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的晚年

丰子恺的晚年
　　□ 刘 英　《读书文摘》 2005年第01期
　　子恺,这个一生与世无争、乐善好施、行路怕伤蝼蚁命的艺术家,虽能在对日抗战中辗转6千里,以手中五寸不烂之笔怒讨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但在这场浩劫中,他十七年来的辛勤终成徒劳,十七年来的歌颂反而换取罪状一条又一条!
　　1966年,中国历史上一场空前的大浩劫降临了,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群魔乱舞,鬼哭狼嚎,正直善良的中国人,遭受到文攻武卫、抄家游斗、刑讯逼供、隔离改造等等惨无人道的折磨和摧残。丰子恺,这个一生与世无争、乐善好施、行路怕伤蝼蚁命的艺术家,虽能在对日抗战中辗转6千里,以手中五寸不烂之笔怒讨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但在这场浩劫中,他却在劫难逃,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他又能往何处躲藏?那五寸不烂之笔,只能被迫写一份又一份没完没了的交代、检讨。十七年来的辛勤终成徒劳,十七年来的歌颂反而换取罪状一条又一条!”
　　“文革”初起,丰子恺即遭隔离审查,他的家被抄了,书画包括电视等物全被没收,存款冻结,日月楼的底层也被退租。他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黑画家”、“反共老手”、“漏网大右派”等,被列为上海市十大重点批斗对象之一。他的文章和画,被判定为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大毒草。如漫画:《城中好高髻》———恶毒讽刺、攻击党的领导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船里看春景》———恶毒污蔑攻击人民公社;《满山红叶女郎樵》———攻击三面红旗;《大儿锄豆溪东》———鼓吹单干,宣扬发家致富。如散文:《阿咪》———恶毒影射攻击红太阳毛主席;《代画》———丑化新社会,攻击无产阶级专政。至于丰子恺1962年在上海文代会上谴责“大剪刀”的讲话,更被诬称是对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猖狂进攻……大字报铺天盖地,上写着“打倒丰子恺!”“揪出反共老手丰子恺!”“丰子恺遗臭万年!”等字样的标语,张贴在大街小巷,批斗会一场接着一场。
　　文明被野蛮践踏,公理遭强权摧残,善良的人们只是待宰的羔羊。丰子恺已无权选择自己的命运,允许他做的只有一条,“低头认罪。”
　　起初,丰子恺身处闻所未闻的恶浪的冲击,精神非常紧张。在抄家、斥骂、批斗、隔离逼供的围攻摧残下,一生从未因痛苦悲伤而流过泪的丰子恺,在他白发苍苍的时候,却禁不住流下了屈辱痛苦的泪水。
　　一天中午,丰子恺回到家里,神色异常阴郁。坐在餐桌边,一言不发。女儿一吟端过来一碗饭,他推开了,叫拿酒来。近来他已被迫戒酒多日,妻子怕他酒后出事,让女儿浅浅地倒了一杯给他。他端起酒杯,眉头紧蹙,良久,忽又停杯投箸。他低沉地说:“他们逼我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说如果不承认,就要开大规模的群众大会来批斗我,……”他语言哽噎说不下去,大滴大滴的泪水滴入酒杯里。他又猛然端起酒杯连酒带泪,一饮而尽,然后长叹一声,泪如雨下。他掏出手帕,捂住了脸,泣不成声。
　　然而,丰子恺毕竟是弘一法师的弟子,又曾受过马一浮遇变不惊坦然处世精神的熏陶,哭过之后,他好像摆脱了人世间的烦恼,进入了空灵的境界。“从此他横下一条心,对一切冷眼旁观,处之泰然,无论多么无情的批斗,无论多么残酷的折磨,都不再触动他的心灵。他依旧每天饮酒吟诗,谈笑自若。为了不让家里人为他担心,他回家来干脆不提外头的事,而只是反复吟诵着陶渊明的诗句:‘酒能祛百虑,菊为制颓龄,’‘在世无所须,惟酒与长年’……”
　　在画院的一次批斗会中,造反派把丰子恺按倒在地,用脚踏用皮鞭抽,又在他的背上浇了一桶浆糊,贴上大字报,然后让他双膝下跪低头认罪。批斗会结束后,因他跪得时间太长,站起来时眼前发黑踉踉跄跄又跌倒在地。他回到家后,什么也不说,只是不停地喝酒。妻子和女儿看到他满背的浆糊和疲惫不堪的身躯,痛心得哭了起来,可他仍是强作镇静,反过来安慰她们,说:“我不是照样回来喝酒了吗?不要去谈这些,不要管它,给我把酒斟满一点!”
