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圣城天水
佛教圣城天水
□ 李尔山 石宝琇 《中华遗产》 2007年第02期
我发现这样一条规律:血刃纷纷的兵家必争之地常常是木鱼声声的佛家必居之境。冷酷的碟血总是和悲心的慈善扭结在一起,共同书写着一段历史。
天水就是这样一座城市。它四射的魅力恰恰就在于:张骞从这里走向西方,它是西出都门的第一站;佛教从这里传入东方,它是东入长安的最后一站……
上演悲剧的佛教圣城
用佛教徒们的习惯说法,我是随了纪念玄奘大师西行求法之缘而来到天水的。当我一如继往地亲近她的时候,便想起了瑞典探险家思文·赫定的一句话:“世界文化体系有四个,中国、印度、罗马和伊斯兰。绝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的交汇点只有一个,那就是古丝绸之路经过的中国文化区。绝没有第二个。”
古丝绸之路原本就是战争在地球的东西两半球间划下的一条线。今天的人们或许无意从忘川中钓起古人用鲜血书就的历史,但是古代文明的通道,或陆或海,无一不是由刀枪开拓的。我们似乎应当深刻地记住以下两个伟大的历史事件:一个是公元前330年,古希腊那位20岁就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军事帝国的“天才统帅”亚历山大大帝,开始率军远征印度。从地中海到帕米尔,希腊人共建造了70座“亚历山大城”。这些石头城中充满了希腊移民和希腊式的建筑以及雕塑或雕刻。就这样,西方人早在公元前3世纪就已经把他们的人种和艺术植入东方。这就是所谓的罗马文化体系。另一个是大约过了200年,一位与古希腊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一样雄心勃勃的东方伟大君王汉武大帝刘彻,派遣他的特使张骞到达西亚。张骞通西域最初的动机和亚历山大东征差不多,仅是为了在军事上联络大月氏人,以对付双方共同的夙敌匈奴人。然而正是因为此事,世界历史上著名的欧亚大陆桥“丝绸之路”(李希霍芬最早使用这个概念)的开通时间,被锁定在张骞通西域之始,即公元前114年。从此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得以风云际会。
当古战场上狼烟暂歇之际,便会有商贾迅速跟进。这就和狮子捕杀猎物大快朵颐之后马上就会有秃鹫来打扫战场一样。然而,跟在商贾之后的又总是僧侣。这是因为战争过后,恢复和重建所孕育的商机,可以使商人荷包膨胀,而战争对于人心的戗戮与伤害,则需要宗教的精神抚慰。
大约在张骞通西域之后的200~300年间,印度的佛教走完了注重个人修持的小乘阶段,进入了以龙树中观学派为主流的注重普渡众生的大乘教阶段。特别是佛教向北传布到犍陀罗(今阿富汗白沙瓦一带),与丝绸之路交汇的时候,佛的形象和思想得到了古希腊雕刻艺术的支持,从而摆脱了“无像期”的窘迫与不便,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从此佛教不再北传,而是掉头向东,沿着丝路,冲着令他们感到无比神秘的东方大国汩汩而来。
追逐着战马的嘶吼,追逐着驼铃的丁冬,虔诚而顽强的西域佛教僧侣结伴而行,步步为营,他们也像亚历山大的马其顿西征勇士一样,在漫漫丝路的东段建起一座座佛教的石头“圣城”。在于阗有于阗石窟,在敦煌有莫高窟,在兰州有炳灵寺石窟,在天水则有麦积山石窟、大象山石窟。古丝绸之路就像一串拉伸的项链,一侧串着西方的钻石——亚历山大的石头城;另一侧串着东方的碧玉——佛教的石窟寺。然而这个天水,距他们向往的那个东方神秘大国的都城——长安,便只隔一座陇山了。
当然,天水成为丝路上的佛教圣城,从地理学的角度讲,天水除了是古丝绸之路南路的必经之地外,更是中国西北诸通道之咽喉。东接关中,南联巴蜀,北扼陇坻,西襟定甘。而自然特征,又因其处在由八百里秦川上升到高原的最低一级台阶上,四季分明,气候宜人,有“八声甘州,独唱天水”和“西北江南”的美称。
