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1998年日本的藏族史研究

1985—1998年日本的藏族史研究
　　□ 张亚莎/编译　《中国藏学》 2006年第04期
　　[摘要] 1985—1998年日本的藏族史研究，主要侧重于历史与宗教方面，特别是重在元明清三朝藏族史的研究，多利用汉藏文文献史或蒙文与满文历史文献以及其他文献资料进行研究。
　　[关键词] 石滨裕美子；福田洋一；日本藏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K281(3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57(X)(2006)04-0111-10
　　1999年日本学者石滨裕美子在《亚洲研究动向》(Asian Research Trends，罗福·W·吉伯译)上发表了题为《1985—1998年日本的藏族史研究》的文章，对1985—1998年日本藏学界关于西藏历史方面的研究进行了概括(附录1985—1998年日本学者的研究著作与论文成果目录)。同期的《亚洲研究动向》上还刊登了福田洋一撰写的题为《1984—1998年日本的藏传佛教研究》的文章，该文与前者形成姊妹篇，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世纪末日本在藏族史与藏传佛教两大领域的藏学研究状况进行了分析与总结。Ishihama Yumiko：Japanes Research on Tibetan History， 1985-98.Originally written in Japanese；translated by Rolf W.Giebel.Asian Research Trends.P19-33.又Fukuda Yoichi：Japanese Research on Tibetan Buddhism，1984-98.Originally written in Japanese；translated by Rolf W.Giebel.Asian Research Trends.P1-18. 1999.
　　从时间上看，石滨裕美子与福田洋一的两篇介绍文章，正好同山口瑞凤与松本史朗于1986年发表在《日本亚洲研究》刊物上的同样性质的两篇介绍文章——《1963—1973日本的藏学研究》(山口瑞凤)和《1973—1983日本的藏学研究》(日)山口瑞凤著，诺布旺丹?巴桑卓玛译：《(1963—1973)日本的藏学研究》[A]，(日)松本史朗著，诺布旺丹?巴桑卓玛译：《(1973—1983)日本的藏学研究》[A]，同时刊登在《国外藏学动态》(内部刊物)第五期，第70—73页，第74—79页。成都，1991年。，在年代上相互衔接，由此，这一系列介绍文章，囊括了自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末近40年来日本藏学研究的状况。所不同的是1984年以后的日本藏学研究概述，明确将历史与宗教两部分分开叙述，石滨裕美子阐述藏族史部分，福田洋一阐述藏传佛教部分；而在1984年以前，山口瑞凤与松本史朗早年对日本藏学研究的总结，则是将历史?宗教?语言三个领域的研究放在一起阐述的。在历史与宗教这两大领域的研究上，1985—1998年这个阶段，都有明显的增幅。无论是研究成果的数量，还是参与研究的人数。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尤其进入到90年代以后的日本藏学界，在藏族史的研究上显示出几个比较突出的特点：一是早期(1963—1983)学术影响较大?著述甚丰的藏史学家山口瑞凤?佐藤长等，除在80年代后期主编了几部重要的藏学论文集外，影响已明显减弱，而新的一批中青年学者以较强的实力成为这一领域的中坚力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活跃在这一领域里的是两位日本女性学者——石滨裕美子和乙坂智子，两位女性学者自80年代后期便开始不断发表学术论文，成为藏族史研究中两位成果最为丰厚的学者。二是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学术界对藏族史的研究重点，似明显由早期的吐蕃史转向元明清三朝藏族史的研究。我们知道，山口瑞凤与佐藤长都是研究吐蕃史的专家，他们利用藏汉文历史文献，对赞普世系?吐蕃时期有影响的重要氏族以及吐蕃王朝史等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而在80年代中期以后，新的一代研究者则开始把他们的目光集中在元明清三朝，他们的研究也主要以西藏与元明清三朝中央政权的关系，以藏族与汉族?蒙古族及满族的政治?宗教关系的研究为主线，这应该是80年代中期至20世纪末期日本藏族史研究的一个新的特点。三是这一时期的研究者多有较强的语言功底，他们除了继续利用藏汉文史料文献作为研究的基础，还从蒙文?满文的史料文献中挖掘寻找资料，扩展他们研究的视野。不过，这一时期的研究，以著作形式出现的成果并不多见，大部分研究成果主要以论文形式发表在各个相关刊物上。可能由于论文发表相对比较分散的缘故，近年来，中国国内对日本学者的藏学研究，也相应地缺乏整体的认识。
　　本文主要根据石滨裕美子的英译文本编译而成，希望能够对认识日本藏学研究的现状有所帮助。
　　一?日本藏族史研究的特点与基本分类