　　《三毛流浪记》的作者张乐平曾写文回忆:“‘文劫’时期,我们当然在劫难逃。因他是美协上海分会主席,沈柔坚和我是副主席,他挨斗,我俩总要轮流陪斗,坐‘喷气式’,挂牌,一样待遇。有一次在闸北一个工厂被揪斗,我们一到,匆匆被挂上牌子,慌忙推出示众。一出场,使我好生奇怪:往常批斗,总是子恺先生主角,我当配角,而这一次,我竟成了千夫所指,身价倍增。低头一看,原来张冠李戴,把丰子恺的牌子挂到我的脖子上了。我向造反派头头指了胸前,全场哄笑,闹剧变成了喜剧。有时斗完之后,我们同坐一辆三轮车回家,彼此谈笑自如。有一次他问我怎样?我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我问他怎样?他笑着说‘处之泰然。’”
　　有时,丰子恺还会幽默地化解遭受到的污辱和折磨。
　　他的飘飘然的白胡须被造反派剪掉了,他却风趣地对人说:“文化大革命使我年轻了。”
　　有一次夜晚,他被用船载到浦东去批斗,回家后却轻松地说:“今天我作了一次‘浦江夜游’。”
　　不过,丰子恺对待他所遭受的厄运,心情也不可能总是那么平静的。幼子新枚大学毕业,本可留沪工作,因受牵连,改派石家庄一家工厂工作。丰子恺对此闷闷不乐,总觉得自己对不起孩子。但他总是能面对现实的。新枚离沪前,丰子恺要他和已订婚的表妹在沪完婚后再走。可就在新枚结婚的那天晚上,全家人吃团圆晚饭,丰子恺却被拉到离家很远的虹口区去批斗,直到10点多他才冒着雨回来。他从怀里掏出一对小镜子,作为礼品送给新枚夫妇,这对小镜子,他早已买好,在他怀里陪着他一起参加了批斗大会。这晚丰子恺特别高兴,他开怀畅饮,赋诗为新人祝福,诗曰:
　　喜气满新房,新人福慧双。
　　山盟铭肺腑,海誓刻肝肠。
　　月黑灯弥皎,风狂草自香。
　　向平今愿了,美酒进千觞。
　　新枚赴石家庄,丰子恺又写诗志别:
　　结缡才四旬,忽作分飞鸟。幸汝犹未去,伴我数昏晓。
　　我身婴时艰,披星从公早。日暮登归车,翘盼家门道。
　　喜汝倚闾望,相见先问好。扶老入我室,披襟散烦恼。
　　把酒话沧桑,熏烟助欢笑。此景不可常,分携期将到。
　　愿汝赴前程,琴瑟早协调。但得团圆乐,频将好事报。
　　我有养生术,七十如年少。汝今入世途,万事心欲小。
　　胸襟须宽广,达观以为宝。诗中多乐地,醉乡不知老。
　　同心而离居,千金躯善保。他日重相见,先把孙儿抱。
　　丰子恺被关进“牛棚”。每天白天他必须在这里接受改造,批判自己,写没完没了的思想汇报。晚上回家他已精疲力竭,7-8点就睡觉休息。次日凌晨4点起身,6点吃过早饭再去“牛棚”工作,4点到6点是他特意寻找回来的属于自己的两小时。在这一段时间内,他每天在微弱的台灯下悄悄地读书作画,继续从事他视同生命的艺术。
　　他思念远在石家庄的儿子新枚。常和他通信,信中常谈诗论词,做一些文学上的游戏,借以排遣烦闷。如1969年8月的一封信中他写道:“我闲时用各种方法消遣,有时造‘平上去入’四字句(前已告你),有时做‘一声诗’,即个个字用平声,或上声,或去声,或入声。古人有‘全仄诗’:‘月出断岸口,影照别舸背。且独与妇饮,颇胜俗客对。月渐入我席,暝色亦已退。此景最可爱……’以下忘了。我近作了‘去声诗’:‘种豆又种菜,处处要灌溉……’未完,真乃无聊消遣也。”