天水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天下之路自天水,天水之路通天下。就在佛教大规模进入中国的前夜,这里还上演着一场极其惨烈而又生动的“夺路之战”:三国刘蜀政权倾全国之力,在诸葛亮的指挥下与曹魏政权实施最后一搏。诸葛亮六出歧山,企图从天水打通进入中原的道路。但结果却是先“失街亭”,再施“空城计”,末了“斩马谡”,上演了一场“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历史悲剧。
鸠摩罗什来了,玄奘大师走了
我穿过姜维(三国刘蜀政权最后一位大司马)故里,百转萦回来到大象山,寻找鸠摩罗什大师的足迹。虽然时已初冬,但是这里还点染着深秋时节的斑驳。大象山像是送释伽牟尼入胎的那头吉象一样,南来而北去。我沿着象脊一直攀向山顶,依脊而建的形态各异而分属儒释道不同教别的大庙小庙也随我斗折蛇行。山顶上的薄雾播洒着凉润的嫩寒。石窟寺中释伽牟尼坐佛十分壮观、宏大而庄严,尽显恢宏气象。从山后传来的永明寺和尚的颂经声宛如仙乐。由于后秦政权对于佛教的推波助澜,那时大象山一带已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寺庙群,成为长安以西、敦煌以东最大的佛教传播中心。鸠摩罗什大师是在隆重的礼遇下来到永明寺的。此时他已年近花甲,在佛界的学术名声业已冠盖西域,远播中原。我想他当时站在这大象山上鸟瞰甘谷的黄色丘山和绿色河坝,必定是踌躇而志满。
随后,我冒着滑腻如油的细雨在天水麦积区跑马泉乡的斜街上逡巡。这个乡传说是被唐尉迟敬德跑马踩出泉水的地方。在这里,我渴望能见到那块所谓的“唐僧晒经石”。于是我走进裹挟在民房间的渗金古寺中。寺里的和尚告诉我:“故事《西游记》里有,石头天水城中无。”就史实而言,玄奘大师归国时是否驻锡天水,向无考据。而公元627年玄奘大师西行之初逗留天水,却是充满了“月照行者孤”的悲凉气氛,绝无《西游记》中那种隆重的送行场面。我想当时的玄奘大师,绝不会有《西游记》中唐僧离京与太宗皇兄话别时的慷慨与激昂,也不会有鸠摩罗什到达长安前驻锡天水时的踌躇满志。他只能抱定“宁可西去而死,决不东回而生”的信念,作义无反顾的一搏。
清代有诗云:“梵音千古来天水,自今犹念两师尊。”两师尊是谁?他们就是后秦的鸠摩罗什大师(古龟兹人,今属新疆库车)和唐朝的玄奘大师。
从两晋南北朝到唐,这是中国历史上由乱世达到治世的过渡时期,因而也成了佛教东传华夏最为兴盛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由西域沿丝绸之路来到长安的众多僧人中,鸠摩罗什无疑是最伟大的一位。他首次向汉地僧人介绍了印度当时盛行的龙树系大乘学说。从公元401—413首尾14年间,他在长安所翻译的大乘经典,对大乘佛教在中国的传播,特别是对汉传佛教宗派理论的形成具有划时代的影响。他翻译的“三论”则成为三论宗依据的基本经典;他翻译的《妙法莲花经》,则是天台宗赖以创宗的奠基理论;而《金刚经》等,则直接影响了禅宗的形成。鸠摩罗什大师于公元401年进入长安前路过天水,在大象山永明寺挂单驻锡。
后来到了隋唐时期,由长安出发,沿丝绸之路西行求法的众多僧人中,玄奘大师无疑是最伟大的一位。玄奘大师于大唐国势隆盛之时,孤身西征天竺,求经问法,历时17年,艰苦备尝,游历数十国,完成了空前绝后的求法壮举。
在公元627年,玄奘大师毅然离京城长安西去,在僧人孝达的陪同下,首先到达了天水。在这里,玄奘大师万万没有料到,曾经陪伴他一路同行的亲密伙伴天水僧人孝达再也不肯西行一步。无奈之下,玄奘大师只有只身跟随丝路商队,慨然而西……
鸠摩罗什大师与玄奘大师,作为中华杰出人物,都是民族的思想巨人。他们一个生于乱世,一个生于盛世;一个向东,一个向西;一个弘法,一个求法。对于天水而言,他们都是过客,但是在这片伏羲耕耘过的热土上留下了他们行走的足迹,在这座女娲烧炼过的赤圉中留下了他们说法和禅定的手印。两位大师爱国救民的大悲大悯之思,能在相隔200多年的天水相融,这是天水的福祉。
