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甘州回鹘之外交

佛教与甘州回鹘之外交
　　□ 赵学东　《敦煌研究》 2007年第03期
　　内容摘要：甘州回鹘政权一直非常注意与周边民族和政权的交往，佛教在这些外交活动中曾扮演过相当重要的角色。本文通过对史籍及敦煌文献中有关甘州回鹘与中原王朝及沙州归义军、金山国交往关系的史料及敦煌石窟中相关题记资料的梳理，论述了佛教僧侣在甘州回鹘政权的外交活动中充当了重要角色，指出佛教在沟通甘州回鹘与中原王朝及沙州归义军、金山国政权的关系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促进了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及周边国家、地区、民族间的宗教与文化交流。
　　关键词：甘州回鹘；佛教；外交史；敦煌文献
　　中图分类号：B948 K2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07)03-0038-06
　　甘州回鹘是9世纪晚期至1028年间由河西地区的回鹘人以甘州(今甘肃省张掖市)为中心建立的民族政权，虽地狭人少，但因其扼控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地而一度在河西走廊的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甘州回鹘立国之际，正是我国历史上的大动荡、大分裂时期。先是五代十国的对峙，继之又是辽、北宋、西夏的争锋。中原如此，丝绸之路沿线亦复如是，各藩镇、民族，乃至州县自有政权，俨然独立王国，互不相统。甘州回鹘四面为各大强势所绕，东有中原王朝(五代、北宋、辽)，西有于阗、高昌回鹘，南北二面有吐蕃与鞑靼等，西有沙州归义军——金山国政权，东北有迅速崛起的西夏，后二者为吞并河西走廊，进而控制中西交通要道——丝绸之路，对甘州回鹘虎视眈眈，故而长期是甘州回鹘防御的主要对象。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处理好与周边民族、政权的关系，以便在众强势的包围中求得生存，一直是甘州回鹘外交活动所面临的迫切问题。
　　甘州回鹘的外交活动相当频繁，其中有一种现象比较突出，即在甘州回鹘的对外关系中，佛教或摩尼教曾扮演过相当重要的角色。关于摩尼教高僧充任使者的情况，已有学者进行过专门论述，但对佛教在甘州回鹘外交史上的作用问题，学界虽有论及，但都非常简略。有鉴于此，特撰此文，以期引起学界对这一问题的重视。
　　众所周知，河西走廊一带自魏晋以来一直盛行佛教，形成了甘、凉、瓜、沙等众多佛教中心。9世纪中叶，回鹘西迁至这里后，因受当地久盛不衰的佛教的影响，大约自10世纪初开始，已有相当数量的回鹘民众放弃原来信奉的摩尼教而皈依了佛教。河西地区回鹘佛教之盛，在宋人洪皓《松漠纪闻》卷上中有着明确的记载：
　　回鹘自唐末浸微……甘、凉、瓜、沙旧皆有族帐，后悉羁縻于西夏，唯居外郡者，颇自为国，有君长……奉释氏最甚，共为一堂，塑佛像其中，每斋必到羊或酒，酣，以指染血涂佛口，或捧其足而鸣之，谓为亲敬。诵经则衣袈裟，作西竺语。
　　从文中“奉释氏最甚”一语，不难看出，在河西回鹘中，佛教的势力已远远超过了由漠北继承下来的回鹘国教——摩尼教。从回鹘人拜佛时所奉行的到羊、饮酒并以血涂佛口等习俗看，显然受到了藏传佛教的影响。这种状况的形成，庶几乎与吐蕃帝国自8世纪中叶以来对河西地区百余年的统治不无关系。
　　甘州回鹘与佛教的发源地——印度也存在着联系。《宋会要》方域21之14载：
　　乾德四年(966)，知凉[州]府折逋葛支上言，有回鹘二百余人、汉僧六十余人，自朔方来，为部落劫略。僧云欲往天竺取经，并送达甘州讫。
　　由是以观，时至乾德四年(966)，尚有回鹘200人、汉僧60人结伴，经由朔方、凉州、甘州等地赴印度取经。反过来，同时又有印度僧侣经由河西走廊赴中原传道布法。敦煌写本P.2703背面存有三封书信的草稿或录副，其中第一件为《舅归义军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曹元忠状》，文曰：