　　丰子恺盼望着“解放”,盼望有一天不再去坐“牛棚”,盼望有朝一日像过去一样能在家里自由自在的生活。他给新枚的信中多次写道:“我无其他愿望,唯有求吾所大欲———退休家居。”他甚至已经厌恶了上海,他想去石家庄与儿子团聚。“我之所大欲,是退休。据说,大家解放后,才可申请。大约不久了。那时我首先到石家庄。”“倘能如此,我们可以长久团聚了。至于石家庄物质生活条件,我实在看得很轻,不成问题的。只要有酒,我就满足了。”他在1969年10月给新枚的信中,有一首集古诗词句云:
　　看花携酒去,携来朱门家。
　　动即到君家,几日喜春晴。
　　冷落清秋节,可汗大点兵。
　　莫得同车归,死者长已矣。
　　玄鸟殊安适,客行虽云乐。
　　这是一首嵌字诗,内隐一句话:“看来到春节可得长安乐。”
　　然而,丰子恺对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他离解放还早,他的愿望并不能实现。
　　1969年深秋,丰子恺被下放到乡下进行劳动改造。丰一吟曾有过一段回忆。因天气渐冷,丰一吟带了一包寒衣给父亲送去,她来到生产队正不知去哪儿寻找,看到一块棉花地里,一个白发苍苍老态龙钟的老人,正低着头,动作迟缓地摘棉花,她便走过去向老人打听。老人抬起头来,一吟不由地一惊,眼前这位老人不正是爸爸么?只见他头发又长又乱,脸色憔悴,神态萎靡,两眼泪汪汪的,胸前挂着一只破旧的棉花袋。
　　丰子恺用手擦了擦迎风流泪的双眼,仔细一看,认出是女儿一吟,很感意外。一吟向他说明来意,又问他的生活情况,他总说:“很好,很好,别人过得惯的,我也过得惯”,又说“我们抗日战争期间的逃难生活也过来了,现在就当它逃难嘛!”
　　收工后,一吟来到父亲的住处,一所低矮的农舍,一进门就是地铺,潮湿的泥地上铺着稻草,并排着一副副被褥和蚊帐,屋顶上还有个很大的洞,门口的河浜,就是他们洗脸的地方。一吟担心,天寒地冻的时候,72岁的老人在这里将怎样生活呢?丰子恺看出了女儿的担忧,风趣地说:“地当床,天当被,还有一河浜的洗脸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
　　然而,无论丰子恺如何达观,一个70多岁的老人对恶劣环境的承受毕竟是有限的。他在乡下劳动时,为应付晚上的紧急集合,总是和衣而睡;严寒袭来,雪花从屋顶的破洞中飘落在他的枕边和身上,他终于病倒了。1970年2月,又转成中毒性肺炎。他在病床上一连数日昏迷不醒,说胡话。苏醒后,他向家人反复问的是:“我有了病,今后是不是可以留在家里了?”他以前有过肺结核病史,医生检查出他的肺结核病复发时,他竟非常高兴,因为他可以凭医生的病假单在家休息了。这时他的腿部又受伤,只能卧床休息,他终于可以长时间地回到家中生活了,他是多么的高兴啊!他给新枚的一首诗,是这样写的:
　　晚岁命运恶,病肺又病足。
　　日夜卧床榻,食面或食粥。
　　切勿诉苦闷,寂寞便是福。
　　丰一吟回忆说:“他拿回来的药,后来我们才知道,在我们不看见的时候,他是不吃的,在他去世以后,我们发现剩下许多药。爸爸显然为的是希望病得更长久些,在他那已经剩下不多的晚年可以留在家里从事他喜爱的、必须做的工作。”
