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朴初的佛教精神

赵朴初的佛教精神
　　□ 李家振　《世纪》 2007年第05期
　　赵朴初先生生于1907年，到今年整整一百年。一百年为一个世纪，《世纪》是中央文史研究馆、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共同主办的文史纪实类期刊，在以“世纪”命名的刊物上写一篇纪念他一百年诞辰的文章自有特别的意义。
　　佛经中有这样的内容，在释迦牟尼涅架前，弟子阿难问：“佛陀在世时，佛陀的言教，大家易生信解，佛陀涅架后经典的结集，如何才能叫人起信呢?”释迦牟尼回答：“应在一切经首安‘如是我闻’。”根据这一点，我想《世纪》杂志提出文章要求亲历、亲见、亲闻，正是反映历史人物的基本标准。自己如何听到、见到的一定要如实写来，这才能做到文责自负。观点可以发挥，史实必须有依据，做到“如是我闻”。
　　赵朴初先生诞生一百周年，其中历世九十三载，他读书不下万卷，行路何止万里，结交难以计数，经历错综复杂，实在是一部多方位的生命巨著，绝不是单线的描述可以说明的。一个人的一生是他用言行、事实、生命写的书。对于这样的书，一章、一篇乃至一页一句都有让人细读的价值。
　　虽然在我的少年时代赵朴初先生就是我尊敬的长辈，青年时期对他的诗文十分崇拜，但直到进入暮年在他身边帮他办事，听他诉说种种人事的因缘，逐渐对他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他逝世至今七年间通过回忆、思索，认真阅读当年他的文章、批条与我自己记录的谈话，对他的精神才感到有了一点理解。而要做到生动准确地表述则不容易。
　　赵朴初先生生前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名誉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同时，他又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作家、诗人和书法大师；还是一位长期从事社会救济工作，慈悲为怀的慈善家。尽管他的活动涉及那么宽泛的领域，贯穿其中的主线始终是佛教。对于佛教，他信奉一生，是尽力做到“将此深心奉尘刹”的。这便是我先从他的佛教生涯开始来写的原因。
　　信，是一个信解行证的过程
　　由于种种因缘，社会上许多人对佛教的认识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今天将其看作封建迷信者已大大减少，但视之为遁世、消沉的看法还是不少的。
　　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曾对我说起，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他与赵朴老就有交往，那时他还是个十九岁的青年人。他看到赵朴初在生活中那样积极进取地办事，觉得这似乎与佛教“出世”的精神不大符合，便问赵朴老，“你真的信佛教吗?”赵回答：“那当然是真的，这怎么能假。”
　　赵朴初的回答绝对恳切。一般人对信佛的概念不太明确，常常注重形式上的表现。我对“信”这个字如何看法也有困惑，为此曾向他求教。他对我说：“信，先是对佛的信赖，然后是对佛的理解，再将这种理解付诸实行，最后得到证悟。这样一个信、解、行、证的过程循环往返，日益达到更高的境界。”
　　那么信的内容又是什么呢?“缘起性空，如实观照的认识论；诸行无常，时空无尽的宇宙观；无我利他，度生无倦的人生观；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道德观。”我有点明白了，这样的认识论，这样的观点自然是积极的。
　　关于佛教，赵朴初作如是说：“佛教，广义地说，它是一种宗教，包括它的经典、仪式、习惯、教团的组织等等；狭义地说，它就是佛所说的言教；如果用佛教固有的术语来说，应当叫做佛法。”
　　根据他的定义我理解佛教有三个层面，佛法、佛学、佛教组织，而其根本就是佛法。
　　赵朴初信佛法的真谛，面对社会上广泛存在的将信佛视作保佑自己、祈求来生的倾向，深为忧虑。他虽然能理解这类信众的因缘，从来不轻视他们，但他认为如果不能真正弘扬佛法，使众生从贪、嗔、痴中得到解脱，佛教留下的仅仅是不知内涵的空洞形式，那将十分可悲。
　　他认为佛法的核心是缘起说。“‘缘起’即是‘诸法由因缘而起’。简单地说，就是一切事物或一切现象的生起，都是相待(相对)的互存关系和条件，离开关系和条件，就不能生起任何一个事物或现象。因、缘，一般地解释，就是关系和条件。佛曾给‘缘起’下了这样的定义：若此有则彼有，若此生则彼生；若此无则彼无，若此灭则彼灭。这反映了佛的一句话‘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佛’。”
　　“是名赵朴初，即非赵朴初。”
