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弟圣僧”的是是非非

“御弟圣僧”的是是非非
　　□ 林冠夫　《传记文学》 2005年第04期
　　一
　　小说《西游记》,民间俗称为“唐僧取经”。书中说的,是唐代高僧玄奘和尚去西天大雷音寺取经的故事。也就是说,这部小说的创作,是取材于中国佛教史上的—桩真人实事。
　　玄奘和尚,作为一位历史人物,是佛学一代大师,于中国文化史上作出重大贡献。他姓陈名祎,河南缑氏(一说偃师,缑氏古城在偃师南,其实是同一个地方)人,生于隋文帝开皇二千年(公元 600年),卒于唐高宗麟德元年(公664年)。玄奘的传略有很多种,最主要的是道宣《续高僧传》卷四、卷五中的《玄奘传》,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唐书·方伎传》等,此外还有许多零散记载。
　　玄奘一生最主要的事迹,是去佛教圣地天竺 (今印度)取经,带回重要经典300多部。回国后,组织译场,翻译佛经。有的,原已有译本流传,译文不尽理想,据带回的经典原文,作校勘重译。有的,原先尚无译本的,作新译。唐代佛教四大宗派之一的法相宗,或说创始人为玄奘,其实,玄奘只是为这个宗派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真正创立法相宗的是他的徒弟窥基。
　　玄奘西行取经,途中历尽又眺曲折,有几次,甚至是死里逃生。这者见于他所著的《大唐西域记》。他到达天竺后,在这佛教发祥地,学习语言,研读佛教经典,走访遗迹,朝拜释迦牟尼“涅槃”圣地,公元631年,进那烂陀寺,受到隆重的礼腿。那烂陀寺是当时印度的最高学府,僧众达一万余人。在寺中,他受到天竺高僧戒贤大师的传授,佛学素养列前个名之内。玄奘在印度,先后经历了漫长的十七年,才回到首者账安。他的一生,于中国佛教和佛学,于中外文化交流,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小说《西游记》,涉及佛道两教的诸多问题。但大体上说,系小说家言,于佛学却是不严格,甚至颇多不准确处。然而,《西游记》只是普通的说部,非佛学著作,于佛学问题上的正误,无关宏旨,毋须过于计较。
　　既然《西游记》是小说,自有文学作品本身的使命。而小说的第一要务,是塑造人物形象以反映现实生活,必须着眼的,是小说人物的艺术真实和深浅。但这部小说又有它的独特之处。书中以历史人物为主角,应该说仅仅是借历史人物玄奘的名字敷衍而成,故又非一般意义的历史小说。(按:成书另一特殊处,即幻想人物,即取经人的第一护法孙大圣,收妖捉怪,成为小说的实际主角。这是另一个问题。)书中的唐僧,作为小说人物,只是作家创作的艺术形象,与历史上的真人相比,差异很大,走了样的地方很多。
　　小说《西游记》的名义主角唐僧,毕竟是历史人物玄奘和尚,书中故事,大体上也正是这位高僧的宗教活动。由于这一特殊因由,读者如何看小说人物唐僧,知道这一艺术形象的原型,以了解作家怎样塑造人物,仍然还是有必要的。
　　二
　　在《西游记》中,作为小说人物的唐僧,西行取经时,身份特殊,不仅身负大唐皇帝的使命,而且还有一个很阔的头衔:御弟。
　　书中写的是,玄奘发愿去西天取经的缘起:那是唐皇李世民举行一次水陆道场。玄奘和尚为法会的主讲者。这时,观音菩萨奉如来佛祖法旨,到东土寻找取经人,当即点化说,天竺国大雷音寺我佛如来处,有大乘佛法三藏,“能解百冤之结,能消无妄之灾。”唐朝太宗皇帝李世民在场,听后即问各僧众:“谁肯领朕旨意,上西天拜1弗求经,”玄奘和尚当即表示:“贫僧不才,愿效犬马之劳,与陛下求取真经。祈保我王江山永固。”太宗皇帝十分高兴,派玄奘为使,并与他拜为异姓兄弟。玄奘启程西行时,太宗为他隆重送行,并力、理了沿途各国的“通关文牒”。由此说明,玄奘西行取经,系负有皇家使命,并与皇帝李世民有结拜之举,故一路上人们称他为“御弟圣僧”。