　　石滨裕美子在前言部分，首先提到了藏族史研究中的一个基本特点：藏族历史在发展过程中和周边的民族与国家存在着不同层面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她说：“涉及到西藏历史的领域，人们便不能忽视来自印度?中国汉族与蒙古民族这三个地区与国家对西藏所产生的影响，尤其是汉人与蒙古人自13世纪以来，在经济与政治方面对西藏所施加的重大影响。在汉人与蒙古人皇族与西藏的宗教领袖之间始终保持着各种层面的施主关系，而由蒙古人与汉人赠送给西藏的大量财富，也直接促进着诸如寺院建设或大藏经等宗教活动的展开。更有甚者，基于这样一种关系，一旦西藏社会内部出现什么事端时，蒙古人和汉人的军队还会进入西藏。”
　　石滨裕美子指出，也正因为有这种诸多层面的关系，因此在西藏历史的研究中，学者们不仅可以利用藏文的文献史料，还可以利用汉文与蒙文的文献资料；当中国进入清王朝时期后，由于满族统治了中国，满文文献也成为不可或缺的文献资料来源。
　　石滨裕美子认为，日本学者在藏学领域里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者相比较，具有语言方面的优势。日语属于一种比较独特的粘着语，但在语言结构上与阿尔泰—通古斯语系有明确的同构性；而在另一方面，日文在其文字书写上，历史上又长期采用的是汉字系统，因此对于日本的研究者而言，熟练地掌握汉文?藏文?蒙文与满文的文字系统，本身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所以，日本的研究者往往能够利用藏文?汉文?蒙文及满文的文献资料，进行他们的研究，这应该是日本藏学家们的一个传统优势。
　　基于日本学者在语言上的优势，石滨裕美子在阐述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世纪末期日本藏族史研究状况时，也是以学者所使用的语言文献为基础，将其研究分成三个大块：一?利用汉文文献对藏族史的研究；二?利用蒙文与满文文献对藏族史的研究；三?利用其他文献资料对藏族史的研究。
　　石滨裕美子认为，既然藏族史的发展中存在着来自若干个外部国家和地区的影响，那么，研究西藏的历史是可以从两个方面逐渐靠近它们并深入了解它们：一个是从外部的角度对其观察之；再一个就是从其内部的角度对其进行阐述。从外部进行观察的方法，意味着研究者可以从蒙古族?汉族?满族的角度看西藏，也就是说，可以通过这些民族的文献史料来观察藏族史的发展以及西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问题。从内部观察的方式，则是直接聚焦于西藏社会的内部结构及特点，如宗教长期对政治生活的浸透，同时从藏族史自身的发展也可以看出满族?蒙古族和汉族的政治是如何影响西藏的。石滨裕美子认为，乙坂智子和中村淳这两位学者所采取的便是前一种方法，而她本人采用的则是后一种方法。
　　本文原文
　　二?利用汉文文献对元明两朝藏族史的研究
　　通过元明两朝的汉文历史文献研究藏族史的学者，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乙坂智子和中村淳等研究者，他们两人的共同特点是非常关注元明两朝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问题。石滨裕美子以很大的篇幅介绍了乙坂智子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发表的研究成果，她认为乙坂智子的研究主要是两条线索的交叉：一是致力于研究元明两朝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问题；二是西藏地方政权的基本建构问题。
　　乙坂智子的藏族史研究，显然从一开始便非常具有针对性，她的研究动因实际上开始于当代政治中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当代的中国总要强调说西藏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乙坂智子认为学术界需要研究这一观点背后的历史原因。乙坂智子指出，西藏与元朝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学术界目前有三种比较流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是断言自元朝开始，西藏就已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西藏已经隶属于中央政府的统治。第二种观点认为，元朝曾通过萨迦派间接地统治过西藏，或者说当时的西藏是同时受元朝与萨迦王朝的双重统治的。第三种观点认为，元朝实际上从来不曾真正实施过对西藏地方的统治。乙坂智子指出，研究者们对“统治”(rule)与“控制”(control)这两个词的定义是不同的，以她对汉文历史文献的研究，她认为元朝时期文献中所谓的元朝统治西藏的说法，实际上并不能等同于西藏已经隶属于中国的一部分。