　　一场大病差点要了丰子恺的命,然而在病中,他的艺术生命却得以复苏,他的精神得到了解放,他的艺术生涯的辉煌的晚景,躲过了凄风苦雨的袭击,悄悄地出现了。1970年11月,他给新枚的信中说:“病照旧,情况亦照旧,荏苒光阴,又近年终。韶华之贱,无过于今日了。”他写的《病中口占》一诗曰:
　　风风雨雨忆前尘,七十年来剩此生。
　　满眼儿孙皆俊秀,未须寂寞养残生。
　　他要找回属于自己的世界。在卧榻上他阅读了大量的古典小说、诗词,每天早晨还坚持临摹碑帖,在重读《红楼梦》后,还写了《红楼杂咏》34首诗。
　　进入1971年,随着病情的好转,丰子恺也加大了他的“地下活动”的工作量。他在这一年9月给新枚的信中写道:“我每日七时上床,至迟八时入睡。四时起来,已睡八小时,不为少矣。四时人静,写作甚利。你说我笔力比前健,我自己也认为如此,所以最近的画实比往昔者为胜,你与胡治均,是最忠实的保管者。”丰子恺从这年起又畅游在了写文、作画和翻译的艺术世界。信中提到的胡治均是丰子恺的私塾弟子。他早年是上海的一家小店的店员,因喜欢丰子恺的漫画,1947年经人引荐认识丰子恺,拜师学艺。胡治均为人忠厚,虽读书不多,但慧眼颇深,得到丰子恺的赏识。丰子恺送给胡治均第一幅画是《双松图》,上题“门前双松,终岁青葱,不识衰荣”,又跋:“此画作于重庆,因爱双松之姿,收为缘缘堂自藏。今赠于新相知治均仁弟留作永念。”丰子恺还送给胡治均《率真集》、《缘缘堂随笔》等书,并嘱他读后要写体会和意见。胡治均遵从老师安排,一一细读,函复相告。从这时起,丰子恺把自己新作的漫画,常常要多画一幅赠给胡治均,截止到“文革”前夕,胡治均已收到老师的赠画300多幅,他曾荣幸地说,齐白石自称“三百石印富翁”,我亦可仿称“三百幅画富翁”。
　　“文革”中,胡治均受到冲击和追查,他在万般无奈时,从珍藏的丰老师赠画中选出10多幅,藏到领袖像和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条幅背后。剩下的300来幅他怕被抄出累及师长,在一天凌晨他来到江边,含泪将画稿沉入江底。1969年胡治均被“解放”,他来到“日月楼”,在老师面前,失声痛哭:“我对不住老师,未能全保住您的画稿……”丰子恺安慰他说:“不要难过,如此大劫大难,谁有本事逃得过!只要人不死,就是大幸……我不死,还有手,我会给你再画的。”
　　此后,丰子恺不顾病体的虚弱坚持作画,他叮嘱胡治均每周来一次。每周丰子恺总会给他一个封好的信封,让他藏好回家再拆,每个信封内装着一至二幅画。周周如此,从不间断,不到两年,胡治均存画已有70多幅。1971年秋的一天,丰子恺送给胡治均一个亲手糊制的大信封,上用铅笔写着《敝帚自珍》四个大字,旁写四个小字:“交治均藏”。内装画70余幅,还有一纸,系自序,其中有言曰:“今老矣……然旧作都已散失,因追忆画题,以新绘制,得七十余帧。虽甚草率,而笔力反胜于昔。因名之曰敝帚自珍,交爱我者藏之。今生画缘尽于此矣。”
