这种三角形的玉片和玉飞天通常所见的形状,十分相近。这不能仅仅看成是巧合,而应该视为同类有联系的饰物。
　　1993年上海卢湾区打浦桥明顾氏墓出土,长5.7cm,宽3.5cm,白玉飞天簪饰一对。透雕背素面,头戴宝冠,上身袒露,双手曲臂前伸托花钵,腕部戴镯,腰臀部弯曲,腰间束带下着长裙,长裙裹腿不裸足。飘转一侧,呈尖锥形。身披长帛,帛带飘缠于身后,与身下雕琢的卷叶形云纹相连。在外围成一朵云状边框。出土是在发簪柄端,用一银簪的一端分出五爪,扣住其背后的空隙中,成为一件完整的发簪。这样的发簪组件工艺特征,为我们观察故宫那些形制偏厚点的玉飞天,提示出了一种可行的唐代玉飞天的组件佩带方式。
　　《唐书·五行志》:“天宝初,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妇人则簪步摇钗,袖窄小。杨贵妃常以假鬓为首饰,而好服黄裙。”可见唐代人高髻均为假发,在高高耸起的高髻上,玉步摇没有一定的质地重量,怕是不相称的。我们可以从唐代墓葬出土的玉凤簪的工艺组合件上看出,当时的玉步摇所用玉件的厚度基本都在0.7cm左右,和故宫清藏玉飞天是一致的。这种同样厚度的扁平成三角形的玉飞天,还可参见1996年浙江省临安市五代吴越国康陵出土玉龙簪饰佩。
　　佛教飞天的宗教性内涵是毋庸置疑的。它在完成佛教传播功能的同时,又满足了人们对超越尘世的理想境界的追求。玉飞天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以当时佩钗所具有的扁片略成三角形的外型特征,以利于组件玉步摇和挂佩耳等饰用方式,成功地把飞天和玉飞天佩带人,在行佛的仪式中,将同是佛的供养人,在佛国与人间两个世界里,进行了神话与现实的角色替换。
　　中世纪后,尽管行佛盛典逐渐以浴佛等仪式替代,但信徒法侣们对佛教玉器的兴趣与追求,使得玉飞天依然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南京牛首山南唐二陵出土的云花纹边青白玉飞天纹佩的单孔,和北京博物馆藏宋代玉飞天腰上,有个上下通穿孔的玉飞天,以及黑龙江省绥滨县中兴金代墓葬出土,长8.23cm,宽6.73cm,厚1.13cm的玉飞天牌饰,这些虽然没有上述明显三角形的器形特征,然而作为世人信仰佛教,依然被佩挂在身上用于避邪。由此可见,北京市密云县清代乾隆皇子墓出土的长6.5cm,宽3cm的明代玉飞天,亦是将玉飞天作为佛的永世供养人。乾隆爷将前朝的玉飞天为其爱子佩带,无疑是想借飞天的神力带皇儿的魂魄飞起,期望皇子到佛的世界后,能唱响再无烦恼的梵乐,为皇儿的转世祝福,为皇室的昌盛祝福。
　　玉飞天是历代玉人碾琢出的浪漫主义的艺术作品,是理想主义的颂歌。它在历代佛教的传播发展中,以供养人的角色,一直不变地为巡城行佛散花献歌、为达官显贵装饰脸面驱诛邪恶。如今佛像及与佛教有关的古玩,在拍卖会上的价格不断升温,观历年拍卖会上,也能频繁见到其芳影。以往一般真品价在4万至6万元之间,有些甚至能到15万元左右。不过,翻开历届拍卖图录,佳品实在难得一见。难道好的传世佳品玉飞天,就真的如同出土件一样稀少难现真容?笔者以为不然,随着玉器拍卖的价值回暖,玉飞天等佛教玉器一定会重寻有缘人,其价值的表现也一定更为不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