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 周维强　《西湖》 2005年第04期
　　这已是80多年前的故事了,现在重叙起来,还是感觉那么的意味深远。
　　1918年农历七月十三日,李叔同告别了他曾在那里教了6年书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去了虎跑寺落发为僧。在佛历上,这一天也是大势至菩萨的圣诞。这一年,李叔同39岁。
　　后来,李叔同省立第一师范同事、也是至友的教育家、文艺家夏丏尊,在弘一法师出家21年、也是60岁诞辰时,写的《弘一法师之出家》一文内,有一段叙述:
　　暑假到了。他(维强按:指李叔同)把一切书籍字画衣服等等,分赠朋友学生及校工们,我所得的是他历年所写的字,他所有的折扇及金表等。自己带到虎跑寺去的,只是些布衣及几件日常用品。我送他出校门,他不许再送了,约期后会,黯然而别。暑假后,我就想去看他,忽然我父亲病了,到半个月以后才到虎跑寺去。相见时我吃了一惊,他已剃去短须,头皮光光,着起海青,赫然是个和尚了!笑说:
　　“昨天受剃度的。日子很好,恰巧是大势至菩萨生日。”
　　“不是说暂时做居士,在这里住住修行,不出家的吗?”我问。
　　“这也是你的意思,你说索性做了和尚……”
　　我无话可说,心中真是感慨万分,他问过我父亲的病况,留我小坐,说要写一幅字,叫我带回去作他出家的纪念。回进房去写字,半小时后才出来,写的是楞严大势至念佛圆通章,且加跋语,详记当时因缘,末有“愿他年同生安养共圆种智”的话。临别时我和他约,尽力护法,吃素一年,他含笑点头,念一句“阿弥陀佛”。
　　夏丏尊与弘一约定“吃素一年”,但弘一从此未再返俗。
　　夏丏尊这篇文章里记录的弘一的话“这也是你的意思,你说索性做了和尚……”,也确曾是夏丏尊对弘一说过的,1936年春天弘一法师于厦门南普陀寺口述、高胜进笔录的《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里,说起过当时的情景。那时,李叔同和夏丏尊一起任教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曾有一次,学校里有一位名人来演讲。那时,我和夏丏尊居士两人,却出门躲避而到湖心亭上去吃茶了。当时夏丏尊曾对我说:‘像我们这种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的。’”弘一法师回忆道:“那时候我听到这句话,就觉得很有意思,这可以说是我后来出家的一个远因了。”
　　在弘一的追述里,他把夏丏尊的这个话当作他起意出家的“远因”,他也曾好多次讲过“我的出家,大半由于这位夏居士的助缘,此恩永不能忘!”这样的话,所以夏丏尊在《弘一法师之出家》一文中,说自己“惭悚无以自容”,“因为(一)我当时自己尚无信仰,以为出家是不幸的事情,至少是受苦的事情,弘一法师出家以后即修种种苦行,我见了常不忍。(二)他因我之助缘而出家修行去了,我却竖不起肩膀,仍浮沉在醉生梦死的凡俗之中,所以深深地感到对于他的责任,很是难过。”
　　夏丏尊在《弘一法师之出家》一文还写道:“有一次,我从一本日本的杂志上见到一篇关于断食的文章,说断食是身心‘更新’的修养方法,自古宗教上的伟人,如释迦,如耶稣,都曾断过食。断食能使人除旧换新,改去恶德,生出伟大的精神力量。并且还列举实行的方法及应注意的事项,又介绍了一本专讲断食的参考书。我对于这篇文章很有兴味,便和他(维强按:指李叔同)谈及,他就好奇地向我要了杂志去看。以后我们也常谈到这事,彼此都有‘有机会时最好断食来试试’的话,可是并没有作过具体的决定。至少在我自己是说过就算了。约莫经过了一年,他竟独自去实行断食了,这是他出家前一年阳历年假的事。”
　　断食地点的选取,李叔同听取了西泠印社叶品三的意见。《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里,弘一法师说:“至于断食的地点呢?总须先想一想,考虑一下,似觉总要有个很幽静的地方才好。当时我就和西泠印社的叶品三君来商量,结果他说在西湖附近的地方,有一所虎跑寺,可作为断食的地点。那么,我就问他,既要到虎跑寺去,总要有人来介绍才对,究竟要请谁呢?他说有一位丁辅之,是虎跑寺的大护法,可以请他去说一说。于是他便写信请丁辅之代为介绍了。因为从前那个时候的虎跑,不是像现在这样热闹的,而是游客很少,且是个十分冷静的地方啊。若用来作为我断食的地点,可以说是最相宜的了。”叶品三是西泠印社创社四元老之一,名为铭,字品三,号叶舟,又号盘新,别署铁华庵。生于1867年12月,卒于1904年8月,嗜爱金石篆刻,尤喜作篆隶书,辑有《广印人传》十六卷等。李叔同致叶品三书信,每称“叶舟社长”,但叶舟并未做过西泠印社社长,李叔同缘何称叶品三为“社长”,陈星《西泠知交》一文有确当考释(载《品茗说弘一:弘一大师与文化名流》,陈星著,西泠印社2001年1月出版)。