　　1.早者安山胡去后，倍切
　　2.攀思，其于衷肠，莫尽披寻。在此远近
　　3.亲情眷属，并总如常，不用忧心。今西天
　　4.大师等去，辄附音书。其西天大师到日，
　　5.希望重迭津置，疾速发送。谨奉状
　　6.起居，伏惟
　　7.照察。谨状。
　　8.舅归义军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敦煌王曹状。这里的“西天大师”，当为来自印度的佛教高僧。书信的书写者为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考虑到曹元忠称敦煌王的时间在964至974年之间，可将该文献的时代确定在这一时段之内。至于收信人，学界则有不同的说法。藤枝晃认为是给甘州回鹘可汗的，最近，张广达、荣新江则撰文指出收信人其实应是于阗王尉迟输逻(ViSaSura)，书写年代在967年以后。信中希望收信人能给予西天大师以关照与方便，使其顺利通过辖地东行。
　　上述记载说明，直到10世纪时，中印之间的僧侣往来仍在继续，甘州成为联结中印佛教交流的枢纽之一。从前引宋人洪皓《松漠纪闻》所谓“诵经则衣袈裟，作西竺语”看，印度梵语在甘、凉、瓜、沙之回鹘佛教寺院中曾得到广泛应用。
　　佛教在甘州回鹘中的流行，对后世形成了一定的影响，以至于在元朝时甘州仍有回鹘文佛经印制。在日本京都有邻馆藏有一件非常残破的回鹘文佛经印本，现仅存4行，文曰：
　　愿成就圆满。至正二十一牛年
　　(1361)三月一日于甘州(Qamcu)印制。
　　善哉!善哉!
　　从上述诸因素看，佛教在甘州回鹘国中已成为相当有影响的宗教。
　　佛教势力的迅猛发展，直接影响到回鹘王室的宗教信仰及宗教政策。敦煌遗书P.36334辛未年(911)七月沙州《百姓致甘州回鹘可汗一万人状》称甘州回鹘“天可汗信敬神佛，更得延年，具足百岁”。此卷写于辛未年(911)七月，这里的神佛似应理解为佛陀，而不是摩尼，尽管二者都被称作“佛”。如此说不误，则可证甘州回鹘统治者在后梁时即已尊崇佛教了，尽管当时的回鹘王室仍奉传统的摩尼教为国教。
　　摩尼教是公元3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Mani，216～2777)所创立的一种宗教，它摄融了早已在中亚流行的袄教、诺思替(GnoStic)教、景教和佛教的各种因素，主要思想则为世上光明与黑暗斗争的二元论。摩尼教在波斯曾盛极一时，后来因受到波斯王瓦拉姆一世(Vahram I，274～277)的残酷迫害，教徒流徙四方。其中向东的一支进入河中地区，以后逐渐东传至中国内地，再于763年辗转传人回鹘国中，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迅速替代了原来盛行的萨满教，一跃成为漠北回鹘汗国的国教，直到9世纪中叶，汗国崩溃，其民众大部被迫西迁后，这种宗教在回鹘中仍然拥有相当高的地位。
　　在甘州回鹘中，摩尼教是颇受尊崇的，其法师被奉为“回鹘之佛师”：
　　[后唐明宗天成四年(929)]八月……癸亥，北京奏，葬摩尼和尚。摩尼，回鹘之佛师也。先自本国来太原。少尹李彦图者，武宗时怀化郡王李思忠之孙也。思忠本回鹘王子咀没斯也，归国赐姓名。关中大乱之后，彦图挈其族归太祖(李国昌)。赐宅一区，宅边置摩尼院以居之，至是卒。
　　这里的北京，即今山西省太原市。后唐以洛阳为都，以太原为北京。唐代，太原已有摩尼寺之设，据载：“元和二年(807)正月，庚子，回纥请于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许之。”后唐时，太原府又有“摩尼院”设立，位处回鹘王子(口昷)没斯后裔李彦图之邸第。
　　甘州回鹘统治者也常遣摩尼教高僧出使中原王朝。如：
　　[闵帝应顺元年(934)]正月，赐回鹘入朝摩尼八人物有差。
