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清代的佛教与政治

试谈清代的佛教与政治
　　□ 崔玉卿　《理论探索》 2007年第04期
　　〔摘要〕 考察清代历史，有必要研究政治与佛教的关系。清代统治者入关后，沿袭了明朝的政策，设置僧录司，并运用相应的律例规范僧尼的活动，并废除了沿续千年的度牒制度。顺治帝、雍正帝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利用佛教加强了清王朝的统治。顺治统治时期，金印册封达赖对稳定蒙藏地区起了积极作用。雍正所著佛教著作则较系统的阐述了佛教政治思想。
　　〔关键词〕 清代，佛教，政治
　　〔中图分类号〕B9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07)04-0132-03
　　一
　　早在满族统治者入关以前，清代统治者建立的割据政权就从元朝那里接受了佛教，改变了其崇信萨满教的传统习惯。到明神宗万历四十三年(1615)，即清太祖努尔哈赤建立“后金”的前一年，就在赫图阿拉(俗称“老城”)城外兴建佛教寺院，历时三年，共修建了七座寺庙。太宗皇太极即位之后，继承其父的佛教政策，在其不断扩张的过程中，仍然对佛教多有保护。
　　清代的国策多数承自明代，康熙帝就说：我大清朝事例，多因袭明朝。在佛教政策上，自然也不例外。当时，从中央到地方都仿照明朝设置了寺僧衙门，以掌管佛教事务。如天聪六年(1632)，后金(清)规定由僧录司综理各地庙宇，凡是能诵持一经，遵守佛教清规戒律的，均为他们发放度牒，使他们具有合法的身份。入住北京后，清政权即以僧录司作为管理佛教事务的衙门。据《大清会典》卷五《礼部·祠祭清吏司·方伎》记载：凡有愿出家为僧者，设置首领以约束他们。在京师，这样的机构就叫做僧录司。其中设正印、副印，左、右善世，阐教，讲经，觉义，并各配于相当品级的官位，如左、右善世二人就相当于正六品官。另在京城的东、南、西、北、中、东南、西南各城和西城的南路共八处，每一处设协理一人。除中央外，各直省也有相应处理佛教事务的机构。府一级设僧纲二人，州一级设僧正一名，县一级设僧会一人。这些职位均选至朴实严谨之人担任，任职期间，不穿官服，仍着常服，与朝廷命官严格加以区分。
　　当然，有管理佛教的衙门，也就会有相应的律例来规定僧尼的行为。如《大清律例》卷八《户律·户役·私创庵院及私度僧道》就对建设寺院及僧徒行为有详细规定：(1)不许私自创建、增置寺观庵院，违犯禁令者，杖责一百下，僧人令还俗，发配边远地区充军，尼姑则收为官奴。所占地基及建筑材料一律没收入官。(2)不许私自剃度。若没有合法的出家手续(度牒)而私自剃度者，杖责八十下；如果责任在其家长，则由家长受罚，所度的寺院住持及受业师参与非法剃度，与被剃度者同罪，勒令还俗。(3)具体规定了出家、创建寺院的条件。如家中不足三人，或已超过16岁者均不准出家。如若违令出家，则枷禁一月，并罪及僧官及寺院住持，或罢职或令还俗；僧人犯禁当还俗而仍于原寺院潜住者，枷禁一月，僧官及寺院知而不举，按违律处置；民间若愿建造寺庵者，须上呈批准，方得动工，否则即违律；僧人年满四十才准招收门徒一人，如年未足四十或超过一人者，照律令鞭笞四十，僧官隐瞒不报者同罪，所超生徒，勒令还俗。(4)律例还规定如僧人作奸犯科，与平民同等治罪；如违犯戒规，重者也要受刑律处置。