　　李叔同虎跑断食十分顺利,据他的学生李鸿梁《我的老师弘一法师李叔同》所叙,李叔同曾给李鸿梁写过一信,叙述了断食的经过:“第一周是半断食,就是渐减食量;第二周是全断食,只饮泉水;第三周一反第一周的顺序而行之,结果良好。”夏丏尊《弘一法师之出家》一文也写道:“他的断食共三星期。第一星期逐渐减食至尽,第二星期除水以外完全不食,第三星期起,由粥汤逐渐增加至常量。据说经过很顺利,不但并无痛苦,而且身心反觉轻快,有飘飘欲仙之象。他平日是每日早晨写字的,在断食期间,仍以写字为常课,三星期所写的字,有魏碑,有篆文,有隶书,笔力比平日并不减弱。他说断食时,心比平时灵敏,颇有文思,恐出毛病,终于不敢作文。他断食以后,食量大增,且能吃整块的肉。(平日虽不茹素,不多食肥腻肉类。)自己觉得脱胎换骨过了,用老子‘能婴儿乎’之意,改名李婴……”李叔同后来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里记道:“我虽然在那边只住了半个多月,但心里头却十分愉快,而且对于他们所吃的菜蔬,更是欢喜吃。及回到了学校以后,我就请用人依照他们那种样的菜煮来吃。”
　　李叔同受叶品三的影响,不仅在断食地点的选取,正如一心先生所引录《收藏家》1998年第3期上发表的李叔同致叶品三的九封信表明的:叶品三与佛教界颇有交往,李叔同常请叶先生介绍引荐(参见一心《弘一大师出家、治律宏律因缘之思考》,载《弘一大师新论》,方爱龙主编,西泠印社2000年2月出版)。
　　李叔同出家前后,还受到过马一浮的影响。丰子恺在《怀李叔同先生》一文里说,李叔同曾跟他讲过:自己的学佛是受马一浮先生指示的。虽然李叔同年长马一浮3岁,但李叔同视马一浮为良师,李叔同对丰子恺讲过这样的话:“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定有一个人,生出来就读书;而且每天读两本……而且读了就会背诵,读到马先生的年纪,所读的还不及马先生之多。”李叔同断食前后,与马一浮谈佛的情形,丰子恺散文《陋巷》有非常生动的描绘:
　　第一次我到这陋巷里,是将近二十年前的事。那时我只十七八岁,正在杭州的师范学校里读书。我的艺术科教师L先生(维强按:即李叔同)似乎嫌艺术的力道薄弱,过不来他的精神生活的瘾,把图画音乐的书籍用具送给我们,自己到山里去断了十七天食,回来又研究佛法,预备出家了。在出家前的某日,他带了我到这陋巷里去访问M先生(维强按:即马一浮)。我跟着L先生走进这陋巷中的一间老屋,就看见一位身材矮胖而满面须髯的中年男子从里面走出来应接我们。我被介绍,向这位先生一鞠躬,就坐在一只椅子上听他们的谈话。我其实全然听不懂他们的话,只是断片地听到什么楞严、圆觉等名词,又有一个英语philosophy出现在他们的谈话中。
　　李叔同1917年写给刘质平的信里也说:“自去腊受马一浮大士之薰陶,渐有所悟。世味日淡,职务多荒……”(引自《弘一法师书信》,林子青编,三联书店1990年6月出版)。
　　在李叔同,虽然有来自夏丏尊、马一浮、叶品三诸先生的影响,而出家到底还是他个人深思熟虑之后对人生之路的主动选择。
　　曾就学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的曹聚仁,晚年在回忆录《我与我的世界》(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2月出版)里写道:“……李师之于人,不以辩解胜;微笑之中,每蕴至理。在我们熟习的歌曲中,《落花》、《月》、《晚钟》三歌,正代表他心灵启悟的三个境界。”曹聚仁1934年撰写《弘一法师》,曾有过分析:“《落花》代表着第一境界”,寓意着李叔同“中年后对生命无常的感触。苦闷,寂寞,无所寄托!”“艺术的境界,原可以托寄李先生的心灵,所谓精神的升华作用;但是李先生还觉得没有着落似的……”;《月》表明李叔同“静悟到另一境界”,从苦闷中走出,“把心灵寄托于彼岸”;这样,“顺理成章,必然走到《晚钟》的境界”:“这就指引他皈依佛法的圣境了。”(文载《听涛室人物谭》,曹聚仁著,曹雷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
　　1943年,弘一法师浙江省立一师的学生丰子恺,在厦门佛学会所作的《我与弘一法师》的演讲中,对李叔同的出家,提出了著名的“三层楼”之说,回答了一般人对李叔同人生选择的疑问——
