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与西行求“法”解析

“西方”与西行求“法”解析
　　□　胡海燕　王建光　《探索与争鸣》　2003年第12期　
　　中国传统文化两次与外来文化深入而全面地相涉，都与“西方”有关。第一次是与佛教的“西方”有关，第二次则是与耶稣教东来以后的“西方”有关。所谓“西方”，原本都只是一个地理概念，但在长期的文化相涉相融过程中，慢慢地被赋予了新的涵义，并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两种“西方”两种情感　
　　“西方”在中国上古文化中，就是一个充满神秘的地方，在《山海经》中即有关于西方传闻的记述。秦汉以降，随着大一统国家的建立，西方（域）的含义随之而演变成为边国蛮民之地。汉人西行，如张骞、甘英远抵西域，其实都带有一种“化民”的优越心理，体现了中央大国“柔远”的政治手段和目的。正是佛教的传入给中国人带来了一个新的“西方”。　
　　佛教的“西方”，有两个不同层面上的内涵。　
　　其一是从中外交通史上所言的西方，即是指中国历代西行求法僧们所赴的西域、中亚、印度甚至南亚一带。中土最早接触的佛教就是由西域、中亚一带所传入，所以历史上“西方”是一个不确指的概念，其范围随着国人认识的深入和西行范围的扩大而不断扩大。在汉地佛教徒的心中，以五印之地为代表的“西方”本是圣地，因为那是佛祖所生活、教化的地方，是佛光所曾普照的地方，所以对此表现出无尽的渴望和向往。“西方”的神圣性和优越性以及其所代表的宗教情感的至上性都是华夏之地所不能比拟的。同样，在那时的西方来华僧人看来，“中土”不过是一个蛮荒落后之地，所以鸠摩罗什才对慧远有如此的赞叹：“边国人未有经，便暗与理合，岂不妙哉！”（《高僧传·慧远传》）　
　　其二是从佛教宇宙观或信仰角度所言的“西方”。根据佛教教义，西方有无数的净土，其中有一处是阿弥陀佛即无量寿佛的国土，人们又将之美誉为“西天”、“西方极乐净土”，它离我们有十万亿佛国的距离。可以说，随着中国净土宗的形成及其对社会心理的广泛渗透，“西方”便从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或圣地，逐渐被赋予了宇宙论的意义。以至于后世信众所说的佛教“西方”，有时往往仅指这一层意义。他们相信，通过不懈的念佛就能够往生于此。　
　　再来看耶稣教东来后的“西方”。　
　　尽管唐代时有景教、元代时有耶里可温教传入中国，但是，那时还没有形成后来意义上的“西方”观念。也许直到公元1552年（明嘉靖三十一年）来华的耶稣会士沙勿略之抵达广州，以及公元1574年范礼安、罗明坚等西方传教士陆续抵达中国之后，中国人才慢慢有了现代意义上的“西方”概念。尤其是利玛窦的《山海舆地全图》（公元1600年）和《坤舆万国全图》（1602年）第一次为中国知识界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随着地理知识的扩大，一种全新异样的“西方”就呈现在国人面前，使中国士人不仅更新了观念，扩大了视野，加深了对地球的认识，更从情感上体认到了中国并不是在“中央”。这从本体论的角度改变了知识界所固有的“中央帝国”的概念，使中国士人不仅认识到天主之奥秘“与吾国圣人语不异”（东林党人邹元标语），也能够以平和的态度来认识“西方”。　
　　尽管此时国人对这些西方传教士还有着不解、怀疑，甚至一些地方的民众和地方官还与他们发生了冲突，但是总体上说，中国人对这种“西方”还不算是太有敌意，人们对此更多的是观望，感到好奇。在意识形态和心理认同上，传教士们最初带来的“西方”，可能还只是一个中性的词。　
　　但是，随着西方列强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阶段，基督教传教士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所具有的那种千丝万缕的关系，使国人对“西方”的情感有了本质的改变。尤其到了近代，由基督教传教士们所代表的“西方”已经失去了早期利玛窦等人所具有的那种仁和敦厚的“西方”儒者形象。随着以坚船利炮为手段的欧洲“文明”对中国的入侵，国人对“西方”的印象是与殖民、掠夺以及中华民族的屈辱史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西方”，中国人是排斥和反感的，即使“西方”之所长也被视为奇技淫巧，属于形而下。这样，“西方”的地理意味便越来越淡，其政治的、军事的内涵就占了主导地位。“西方”成了贬义的、面目狰狞的殖民主义或帝国主义代名词。这种“西方”意识一直存在于国人的深层意识之中。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的内涵又有了更新。除了其所具有的帝国主义含义之外，“西方”也成了高度文明和发达富裕的象征，甚至成了“榜样”。尽管如此，人们仍然没有对此种西方完全认同的心理和感情的基础。尤其是在所谓的后殖民时代，“西方”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所具有的赤裸裸的扩张性和所谓的“普世性”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困惑着甫开国门、走向世界的国人。　
　　“西行”求法与文化交流　
　　传统上中国士人在情感上和心理上对佛教“西方”认同的最大表示，也许就是“西行求法”。从西域和五印之地来的众多僧人，在中国弘扬佛法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回报。他们通过自己的弘教活动在中国社会完成了对“西方”的圣化，并使这种圣化了的“西方”深入中国的社会心理之中。“西方”成为中国人心中的圣地，众多中国学人或僧人都满怀激情“誓游西方以问所惑”，求得真经“导利群生”（《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故而他们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四顾茫茫，莫测所之”，只能“视日以准东西，望人骨以标行路”（《高僧传·法显传》）的西行之路。据后代学人统计，这种绵延千余年的求法活动，有史可证的求法者就达千余人。这不仅是中“西”交通史上的奇迹，他们所留下的大量游记和回忆录，也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珍贵遗产，所以鲁迅先生曾高度称赞过这些西行“舍身求法的人”。　