　　这些针对僧尼的法律涉及了佛教各方面：从出家、建寺到僧人犯戒直至违法都有严格的处罚规定。这些措施保证了僧人队伍的质量，使之不至于过多过滥。另一方面，也严防有人利用佛教从事反抗清朝统治的活动。当然，这些律令有很多流于形式，并未真正实施。其中僧人出家的合法手续——度牒的发放就时松时紧，直止废除。顺治十七年(1660)时，下令免费发放度牒，此举使官方掌握的僧人人数激增。针对这种情况，清政府又明令度牒可以师徒相授，朝廷不再另发新牒，表面上看是要控制度牒发放，但实际上却是承认了私度的合法性。官方掌握的僧尼人数大大低于实际人数。雍正年间，采取了“摊丁入亩”的赋税改革，将人丁税与田亩税合、依据占有的土地面积统一征收赋税。这样，具有免税作用的度牒也就失去了意义，因而在乾隆十九(1753)年正式废止度牒制度。这样，实行了近千年的度牒制度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二
　　清代前期的几位帝王与佛教的关系，也是佛教史上比较特殊的现象。
　　清政府定鼎北京后，年仅六岁的爱新觉罗·福临登极，成为入关后清代第一位皇帝，庙号世祖，年号顺治。顺治虽然仅活了24岁，但其短暂的帝王生涯却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顺治九年(1653)十二月十五日，为了从政治上安抚和联合蒙藏地区，在顺治帝的屡次邀请下，五世达赖喇嘛到达北京，顺治帝在南苑接见了五世达赖喇嘛，达赖进贡了所带的马匹等，顺治帝福临拨给达赖九万两银作为布施，并安排达赖住在特为其建造的黄寺。
　　顺治十年四月二十日，清世祖又遣礼部尚书觉郎球、理藩院侍郎席达扎等，前往代噶册封达赖。册封的金册金印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大意如下：朕以为世间、出世间，因宗旨不同，故设教也有所不同，但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明心见性，教化世间。达赖喇嘛素来德行高深，定慧之学兼修，色空之旨俱悟，教化西土，名望被于东方，朕很是嘉许他的德行，特赐以金印，册封其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
　　通过金印册封达赖，清政府加强了对西藏地区的控制，同时也使得信奉喇嘛教的蒙古各族纷纷归顺清朝政府，对稳定蒙藏地区有积极的作用。
　　顺治本人对佛教也有很深的信仰，曾经自称“吾本西方一衲于，为何落在帝王家”，和僧人过往甚密。据记载，对顺治信仰产生影响的主要是临济系的憨璞性聪、木陈道和玉林通禅师。他们深得顺治帝的信任，相处甚契。顺治十五年(1658)，顺治帝最宠爱的皇妃董鄂妃所生之皇四子早夭，对顺治打击很大，此后他有了出家的想法。顺治十七年(1660)，在董鄂妃久病去世后，顺治帝决意出家，并招来僧人为他剃发，后在玉林通禅师的苦劝之下未果，其后不久即因染天花之疾驾崩。因顺治帝曾剃发，加之康熙帝屡次驾幸五台山，所以就有一种传说，认为顺治并未死，而是出家五台山为僧。此说经陈垣等史学前辈考证为非，证明顺治确系死于天花，藏在孝陵。
　　顺治帝后，圣祖康熙、世宗雍正、高宗乾隆是清代较有作为的皇帝，“康雍乾”三朝被称为清代的盛世。在他们统治期间，即使他们本人不信仰佛教，出于统治需要，也或多或少地对佛教进行了扶持。其中清世宗雍正自比和尚，参与僧诤，编写语录，直接干预佛教事务，对于清一代的佛教产生了重要影响。
　　雍正著有《拣魔辨异录》、《御选语录》等佛教著作，从中大致可以看出雍正的佛教思想：
　　第一，力主儒佛道合一。为了使封建社会中的三种主要思想潮流并行不悖地为清王朝服务，雍正抓住它们之中的一些共同点，加以揉合。他认为儒释道三家都是促人觉悟的，其理、道是一致的。比如劝人为善弃恶，儒家用五常之说，佛教用五戒十善，目的都是要导人以善。又如就天命论而言，儒家讲究天人感应说，而佛家则用五道轮回说去解释。雍正为了融通释道，更是在御选的佛教语录中收入了“紫阳真人”张伯端，并封号为“大慈圆通禅仙紫阳真人”。张伯端是宋代道教徒中三教合一论的提倡者。张氏认为道教修炼成仙如未明本性，仍会滞于虚幻的形体，因此他把禅宗“明心见性”的说法，作为道士的必修课目。