　　《敝帚自珍》确是丰子恺最后绘制的画稿,但他辍笔的时间不在1971年。他的晚年因多病,右肩麻木,已不便作画,他也多次说过画缘已尽的话,但在他身体许可时,他仍是照作不止。他晚年送画最多的除胡治均外,还有他的小儿子新枚。每有新作他总会随信寄给新枚,给胡治均的《敝帚自珍》,新枚同样珍藏着一份。1971年10月,丰子恺给新枚去信说:“以后来信,用‘语录’二字代‘画’字。……过去寄你的‘语录’,已超过七十余幅,那序文将来要改。因当有新的‘语录’续作。”1973年1月23日去信说:“前挂号寄出画卷,此乃最后一批,暂不再画。连前共有一百七十一幅,你可封起来,闲时欣赏。”
　　1972年底,丰子恺被“解放”,审查结论是,“不戴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帽子,酌情发给生活费。”他写信告诉新枚:“他们解放我,使我精神愉快,亲朋都为我庆贺,此精神上的收获,已属可贵。‘皇恩浩荡’,应该‘感激涕零’。”不论如何,丰子恺终于可自由留在家中了。大概正是从这一年起,为纪念弘一大师百年冥寿,他开始绘制一百幅《护生画集》第六册。后交广洽法师于1979年10月在香港出版。
　　丰子恺被“解放”后,向他索要书画的人又多起来,1973年4月他给新枚写信说:“近来素不相识之人登门求画者甚多,来意至诚,我也不便拒绝,每晨替他们画。有两幅,好看,附给你们。”然而在1974年,评法批儒运动中,有些画被人公之于世,强行定为“黑画”,竭尽附会诬蔑之能事,丰子恺再次遭到批斗。
　　“自今以后,我一定小心。足不出户,墨也不出户。真不得已。”
　　“前信我说‘足不出户,墨不出门’。今应改为‘画不出门’。因求字者甚多,未便拂其意,写毛主席诗词,万无一失。求画者,婉谢之。”
　　“我现在日长无事,看《三国演义》,饮酒。来索字画者甚多。但我多写字,少作画,写字用鲁迅诗,画总是《东风浩荡,扶摇直上》(儿童放纸鸢),或者《种瓜得瓜》。”
　　以上节录的是丰子恺在1974年给新枚的几封信,从这看出,丰子恺的画缘至此已是不得不尽,而且是真的已尽了。
　　1971年,丰子恺在读古书时,看到有意义的故事,用白话译出,写成《旧闻选译》一册,寄与新枚收藏。从1971年4月起,丰子恺开始写《往事琐记》,大约到1973年为止,共写33篇文章,这就是收入1992年6月出版的《丰子恺文集》第六册中的《缘缘堂续笔》。
　　33篇《往事琐记》大部分是对遥远往事的回忆,描写自己孩提时所见的情景和生活感受。这文章一如他过去的风格,平易、质朴、自然、清新、隽永、潇洒,初读时,很难想象这是作者在风雨如晦的岁月中,以多病之躯,不避险恶,秘密写出的!《往事琐记》没有欺世的造作,没有可厌的涂饰,没有虚伪的拔高,它是对人性美的抒发,把人还原为人,写出了一个合乎情理的通人性的有情世界。远离造神运动建立起来的虚妄的神的世界,赞美的是充满真诚和活力的实实在在的生活。它是丰子恺真诚个性和真挚感情的倾诉和表现。毫不夸张地说在当中国几乎所有的文人作家都已投笔虚度的年代里,丰子恺的创作实在是一个奇迹,柯灵、王西彦等著名作家都认为,这样的事,在新文学史上是少见的。