历经天水的两位佛学大师,踌躇满志者如鸠摩罗什,义无反顾者如玄奘,然而不管怎样,他们都绝不仅仅是天水的匆匆过客。中国的文化史证明,虽然他们的佛教哲学思想与诞生于天水的中华民族传统哲学发生过非常激烈的碰撞,但是又进行了非常巧妙的融合。
作为羲皇故里,天水早在7000年前就孕育出了能够理性解释物质及其变化的伟大哲学——“易”学。易学认为,世界是一个无始无终、无大无小的混沌体——太极。接着便有了所谓“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高深哲学概括。由鸠摩罗什和玄奘翻译到中国来的大乘空宗哲学,其消极出世的立足点虽然与易学的积极入世观格格不入,但对事物和变化的理解却有极大的认同感。大乘空宗的哲学核心“三法印”认为,“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强调世界万物都是变化不定的,而万物之变又必循其“法”(规律),在“法”的面前人的自我是无所作为的。人只要通达了“行、法之机”,便会进入“空”的佛境,摆脱一切主观烦恼。至此,诞生于中国天水的易学和诞生于印度那烂陀的大乘学在最高层次上实现了“大道归一的契合。
这是一个伟大的契合,它缔造了中华两千年“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不朽文脉和理性智慧博大包容的文化精神。世界上有七大文明古国:古埃及、古马雅、巴比仑、古罗马、古希腊、古印度、古中华,其中六国的文化传统或迟或早均已中断,惟中华文化依靠这条文脉和这种文化精神,得以一以贯之。
秦州文旗一弯月,长安八水个个影
连日,我在陇上,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走了一遍,今日之所见,依然是石窟比比,佛寺纷纷。佛教中国化、世俗化之特色在天水得到了集中而又浓重的体现。当然这其中最为精彩之笔是在闻名遐迩的麦积山。
对于麦积山及其独特的佛教品格,天水人不单非常自豪,而且常常自诩:“秦州文旗一弯月,长安八水个个影。”意思是,佛风东渐,到了天水麦积山(又名文旗山),已如一牙新月升空。然而再向东传,到达长安后,便判为大乘八宗,那恰似在长安周边的八条河流中投下了八个影像。这种说法妥否?当然可以作为一个论题供僧俗两界与佛有缘的人来争鸣。但是有一个起码的事实是必须承认的:佛教沿着古丝稠之路向东传布,经过约300年的容受期,在隋唐之交开始判教分宗。最后形成八大派系,称“汉传八宗”。即: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法相宗(慈恩宗)、禅宗、律宗、密宗。由于长安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中心,八宗的六大祖庭皆分布在关中一带。
一场微雪将麦积山装扮得十分素洁、典雅,而又愈加神秘莫测。未落叶的金黄而细腻的柳与已落叶的黝黑而虬劲的栎披着雪交杂在一起。山头没于薄雾间,蒙蒙胧胧;流云挂于山腰上,飘飘袅袅。石窟栈道镶了白边抢眼的经纬与山间屋宇铺了银瓦夺目的网格,勾勒出宛如仙景的神奇轮廓。
山寺中绝少游人,我拾级上下,徐徐浏览。或许是天气给了我一种柔性的心态与视角,我似乎一下子读到了麦积山石窟寺的真谛。这里没有狰狞、没有恐怖,甚至绝少威猛。悠悠然一千六百余年居然不约而同地造出了一个层层叠叠错错落落的女性世界,慈航在渡,温情绵绵。从北魏晚期佛陀的“瘦骨清像”,到西魏北周菩萨的“曹衣出水”;从隋唐胁侍的丰满圆润、端庄修秀,到宋代供养的秀丽纤巧、飘逸流畅;无不如此。特别是唐代散花楼(七佛阁)中低眉凝眸,恬静妩媚,含情带笑,优雅纯朴,活泼天真,抑郁忧沉的众多丰姿,与44窟“东方蒙娜丽莎”那神秘一笑,更具摄人魂魄的魅力。