　　[后周太祖]广顺元年(951)二月，(回鹘]遣使并摩尼贡玉团七十有七，白氎、貂皮、牦牛尾、药物等。
　　由上述记载知，不管在甘州回鹘国还是在五代的后唐，摩尼教在回鹘王室及达官贵族中都具有相当高的地位。故而摩尼和尚的去世与殡葬，都曾引起后唐最高统治者的关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摩尼教的高僧常被甘州回鹘统治者作为国使出使中原王朝。
　　透过上文标举的有关记载，我们似乎可得出这么一种印象，即在后周太祖广顺元年(951)之前，甘州回鹘可汗多利用摩尼教高僧出使中原，但同时也派遣佛教僧侣为使，如天福三年(938)向后晋朝贡的使者中，就有来自甘州的回鹘僧。《册府元龟》卷976载：
　　天福三年五月，回鹘朝贡使都督翟全福并肃州、甘州专使、僧等归国，赐鞍马、银器、缯帛有差。
　　这次朝贡活动又见于《新五代史·晋高祖纪》；
　　[天福三年]三月，壬戌，回鹘可汗王
　　仁美使翟金福来。
　　综合二文献的记载，可以看出，甘州回鹘使者抵达晋京汴(今河南开封市)的时间是天福三年三月，逗留至五月而归。同行者有可汗的贡使“都督翟全福并肃州、甘州专使、僧”。说明甘州回鹘可汗在派遣摩尼教使者的同时，亦曾派遣佛僧出使中原。然而，自乾德三年(965)以后，情况似有变化，不复再见摩尼教徒向中原王朝入贡的事例，而多有以佛教高僧充任使节的记录。如：
　　[乾德三年(965)]十一月，丙子，甘州回鹘可汗遣僧献佛牙、宝器。
　　[成平元年(998)]四月九日，甘州回鹘可汗王遣僧法胜来贡。
　　景德元年(1004)九月，甘州回鹘夜落纥遣进奉大使、宣教大师宝藏……百二十九人来贡。
　　景德四年(1007)，[甘州]夜落纥遣僧翟大秦来献马十五匹，欲于京师建佛寺。
　　[景德四年(1007)]十月，戊午，甘州回鹘可汗夜落纥遣尼法仙等来朝，献马十匹，寻又遣僧翟大秦来贡马十五匹。
　　这些记载说明，甘州回鹘国中的佛教高僧，如同境内的摩尼教徒一样，也颇受最高统治者的敬重。尤其是在汗国的后半期，他们逐步取代了摩尼教徒的地位而被任命为使者，出使中原。之所以会有如此巨大的变化，笔者以为应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与甘州回鹘境内摩尼教地位的衰微和佛教地位的迅速增长息息相关；其二，回鹘统治者通过与中原王朝的交往，逐步认识到佛教在中原地区的特殊地位及重要性，故而改弦更张，派遣佛教高僧出使中原。由于宗教信仰相同，回鹘佛教僧使在中原地区的活动空间会比摩尼教僧大得多，更便于与崇奉佛教的中原王朝的封建统治者进行沟通与交流。
　　与中原之使同时，甘州回鹘也常以佛僧为使，出使沙州。S.2474《归义军衙内油粮破历》在叙述于阗僧、肃州僧、瓜州僧在沙州得到供养的同时，亦提到来自甘州的回鹘僧人：
　　甘州僧四人，各人月面七斗，各油二
　　升，共面两石八斗，共油八升。
　　所谓破历，有时又作“破用历”、“用历”、“使用历”等，系支出账目。敦煌写本中有官衙、寺院、僧人的三种，其中又以寺院的最多，记载支出日期、货物品名、数量与用途。在S.2474所列账目之前，抄录有《己卯、庚申年驼官邓富通、张憨儿牒》。法国学者艾丽白根据牒末之鸟型画押，将其推断为979～980年之遗物。而在此账目第18～19行间有小字“于时太平兴国七年(982)壬午岁二月五日立契，莫高乡百姓张再富记”之语，内容虽与油粮账无干，但可为该文献的断代提供参考依据。考虑到这一因素，结合文中出现有“闰三月五日”字样，日本学者藤枝晃将其考订为太平兴国五年(980)之物。二位敦煌文献专家从不同角度进行论证，却得出了相同的结论，都认为其时为太平兴国五年(980)，可从。
　　甘州回鹘派往沙州的使者，不少都在佛教圣地——敦煌莫高窟从事佛事活动。敦煌文书中的破用历记载了节度使府衙经常设酒、支油面来招待甘州回鹘的使节及使节赴莫高窟礼佛等事。如，前引S.1366《归义军宴设司面、破油历》即记录了龙德年间(921～923)或稍后有“甘州使”、“狄寅及使”来沙卅I并巡礼莫高窟之事，其中有“窟上迎甘州使细供”、“支于阗使用，迎甘州使、肃州使细供、汉僧、于阗僧、婆罗门僧、凉州僧”等语。在敦研001+敦研369+P.2629《归义军衙府酒破历》中，对此也有反映：
