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千佛洞佛经残片蕴藏重大发现

吐鲁番千佛洞佛经残片蕴藏重大发现
　　□ 范晓燕 熊 武　《新晨》 2005年第04期
　　前言:
　　一块一块,一片一片,支离破碎,大者如叶,小者如指甲,碎渣满地。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出土佛经残片的整理工作随之开始……”
　　据《吐鲁番报》1月28日报道,在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出土的佛经可能存有中国最早的雕版印刷和活宇印刷实物。如果这被证实,将对了解中国出版、印刷史产生重大影响。
　　佛经残片的渊源
　　在中国,只有两处博物馆设有专门研究吐鲁番佛经的机构,那就是新疆的吐鲁番地区博物馆和东北的旅顺博物馆。在旅顺博物馆里专门设有吐鲁番厅,他们也有专家研究吐鲁番出土的佛经。为什么远在东北的旅顺也在研究吐鲁番出土佛经呢?
　　这还得从十九世纪末二十纪初讲起,那时中国积贫积弱,欧美列强和日本不断有探险家和考古学家来新疆探险,盗取宝物。像英国探险家斯坦因、日本探险家大谷光瑞等都曾来到新疆。自然,吐鲁番千佛洞这个文化宝库少不了他们的光顾。
　　吐鲁番千佛洞,从西向东数分别是小桃儿沟、大桃儿沟、葡萄沟、柏孜克里克、吐峪沟等十个主要千佛洞洞窟,而在吐鲁番最大的洞窟寺当属柏孜克里克千佛洞。柏孜克里克在维吾尔语中的意思是“美丽的有装饰的地方”。柏孜克里克千佛洞位于吐鲁番以东略偏北的火焰山峡谷木头沟河谷西岸的悬崖峭壁上,南距高昌古城仅15公里,距市区约48公里,唐代名“宁戎窟”。现已编号石窟77个,洞窟壁画残存较多,色泽鲜艳可观,保存到今天的还有83个窟,其中40多窟还保存有壁画,壁画总面积达1200平方米。是吐鲁番地区现存洞窟最多,而建筑形式多样,壁画内容最丰富的一个石窟群。
　　该石窟群中最早的洞窟,约为鞠氏高昌时期所建,后又历经唐代至元代,直到13世纪,这里一直为吐鲁番地区佛教圣地,而最繁盛时,当为西州回鹘时期,当时此处为回鹘国王的王家寺院,现存洞窟多为当时扩建或改建的。
　　今天仍可以从这里残存的佛教壁画中,看到古代回鹘国王、王后以及各阶层人们的不同形态和古代维吾尔族人的部分生活情景,古回鹘文、汉文、波罗密文等题记,为研究新疆各民族,尤其是维吾尔族的文字和历史提供了宝贵资料。
　　第33窟后壁残存的“弟子举哀图”和“比丘举哀图”,表现出了人物内心的感情,形象生动,富有个性,为难得的艺术佳品。第16窟中“伎乐图”中古代乐韶“小忽雷”的形象以及第17窟中“地狱变”的壁画,均为目前中国佛窟中所罕见。回鹊高昌是石窟群最繁华的时期。公元 13世纪末,高昌王室东迁甘肃永昌,加之伊斯兰教传入吐鲁番后,佛教渐衰,柏孜克里克千佛洞随之衰落,在异教冲突中遭到毁坏,壁画人物的眼睛全部被挖掉。上世纪初,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又屡遭俄、德、英、臼等列强的盗劫破坏,他们劫掠的不仅是那些壁画,还有那些成百上千的包括手抄或印刷的汉文、梵文、突厥文、吐火罗文、粟特文等佛经、文书。盗贼留下一地残片。历史在呜咽。日本大谷光瑞等强盗学者也盗走了大量的佛经、文书。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伪满州国时期到一九四五年,日本侵占东三省,一些臼本学者把这批吐鲁番佛经中的一些带到中国大连、旅顺研究,后来日本战败,这些本属于中国的文物又回到中国的怀抱。这也就是在旅顺博物馆专门设有吐鲁番厅的原因。
　　佛经残片的整理过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也就是1980到 1981年,考古学家对柏孜克里克千佛洞进行整理时发现了一千多块佛经、文书残片,专家说,这些残片就是那个时候西方盗贼没有拿走的或者遗漏下的。
　　当时考古学家清理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在下坡坑道的旁边发现了这批佛经文书残片,这些佛经文书已经很破碎了。佛经主要有汉文、回鹘文、粟特文、婆罗密文,还有些老的阿拉伯文以及两种文字对照本,但是这种对照本有限。总体来看,主要包括汉文佛经和民语言佛经两大类。佛经的破碎程度非常严重,大的残片也只残存几段文字,小的残片只残存一句话或几句话,而更多的是只存有一个字或两个字的残片。
　　1996年,日本大坂大学学者粟特文专家吉田丰和回鹘文专家森安孝夫来吐鲁番,同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局长柳洪亮博士一起研究出版了《吐鲁番新出摩尼教文献》。这本书将残片中的摩尼教文献和粟特文献基本破译和定名了。这是这批文书中摩尼教粟特文书残片一次大的整理。