这让我想到了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偶像意识演变的奇特现象:在“容受期”中(佛学界一般都认为,佛教东传中国“容受期”大约三个世纪,即从公元3世纪初到5世纪末。所谓“佛风沿丝路西来,凡三百载,大乘之法几成国教矣。”),中国信众崇拜的偶像是释伽牟尼,这和周边崇佛国家是一样的;盛唐之后,主崇渐渐变成了弥勒,这与信众把福祉托给“未来”有关;再后来,便是观音菩萨满天下了。渴求慈爱的女性化倾向,扮靓了佛教世俗化的最后结局。在麦积山我没有见到更多的观音造像,但是,这满山温文尔雅顾盼着我的佛、菩萨、胁侍、飞天、供养,已经预示了如“恒河沙一样多” 的观音到来。很多专家认为,麦积山石窟的特色,在于其属于民间开凿。在我的佛像审美视野中,民间性就是世俗化,世俗化就是女性主义。
宽容往往同柔性结伴而行。佛教丛林在天水原不只麦积山一窟一寺。还有大象山、仙人崖、水帘洞、木梯寺等名窟以及兴国、南郭、渗金等大寺。我除了在麦积的清寂中领略了柔性,在其他处的熙攘中也感受了宽容。在大象山的那条“象脊”上,儒释道三家的建筑,虽然“各抱地势、钩心斗角”,但与信众却共襄方便。庙会之期,三教九流,云集一山,山门前一柱黄香便是一场全堂水陆法会。而在仙人崖石窟的灵应寺中,我则看到释伽牟尼、老子与孔夫子共享一炉香火。在天水市中心秦州区有三座古刹:伏羲庙,祀“一画天开”的人文始祖伏羲;南郭寺,祀“得大自在”的佛陀释伽牟尼;玉泉观,祀“义法混元”的三清道尊。三刹相和日久,寿比南山。让人惊诧之余,我犹为中国古代思想精神的宽容博大而喟叹。可喜的是孕育于古丝路上的这种伟大情怀,能够越过陇山继续东传:在宝鸡,神农炎帝之祠与供奉释伽佛指舍利的法门大寺共沐陇东;在西安,轩辕黄帝之陵与慈恩寺的大雁浮图同照关中……和谐之光,穿越古今,遍及寰中。
历史上,宗教传播的身后总是留下片片血迹。就是纵观今日之世界,极端宗教主义依然是恐怖主义的代名词。唯独中国,在如此久远的历史长河中,在如此辽阔的地域幅员内,各种宗教能够相处得如此和谐,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奇迹。
天水的玄奘传说
文成公主以及后来的金城公主西行过天水的事件,不论在官家史册还是民间传说中,都没有留下任何只言片语。而早于文成公主13年,一个人偷偷地路过天水去西天取经的玄奘,倒还留下了自己的一段笔记,还有许多民间传奇故事。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这样记载:“贞观三年……至秦州,停一宿,逢兰州伴,又遂去兰州。”至于17年后取得真经重返长安途中,他是否再次经过天水,并未见史书中有何记载,但玄奘在天水民间所留下的传说故事,却各种版本都有。比如跑马泉附近有座渗金寺,就和玄奘取经归来的经历有关系。在渗金寺对面,就是渭河接纳支流牛头河、耤河的汇合处。水阔浪急,古时称这一段水域为通天河。传说当年玄奘西天取经重返天水,又过通天河。而那只曾经在十多年前驮他们师徒过河的千年白龟,早已等候在岸边。当白龟驮着玄奘师徒游向渭水北岸,突然问起当年所托的一件事,那就是请玄奘向西天佛祖询问,它何时能结束这普渡众生的苦役,蜕变为人形。老实的唐僧听了顿时脸红语塞,原来到西天后只顾忙着挑选经书,竟将此事忘得一干二净。白龟生气了,身子一掀,师徒四人和白马、真经全都落入河中。幸亏徒儿们神通广大,将玄奘和真经都完好地拖回南岸。但所有经卷已经湿透,只好一页页地摊在跑马泉后面的山坡上晾晒。后来,为了纪念玄奘,天水人就在这高坡上盖了一座晒经寺。时间久了,人们将这“晒经”读转为“渗金”。
我顺着山势逐步攀登,在寺院最高处的藏经阁一侧,经过一个小门,便见到了一片空敞的高地,寺里僧人告诉我们,那就是玄奘当年的晒经台。
而其他关于《西游记》的神话也不少。比如天水市西二十里铺,就是当地百姓认定的猪八戒娶媳妇的“高老庄”。而孙悟空和猎八戒戏弄蜘蛛精而裸泳的“濯垢泉”,也在天水市境内的炉子山下。如今这里已是有名的温泉疗养胜地。牛魔王的爱子红孩儿兴妖作怪的洞府,也在甘谷西三十里铺的红砂崖绝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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