　　乙坂智子在1989年的一篇题为《萨迦派的权力结构——对元朝统治西藏能力的评价》的论文里，主要从萨迦派内部权力机构的发展演变入手，对本钦(dponchen)?“白兰王”以及“帝师”的地位与职能进行了考察，这些头衔与职位是当时元朝统治者统治西藏时加封于萨迦派高僧的一些重要职位，也是元朝统治者借以控制西藏的重要职位。文献证实，这些职位一直是由萨迦寺的高僧掌控着，从而证明萨迦派的权力建构的过程。在这个僧侣政治权力的变化过程中，乙坂智子将元朝与西藏的关系变化分成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元朝授予萨迦派高僧“帝师”的头衔，以使萨迦派高僧在西藏具有一种政治权力上的特殊优势。第二个阶段，昆氏家族在继承上出现断层，由于这一家族一度不再有高僧出任帝师职务，而此时，西藏又出现了新的反对萨迦派的政治势力，从而使元朝统治者企图利用这一家族间接统治西藏的政策受到了挫折。第三个阶段，昆氏家族开始重新委派高僧出任帝师，萨迦派的政治权力也得以重新抬头，但在这期间，元朝政治统治因为自身的问题，其在西藏的控制力已逐渐演变成一种纯粹名义上的东西，而缺乏实际的能量，“帝师”在此时也只是对这些高僧表示的一种尊敬而已。第四阶段，随着昆氏家族内部的分裂，萨迦派权力不断下降，而元朝统治者也逐渐放弃了对西藏政治统治的理想与抱负。乙坂智子由此得出结论，元朝与西藏的关系应该是这样一种发展迹象：即随着时间的推移，元朝对于西藏的间接统治，也最终逐渐改变成为由西藏人代替中国王朝进行统治的一种模式。
　　早在这篇论文发表之前，乙坂智子曾就13世纪“止贡派”的叛乱事件以及萨迦派如何解决这一事件的过程，发表了题为《止贡巴之乱与萨迦派政权——元代西藏关系史的一个断面》(1986)的论文。她在论文里根据她对文献的理解，重新阐述了元朝与西藏的关系问题。乙坂智子分析了“dponchenAglen”本钦阿迦赛是如何在1292年利用一些策略，如何利用元朝的势力来毁灭止贡派寺院的。乙坂智子认为，事实上，这一事件的本质就是萨迦派如何利用元朝的军事力量来推倒那些对自己的领导权威已构成威胁的反对势力，乙坂智子还指出，这一事件也是萨迦派与元朝建立对西藏统治的政治关系的开端。该文章表明，“dponchen”(本钦)的这条世系线索的梳理与概括是很有意义的。
　　那么，元朝统治者与西藏之间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乙坂智子在这个问题的看法上，应当说是受到了托玛斯·T·奥尔森的一篇名为《13世纪元朝与吐鲁番维吾尔》论文观点的启发，奥尔森在他的论文里阐述了元朝统治者与吐鲁番维吾尔族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指出元朝当时对待维吾尔人似乎是按一种附属国的外交方式进行处理的。乙坂智子显然受到这篇论文的启发，在她后来的一系列论文里，她都在强调元朝对待西藏，应该与元朝对待当时西北的维吾尔人和东北的高丽人的对外政策大致相同，换言之，元朝与西藏的关系，应当与元朝与维吾尔人?高丽人的关系一样，采用的是相同的关系模式。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乙坂智子除了翻阅大量的汉文相关史料文献外，还特别使用了藏文文献中关于西藏政权结构建设方面的资料。乙坂智子在《元代“内附”序论——关于元朝对外政策研究》(1997)和《元朝对外政策中高丽王族的入朝活动经历》(1998)这两篇论文里，讨论了元朝对于附属国回鹘国与高丽国的外交政策，总结出元朝对她的附属国所强行推行的一些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政策，这些政策具体表现在以下6个方面：1?从附属国王室派出人质送至京城；2?为元朝的军队服务；3?为元朝军队提供给养；4?建立邮政驿站；5?带领与帮助元朝官员进行当地的人口普查；6?建立省里的驿站。乙坂智子继而指出，元朝对西藏实施的上述的各种政策行为，也就是元朝按照他的既定目标进行的，她认为，元朝对西藏的政策表明，它不过是元朝统治集团整个对外政策的一个部分而已。
　　《元朝西藏政策启动时的变迁——以两者关系建立的背景为中心的研究》(1990)一文，是乙坂智子研究元朝早期阶段对西藏的政策，内容主要涉及元朝统治者是如何开始经营西藏以及后来的变化，在这篇论文里，乙坂智子提供了忽必烈时期对西藏政策变化的一些细节，她总结说，虽然忽必烈并不打算直接对西藏动用军事力量，但他的西藏政策中，也确实存在着将西藏作为元朝附属地来控制的这样一种带有理想主义的政治色彩。
　　除了对元朝汉藏历史的研究外，乙坂智子的研究也比较多地涉及到明朝时期汉藏关系的问题，在《关于永乐五年“御制灵谷寺塔影记”——明朝引入藏传佛教的一个侧面研究》(1997)论文里，她重新审视了1407年明朝永乐皇帝邀请五世嘎玛巴赴南京的那次事件。乙坂智子认为，为了抵抗官僚政治思想的影响以及儒家学说的思想禁锢，永乐皇帝向明宫廷引进了藏传佛教，由于藏传佛教的形式极为新颖奇特，不仅可以在皇家的仪式活动中提高永乐皇帝自己的政治权威，而且它也与那一套官僚体制形成了很明显的区别。在另一篇题为《明朝接待在京藏传佛教僧人的政策》的论文(1998)里，乙坂智子根据《明实录》中所有关于西藏僧人来朝的记录，对明朝对待在京居住的西藏僧侣的政策进行了梳理和研究，她得出的结论是，由于朝廷内有这些藏族僧人的存在，皇帝便可以向他的官僚体制炫耀他在政治上的优势。乙坂智子在这篇论文中对在明朝宫廷内的藏族僧人记录的分析与比较，构成了她基础研究中非常有价值的一部分。