　　不过,在这一时期(1970-1972年)丰子恺很多的精力还是用在日本古典小说的翻译上,这一方面是出于他对日本古典文学的喜爱,另一方面也是出于稳妥的考虑。因当时丰子恺的文章和画惹出很多麻烦,家人对他曾频繁地劝止,一吟还把他的笔墨收藏了起来。他对一吟说过:“你拿走了我的笔墨比挖了我的心肝还痛苦,赶快还给我吧!”“我现在不再画了,我在译日本古典小说,你放心了吧。”从1970年到1972年,丰子恺翻译出了《落洼物语》、《竹取物语》和《伊势物语》,这三部物语都是成书在10世纪,对日本文学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源氏物语》就是在继承这三部物语的艺术传统上而写的。这三书后于1984年2月以《落洼物语》为总书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71年,丰子恺开始翻译《大乘起信论》。他在这一年的6月27日给新枚的信中写道:“昨日我忽然想起一件工作,是极有意义的,佛教中有一重要著作,叫做《大乘起信论》,是马鸣王(印度人)菩萨所著。日本人详加注解,使人便于理解。我当年读此书颇受感动,因而信奉佛教。……今拟每日早晨译若干。”
　　此书于1973年译出,署无名氏,交广洽法师由新加坡薝蔔院出版。丰子恺在这一年8月17日给广洽法师去信说:“《大乘起信论》已蒙刊行,费坡币壹万有余,足见尊处信善勇于弘法,深可感佩。我国规例,对宗教信仰可以自由,但不宜宣传。弟今乃私下在海外宣传,故不敢具名,而用‘无名氏’也。因此弟不便自写序文。若由别人作序,说出此‘无名氏’为谁,则无不可。因毕竟无大罪过也。”
　　丰子恺的一生具有极强的艺术表现力,在他的艺术生涯中几乎走遍艺术的各个领域,直到晚年,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仍不停地写文、作画和翻译。然而他的艺术生命的表达形式虽是一贯的,但他晚年的心境与过去是不尽相同的。过去,无论是“显正”或“斥妄”,他的艺术的表达从来是自由的有感而发、直抒胸臆的,即使在日寇炮火的轰逼下,他的艺术的表现力也从未受阻,他要写的、画的、说的,就是他的欢乐、痛苦和向往等内心情感,他画的漫画,漫不经心;他写的散文,随心所欲;他的议论,畅所欲言,这是丰子恺的本色。然而晚年的丰子恺,他的命运已由不得他自己选择,他必须任人摆布,还要表示心甘情愿;由人宰割,又不能有丝毫怨言。时代不允许他有丝毫的人格自尊,允许他说的做的,只能是糟踏自己、歌功颂德。他真实的自我,只能拖着病弱的身体躲开别人的监视,在清晨静悄悄的卧室中寻找回来。
　　他翻译日本古典物语,多半是借以排遣沉闷,(1972年8月给新枚信:“我最近早上翻译日本古典物语,很有兴味,因此幽居小楼,不觉沉闷,日饮啤酒二瓶,高级烟十余支,自得其乐。”)他的《敝帚自珍》,是旧画新绘。正像他说的是喜其美妙天真,借以陶情适性,排遣世虑。他的《往事琐记》,是“暂时脱离尘世”,把自己寄托于遥远的往昔。他译《大乘起信论》,是找回自己精神寄托的所在,他觉得这比写《往事琐记》托诸往昔更有意义。他在1973年给广洽的信中说:“弟自幼受弘一大师指示,对佛教信仰极深,至老不能变心。”他在1971年写信告诉新枚说,他译《大乘起信论》,“对佛法实有极大的功德,此事比‘琐记’等有意义得多。”
　　他晚年的“我之大欲,就是退居家中”其实是对过去生活的一种留恋和希望。他在斗室中的所思、所写可说都是对故我的一种回归。