　　其实。这些情节都是作家的虚构,并非真有其事。
　　从玄奘的传记资料看,玄奘和尚去天竺取经,仅是个人意愿,西行是颇费周章的。据载,唐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年)。玄奘启程西行,到达离边境不远的凉州时,凉州者昭李大亮,闻知此事,即派人追捕。那时“偷渡出境”,问个何种罪名,虽然尚无法律条文,但有明令“禁约百姓,不许出番”,故出境时凉州的地方官李大亮要逮他。据《慈恩传》载,幸尔得到许多人的掩护,其中有同是佛门中人慧威法师,派二弟子送他,昼伏夜行,这才使他离开凉州,没被逮住。不然即被遣送回当时的首者长安,也许还要问个什么罪名。
　　由此可见,玄奘西行取经,未得皇帝派遣或许可,系私自出境,更没有与唐皇结拜为兄弟的事。试想,如果玄奘和尚负有皇家使命去取经,且与唐帝有那份不寻常的关系和名称,凉州都督李大亮,作为地方长宫,按官场惯例,必有隆重接待,大拍马屁都来不及,岂敢胆大妄为,逮他回都。
　　玄奘和尚称为“御弟圣僧”,与唐太宗李世民的关系中本无结拜其事,因情节的需要,有所改装虚构。此乃说部的习见作法,即常说的“小说家言”也。
　　三
　　此虽为小说家言,然亦非纯是空穴来风,也是有所根据的。这就是玄奘西行到达高昌国的事。
　　玄奘西行的第二年正月,到达高昌国。此时,高昌国王为麴文泰,也是一位佛教的虔诚信奉者,给予最高礼遇的接待。玄奘到达高昌国王城时,恰是深夜,国王麴文泰连夜列炬出迎。麴文泰得知玄奘到来的缘由和当时情景,唐道宣《玄奘传》中有如下—段记载,曰:
　　初,奘在凉州讲扬经论,华夷士庶盛集归崇;商客通传,预闻蕃域。高昌王麴文泰,特信佛经,复承奘告将游西鄙,恒置邮舶,境次相迎。忽闻行达,通夕立候。王母妃属,执炬殿前。见奘苦辛备言意故。合宫下泪,惊异希有。延留夏座,长请开弘。王命为弟,母命为子。殊礼厚供,日时恒至。
　　从这段记载看,早在玄奘到达凉州时,在那里弘扬佛法,开讲佛家经论,引起广泛注意,当时听讲者也有西域各国的商人,他们回去时,将玄奘高超的佛学修为作了叙述,玄奘将游西域的意向,也传到“蕃域”。高昌国王麴文泰听闻这两则消息后,对玄奘大为敬仰,并让要略的驿站及时传送这位和尚到来的消息。因此,玄奘半夜到达,麴文泰才有这番隆重又及时的出迎。
　　嗣后,玄奘在高昌的主要活动,是开讲《仁王经》等佛典,“遭俗系恋,并愿长留”。这次讲经反响极为强烈,僧俗各方面都有留他长居高昌的意愿。而麴文泰也正有此意,真心实意挽留他玄奘长留高昌。对此,玄奘除说明必须西去的道理,说:“本欲通开大化,远被国家,不辞贱命,忍死西奔。若(违背)如来语,一滞此方,非惟自亏发足,亦恐都为法障。”并以停止进餐表示继续西行的决心。“不食三日”后,麴文泰之母“遂与奘手传香信,誓为母子。麴氏流泪执足而别”。
　　玄奘继续上路时,麴文泰的送行,十分隆重,派遣官员殿中侍郎,带着不薄的礼物(绫帛五百匹)和书二十四封,护送到突厥叶护可汗牙所。因为“大雪山北六十余国,皆其部统,故重遗达类开前路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写了信件二十四封,给沿途各国的国王,以请关照。联想起来,小说《西游记》中唐皇所颁的“通关文牒”,原无其据,但于高昌王麴文泰那里,亦由此得到着落。
　　总之,从玄类的传记资料看来,小说《西游记》中唐僧受唐朝皇帝李世民之命西去取经,以及与皇帝结的异姓兄弟,有个“御弟圣僧”头衔的情节,只是作家文学创作中的虚构,非玄奘和尚的实事。这种虚构,从高昌国王麴文泰那里看到来由。
　　小说作者于全书总体构思中,将玄奘西行途中的一段经历:到达高昌国;与高昌国王麴文泰结拜为兄弟的事,移植到唐太宗名下。这是小说《西游记》中唐僧形象与人物原型玄奘其人形成了一种似是而非的联系。作者创作中的取材,与构成艺术形象时,作这番移植,是高明的,也是很有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