　　在探讨明朝对西藏政策的建构时，乙坂智子在题为《明朝西藏政策的基本体制——关于法王号与王号授予的考察》的论文(1991a)里指出，明朝早期阶段，其对西藏政策延续着元朝以来的惯例，明朝对西藏政策中很有特点的封法王与封王，则有着它自己特定的内涵，“法王”与“王”在他们进贡的内容规定上?在这一头衔的继承方式上以及所要履行的义务等方面，都有明显区别。“法王”是由明朝颁给的一种重要的有着宗教权威的头衔，这一头衔意味着他们可以在明朝宫廷的法事仪式上主持活动，而“王”这一头衔一般会颁发给在西藏地方掌握有政治实权的人物。
　　乙坂智子在1991年与1994年之间发表了3篇关于青海弘化寺的研究论文，《明敕建弘化寺考——一个青海格鲁派寺院的地位》(1991)，《格鲁派与蒙古族关系的建立及与明朝的关系问题》(1993)以及《一个反映了格鲁派与明朝关系的寺院——弘化寺的研究》(1994)，重新讨论了格鲁派在青海地区的寺院弘化寺与明朝之间的关系问题，她认为青海弘化寺的创建反映出格鲁派早期与明王朝的关系。一段时期以来，怀利(Wylie)等人的观点在藏学界颇有些影响，怀利认为宗喀巴这位格鲁派的创始人曾婉言谢绝明王朝请他去内地访问的邀请；而《明实录》里也很少提到关于格鲁派的事情，由此可以证明，格鲁派与明朝之间的关系应当是比较疏远的。但乙坂智子对此抱有疑问，她通过对青海弘化寺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格鲁派通过青海的弘化寺与明王朝有过相当频繁的接触。乙坂智子同时还指出，弘化寺住持的位置总是由掌握着地方大权的张(Chang)氏家族的人来出任，因而在当地是非常有影响和有权威的，不仅如此，这座寺院还作为明王朝边防堡垒，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她指出弘化寺在明朝行使着三个重要的职能：一是作为青海当地的地方权势；二是作为格鲁派的宗教寺院；三是作为明王朝的边防堡垒。
　　乙坂智子研究明朝时期格鲁派与蒙古族的关系时强调，明朝时期，格鲁派与蒙古族建立关系的同时，也在寻求与明王朝建立关系。有研究者认为俺答汗邀请第三世达赖喇嘛去蒙古，三世达赖喇嘛便去了，说明格鲁派更重视与蒙古族建立关系，而格鲁派之所以更靠近蒙古族，是因为他们不愿意与明王朝打交道。乙坂智子对这样的解释抱有疑问，她的研究表明，明朝的官员曾经通过三世达赖喇嘛向蒙古人发出过警告，转达了明朝反对蒙古族在青海地区驻扎军队的意思，仅就明王朝曾借用藏族与蒙古族的特殊关系，通过西藏一方向蒙古族传达朝廷意见的做法看，格鲁派与明朝也保持着来往关系。乙坂智子的结论是三世达赖喇嘛出访蒙古，并不仅仅是为了与蒙古人建立关系，也是为了建立一个由西藏?蒙古与汉人这三部分构成的新的关系框架所迈出的第一步。
　　接下来，让我们再看一看中村淳的研究状况。中村淳原是从事元朝藏传佛教研究的。他与另外一位研究者松川节合著的一篇论文《新发现的蒙汉文少林寺圣旨碑》(中村与松川，1993)，是对少林寺(位于河南省登封县)保存的一块石碑碑文的披露，该碑文上刻着元朝三位皇帝(蒙哥?忽必烈与Ayurbaribadre)下达的三份布告敕文，文章主要是为原文作出了详细的译文与注释。通过这一碑文及其他史料的研究，中村淳又撰写出《蒙古时期“道佛法诤”的真相——忽必烈逐渐统治中国的道路》(1994)的论文，以1258年忽必烈时期的那次在道教与佛教之间发生的著名的法诤事件为其研究的重点。中村认为，道教中的全真教曾在蒙古人统治中国时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到了忽必烈时期，它却成为妨碍蒙古人利益的一种势力，于是忽必烈便导演了这个法诤事件，他的目的一是为了切断元朝统治者与全真教以前的联系，借以扼制全真教；目的之二是同时抑止一下佛教禅宗影响上升的趋势；元朝统治者感觉到佛教禅宗教派正在与全真教建立起一种联盟关系。中村淳相信，忽必烈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借此提高西藏僧人八思巴的地位，当时八思巴也曾参与了这次法诤。忽必烈从一开始就企图阻止禅宗卷入到他的政治里来，他导演了这次的“法诤”，既限制了禅宗，同时也抑制了全真教。
　　另外，中村淳在一篇研究元朝公布的帝师在京居住令的论文《出现于元代法旨中的历代帝师居所资料——大都的花园大寺与大护国仁王寺》(1993)中指出，忽必烈公布的这份敕令中的帝师为八思巴，这份敕令还显示出在藏文文献中提到的当时北京的花园大寺正是大都的大护国仁王寺，该寺是元朝历代帝师的主要居住地。
　　三?利用蒙文与满文历史文献研究藏族史
　　在这一部分里，石滨裕美子主要总结了自己这些年来的研究成果和主要观点。
　　石滨裕美子认为，迄今为止关于藏族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探索一些历史事实；二是致力于提供一个科学的历史年表。研究者利用藏文历史文献，只偏重于“史料”的寻找，却相对忽视了宗教方面的内容，或者说是只利用那些具有重要的历史的或政治价值的内容，而忽视了这些文献自身的价值。这种将历史史实从历史文学作品中剥离出来的做法，以及以一种精选的方式来研究历史史实的方法，固然是重要的，但不能否认的是，如果人们只想从这些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的藏文文学文献中去搜寻那些“史实”的话，那么以这种方式获得的这些“史实”，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会受到限制。事实上，从原本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文献中剥离出的史实，其历史性与非历史性是很难区别的，还很容易左右研究者，妨碍他们在主观上作出正确的判断，因为你利用的资料可能只是其中的某一个断面，而它原有的来龙去脉却可能被你忽略掉，研究者很可能因为忽略了整个的来龙去脉而得出错误的结论。
