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师明贤 我的作用就是打开一个通道

法师明贤 我的作用就是打开一个通道
　　□ 徐振江　《南方人物周刊》 2006年第13期
　　他曾四处托钵化缘,他会找一些别人认为不容易化到的地方:商店,一个小气鬼,或者酒醉熏天的年轻人。他伸手:施主啊,我是出家人,没有食品,你能施舍给我们吃的吗?
　　5月9日,法师明贤回到江西佛学院后,他的电话一直在响,连他自己都知道,自己的生活,已经不可能再像原来那样平静了。作为学院的一名老师,他正找人代课,组委会要求他,在出发前把所有的事情都办理好。
　　两个多月后的7月20日,作为“重走唐僧西行路”的大陆代表,他将用120天的时间,从西安出发,沿着玄奘取经的路线,经过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尼泊尔、巴基斯坦,到达印度的那烂陀寺,而1300年前,这段路玄奘走了19年。
　　不要人为造就不必要的障碍
　　其实在两年前,明贤就知道了“重走唐僧路”这个活动。也有人想推荐他,但一开始他并没有关注。
　　“当时我不屑一顾,认为这是一个纯商业的活动,后来可能因为我的一些学术影响吧,组委会通过各种渠道邀请我到广州,很诚恳,作为一个出家人,我的性格就是随缘,拒绝的话说不出口,就去了。”
　　明贤说,在教学期间,他一直都在思考文化交流和佛教的探索,包括一些佛教思想的调整、改革等,“了解情况后才发现,其实这个活动是很符合中印两国文化交流这个大趋势的,这不仅是两个人的活动,还是一个大的文化交流活动。虽然这个活动有一些商业性质,但不是我服从这个活动,而是这个活动整个服从了我的思想脉搏,所以我愿意投入。”
　　活动在广州千年古刹光孝寺启动后,质疑的声音也随之而来,有人评论说:当年玄奘只身上路,没有任何后援补给,而本次重走唐僧路,不仅有先遣队,还有护送车队,这与玄奘坚忍不拔、不畏艰苦的精神根本就是违背的。
　　但明贤不这样认为,“不要人为地造就一些不必要的障碍,如果能够达到交流这个目的,任何先进工具都是可以采用的。玄奘大师给世界文化融合写下了重要的篇章,如果当时有千军万马,有车有船送他去,我想玄奘大师也不会拒绝的。”
　　没有给这个活动赋予太多的意义,明贤淡淡地说:我们去的目的,是打开一个通道,这个作用能够起好就不错了。
　　两次逃跑的出家过程
　　这位33岁的法师当时皈依佛门,是通过两次逃跑来完成的。
　　他自己说,12岁开始,他就对佛学产生浓厚的兴趣,高中快毕业时,他四处打听有没有学生就可以参加的佛教活动,一位武汉的法师向他推荐——江西云居山真如寺很好,冬天有禅七(一种佛教聚会活动)可以参加。于是,他只身来了解云居山,参加完禅七,他想留下来皈依佛门。但山上的师父说,不行,你的身份证、户口不在这里,你得回去把它办理好,让你父母签订一个同意你出家的证明再来吧。
　　他的家乡在郊区农村,父亲是村里的一个干部,他们拥有那个年代父母对子女的共同期望:通过高考,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过上另外一种生活。
　　虽然有心理准备,但是父母强烈的反对仍然让他惊讶不已,于是,他想到了逃离。
　　第一次逃跑,他躲在湖北的一个寺院,后来被家里找到了,“锁在家里了”,第二次逃跑,他跑到了江西真如寺,当时没有电话,寺里连电都没有,他的父母没有找到这位寄托了他们全部希望的儿子。直到八年后,寺院有了第一部电话,姐姐通过各种渠道,把电话打到寺院里,这才找到了弟弟。
　　那是明贤一段永远的回忆,找到他后的第三年,母亲病了,癌症,子宫肌瘤。明贤赶到家,她已经上了手术台。是儿子从手术台把她移到床上,又推着病床,把她推出了手术室,在路上,她对这个又爱又恨的儿子说一句话:假如我死了,也知足了。
　　很幸运,手术成功。手术结束以后,明贤悄悄地离开了,从新开始他的僧侣生活。
　　在江西、山西,他都曾托钵化缘,不是仅仅为了填饱肚子。他会找一些别人认为不是太容易化到的地方,一家商店,一个小气鬼,或者一个是酒醉熏天的年轻人。他伸手,施主啊,我是出家人,没有食品,你能施舍给我们吃的吗?
　　他遇到过很多情况,有人直接把自己的食品分给他,也有人不屑一顾,或者干脆骂他,有一次,人家看见他,立即把门关上。
　　但他并不后悔,“通过这些人,我能够了解到他们对施舍的态度,能够让我们看到真实的民情,他们会不会给他们的朋友、会不会给他们的亲人帮助?我从中了解到人们心里面缺乏什么东西。”
　　他很遗憾,现在的很多僧人,都不在托钵化缘了,“这让僧人缺乏了了解社会的机会;托钵化缘,你接受人家的施舍,能够让一个修行人减少傲慢性,这是一个合格出家人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条件。”
　　明贤似乎也明白,这次“重走唐僧路”后,会有很多活动等待着他参加,“我在关注着几所比较困难的佛学院、寺院,佛学院能够让僧人接受教育,寺院建立后能够救济很多居民,让一些小孩子能上学,假如以后活动能够对这些有帮助,我愿意去参与。如果仅仅是热闹,那还不如实实在在在佛学院教书好,或者,我会选择隐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