　　1997年,吐鲁番地区文物局为进一步整理这批佛经、文书申报了自治区社会科学课题:“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出土佛经残片编目”,所谓整理就是把这些残片进行编目,分门别类,看看有多少片,分哪几种文字,有哪几类。在这次整理中有印本(印刷本)和写本(手抄本),但是当时并没有多少定名。所谓定名就是确定它是哪本佛经的残片,是哪个时代的。2000年底,浚课题基本结项。文物局就开始给这些编目的残片进行定名。
　　为佛经残片定名
　　为佛经残片定名,即艰苦又枯躁。
　　要把一片只有几句活或一句话的古代繁体文字甚至只有几个字的佛经残片在几千卷佛经中找到出处,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当时,工具很有限,单位花巨款购进一套日本《大正大藏经》,但是这也解决不了问题。
　　2000年底,原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局长柳洪亮博士带队,飞赴武汉大学,与武汉大学吐鲁番学专家陈国灿先生一起进行课题研究。在那里他们工作了一个月,手工查找这些残片的出处,效率十分低下,一个月下来才定名了约一百片汉文佛经。后来又回来继续做。
　　吐鲁番地区博物馆资料中心主任汤士华女士专职整理柏孜克里克千佛洞汉文佛经文书残片,也是赴武汉大学学术交流人员之一。他们碰到很多情况:要拿一片残片与几百部佛经进行比对,很可能一天下来也没有结果。有些抄本,肯定存在漏字、错字;还有些残片上的一小截文字,在佛经里成千上万地出现,你就无法定名它确实属于哪篇经书,往往让人白忙活一场。所以这类的残片一般就不做定名,只有重新给它归类、编号。“你要耐得住寂寞、枯燥的日子,有时一坐就要坐一天,常常要利用上节假日去做。”汤主任指着旁边的一个坐位说:“当时的辛苦就别提了。”
　　2003年9月,单位又进了一套台湾版译自日文的《大正大藏经》光盘,李肖局长说:“通过信息技术,佛经残片放在计算机中检索,就可以还原昔日文本,这使佛经整理工作大大提速。”
　　2004年,武汉大学陈国灿先生来吐指导,他说:“既然是在中国本土上出现的这些佛经,还是根据《中华大藏经》去定名比较合适。日本大藏经是从中国大藏经翻译过去拿到日本,现在台湾又转译成汉文,这种反翻,一是错误还是较多,二是佛经数量少,还是通过《中华大藏经》去比对吧。”
　　汤主任说,我们通过《中华大藏经》,查到这些印本或手抄本的秩序,我们就可以查出是哪个时代的,哪个寺院印刷的,手抄的。
　　在这里要提的一点是,在所有六百多块汉文残片中,总共定名的有四百多块,这定名的四百多块断断续续就用了将近四年时间才完成,而汤主任一人就定名了一百多块残片,他们的精神实为可嘉。
　　目前,整理工作已经接近尾声,现在开始拍照、定本、准备出版了。
　　佛经残片获得新生
　　若历史重演,也许后人不会为识别这些佛经残片头痛。从整个佛经史来说,上个世纪初,到吐鲁番的强盗劫掠走了较好的佛经,因此在国外,他们发表和整理出来的,整卷的佛经较多;相比我国学者只能从这些遗失的残片中进行研究,抚今追昔,怎不让人感慨,国弱让人欺,本国的文物本国人却不能研究。
　　随着佛经残片整理工作的完成,一些成果也开始显现出来。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局长李肖说:从这些残片可以看出,大乘经典和小乘经典都有,大乘经典多一些,而且是成体系的,它们在《中华大藏经》里都能查到,能查到就说明它们是成体系的,这是第一;第二这些发掘出来的佛经并不都是同一个时代的东西,它里面还有一些手抄的佛经,时代可能更早,我们现在推测最早印刷出来的佛经那应该是宋代的东西了。
　　李局长说,自从印刷术发明后不久,就应用到印刷佛经上了。但是史料记载的最早印刷的佛经版本没发现实物,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推测,这批佛经可能存有中国最早的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实物。如果这被证明,那么这对了解中国出版、印刷史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李局长还认为,这批佛经涵盖面很广,基本上重要的佛教经典这里都已出土了。“佛教很早就传播到中国了,而且传入中国后,在西域又有发展,这些佛经跟印度佛经并不是一回事,它实际上在中国又有发展,而且内地的几个主要派别基本上都能从这些佛经中反映出来,比如就有佛教重要派别净土宗的经典,因为他们的派别不一样,虽然都是佛教徒,但他们信奉的经典也不一样。”
　　李局长最后说,柏孜克里克出土的佛经是吐鲁番学的一部分,它经历了南北朝和隋唐等时期,其整理研究,反映了佛教在吐鲁番的发展史、翻译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