　　[四月]九日，甘州使迎令公支酒壹瓮……十四日……甘州使偏次酒壹瓮。同日夜，衙内看甘州使酒五斗。十七日支甘州使酒壹瓮……[五月九日]，甘州使上窟迎顿酒半瓮。该文献的时代，据考，或可推定在964年(?)。
　　沙州归义军——金山国政权也常派遣佛教高僧大德出使甘州，如，在前已引用过的P.3633《辛未年七月沙州耆寿百姓一万人上回鹘天可汗状》中，我们就可看到这类内容：
　　兵戈抄劫，相续不断。今月廿六日，狄银领兵又到管内，两刃交锋，各有伤损，口云索和，此亦切要。遂令宰相、大德、僧人兼将顿递，迎接跪拜，言语却总口口。狄银令天子出拜，即与言约。城隍耆寿百姓再三商量，可汗是父，天子是子，和断若定，此即差大宰相、僧中大德、敦煌贵族耆寿，赉持国信，设盟文状，便到甘州。函书发日，天子面东拜跪，固是本事，不敢虚诳。岂有未拜其耶，先拜其子，恰似不顺公格。罗通达所入南蕃，只为方便打叠(点)吐蕃。甘州今已和了，请不口来，各守疆界，亦是百姓实情。
　　从状文可以看出，佛教僧徒在甘、沙州的政治交往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沙州西汉金山国所遣使者中有高僧大德与官府宰相、贵族耆寿同往，而且，在状文中希望甘州回鹘之回报使应为“大臣僧俗”。
　　P.2992(1)《后晋天福八年(943)曹元深致甘州回鹘众宰相书》亦记载说：
　　众宰相念以两地社稷无二，途路一家，人使到日，允许西回，即是恩幸。伏且朝庭[天使]，路次甘州，两地岂不是此件行使，久后亦要往来?其天使般次，希垂放过西来，近见远闻，岂不是痛热之名幸矣?今遣释门僧政庆福、都头王通信等一行，结欢通好。众宰相各附：白花绵绫壹拾疋、自绁壹疋，以充父大王留念，到日检领。况众宰相先以(与)大王结为父子之分，今者纵然大王奄世，痛热情义，不可断绝。善咨申可汗天子，所有世界之事，并令允就，即是众宰相周旋之力。不宣，谨状。
　　二月口日，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使检校司徒兼御史大夫曹。
　　文中提到归义军节度使曹元深派遣僧政庆福和都头王通信携带礼物，出使甘州，以求“结欢通好”。庆福其人，又见于敦煌莫高窟第98窟供养人题记：“释门法律临坛供奉大德沙门庆福一心供养。”这些记载，充分证明了佛教僧侣在二政权中地位之特殊与重要。
　　此外，S.8681v+S.8702《法律惠德请缓还欠练状》也记载了沙州高僧惠德出使甘州之事。文献虽残缺已甚，但仍可看出“释门法律惠德。右惠德去载甘州出口口来口到本乡”等字样。而且还曾充使西州。
　　在派往甘州的沙州使者中，也有不少佛教信徒与施主。如，北京大学藏敦煌文献102《佛说八阳神咒经残卷》末尾题：
　　甲戌年七月三日，清信佛弟子兵马使李吉顺、兵马使康奴子，二人奉命充使甘州。久坐多时，发心写此《八阳神咒经》一卷。一为先父母神生净土，二为吉顺等一行无之灾障，病患得差，愿早回戈，流传信士。
　　据考，该文献当写于914年。其中谈到，曹议金上任伊始，即派“清信佛弟子兵马使李吉顺、兵马使康奴子”二人出使甘州回鹘。他们在甘州逗留多时，并在那里发心抄写了《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一卷，以求福报。
　　沙州政权在张议潮叔侄的统治时期(851～906)，势力比较强大，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唐末，朱温擅权，引起了忠实于唐朝的张议潮之孙张承奉的不满，遂于天祜三年(906)改归义军政权为西汉金山国，与朱温所把持的朝廷分庭抗礼。第二年，朱温灭唐建后梁，自立为帝，更激化了与张承奉的矛盾。这一历史背景，无疑在客观上促成了朱梁王朝与甘州回鹘的结盟。在朱梁王朝的支持下，甘州回鹘于乾化四年(914)出兵进攻沙州，重创张承奉，迫使其签订城下之盟。张承奉承认甘州回鹘可汗是父，自己是子，双方结为父子之国。乾化四年(914)，曹议金取代张承奉掌瓜沙政权，鉴于甘州回鹘的强大和张承奉失败的惨痛教训，曹议金积极谋求新的途径，以尽快缓和与甘州回鹘的紧张关系，其中，被历史证实行之有效的措施之一，就是他所采取的和亲之策。