　　石滨裕美子强调，正如西藏的文献中经常使用的一个词为“政教合一”(chossridzungvbrel)，这也是西藏在描述其政府职能的一个理想模式，政治与宗教在西藏社会基本上是很难真正分开的。这也就意味着你在分析西藏的历史事件时，是很难将宗教与政治分开来认识的，事实上，研究者恰恰应当将这两者更经常地放在一起去考虑。一个历史上发生的宗教历史事件，很可能同时具有重要的政治影响，反之，一些被认为完全属于政治性的事件，也肯定会有宗教因素的渗透。例如，当一位西藏的统治者效仿古代的一位法王来决定自己的政治行为时，尽管这位古代的法王可能并不是一个历史的真实，却并不会影响这位统治者行为的历史真实。也就是说，作为宗教历史著作的作者和读者，他们如果只满足于他的著作的史料价值，或者是只考虑它们的历史影响，那么这些著作对于我们而言可能只能作为“史料资源”的著作。石滨裕美子说，她的研究是更倾向于这种综合性，即在宗教活动中发现它的政治动机，抑或是在其政治态度中寻找到其宗教方面的意义。
　　藏文历史文献有这样一种观念，认为佛陀和菩萨可以化身为君主国王，从而形成完美的政府领导结构。作为具有典型性的菩萨赞普，如“时轮王”(Cakravaritin)的化身就出现在古代西藏的赞普里，这种化身最早的是松赞干布，他被认为是观世音菩萨(Avalokitesvara)的化身，最早将佛教引进西藏。石滨裕美子指出，不仅“时轮王”的化身与松赞干布有关，还有其他不同的化身也与之相关。他当时被看成是时轮王，既是西藏的统治者，也是藏传佛教传播地区的统治者。石滨裕美子首先在她的一篇关于八思巴对忽必烈君主形象设计的论文《八思巴佛教思想所反映出来的忽必烈的王权意识》(1994a)里证实，《析津志辑佚》里提到忽必烈在西藏高僧八思巴的推荐下，通过一次皇家的仪式活动而成为时轮王的化身。另外石滨还指出，元朝首都最隆重的节日是专门供奉给Sitatapatrosonisa(白伞顶佛)神的，这一习俗最初并非来源于汉传佛教，而是中亚佛教中的习俗，并且其典礼仪式完全是按照经书的规则履行的。
　　在另一篇研究17世纪蒙古族历史的论文《<俺答汗传>有关十七世纪蒙古历史的认识》(1995)里，石滨裕美子考察了蒙古君主俺答汗邀请第三世达赖喇嘛赴蒙古时寺院的名称，同时考察了达赖喇嘛给俺答汗封的头衔，以及当时举行的祝圣仪式，石滨指出所有的这一切都与莲花生(Padmasambhava)与一位古代西藏的赞普之间的关系相关，同样的关系也出现在元朝皇帝忽必烈与西藏僧人八思巴两者之间。
　　在《达赖喇嘛作为观世音菩萨化身信仰的传播》(1993)一文中，石滨裕美子使用了诸如“nyizlazungvbrel”这样的藏文法律作为她的开场白，她指出，1655年前后，当五世达赖喇嘛的权威逐渐在削弱着摄政王固始汗的权力时，他开始在公众场合下多次表明他自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而且还是松赞干布的转世(这时他重新修复了由松赞干布创建的寺院，拜访与松赞干布有关的古代遗址，重建布达拉宫，编撰他自己早年化身的事迹等)。这些事实的背后，石滨分析，一方面是因为达赖喇嘛想超越固始汗作为摄政王的权威，另一方面也是想让他自己的后裔成为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在石滨裕美子《顺治五年邀请达赖喇嘛赴京背景所反映出的满蒙关系——对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蒙文老档”的研究》(1998b)这篇论文里讨论了清初满蒙关系，她从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寻到顺治时期的蒙文文献，从中了解到早在顺治时期(1648)清王廷邀请第五世达赖喇嘛到北京访问之事已经决定下来，当时中国的西北地区已被伊斯兰势力所控制，清王朝对于这时出现于西部地区的固始汗的政治意图并不很清楚。石滨的结论是清王朝邀请五世达赖喇嘛来访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抚慰固始汗，缓和与他及他的家族的关系，这也是出于西北地区的国防安全的目的。
　　《从藏文文书的结构剖析17世纪藏蒙清关系的断面》(1998a)是石滨裕美子另一篇关于17世纪西藏?蒙古与清朝之间关系的论文，她通过五世达赖喇嘛藏文书信的称谓，考察了五世达赖喇嘛与准噶尔王子噶尔丹之间的关系。她认为达赖喇嘛在写给清朝皇帝的信件里，其信封上的署名称谓是平等的，但当他写给噶尔丹王子时，其称谓则是一种对身份低于自己的方式。这一事实表明，尽管达赖喇嘛未必就认为清朝皇帝是自己的上级，但他还是对清朝皇帝表示出一种尊重，而他显然是把噶尔丹看做是比自己身份低的人。与此同时，噶尔丹在给达赖喇嘛?格鲁教派的摄政王以及青海地区的蒙古族亲王等回信时的称谓，也是用一种由下对上的方式，但噶尔丹在给其他一些蒙古族亲王和僧人的信件称谓时，却采用了对下的方式。这一事实表明达赖喇嘛与噶尔丹之间所建立的关系大抵从很早时候起就被认为是一种较高级别的来往关系。