　　在丰子恺一生中,给予他思想或精神上巨大影响的,除了弘一法师及夏丏尊和马一浮之外,还有两个人。一是古代的陶渊明,从丰子恺的闲适、飘逸、纯真等人生态度上,处处可以看出陶渊明照在他身上的影子,有人干脆把他比作20世纪的陶渊明。对丰子恺产生较大影响的另一个人,是日本作家夏目漱石。夏目漱石,原名夏目金之助,雅号“漱石”。1867年生于江户(现东京),从小受汉诗文熏陶,1900年留学英国,回国后执教于东京帝国大学,并开始文学创作。《我是猫》作于1905年,是他的处女作,也是他的成名作。《旅宿》(草枕)写于1906年,是他的第三部小说。他的作品,基调暗淡,大多描写知识分子的孤独、彷徨、苦闷和为逃脱现实所作的某种努力。《旅宿》写一个超然物外的画家,徒步旅行到穷乡僻壤的见闻和观感。竭力渲染了一个风景绚丽的世外桃源,充分表露了作者憎恶现实和向往世外桃源的思想情感。
　　丰子恺早年就喜读夏目漱石的作品,在他早期的随笔中,表露过与夏目漱石同样的思想情感。1958年他曾把《旅宿》释成中文,收在《夏目漱石选集》第二卷中,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74年,丰子恺在苦闷中,重新翻译了《旅宿》,从这也可看出,夏目漱石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在《往事琐记》中,有两篇文章,丰子恺引用了《旅宿》中的话,而这两篇文章表现出的思想情感,正是他晚年心境的透露。在《暂时脱离尘世》的开篇,丰子恺就引一段《旅宿》中的话:“苦痛、愤怒、叫嚣、哭泣,是附着在人世间的。我也在三十年间经历过来,此中况味尝得够腻了。腻了还要在戏剧、小说中反复体验同样的刺激,真吃不消。我们喜爱的诗,不是鼓吹世俗人情的东西,是放弃俗念,使心地暂时脱离尘世的诗。”接着丰子恺说:“夏目漱石是一个最像人的人。今世有许多人外貌是人,而实际很不像人,倒像一架机器。这架机器里装满着苦痛、愤怒、叫嚣、哭泣等力量,随时可以应用。即所谓‘冰炭满怀抱’也。他们非但不觉得吃不消,并且认为做人应当如此,不,做机器应当如此。……苦痛、愤怒、叫嚣、哭泣,是附着在人世间的,人当然不能避免。但请注意‘暂时’这两个字,‘暂时脱离尘世’,是快适的,是安乐的,是营养的。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大家知道是虚幻的,是乌托邦,但是大家喜欢一读,就为了他能使人暂时脱离尘世。……人生真乃意味深长,这使我常常怀念夏目漱石。”
　　在《塘栖》一文中的开篇,丰子恺同样是引用了《旅宿》中的一段话:“像火车那样足以代表二十世纪的文明的东西,恐怕没有了。把几百个人装在同样的箱子里蓦然地拉走,毫不留情。被装进在箱子里的许多人,必须大家用同样的速度奔向同一车站,同样地熏沐蒸汽的恩泽。别人都说乘火车,我说是装进火车里。别人都说乘了火车走,我说被火车搬运。像火车那样蔑视个性的东西是没有了……”
　　接着丰子恺写道:“我翻译这篇小说时,一面非笑这位夏目先生的顽固,一面体谅他的心情。在二十世纪中,这样重视个性,这样嫌恶物质文明的,恐怕没有了。有之,还有一个我,我自己也怀着和他同样的心情呢。”
　　丰子恺一生闲适从容,不汲汲于名利,极看重生活情趣,他把夏目漱石视为知己,说:“知我者,其夏目漱石乎?”