　　曹议金一方面娶甘州回鹘天公主为夫人，和英义可汗结为翁婿，另一方面又嫁女给英义可汗之孙仁裕，成为仁裕名正言顺的岳父，这样一来，便将原来复杂而难解的敌对关系转化为亲上加亲的关系了。在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和安西榆林窟的供养人题记和佛教文献中，常可见到和亲的回鹘公主与曹议金之女的题名，表明她们在莫高窟佛事活动的频繁。
　　这里先说甘州回鹘天公主。在曹议金施资开凿的功德窟(第98窟)中，主室东壁北侧画有题名为“敕授汧国公主是北方大回鹘国圣天可汗(下缺)”的女供养人，头戴桃形式凤冠，身着圆领窄袖式长衣，下摆落地，项饰瑟瑟珠，为典型的回鹘人装束。在曹议金之子、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德所开洞窟(第100窟)甬道北壁，画有回鹘装女供养人，题名为“……郡……人汧……圣天可汗的子陇西李氏一心供养”。主室南北壁的下方，还分别绘有曹议金与此公主的出行图。在曹元忠及夫人浔阳翟氏所开“功德窟”(第61窟)主室东壁南侧，亦绘有回鹘女供养人，题名结衔为：“故母北方大回鹘国圣天的子敕授秦国天公主陇西李(下缺)。”第55窟甬道北壁底层第一身供养人题名为“故北方大回鹘国圣天的子敕受秦国公主陇西李氏一心供养”。第108窟南壁有题名曰：“故侄女第十四小娘子是北方大回[鹘]国圣天可汗的孙一心供养”。安西榆林窟第16窟主室甬道北壁第一身题名为“北方大回鹘国圣天公主一心供养”。除这些题名外，我们在曹议金书写的发愿文(如S.663、S.1137、P.2058、P.3326、P.3758、P.3800、P.3800、P.3804)中，常可见到其回鹘夫人，一般都写作“天公主”，偶尔亦称作“公主”或“天皇后”。反观摩尼教，在与回鹘天公主有关的文献与考古资料中，都毫无蛛丝马迹可寻。看来，该回鹘天公主有可能已放弃摩尼教而皈依了佛门。
　　而嫁于甘州回鹘可汗的曹议金女在敦煌莫高窟的佛事活动亦不在少数。在曹元德以其母回鹘夫人天公主为窟主而开凿的洞窟(第100窟)中，甬道北壁有供养人题名：“女甘州回鹘国可汗天公主一心供养”；在61窟主室东壁供养人像中，有题名“姊甘州圣天可汗天公主一心供养”者；在55窟甬道北壁，亦有“大回鹘圣天可汗天公主一心供养”的题名。以其题名、造像位置及与窟主的关系等因素，可证该女供养人当为出适甘州回鹘的曹议金之女，系由甘州回鹘天公主所生。关于曹议金这个女儿的出适对象，学界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认为有可能是阿咄欲，另一种意见认为是仁裕(顺化可汗、奉化可汗，?～960年在位)。考虑到甘州回鹘可汗与曹议金的姻娅辈分关系，我认为当以后说为确。在S.4245《功德记》中，出现有“两国皇后义安，比贞松莫变”之语，其中之一即为嫁于甘州回鹘可汗的曹议金之女，此时已由“天公主”改称“皇后”了，另一位指的应是于阗皇后。
　　通过甘州回鹘与沙州归义军的和亲，双方的敌对关系得到了有效的调整。二位和亲公主频繁地出现于曹氏家族开凿的石窟与施经中，体现了她们身份的重要与地位的显赫，她们身兼甘州回鹘汗室和沙州归义军曹氏家族成员的双重身份，在甘州回鹘的外交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一页。
　　总之，佛教在沟通甘州回鹘与中原王朝及沙州归义军、金山国政权的关系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促进了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及周边国家、地区、民族间的宗教与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