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学派的兴起

佛教学派的兴起
　　□ 吴 平　《华夏文化》 2005年第04期
　　鸠摩罗什译经在中国佛教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他在长安先后译出98部大小乘经律论藏。这些佛教典籍的传译为中国佛教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南北朝时,各派佛经的汉译本已经大致齐备,介绍印度佛教思想的使命至此已基本完成。在此基础之上,中国的僧人得以精研细选,各承一说,形成了学派林立、众说纷呈的局面。这时的佛教学派或称师,或称家,或称宗(与后来的宗派不同),各立门户,互相争鸣。这些经师、论师尽管很重视师承关系,但没有传宗定祖的世系,他们是基于对不同经论的理解而形成的学派,如毗昙学派、涅槃学派、成实学派、三论学派、地论学派、摄论学派、俱舍学派。
　　毗昙学派着重研究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的论典《杂阿毗昙心论》。阿毗昙(也叫阿毗达摩)意为对法或论,指根据佛教智慧论述佛教教义的理论。毗昙学派的学说主要是根据《杂阿毗昙心论》的义旨,围绕四圣谛的教义阐发佛教理论,并说明我(指人)、空、法(指事物)以及事物由缘生而有自性的观点。梁建康招提寺的慧集是南朝最著名的毗昙学家。慧集于《杂阿毗昙心论》之外广究《八犍度》、《毗婆沙》等典籍,为当时毗昙师之冠。每次开讲,听者达千人之多,名僧法云、僧曼也列席听讲。自从真谛译出《俱舍释论》之后,有些毗昙师觉得《俱舍论》体系完整,解说简明,转而钻研《俱舍论》,成为俱舍师,南方的毗昙学派从此开始衰落。与南方相比,北方的毗昙学派的势力更盛,主要是因为北方自汉朝以来就有小乘禅学的流传。
　　涅槃学派着重研究《大涅槃集经》。涅槃佛性问题曾是南朝佛教理论的中心问题。涅槃学派的学说着重阐发《涅槃经》中提出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教义,说明什么是成佛的内在根据(正因佛性)、众生是本来就有佛性(佛性本有)还是将来可以成佛(佛性当有)、成佛的过程是顿悟还是渐悟等问题。涅槃师对佛性提出了十几种解释,有人以众生为佛性,有人以心为佛性,有人以真理为佛性;有人认为佛性本有,有人主张佛性当有;有人主张顿悟成佛,也有人主张渐悟成佛。此外,他们还对佛教的各种教义作出分类判别,认为《涅槃经》中所说的教义才是佛祖释迦牟尼最后的也是最根本的教法。一些佛教学者除研习涅槃学说外,还研习地论学、成实学、般若学,将各种佛教学说相融合,为隋唐时期形成富有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创造了思想条件。涅槃学派一直兴盛到唐朝,随着天台宗、三论宗的兴起之后,才逐渐衰落。
　　成实学派着重研究《成实论》。《成实论》是鸠摩罗什翻译的小乘佛教论典,它站在和大乘佛教比较接近的立场说明佛教教义,批评说一切有部关于我空法有的学说,主张我(指人)与法(指事物)都是空的。《成实论》一译出,就引起全国佛教界的重视,成为南北朝时期最流行的佛典之一。鸠摩罗什的弟子僧导、僧嵩分别在寿春(今安徽寿县)和彭城(今江苏徐州)传授《成实论》,于是就形成了成实学派的两个系统——寿春系和彭城系。前者主要流行于南方,后者主要流行于北方。成实学派的传承系统是十分兴盛和庞大的,学术力量也很强大。
　　成实学派的僧人(成实师)一般都兼通其他经论。因为当时已经知道佛教有大小乘的不同,大小乘又有许多异说和部派,要想把各方面全部搞通,研究时就不能拘泥于一经一论。这种不限于一经一论的方法,叫做“通方”,即通达一切的研究方法。此外,成实学派是在与毗昙学派对峙的批判中形成的,要批判对方,成实师就得广通经典,融汇各家。
　　《成实论》在梁代受到极大重视,人们总把它看作是大乘论著,《成实论》的研究在此时达到了极盛。北方则有彭城系的昙度被北魏孝文帝邀请到平城讲授《成实论》,在北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了隋代,判《成实论》为小乘后,成实学派逐渐衰微。唐代唯识宗兴起之后,成实学虽有余波,但作为学派已不再存在。
　　俱舍学派着重研究《俱舍论》。《俱舍论》全称《阿毗达摩俱舍论》,是一部归纳概括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诸论的论典。真谛把这部论典翻译出来后,为中国研究说一切有部提供了新的经典依据。陈隋时期,先后有慧恺、道岳等人研究这部论典,形成了《俱舍》研究的第一次高潮。俱舍学派主要说明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都是依赖因缘而生起,把各种现象分析为5大类75种,认为这些现象在过去和未来都没有真实的自体,而只是在现在才是真实的存在。这些现象依赖因缘而生,不能单独发生作用,因而没有永恒主宰的实体。此后,唐代高僧玄奘重新翻译了《俱舍论》,他的弟子大多研究玄奘的新译本,把它作为从小乘佛教过渡到大乘佛教的阶梯,于是又出现了《俱舍》研究的第二次高潮。
　　地论学派着重研究《十地经论》。《十地经论》是大乘瑜伽行派的论典,其内容是解释《华严经·十地品》中所说的菩萨修行的十个阶段,阐述阿赖耶识缘起的原理。阿赖耶识缘起的意思是说一切现象的种子都含藏在阿赖耶识中,由种子的变现而成森罗万象。阿赖耶识是宇宙的总体、万物的根源。《十地经论》在北魏时由来华的印度僧人勒那摩提和菩提流支共同译出。由于两人的见解有所不同,因而他们的弟子分化为两个系统。勒那摩提一系的地论师称为南道系,以北齐的慧远为代表,主张阿赖耶识不仅是一切事物的根本,也是众生先天具有的佛性。慧远在净影寺讲说佛法,世称“净影慧远”,以区别于东晋庐山的慧远。他的《大乘义章》在阐述地论学派南道系主张的同时,对佛教大小乘的各种教义、术语都进行了解释,被认为是集南北朝佛学之大成的佛教名著,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南道系——直到隋唐华严宗兴起之后才衰落。
　　菩提流支一系的地论师称为北道系,以道宠为代表。北道系主张阿赖耶识是一切事物的根本,但它并不具备佛的功德,众生的佛性要在修行成功以后才能具有。北道系的人才没有南道系多,所以在学说传播上远远不如南道系。当时摄论学派盛行北方,其主张与北道系相近,但思维更为缜密,于是北道系很快就与摄论学派合流。地论学派与摄论学派融合之后,揭开了中国佛教思想发展的新篇章,从此导致中国佛学思想转向探索心性问题。
　　摄论学派着重研究《摄大乘论》。《摄大乘论》着重探究“心”的性质和“心”生万物的机制,以及人的认识过程和据此修持成佛的道路,创造了一个庞大的唯心主义体系。南北朝后期,先后有南方的慧恺和北方的昙迁等人研究《摄大乘论》。摄论师主张阿赖耶识有染净之分,又把其中纯净的部分称为阿摩罗识。他们认为阿摩罗识就是真如佛性,众生都可以依据它而成佛。摄论学派在周隋之际与风靡一时的佛性论、唯识论相融合,为隋唐佛教宗派的形成作了理论上的准备。摄论学派后来被唐代的唯识宗所取代。
　　(作者单位:上海市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20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