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

读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
　　荣新江教授的《敦煌学十八讲》(注：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　01年8月。)甫出版，笔者所在的中山大学历史系即把其定为敦煌学的教材。全书由绪论　、正文十八讲、后论、参考文献和后记五部分组成。主体十八讲内容大致可分为六方面　，一是敦煌简史(第一、二讲)；二是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和文物流散、研究的历史(第三　至八讲)；三是敦煌材料的史学研究问题(第九至十一讲)，即各国敦煌学学术史的回顾　与展望；四是各种敦煌文献及其价值的介绍(第十二至十五讲)，分类概述各类敦煌文献　及其对相关学科研究的贡献，包括政治史、社会史、宗教史、科技史、民族史、中外关　系史、语言文学等方面；五是对敦煌石窟各个方面的概说(第十六讲)，重在考古学和艺　术史的研究；六是敦煌写本外观和辨伪问题(第十七、十八讲)，是作者探讨敦煌学方法　论的个案研究，其间特别提出敦煌写本辨伪的一般准则。后附有参考书目及其简要解说　。本书大体囊括了敦煌学的主要内容，而又突出历史学的问题。诚如林悟殊教授所说：　“时下流行的诸多教材，多以综合他人著作编成，荣新江教授的《敦煌学十八讲》则不　然，乃系其个人多年研究成果付诸教学的结晶。书中内容吸收了百年来国际敦煌学之研　究成果，更有诸多自己的补阙和新颖之见。表述深入浅出，内容系统完整。当今敦煌学　的教材，恐无出其右者。”此言可谓持平之论，本文则择要述之。
　　敦煌写本以佛教经典为主，还包括佛典之外的道书、经史子集四部书和其它典籍，而　且在佛经等卷子的背面、裱纸和备用纸上，也留存了丰富的公私文书，多为传世文献所　未见。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些文书现分藏于英、法、俄、中、日等国的公私收藏　者手中，为学者的使用带来诸多不便。虽然20世纪60年代公布了英国图书馆藏和北京图　书馆藏的大部分文书缩微胶片，70年代末法国国立图书馆藏卷也全部公布，使学者全面　掌握敦煌文书最主要的三大馆藏成为可能。但是六、七十年代所制成的胶片和照片，清　晰度十分有限，特别是法藏文书，由于原件上面包了一层薄纱，拍照效果很不理想，所　以很多重要文书无法识读。而且由于编目工作的局限，许多正背面都有重要内容的文书　非看原件无法进行研究。从1985年开始，作者相继走访了各国大小收藏单位，包括英、　法、俄及日本、德国、丹麦、瑞典、美国等较零散的单位，还有海峡两岸各个分藏单位　，从而全面地接触大量写本原件，并在收集散见未刊文书及文书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上做　出很大努力，有不少补前人所阙之发见。例如在第三讲《敦煌藏经洞文物的早期流散》　中，作者从零碎的资料中辑出斯坦因到来以前藏经洞文物流散的情况，并认为1900年敦　煌藏经洞开启以后到1907年斯坦因进洞以前，流散出来的敦煌绢画和经卷中不乏精品。　如原为廷栋旧藏、后经许承尧售出的卷子，现分藏于安徽省博物馆、中国国家图书馆(　原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天津艺术博物馆、台北“中央”图书　馆、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等处。从已经发表的　北大、上图、上博、天津艺术博物馆藏卷和作者经眼的台北“中央”图、天理图、弗利　尔的许氏旧藏卷看，其中不乏精品。(注：《敦煌学十八讲》，第57-60页。)作者还指　出，尚未经敦煌学者仔细调查的安徽省博物馆藏卷，从《中国古代书画图录》发表的《　本际经》和《书信》卷子来看，也是早期流散出来的重要典籍和文书。(注：《敦煌学　十八讲》，第59页。)再如，属于叶昌炽旧藏、现藏于美国华盛顿的弗利尔美术馆的《　地藏菩萨像》，因其色彩过新，以致让研究者迟疑不定，而长期没有正式发表。1997年　2月，作者有机会走访弗利尔美术馆，见到这幅学界寻觅已久的于阗公主供养《地藏菩　萨像》，遂向馆方提供了其在入藏该馆前的流传情况和相关记载，在得到馆方许可后，　予以发表，以便学人探讨。(注：荣新江《叶昌炽——敦煌学的先行者》(Ye Changchi:　Pioneer of Dunhuang Studies)，《国际敦煌学项目通讯》(IDP NEWS)No.7,Spring199　7，第5页。)这些早期资料的收集鉴定，不仅有利于全面收集敦煌资料，亦为散藏敦煌　写经的真伪辨别提供了标本。