　　佛祖释迦牟尼提出众生平等，作为王子放弃一切权位深入到众生中间，实在是一位伟大的先哲。赵朴初一生与上至最高领袖下至流浪难童、乞丐贫民都曾打过交道，而他始终保持平等心。
　　他对毛泽东很敬佩，但在接触中心态是平等的，为此他也得到毛泽东的尊敬。
　　一次，毛泽东和赵朴初一起接待外宾。在外宾尚未来到前，毛泽东问赵朴初：“佛教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公式啊?是名赵朴初，即非赵朴初。”
　　“是的。”赵朴初回答。
　　“先嘛肯定，后嘛否定……”毛泽东沉吟地说。
　　“不!是同时肯定，同时否定。”赵朴初向他解释。
　　“很难理解。”毛泽东陷入思索。
　　这时，外宾来了。他们没能深一步谈下去。
　　这一段对话我多次听他本人说过，每次他都是绘声绘色地描述当时的情景，但文字则简练准确地只有那么几句。1993年我将这段对话记录整理发表在《佛教文化》是年第三期上。后面一句“‘……’毛泽东陷入思索。”省略号略去了文字，这是发表前赵朴初先生叫我不写的。我想这也是因为当时有一种倾向，认为毛泽东是不会有难以理解的问题的原因。赵朴老去世后有人写《赵朴初传》时对此作了大大发挥，加上一段毛泽东对赵朴初谈金刚经的内容。可是事实就是事实，不是亲闻、亲见是不知从何说起的。
　　1998年6月，赵朴初先生为《佛教常识答问》英译本及插图本写序，亲自将这段话写进了序言，文字与他平时所述和1993年我在《佛教文化》上发表的完全一致。在说完这件事实后，他写道：“后来，我在写这本书(即《佛教常识答问》——作者注)的第二章时，想起这一次未谈完的问答，我想，书中谈到缘起性空的思想，可能补充了当时我在毛主席面前所想讲的话。”
　　毛泽东说的公式是《金刚经》里的一节，完整的说法是“说是赵朴初，即非赵朴初，是名赵朴初。”作为佛法来说，这是“一切法是假名而无实体”的一种认识。也就是一个现象(或事物)有其名的存在，但这名并非就是它的本体。为了说明这个本体用了这个名，这是肯定名与实的关系，同时否定名即等于它的本体。
　　这说明缘起性空之教义是赵朴初最关键的信念。他在1981年给友人信中提到：“病中每思缘起之理，实为佛教核心思想。吾人知之而往往忽视之。违缘顺缘，非一非异。此达人之所以以病苦为良药。若于世间一切法皆作如是观，则庶几渐入无碍之境，作佛事尤应如是。无意、无必、无固、无我，此孔氏之说，而与善巧方便并理相通。无善巧方便则虽遇顺缘亦可变为违缘，反之，则违缘亦可变为顺缘。此在行人勿存懈忽之心，常保戒慎之念，愿我诸善知识时予指教以匡不逮。”
　　知道缘起性空的人真正能做到破除“我执”(不会抓住一个“我”字不放)，破除“法执”(不坚持认为自己最有道理)，而是理解万事皆因缘所就的规律，种善因、结善缘、求善果。在日常生活中赵朴初先生是这样对待自己的。
　　诸法因缘生
　　1961年，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在新德里开幕的当天晚上，印度政府科学和文化部长卡比尔利用为印度泰戈尔和平节德里委员会举办的泰戈尔百年纪念会揭幕的机会，在讲话中对中国进行无理的攻击和诽谤，并且发表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印友谊的言论。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人员和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新德里会议的中国代表们为了增进中印友好关系应邀出席了这个纪念会。当他们听到卡比尔对中国进行无理攻击和诽谤的讲话时，中国大使馆人员当即退出会场以表示对印度政府高级官员这一行动的抗议。
　　作为中国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代表，赵朴初和周培源二人坐在台上，无法与台下的其他成员沟通。他原来有着发言的任务，那篇讲稿完全是歌颂中印友谊的。面对眼前的事实，他责无旁贷地走上发言席，义正辞严地当场对卡比尔进行了驳斥。卡比尔说：“泰戈尔生前热爱中国，但要是他今天还活着，看到中国侵略印度一定会谴责中国的。”赵朴初针锋相对地说：“如果泰戈尔还在，当他看到他的名义竟被用来损害中印友谊，一定感觉很难过，一定认为这对他是一个很大的耻辱。”
　　1961年3月31日新华社电讯标题是：
　　印度官员在泰戈尔纪念会上作反华活动赵朴初当场指出中印人民必须警惕破坏友谊的阴谋
　　关于这段史实——赵朴初在“如果泰戈尔还在”——泰戈尔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纪事诗中写道：
　　如果泰戈尔还在，
　　一定会惊讶不已。
　　如此庄严的日子，
　　如此宁静的夜里，
　　如此友好的宾朋。
　　如此和平的会集。
　　谁料到橄榄枝头，
　　出现了阴谋诡计。
　　四座的笑容未敛，
　　主人的花枪忽起。
　　哪里是纪念诗人?