　　丰子恺的超凡脱俗的心态,应当说是始终一贯的,只是早年显得更为从容自主和随心所欲,只要愿意,他可以站在讲台成为传道授业解惑的先生,也可以成为世外桃源缘缘堂的主人,还可以成为“四大皆空”的佛家居士。而晚年的丰子恺没有那么多愿望,他只想求其所大欲,即退休家居。他也没有那么多可以,他可以做的,只是低头认罪。他晚年的超凡脱俗,只在他的心中,他想借助写文、作画、翻译,以“暂时脱离尘世”,而他却并没有写文、作画、翻译的自由,即使他在晨曦中悄悄写出、画出、译出的东西,也只能“交爱我者藏之”,他的心是超脱的,也是无可奈何的、寂寞痛苦的。
　　1973年3月,获得“自由”的丰子恺,在弟子胡治均的陪同下重游杭州,探望了他的胞姐丰梦忍。杭州是他的第二故乡,抗战时期他曾被迫离开它9年,“文革”以来,一别又是8年。这是一个永远让他怀恋的地方。然而,杭州已不是过去的杭州,虎跑寺弘一法师的纪念塔早已被拆除,马一浮也早被逐出蒋庄,于1967年与世长辞了。此行丰子恺的心情并不愉快,一星期后,即返回上海。
　　1975年4月,丰子恺由弟子胡治均和女儿麟先陪同,重返故乡石门湾探亲。这里有他儿时的梦幻,缘缘堂的悲欢和纯朴的乡亲。38年过去,他漂泊四方,尝遍人生的酸甜苦辣,直到生命的暮年,他的心中梦魂萦绕的还是他的故乡石门湾。
　　丰子恺回乡的消息不胫而走。他来到南深浜,村民们纷纷赶来欢迎和问候,他在妹妹雪雪家住了几天,坐船到石门镇。他本想坐船绕镇一周,浏览一下故乡的全貌,可石门湾的乡亲们早已不约而同地来到岸边,等待、欢迎他的人群挤满了整个岸边和桥头。他的心情非常激动,他在船上频频向岸上的乡亲们招手致意。他匆忙弃船登岸,可他一上岸,立即被乡亲们围了起来,一些依稀还认识的老人不断地与他打招呼,年青人也都想来看看他们家乡的大名人,他在乡亲们的前呼后拥中走进石门镇。
　　丰子恺在家乡的每一天,前来拜访问候的乡亲们,总是接连不断,他们给他送来很多家乡特产,他写了很多幅字,送给乡亲们。他写的字幅多数是贺知章的《回乡偶记》:“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有的条幅上,他还写上这样的跋语:“离乡近四十年,乍归来,亲友凋零,儿童长大,屋舍全新,园林畅茂,如渔人之入桃源仙境,亦惊亦喜!”
　　丰子恺在石门湾的每一次探旧寻访,跟随围观的人群总是人山人海。他在亲友的伴随下参观了石门湾市容,重游了缘缘堂旧址和童年时游戏的木场桥,他还参观了小时候读书的学校西竺庵……
　　他回故乡,原准备停留一周,结果住了12天。石门湾还像过去,古朴、纯厚,充满诗情画意,他在饱尝了浊世的辛酸,拖着疲惫的身心,回到它的怀抱时,它仍是那么慈祥、温情、亲切,他在这里找回了儿时的欢笑,也找回了人间的温暖,他真想在这里长住下去。他是依依不舍地向它道别的,他还想明年再回来。
　　1975年8月,丰子恺手臂麻木,低烧不退。8月15日,得知胞姐丰满病逝,心情悲痛,病情转重,随即住进大华医院。9月2日转到华山医院,经检查诊断,患右叶肺癌,已转移到脑部。因脑部神经受压,丰子恺的右腿右手已不能动,舌头也发僵,说话困难。新枚接电报立即从石家庄赶回上海侍奉。病榻上,丰子恺讷讷欲言,打手势,一吟看出他的意思,以前他说过,要把藏在家中的《落洼物语》等3部物语译稿,交给新枚保藏。一吟向父亲说明理解的意思,丰子恺放心地连连点头,好像完成了一桩心事。
　　1975年9月15日中午12时零8分,丰子恺在上海与世长辞,享年77岁。
　　一代艺术家就这样和我们永别了。他的晚年是凄凉的,他的死后也是寂寞的。他把一生原原本本献给了艺术,而后人编写的历史,却很少提到他;他一生慈悲为怀,纯朴坦诚,但理解他的人又实在太少。他在纯如太古的心田中谱写的乐章,只有那些怀抱平常心的人,才能读懂。“诸行无常、寂灭为乐”,他是参透人生真义的无上智者,在他心中自有一片净土。“花枝春满,天心月圆”,涅槃入寂,往生西方,想他临走时一定也是“悲欣交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