　　在《关于五世达赖喇嘛授予的封印与头衔的研究》(1992a)一文中，石滨裕美子指出，五世达赖喇嘛通过向青海的亲王们及其他蒙古人授予封印和头衔来提高自己的权威，这很像是汉地皇帝的一种做法。石滨还证实，由后来的历辈达赖喇嘛所授予的头衔，在后来的蒙古族与清朝也始终是被承认的，例如在蒙古族中被广泛承认的“汗”这一头衔就是由达赖喇嘛特别授予的。在1992a与1998a这两篇论文里，石滨证实西藏对于在蒙古族与满族之中扩展其文化与政治上的权威是非常看重的。
　　石滨裕美子在《摄政王桑结嘉措著作中关于十七世纪西藏的王权论》(1992b)这篇论文里，通过桑结嘉措著作中对自己前世化身的列表(thogmedbskalpama本初佛)和“vdzamglingrgyangcig”(世界—庄严五世达赖灵塔)，得出的结论是桑结嘉措获得的权力，并不像以前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通过篡权或欺诈等方法从五世达赖那里弄得权力，而是通过吸收达赖喇嘛的权力的方式而逐渐提高自己的权力与威望的。
　　石滨裕美子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准噶尔部在1717—1720年之间入侵西藏以及后来被清朝出兵所征服这一历史事件，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论文：《准噶尔部入侵西藏前后与青海和硕特部的关系》(1988a)，《关于新发现的“抚远大将军奏折”与“抚远大将军奏议”》(1988b)，《青海和硕特部对于清朝平定西藏的立场》(1988c)，在这一系列论文里，石滨利用一些新发现的满文与蒙古文的文献手稿，修订了人们对于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早期的一些看法。大致在10年之后，她又于1997年发表了一篇总结性的论文《关于中国于1720年征服西藏的一个新的见解》，对她关于这一题材的系列论文进行了修正与总结概括。石滨认为，无论是准噶尔部还是清王朝，他们两者都不可能不顾及到宗教方面的合法性而在西藏进行军事行动，她利用由清朝皇帝和抚远大将军所写的这些奏折与敕文，最终得出这样的结论(1997)，1720年清朝势力抵达西藏之后建立的3人西藏地方政府与准噶尔在藏期间建立的西藏内阁成员是一样的，清朝皇帝宣布他入藏的目的是希望恢复五世达赖喇嘛时期西藏已有的政治秩序。因此，很显然，清朝开始经营西藏应该开始于1720年，而且他们入藏的目的也不是像当代一些人说的那样是为了控制西藏。在1988b的论文里，石滨叙述了1723年青海蒙古亲王洛桑丹增(blobzangbstandzin)是如何反叛的，他认为清朝已经在吸纳青海他的领地里的蒙古族势力，清朝借口青海的蒙古诸亲王因为七世达赖喇嘛即位的问题发生内讧，而出兵青海，开始有计划有部署地吞并和镇压青海的蒙古诸亲王势力。
　　石滨裕美子在一篇阐述18世纪早期藏传佛教政治作用的论文《关于18世纪初西藏佛教界的政治立场》(1989)，根据主要来自摄政王桑结嘉措所著的一部格鲁派史籍《黄琉璃》指出，青海的寺院要比西藏的寺院更大，其标准也不一样，在哲蚌寺果芒札仓(sgomang College)里学习的僧人都是从青海来的，他们居住在西藏，18世纪这些青海僧人尤其在1717—1720年那场军事政治事件期间，曾充当过重要的政治角色。
　　石滨裕美子在1994年发表的两篇论文《活佛转世思想对蒙藏清关系的影响》(1994a)和《关于1780年班禅喇嘛与乾隆皇帝会见背景后面的佛教思想》(1994b)一文里，涉及到1780年四世班禅与乾隆皇帝会见时的佛教文化背景，也谈到在西藏?蒙古与乾隆三者之间关系中时轮王思想影响的问题。根据四世班禅的传记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资料，石滨阐述了乾隆皇帝邀请四世班禅的过程，并把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看成是古代西藏赞普赤松德赞与印度密教高僧莲花生?元朝皇帝忽必烈与西藏高僧八思巴之间的那种关系的忠实再现。石滨指出，根据教义，一方是佛教中的西方神灵的阿弥陀佛的化身(指班禅)，而另一方作为时轮王的化身，也是文殊菩萨的化身(指乾隆皇帝)，他们一起做着福运祈求。
　　四?利用其他历史文献研究藏族史
　　下面让我们简略地回忆一下藏学领域里其他一些主要的研究成果，首先要提及的是上山大峻与佐藤长的两部著作，一部是作者上山大峻将他对敦煌佛教文献的研究论文集合为一体，另一部是佐藤长对中世纪藏族史的研究。上山大峻以他多年来对敦煌写本的研究为基础，对古代西藏的佛教历史进行研究，在出版了《敦煌佛教研究》(1990)这部著作之后，上山大峻又从北京图书馆发现了一些增补的敦煌写本材料，这部分材料使他后来又写出《关于吴和尚藏书目录的研究》(1997)。另一方面，佐藤长的论文集里收录了他关于吐蕃王朝灭亡之后到清朝中期清军与廓尔喀人战争之前的这段历史中的许多重大事件的研究论文。
　　村冈伦的研究是从伊斯兰历史文献中获得的关于元朝皇帝对藏传佛教信仰的一些资料，他同时用这些资料与中国历史资料作对应研究，写出了《元代蒙古皇族与藏传佛教》的论文(1996)。
　　若松宽的两篇论文写的是关于两位高僧的考证，一篇写的是《萨因格根传考证》(Dsayin Gegen，1983)；另一篇写的是《因格根喇嘛考证》(Lamyin Gegen，1990)。17世纪早期西藏向蒙古地区传播藏传佛教时，三位重要的化身喇嘛中的两位的传记也随之被介绍到蒙古地区，若松宽的研究主要依据这些喇嘛的藏文传记资料。另外，在《明末内蒙古土默特人在青海的推进》(1985)的论文里，若松宽最早使用的藏文资料是“debtherrgyamtsho”，其中叙述了17世纪早期占据青海地区的土默特部的Holoche Noyan的英勇行为。另外他的《<红史>著作年代考》(1988)，以他对《红史》这部著作的尊敬，考证了这部著作写作的年代，得出的结论是该书当写于1363年。