　　哪里是团结“葩意”?
　　分明是利用名义——
　　泰戈尔的名字啊，
　　来破坏中印友谊。
　　如果泰戈尔还在，
　　将感到置身无地。……
　　从这首纪事诗中我们看到他真正做到了有理、有节。
　　外事工作无小事。在国际会议上作为代表的发言都是经过推敲认定的，除极个别党和国家领导外这方面很少例外。当时中国代表团的其他人和大使馆成员已退出会场表示抗议了，而他不但没有退出会场，还作了即兴发言，这会出现什么后果呢?有些人为此很紧张，也很为他担心。这件事对于他来说确实是个挑战。面对突然袭击，他只能自作主张，当机立断，其结果却很难预料。最后出现的场面，表明了他成功地完成了使命。
　　陈毅副总理原来就是他的老领导好朋友，这次因为他在外交上的胜利对他更加赞赏，到了云南给他提高了生活待遇以示嘉奖。
　　他告诉我这件事时一点没有夸耀自己，只是很客观地分析说这完全是因缘的聚合。如果他没有发言的任务，坐在下面便会和大家一起退出会场。如果不是会场上不让台下的人通知坐在上面的他和周培源先生，他们得到通知也会立即下台退出。如果周培源先生耳不背，凭周的英语水平听到他们这种发言也会采取措施。如果他本人完全不懂英语也不明白印方说了些啥。如果他英语像周培源一样好，会立即主动和下面的代表团领导取得联系。他处在既能听懂又必须全神贯注仔细听的状态下，不得不认真听到最后，结果只有义无反顾地上台即兴发言。
　　一般人看待事物，往往关注的是结果，这当然没错。可是如果只说结果而没有分析来龙去脉，很难认识到这里人与事的实质。他十分平常地叙述这件在国际上产生巨大反响的事，没有一点加油添醋夸大自己的说法，只是分析因缘，反映了他为人处事的品质。如果上述情况不是当时那样，这件在他一生中很重要的光辉一笔便不存在，他在国家领导人心目中的印象也会淡去两分。但是如果他没有这样的敏感，没有这样的责任感，没有这样的果敢，没有这样的思路，没有这样的辩才，这些缘也不能起作用。这是因为他“这一个”特有的“因”，与那样的“缘”聚合在一起这才有了这段历史。“万法因缘起，缘谢法还灭。”平平常常地对待违缘、顺缘，没有刻意地造作。回顾他所说的话，我对他更加尊敬。
　　明月清风，不劳寻觅
　　对于生死他看得很平常。他的心脏病史已有三十多年，他说：“许多和我有同样病的人都走了，我还在。过去为我作检查的大夫看到我还很健康，又吃惊，又高兴。大夫要那些为心脏病担忧的人向我取经，我说没什么，就是不放在心上。”
　　有一年他随团出访，飞机航行途中，机务人员宣布飞机出了故障，让大家作思想准备。当时虽然机上各位都还比较镇定，但终究不免有些紧张，只有赵朴老手拿一把扇子，若无其事地坐着。这次故障有惊无险，事后同机的一位领导说：“从当时他的安详自若，我感到学佛确实是有道理的。”关于这件事我曾问过赵朴老当时的想法，他说：“什么也没想，该来的总要来的。”
　　1996年的一天他和我谈到生死问题，并随手用钢笔写下：“生固欣然，死亦无憾，花落还开，水流不断，魂兮无我，谁欤安息?明月清风，不劳寻觅。”
　　当年10月他又用毛笔写下了这首偈语式的诗文，把“魂兮无我”改成了“我兮何有?”。
　　生前他写下遗嘱，要求将他的遗体除眼球献给同仁医院眼库外，其它部分凡可以移作救治伤病者，请医师尽量取用；不留骨灰。他逝世后亲人们依照他的遗愿，将骨灰撒人大海!
　　他的遗嘱后附有上述偈语，这是遗嘱的精神，体现了他的生死观。如今细细读他这三十二个字，能让人品味出他的一生!
　　释迦牟尼身为太子时出游四门，见到老病死之相，深感人生是苦谛，遂发大愿要为众生寻求了脱生死之真谛。他在菩提树下悟道后，将万法缘起，缘尽法灭，缘起性空的真理告知众生，佛教徒受此教导懂得，“生者必死，聚者必散”的规律，明白了不生不灭、流转变化的道理。
　　这就是赵朴初先生的佛教思想，有这种精神的人真正能做到“生固欣然，死亦无憾。”“花落还开，水流不断。”“明月清风，不劳寻觅。”他还在我们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