　　关于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的流散、收藏、整理与研究的情况，作者曾著有《海外敦煌　吐鲁番文献知见录》。(注：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南昌：江西人民　出版社，1996年。)本书第五讲《敦煌宝藏的收藏与整理》则增加了中国收集品的情况　，重点在未刊资料以及近年来中外合作编辑出版海外敦煌文献大型图录的工作。特别是　自1992年始，俄国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俄国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与上　海古籍出版社合作，编辑出版《俄藏敦煌文献》大型图录，影印俄藏18000余件全部资　料，此项工程的完成，将给学术界提供大量新材料。1991年2-8月，作者曾应英国图书　馆之邀，去做S.6981-13677号非佛教文献的编目工作。(注：荣新江《英国图书馆藏敦　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S.6981-13624)》，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7月。)　由于这部分文书残片大多没有首尾和题名，而且所存文字极少，比定工作十分艰难。20　00年，作者又把自己和其他学者对这些残片的陆续比定结果和改订意见，汇总发表。(　注：荣新江《＜英国图书馆藏敦煌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补正》，宋家钰、刘忠主编《英　国收藏敦煌汉藏文献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79-387页。)关　于各国写本的编目工作，作者特别表彰了二战后在戴密微推动下，法国科研中心的敦煌　研究小组对法藏敦煌写本的编目。与已刊敦煌写本目录相比，法目著录最详，每号内各　项内容均一一分别著录。其优点在于著录详尽，可以让看不到原卷的人尽可能了解原卷　的外观，特别是一些缩微胶卷或照片上看不到的红字和朱印；其每项内容附有研究文献　出处，与东洋文库目录相仿，虽然不够完备，但极便学者使用；目录按伯希和编号排列　，便于检索，又用主题分类索引的方式做了统一安排。作者认为这是目前处理敦煌写本　编目的可取方法。(注：《敦煌学十八讲》，第111页。)
　　由于广泛接触过写本原件，在整理敦煌写本所应遵循的规范这一问题上，作者多补前　人所阙。如由于用敦煌写本补《全唐诗》的影响，敦煌诗歌一直是按同作者或同类诗的　方法归类整理的，这样往往割裂了敦煌本原卷抄写诗歌的内在理路，违背了原编者的抄　写原则。王重民先生曾把P.2492诗集写本著录为“白香山诗集”，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　社影印宋刻本《白氏长庆集》，也把它作为附录。然而最近发现的俄藏Дx.3865是紧接　P.2492诗之后的诗册散页，两件可以直接缀合，俄藏卷除了接着法藏卷的白居易《盐商　妇》外，以下还有李季兰诗(首句“故朝何事谢承朝”)、白居易《叹旅雁》、《红线毯　》、岑参《招北客词》，显而易见，这个卷子只是唐朝一个诗文合抄集，而不是白居易　自己的诗集。如果不直接阅读文书原件，特别是全面掌握文书资料，是很难有这样的认　识的，作者进而指出：“可见敦煌诗集抄本的形态，与今人的别集不同，整理敦煌诗歌　，应当充分尊重原卷诗歌的次序和同卷上相关联的其他内容。”(注：《敦煌学十八讲　》，第277页。)作者认为，基于这种认识而精心整理敦煌诗集的著作，当推徐俊的《敦　煌诗集残卷辑考》，此书不论从校录之精审，还是从忠于原文而言，都可作为今后四部　书整理工作的典范。
　　敦煌学自始就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经过近百年发展，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学术成果，　今人的研究必须在前人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深入。有关敦煌学学术史的回顾，鉴于中国　已出版的有关“敦煌学史”的论著，偏于中国学者的成就，而忽视了外国同行的贡献，　作者在法国戴仁教授《欧洲的敦煌研究》一文基础上，从中国学术界的视角，来审视欧　美学者利用敦煌西域出土资料对东方学的研究，特别是利用敦煌资料对汉学研究所作之　贡献，以及暴露出来的一些缺陷，以期理清一个线索，为全面整理近百年的敦煌学学术　史作准备。作者强调，在与敦煌汉文写本密切相关的各种胡语的研究上，欧美学者仍然　占有明显优势，而此类材料的解读考释，必将有助于汉文文书的深入研究。作者又专辟　一章，分析了几乎同时接触到敦煌资料的中国和日本学界对敦煌资料的利用和不同的学　术走向。作者在总结20世纪中国敦煌学的特征时指出，敦煌学人只有具备较为广阔的学　术根基，才能抓住新材料、开拓新学问；敦煌学研究要想把路子拓宽，就要兼容并蓄，　尽量促成敦煌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影响；开展国际性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对中国学术的　进步至关重要。这些经验性的总结仍然是今后中国敦煌学研究的重要准绳。就日本学者　而言，他们在敦煌学的诸多领域，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到了八、九十年代，日本　敦煌学研究在涉及范围上虽不及中国学者广泛，但在某些领域，如佛教典籍、道教史、　唐史、非汉语文献，都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作者以2000年《亚洲学刊》(Acta Asiatica　)第78号所发表的百桥明惠、森安孝夫、高田时雄、吉田丰四人的文章为例，指出“面　对一个个富有实力的日本敦煌学中坚，特别是他们在藏文、粟特文等方面的成果时，我　们仍然不要忘记‘敦煌学在日本’这句激励过许多中国学者奋发上进的话语”。(注：　《敦煌学十八讲》，第191页。)