　　山口瑞凤根据第三世达赖喇嘛的传记(dngosgrubrgyamtsho'Ishingrta)和第四世达赖喇嘛的传记(norbuviphrengba)，叙述了四世达赖时期西藏的历史，文章叙述了17世纪早期西藏与青海蒙古族关系中的冲突问题(1993)。在另一篇对五世达赖喇嘛的研究论文《五世达赖喇嘛统治权的获得——活佛泽姆康贡玛与诺布管理长的取缔》(1992)里，他根据五世达赖喇嘛的传记(dukulavigosbzang)，阐述了五世达赖喇嘛是如何战胜泽姆康贡玛活佛与诺布长官，并最终获得最高统治权力的。
　　吉田顺一出版了一部带有注释的俺答汗传记(Erdeni tunumal neretu sudur)(蒙文)的译著《<俺答汗传>译注本》，里面记述了第三世达赖喇嘛逗留蒙古地区时非常有价值的原始资料。资料里出现了数不尽的地名?人名和大量的外来语汇，尤其是在蒙古族的藏传佛教史的重现方面，对于研究藏传佛教如何在蒙古传播，具有很高的价值，也是日本最新的研究成果(1998)。
　　井上治在他的一篇探讨却图太·色钦洪台吉的活动情况及他的政治立场的论文(1994)里，他根据蒙文的编年史《Erdeni yin tobci》(蒙文)和其他一些著作，叙述了俺答汗当时是如何活动的，比较有特点的部分是他如何邀请第三世达赖喇嘛到蒙古地区以及他是如何与他的政敌Oirats进行斗争的，而这一斗争因为Qutuytai Secen Qongtaiji 这位俺答汗孙子的兄长墨尔根·济农(Mergen Jinon)的存在而不断地给他投上阴影。
　　另外还有几篇关于藏传佛教大藏经的论文，这类内容显然并不多见。三宅伸一郎在《甘丹寺所藏金汁丹珠尔》(1997)的文章里，叙述了甘丹寺的金汁手写原稿《丹珠尔》出现的历史背景，这部分经书的书写活动是由波拉·索南多杰(pholhabsodnamsstobsrgyas，1689—1747)倡导发起的。越智淳仁的论文(1997)涉及的内容是永乐版《甘珠尔》(1410)大藏经的书写与内容，这也是藏文大藏经的首次木刻印刷版本，该文章对理塘版《甘珠尔》(1623)的情况也进行了考察。
　　在一部讨论中国的西藏问题的著作《西藏问题与中国——问题的来由及达赖喇嘛在外交上的变化》(1996)中，松本高明充分利用当代汉文与英文的资料，为我们勾勒出与当代西藏相关的各种困扰以及它们的变量参数。贞兼绫子则致力于对1978—1995年之间西藏研究文献目录的整理，这是一份囊括了1978到1995年之间中文?日文以及其他西文中的有关藏学领域的出版物，对我们而言，它是方便的目录。
　　附日本藏学研究资料目录：
　　1、井上治：《Qutuytai Secen　的活动与他的政治立场》，《早稻田大学学报》1994年，第15期，第31—46页。　
　　2、石滨裕美子：《准噶尔部入侵西藏前后与青海和硕特部的关系》，《早稻田大学文化研究会纪要》1988年，第14期，第199—211页。　
　　3、石滨裕美子：《关于新发现的“抚远大将军奏折”与“抚远大将军奏议”》，《蒙古研究》，1988年第18期，第3—7页。　
　　4、石滨裕美子：《青海和硕特部对于清朝平定西藏的立场》，《日本阿尔泰学会》，1988年第34期，第1—7页。　
　　5、石滨裕美子：《关于固始汗王族丧失西藏统治权过程的考察——以罗布桑丹吉“叛乱”为主》，《东洋学报》，1988年第69期，第3—4册，第151—171。　
　　6、石滨裕美子：《关于18世纪初西藏佛教界的政治立场》，《东方学》，1989年第77期，第129—143页。　
　　7、石滨裕美子：《关于五世达赖喇嘛授予的封印与头衔的研究》，《西藏研究——第五届国际藏学研究讨论会》Narita成田，1989，第501—514页，《成田研究所佛教研究论文集》，Naritasan Shinshoji，1992年。　
　　8、石滨裕美子：《摄政王桑结嘉措著作中关于十七世纪西藏的王权论》，《东洋史研究》，1992年第51期，第2册，第56—75。　
　　9、石滨裕美子：《达赖喇嘛作为观世音菩萨化身信仰的传播》，　Acta Asiatica，1993年第64期，第38—56页。　
　　10、石滨裕美子：《八思巴佛教思想所反映出来的忽必烈的王权意识》，日本藏学会学报(日本、、、、、学会学報)，1994年第40期，第35—44页。　
　　11、石滨裕美子：《关于1780年班禅喇嘛与乾隆皇帝会见背景后面的佛教思想》，《内陆亚洲现状研究》，1994第9期，第27—62页年。　
　　12、石滨裕美子：《活佛转世思想对蒙藏清关系的影响》，《和田大学学报》，1994年第16期，第59—64页。　
　　13、石滨裕美子：《<俺答汗传>有关十七世纪蒙古历史的认识》，《日本蒙古学会纪要》，1995年第25期，第1—14页。　
　　14、石滨裕美子：《关于中国于1720年征服西藏的一个新的见解——来源于新的门曲资料》《西藏研究——第七届国际藏学研究讨论会论文集》卷一，第419—426页，Wien(维也纳)；　原文为：Verlag der O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97年。　
　　15、石滨裕美子：《从藏文文书的结构剖析17世纪藏蒙清关系的断面——以五世达赖的文书为中心》，《亚非语言文化研究(、、、、、、、、言語文化研究)》，1998年丛刊第55期，第165—189页。　