　　清世宗主张儒释道一致，无非是在正统的儒学之外，再为释道特别是佛教确立一个地位。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其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即使像雍正这样对佛教颇具信仰的帝王，对儒学仍十分尊崇，如他钦定孔子诞辰为大祠节日。他之所以把佛、道、儒融合在一起，一方面是为自己信佛辩解，另一方面也借以抬高佛教的地位。
　　第二，宗教合一。所谓“宗”，即“宗门”，指禅宗。所谓“教”，即“教门”。自唐代禅宗号称“教外别传”、“以心传心”后，禅宗即以宗门自居，而视其他佛教派别为教门。相对说，“宗门”僧人注重禅定实践；“教门”僧人则侧重讲经说法。清世宗雍正很早以前就表示过对禅宗的轻视，特别是对禅宗单以语录为参究对象的参禅方式，尤为反感。他极力倡导宗门与教门的合一，所以在《御选语录》中，僧肇就是第一个被选中的僧人。雍正对为什么选辑僧肇语录也有个解释：“朕阅肇法师所作《般若无知》、《涅无名》、《空有不迁》、《形山密宝》诸论，若不是深明宗旨，何能明白如是?照此法讲经，正是禅宗所谓不立文字。”①雍正选择极富玄学色彩的僧肇著作的意图十分明显，即通过强调讲经的重要性、教门的重要性，达到宗与教的融合。
　　第三，反对禅宗呵佛骂祖的行为。禅宗发展到后期，约在禅宗五家盛行的时代，一批禅师认为佛一旦成为偶像、权威，就会障碍解脱，必须加以破斥，这就是呵佛骂祖行为出现的原因。雍正对此种行为十分反感，把这些禅师一概排除于《御选语录》之外，如“傅大士、大珠海、丹霞天然、德山宣鉴”等虽为历代所推崇的宗门巨匠，雍正却认为他们“无一可入选者”，并对他们大加鞭挞。雍正认为，佛教徒既然以佛祖为其祖父，岂能信口辱骂?这样做，犹如家之逆子、国之逆臣。因此这些“狂参妄作”禅师的语录不仅不能选，禅师本人也是“人天共嫉、天地不容”的逆子逆臣。
　　第四，雍正的禅法。雍正认为，从古至今刻苦参禅的人，“如麻似粟，而了悟自心者，凤毛麟角”，而他就是其中的一人。《御选语录》中《和硕雍亲王圆明居士语录》和《当今法会》两篇，就是雍正参禅论道的纪录，从中可窥见其禅法之一斑：“一日王云：这件事，因在内所以不在外，因在外所以不在内，因不在内外所以在内外，因在内所以不在内外。……此事须实踏不二心地，非知识可解者。参！”“除夕，有一僧问：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王《雍正》云：岁月蹉跎，何暇戏论。云：小僧是至心真实请问。王云：来年此月此日此时向汝道。僧礼谢。王取笔签一押，云：立此存照。”
　　从这两段语录可以看出，雍正虽然极其反感当时流行的参究语录的修行方式，但他也不能摆脱它的影响。前一段话犹如一段绕口令，但重点落在最后一句话，即“非知识可解者”，准确地把握了禅宗的宗旨：禅非知识，不是理智分别的对象。后一段话讨论的是禅宗中的老问题“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同“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如何是佛”等问题一样，是禅师们经常提到的话头，宗师们对这类问题的回答也各有千秋，目的只有一个：截断发问者的思维流。雍正也精于此道，通过推托的方式来回答这个实际上没有答案的问题。
　　嘉庆之后，国势渐微，清政府处在内外交困之中，清仁宗及其后历代皇帝都不是忙于应付此起彼伏的国内动乱，就是为外患所困，自然无暇顾及佛教，也不可能采取扶持佛教的政策。
　　注释：
　　①续藏经(119)〔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361.
　　责任编辑 罗自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