　　进行学术史的回顾，并非简单地胪列前人众说，重要的是从中发现问题，以期在前人　基础上对课题的研究有所推进。由于作者对多个问题进行过深入探讨，因此多能指出前　人研究的不足。如作者在总结归义军史研究的状况之后，清醒地认识到归义军的政治制　度、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等方面都有待深入探讨。作者爬梳过有关的汉藏文书，撰　有《通颊考》，(注：荣新江《通颊考》，《文史》第33辑，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第119-144页。)对吐蕃统治敦煌的历史进行了个案研究。同时敏锐指出“目前，在敦　煌历史研究中，最有潜力而且也是最难的研究课题，就是吐蕃统治敦煌问题，希望有年　轻的学者把这项研究深入下去。”(注：《敦煌学十八讲》，第232页。)近年在莫高窟　北区洞窟中，与元代汉文文书、西夏文佛经、回鹘文残片同出的有两叶四面完整的叙利　亚文《圣经·诗篇》，作者认为“这一发现，大大增加了我们对蒙元时期景教传播的认　识，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些目前还难以解释的新问题。”(注：《敦煌学十八讲》，第244　页。)作者还指出“经过语言学家多年的努力，现在大多数于阗语的文献已经解读，但　是还有不少译自汉语佛典的于阗语文献没有比定，也还有相当数量的世俗文书没有圆满　地翻译出来。这些材料主要是属于十世纪的文献，与沙州归义军的汉文文书可以互相发　明，因此还有待深入研究。”(注：《敦煌学十八讲》，第280页。)以上诸例，皆为作　者深入研究之后的学术心得。在整个学术史回顾中，作者之重点在“导”不在“评”，　即引导后来者如何在材料占有和问题深入上去超越前贤。诸如此类金针度人的提点于本　书中随处可见。在后论中，作者则集中从中古时代的宗教史、唐朝各个阶层的社会和文　化、吐蕃王朝对敦煌的统治与汉藏文化交流、用本民族的史料研究西北民族史四方面，　对新时代的敦煌学进行了学术展望。
　　在敦煌文献流传过程中，一些文物商人为牟取暴利，仿造敦煌卷子，为学术研究带来　诸多不便。近年来，一些来历不明的敦煌写本小收集品陆续发表，辨别其中的伪本遂成　为敦煌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荣先生多年关注敦煌写本辨伪，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其相继发表了《所谓李氏旧藏敦煌景教文献二种辨伪》(注：林悟殊、荣新江《所谓李　氏旧藏敦煌景教文献二种辨伪》，香港《九州学刊》第4卷第4期敦煌学专号，1992年，　第19-34页；英文缩写本‘Doubts concerning the Authenticity of Two NestorianChinese Documents
　　Unearthed at Dunhuang from the Li Collection’,ChinaArchaeology and Art
　　Digest,1.1,May 1996,pp.5-14；又见荣新江《鸣沙集——敦煌　学学术史和方法论的探讨》，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年9月，第65-102页。)、《　李盛铎藏敦煌写卷的真与伪》(注：荣新江《李盛铎藏敦煌写卷的真与伪》，《鸣沙集　——敦煌学学术史和方法论的探讨》，第103-146页。)、《俄藏＜景德传灯录＞非敦煌写　本辨》(注：荣新江《俄藏＜景德传灯录＞非敦煌写本辨》，《鸣沙集——敦煌学学术史　和方法论的探讨》，第205-216页。)等文章。在本书中，作者以李盛铎藏卷为例，提出　判断写本真伪需弄清清末民国历史与相关人物事迹、藏卷的来历、文书的格式等几个问　题。最后作者总结道：“要判别一个写卷的真伪，最好能明了其来历和传承经过，再对　纸张、书法、印鉴等外观加以鉴别，而重要的一点是从内容上加以判断，用写卷本身所　涉及的历史、典籍等方面的知识来检验它。我们不应该轻易否定有价值的写本，也不能　把学术研究建立在伪卷基础之上。”(注：《敦煌学十八讲》，第364页。)是其辨别敦　煌写本真伪的经验总结，实已成为敦煌写本辨伪的一般准则。
　　当然，本书之特色不独体现在以上诸方面。作者对敦煌藏经洞封闭的原因，敦煌资料　的性质等都提出了个人看法，亦值得学界重视。在参考文献中，作者列出一些代表性的　敦煌学论著，并给以简单解说，极便初学者参考，亦非可有可无之举。凡此种种，恕不　一一列举。总的来说，作者全面阅读过敦煌写本原件，又充分参考了百年来学者们的研　究成果，尤其重视对新近研究成果的吸收，所以本书不但为初学者入门的佳作，对敦煌　学学者来说也不乏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