　　16、石滨裕美子：《顺治五年邀请达赖喇嘛赴京背景所反映出的满蒙关系——对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蒙文老档”的研究》，《和田大学学报》，1998年第20期，第100—120页。　
　　17、松本高明：《西藏问题与中国问题的来由及达赖喇嘛在外交上的变化》，《现代中国研究搜索》第33期，东京，亚洲政经学会三宅伸一郎：《甘丹寺所藏金汁丹珠尔》，《日本西藏研究学会纪要》，1997年卷41—42，第33—44页。　
　　18、村冈伦：《元代蒙古皇族与藏传佛教——以成宗铁穆耳的信仰为中心的研究》，《佛教史学研究》，卷三九，第1册，第79—97页，1996年。　
　　19、中村淳：《出现于元代法旨中的历代帝师居所资料——大都的花园大寺与大护国仁王寺》，待兼山论丛(史学)，卷27，第57—82页，1993年。　
　　20、中村淳：《蒙古时期“道佛法诤”的真相——忽必烈逐渐统治中国的道路》，《东洋学报》第75期，卷3—4，第33—36页，1994年。　
　　21、松川节：《新发现的蒙汉文少林寺圣旨碑》，《内陆亚洲现状研究》，1993年第8期，第1—91页。　
　　22、越智淳仁：《关于色拉寺永乐版与哲蚌寺的理塘版大藏经》，《日本西藏研究学会纪要》卷41—42，第23—32页，1997年。　
　　23、乙坂智子：《止贡巴之乱与萨迦派政权——元代西藏关系史的一个断面》，《佛教史学研究》卷29，第2册，第59—82页，1986年。　
　　24、乙坂智子：《萨迦派的权力结构——对元朝统治西藏能力的评价》，《史话》，《筑波大学东洋史论文集》，1989年第3期，第21—46页。　
　　25、乙坂智子：《元朝西藏政策启动时的变迁——以两者关系建立的背景为中心的研究》，《史究》，《筑波大学学报》，1990年第20期，第49—65页。　
　　26、乙坂智子：《明朝西藏政策的基本体制——关于法王号与王号授予的考察》，Tamkang大学《第二届中国政教关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7—49页，台北，1991年。　
　　27、乙坂智子：《明敕建弘化寺考——一个青海格鲁派寺院的地位》，《史话》，《筑波大学东洋史论文集》第6期，第31—63页，1991年。　
　　28、乙坂智子：《格鲁派与蒙古族关系的建立及与明朝的关系问题》，《日本西藏研究学会纪要》卷39，第2—7页，1993年。　
　　29、乙坂智子：《一个反映了格鲁派与明朝关系的寺院——弘化寺的研究》，《东洋文库研究部纪要》卷52，第69—101页，1994年。　
　　30、乙坂智子：《元代“内附”序论——关于元朝对外政策研究》，《史究》，《筑波大学学报》，1997年第34期，第29—46页。　
　　31、乙坂智子：《关于永乐五年“御制灵谷寺塔影记”——明朝引入藏传佛教的一个侧面研究》，《日本西藏研究学会纪要》卷41—42，第11—21页，1997年。　
　　32、乙坂智子：《元朝对外政策中关于高丽王族的入朝活动》，《蛮夷之王，胡羯之僧》，第1—48页，平城8、9、10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报告书1998年。　
　　33、乙坂智子：《明朝接待在京藏传佛教僧人的政策》，《蛮夷之王，胡羯之僧》，第1—48页，平城8、9、10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报告书1998年。　
　　34、贞兼绫子：《1978—1995年西藏研究文献目录Ⅱ》，改定版，东京，高科书店，1997年。　
　　35、佐藤长：《西藏中世纪史研究》，京都，同朋舍出版，1986年。　
　　36、上山大峻：《敦煌佛教的研究》，京都，法藏馆，1990年。　
　　37、上山大峻：《吴和尚藏书目录》，《日本西藏研究学会纪要》卷41—42，第3—9页，1997年。　
　　38、若松宽：《萨因格根传考证》(A historical study of Dsayin Gegen)载《亚洲内陆·西亚的社会与文化》，东京，山河出版社，1983年，第391—409页。　
　　39、若松宽：《明末内蒙古土默特人在青海的推进》，《京都Furitsu府立大学学术报告集》卷37，第87—96页，1985年。　
　　40、若松宽：《<红史>著作年代考》，《京都Furitsu府立大学学术报告集》(人文)卷40，第27—32页，1988年。　
　　41、若松宽：《因格根喇嘛考证》，载《中部欧亚大陆史的再构成》，第47—61页，昭和61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报告书1990年。　
　　42、山口瑞凤：《五世达赖喇嘛统治权的获得——活佛泽姆康贡玛与诺布管理长的取缔》，《东洋学报》卷73，第3—4册，第123—160页，1992年。又《东洋文库研究部纪要》英文版，卷53，第1—27页，1995年。　
　　43、山口瑞凤：《十七世纪初西藏与青海蒙古族的抗争》，《东洋文库》卷74，第1—2册，第1—25页，1993年。　
　　44、吉田顺一：《<俺答汗传>译注本》，东京，风间书房，1998年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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