龟兹研究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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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Ji XianLin)
古代西域的龟兹国,即今新疆库车地区。在极长的历史时期内,是丝绸之路新疆段塔克拉玛干沙漠北道的重镇,宗教、文化、经济等极为发达,此外尚有冶铁业,名闻遐迩,西域许多国家的铁器多仰给于龟兹。
龟兹流行使用的语言,唐玄奘《大唐西域记》有十分确切言简意赅的描述,国名作“屈支”,与“龟兹”同:
文字取则印度,粗有改变。⑴
在这里“文字”指的是字母,不是语言本身。同书“阿耆尼国⑵”说:
文字取则印度,微有增损。
经现代学者研究,屈支国和阿耆尼国使用的文字是印度的婆罗谜(Brāhmī)字体,或称之为婆罗谜字母中亚斜体。至于两地的语言,则是同一种语言的两种方言。在德国学者西克(E?.Sieg)和西克林(W.SiegLing)读通以前,无人通晓此语,当然而民就叫不出名字。后经德国学者定名为吐火罗语,焉耆方言为吐火罗语A,龟兹(库车)方言为吐火罗语B。关于这种语言的名称问题,近七八十年以来,学者们一直争论不休,意见极为分歧,一直到今天,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大家都争论厌倦了,终于不了了之,各行其是。从今天的情况来看,德国学者大多仍然坚持使用“吐火罗语”(Tocharisch)一词,称焉耆语为“东吐火罗语”,龟兹语为“西吐火罗语”。而法国学者则称龟兹语为“龟兹语”(Kuchean),焉耆语为“阿耆尼语”(Agnean)。我的老师西克教授最为坚决,到了暮年,还发表了一篇文章:《反正是“吐火罗语”》(und Dennoch‘Tocharisch’),可见其态度之坚决。详情请参看上引书,页49~54注(三),这里不再重复。
我最近因撰写《中国佛教史》中《新疆佛教史》“丝绸之路新疆北道佛教史”一章,又重读了德国梵学大师吕德斯(H.Lüders)的两篇文章:《东土耳其斯坦历史和地理研究》⑶和《东土耳其斯坦历史和地理的再研究》⑷。这两篇文章我已经读过多遍;但是由于疏忽,没有注意到文章中所讨论的梵文残卷发现的地点,没能同龟兹联系起来。这一次重读,在第一篇文章的第一行就发现了Qyzil(克孜尔)这个字样,一下子就同库车联系在一起了;于是思路顿开,立即着手写了三篇短文,名之曰《龟兹研究三题》。
一题 梵文在古代龟兹的使用
公元前五六世纪佛教在尼泊尔和印度诞生时,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印度北部共有两在对立的领域:西北部是婆罗门教的堡垒,是守旧的,使用的语言是梵文。东部则是佛教和耆那教的天下,是革新派,反对使用梵文而用俗语。这一点连后世印度佛教僧徒也慒慒懂懂,不知其然,以为梵文就是佛教的经堂语,有点数典忘祖了。
佛教传入中国时,印度还没有用梵文写成的佛典。关于《四十二章经》,学者间争论很大。即使真有这样一部佛经,也决不可能是用梵文写成的,而是用某一种印度俗语。一直到了大典大乘时期,印度才有用古典梵文写成的佛典。大乘最著名的宝典《妙法莲花经》也是用俗语写成的,以后经过了一个长期梵文化的过程,才勉强接近了古典梵文。有的学者称这种语言为“混合梵文”(Hybrid Sanskrit)。在当时,无论是印度和尚,还是中国和尚,对于这种情况都是不甚了了的。
在古典大乘时期开始以后,梵文逐渐成为佛教的经堂语,无人对此表示异议。到了公元五世纪法显赴天竺求法时,佛教的一统天下皆为梵文所独占。《高僧法显传》中说:
诸国俗人及沙门尽行天竺法,但有精粗。从此西行,所经诸国,类皆如是。唯国国胡语不同。然出家皆习天竺书、天竺语⑸。
所谓“天竺语”,指的就是梵文。此时梵文在西域流行之普遍,概可想见了。
龟兹是丝路重镇,又是佛教文化发展中心。佛教何时传入,学者们一向意见颇多分歧,总之是早于中国内地,这是毫无可疑的。按照法显的说法,这里的佛教僧伽使用梵文,是一个历史事实。但是,在过去我们却没有直接的实物证明。近百年来,考古学家在新疆发现了大量的梵文残卷,上面提到的吕德斯教授转写阐释的残卷就在其中,这些残卷的发现地点是在龟兹,是古代龟兹僧伽使用天竺语最好最具说服力的证据。
这些梵文残卷,内容虽然庞杂,然而统而观之,不出僧羯磨(Sa? ghakarman)的范围,其中有夏坐或雨安居(Varsoragamana)通告、吁请文(劝请文
吕德斯对这些梵文残卷作了细致的转译和详尽的分析,使我们得益良多。吕德斯的目的,正如他的论文标题所表露的那样,是研究新疆的史地。我的注意重点,除了证明龟兹僧伽使用梵文外,是了解僧团内部生活的一部分,这样的材料是并不多的。
残卷的梵文,书写与语法的错误,多如牛毛。但这又决非是上面提到的混合梵文。混合梵文是梵文化的结果,这里则是和尚们的梵文水平过低,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掌握梵文这种异常古怪复杂的语言。吕德斯称这种梵文为“和尚梵文”(M?nch’s Sanskrit),是能得其神髓的。
现在,我在下面选出几个僧团内部出通告的例子,附上梵文原文和汉文译文,以真切生动的例证介绍当时僧团内部生活的一部分,其中有国王和王后的斋僧通告,更能看出王廷与僧伽的密切关系。残卷中例子颇多,我只选择几个典型的例子,以概其余。
第一,雨安居通告。所谓“雨安居”是指僧团内部的一种固定的、例行的行动,其来源历史极久,可能始自佛祖释伽牟尼。和尚按规定必须游行四方以弘扬教义。但是到了雨季,泥水载途,游行困难,于是就产生了雨安居(亦称“夏坐”)的规定:在雨季中暂时定居在某一个地方,雨季过后再从事游行活动。中国的僧传中每每提到“夏坐”,指的就是这种规定。
下面我举一个夏坐通告。
梵文原文:
Adya sa?ghasya valsopagamanam man =āpy=adya itthannāmno bhikso varsopagamanam aham =itthannāma bhiksu Varsopagacchāmi .⑹
译文:
(和尚应知:)今天,僧伽实行夏坐。我,和尚名某某,今天也实行夏坐(下略)。
由此可见,当时龟兹僧伽中夏坐开始时要发出通告的。不写和尚名,只写“某某”(itthannāma),说明这残卷不是纪实,而是规定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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