　　明中叶以降，虽然耶稣会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基本为中国知识界所接受，并受到尊重和理解；虽然传教士们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像徐光启、李之藻等传统士大夫乐于与之游并皈依之，以李贽为代表的“异端”者也与之相善；虽然中国的知识界对这些异样的文化有着强烈的兴趣，并以很大的热情协助这些来自“西方”的传教士翻译了众多的西学著作，但是，中国士人根本没有热情、社会似乎也没有体现出某种动力或必要让这些虔诚者去欧美求“法”－－－不论是耶稣教之“真经”还是西学的最新发现。费赖之的《入华耶稣会士列传》中的467人中，华人也仅有70人（参见《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译者序言）。这与僧人们络绎不绝西行求法、高僧辈出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而且，大量珍贵的传教文献记录也都是西方耶稣会士们留下的，中国人的撰述寥寥无几。因此，耶稣教的“西方”对于中国社会和士人既是如此熟悉又是那么遥远，一点也不像佛教的“西方”就存在于国人的心中。　
　　真正让中国士人感到有着强烈西行“求法”之急需的是19世纪后半叶以后。这时，中国社会涌动起一种可与佛教求法僧在热情和责任上相媲美的求“法”活动。志士仁人漂洋过海西行万里，他们所渴求的不仅仅是形而下的知识和技术，而尤为重视对西方政治制度或意识形态的引进。尽管没有像日本那样打出脱亚入欧的口号，但是他们大都把效法西方看成富国强兵的手段。在这百余年的西行求“法”过程中，由于求法者世界观的不同，所求得的“真经”也各不相同。他们有的从西方“求”来了无政府主义的政治理想，有的求来了君主立宪的或议会民主的政治体制，也有的“求”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正是从西方“求”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近百年来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但是，不论是西域僧人赍藏东来译经传法，还是汉地僧人求法取经而回，都是旨在传佛法于汉地。除了因生活或宗教活动的需要所造成的一些植物传播或语言的吸收之外，他们在主观上似乎都没有把各自所属的文化互相传播的意图。虽然人的交流是双向的，但是，作为文化的交流则基本上是单向的，即大都是把印度佛教经典译成汉语。在千余年的佛教交流中，仅有为数极少的汉地著作（如据说玄奘回译的《大乘起信论》）被译成梵文，大量中国文化的基本典籍则根本没有被翻译到印度。而且，广义的文化交流内容也是单一的，即仅仅局限于佛教经典的传译，非佛教的著作译为汉语也极为少见。正是这种文化交流的单向性和单一性，造成了中印之间一旦佛教交流停止后，人员交往和文化交流几乎随之而完全中断，造成了两个民族在很长时间里几乎完全陌生、互不了解。　
　　相反，虽然耶稣教传教士所带来的“西方”，没有像佛教“西方”那样深入中国社会心理之中，但是，中西文化的交流却是双向的。传教士们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他们不仅传教于中国，也带来了西方古典的或近代的文化、科学和技术。更重要的是，正是西方传教士把中国文化翻译介绍到西方，使西方公众从对马可波罗的怀疑中清醒过来，认识了以孔夫子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古国的生活习惯、文化传统、科学技术和思维方式，从而对莱布尼兹、伏尔泰和歌德等欧洲文化巨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尽管作为人的交流是单向的，但是中西文化交流却是双向的，内容也是丰富多彩的。可以说，正是耶稣会士们的努力，拉近了“东方”中国和“西方”的文化距离，使中国受到了西方社会和知识界的尊重。从这一点上说，耶稣会传教士们的业绩不仅远远超过了西域来华僧人，也超过了汉地西行的求法僧。　
　　超越“求法”走向世界　
　　随着国际政治生态的改变，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以及因之而增强的民族自信心，当代“西方”在国人的意识之中已经慢慢从敌对的、政治性的概念演变成了一个具有先进科学技术的发达经济实体。因此，今日之中国面对西方，既不妄自菲薄，也不恐惧困惑，而是以平等自信的心态看相互的差距，勇于走近西方、了解西方，并与之求同存异、共同发展。因此，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向外大规模派出的求“法”者－－－留学生，并不仅仅是单纯地西去求法，他们事实上也是中国文化的使者，把中国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同样，西方也发现了中西文化的互补性，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越来越多地向中国派出了留学生，以求中国之“法”。因此，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中外（西）文化交流，才超越了历史上对西方的种种情感和心理的困惑与误区，在形式和内容上体现出了主动性、双向性和互动性。也只有如此，才能使中国在文化交流中超越历史上“求法”之窠臼，在全面发展中面对“西方”、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