　　他怎么由艺术升华到宗教呢?当时人都诧异,以为李先生受了什么刺激,忽然“遁入空门”了。我却能理解他的心,我认为他的出家是当然的。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就住在第一层,即把物质生活弄得很好,锦衣玉食,尊荣富贵,孝子慈孙,这样就满足了。这也是一种人生观。抱这样的人生观的人,在世间占大多数。其次,高兴(或有力)走楼梯的,就爬上二层楼去玩玩,或者久居在里头。这就是专心学术文艺的人。他们把全力贡献于学问的研究,把全心寄托于文艺的创作和欣赏。这样的人,在世间也很多,即所谓“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还有一种人,“人生欲”很强,脚力很大,对二层楼还不满足,就再走楼梯,爬上三层楼去。这就是宗教徒了。他们做人很认真,满足了“物质欲”还不够,满足了“精神欲”还不够,必须探求人生的究竟。他们以为财产子孙都是身外之物,学术文艺都是暂时的美景,连自己的身体都是虚幻的存在。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隶,必须追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这才能满足他们的“人生欲”。这就是宗教徒。世间就不过这三种人。我虽用三层楼为比喻,但并非必须从第一层到第二层,然后得到第三层。有很多人,从第一层直上第三层,并不需要在第二层勾留。还有许多人连第一层也不住,一口气跑上三层楼。不过我们的弘一法师,是一层一层的走上去的。弘一法师的“人生欲”非常之强!他的做人,一定要做得彻底。他早年对母尽孝,对妻子尽爱,安住在第一层楼中。中年专心研究艺术,发挥多方面的天才,便是迁居在二层楼了。强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满足于二层楼,于是爬上三层楼去,做和尚,修净土,研戒律,这是当然的事,毫不足怪的。做人好比喝酒;酒量小的,喝一杯花雕酒已经醉了,酒量大的,喝花雕嫌淡,必须喝高粱酒才能过瘾。文艺好比是花雕,宗教好比是高粱。弘一法师酒量很大,喝花雕不能过瘾,必须喝高粱。我酒量很小,只能喝花雕,难得喝一口高粱而已。但喝花雕的人,颇能理解喝高粱者的心。故我对于弘一法师的由艺术升华到宗教,一向认为当然,毫不足怪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圆满的解释。也含着丰子恺自己的人生体验在里面。
　　有了个人内在的动机,一遇着外界的“刺激”和机缘,有了“助缘”,李叔同的出家也就水到渠成了。
　　李叔同正式出家前夕,对他在红尘中的“俗缘”一一作了妥善的处理。举一个例子。刘质平曾是李叔同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的得意门生。刘质平尝言:“先师与余,名为师生,情同父子。”(转引自陈星著《品茗说弘一:弘一大师与文化名流》)刘质平浙一师毕业,李叔同鼓励他留学日本,1917年刘质平在日本考取东京音乐学校,学费无着落,申请官费未成功,李叔同遂资助刘质平,并为学生立下资助和受助规矩。李叔同将要出家时,刘质平尚未完成学业,李叔同估计刘质平至毕业还需学费日金千余元,就准备借款。1918年农历三月廿五日,李叔同在致刘质平的信里写道:“余虽修道念切,然决不忍致君事于度外。此款倘可借到,余再入山;如不能借到,余仍就职至君毕业时止。君以后可以安心求学,勿再过虑。至要至要!”(引自林子青编《弘一法师书信》)刘质平也“不忍以己求学之故,迟师修道之期”,他学业未了,就于1918年春夏返国,在李叔同入山之前和丰子恺一起跟先生拍了一张告别照。李叔同对“俗缘”一一尽责之后,才托身佛门。
　　丰子恺《为青年说弘一法师》一文里说,李叔同出家前一天晚上,把丰子恺、叶天底、李增庸三位学生叫到自己的房内,几乎把室内的所有东西都送给了他们。丰子恺《李叔同先生的爱国精神》一文还说,李叔同出家前还送给丰子恺一个亲笔自撰手卷,其中有“金缕曲”。丰子恺说:“我还记得他展开这手卷来给我看的时候,特别指着这阕词,笑着对我说:我写这阕词的时候,正是你的年纪……”第二天,三位学生送先生至虎跑。
　　马一浮是博学的大师,精于佛理,他非常不以友人彭逊之的出家为然。彭逊之曾与马一浮一起研究《易经》。马一浮曾对彭逊之说研究佛理不必一定要出家。他很反对彭逊之那样的因推算命理而出家为僧的做法。但对李叔同的出家,马一浮理解而尊敬。所以,当马一浮得知弘一出家两月后要在灵隐寺受戒的消息,亲往灵隐寺看望弘一。弘一法师后来在《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的自序里,还讲起过这事:“余于戊午年七月出家落发,其年九月受比丘戒。马一浮居士贻以《灵峰毗尼事义集要》并《宝华传戒正范》,披玩周环,悲欣交集,因发学戒之愿焉。”
　　弘一法师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里,开头就说到了杭州:
　　杭州这个地方,实堪称为佛地,因为那边寺庙之多,约有两千余所,可想见杭州佛法之盛了。他在这篇口述里继续说明口述这篇文章的缘由:“最近越风社要出关于西湖的《增刊》,由黄居士来函,要我做一篇《西湖与佛教之因缘》,我觉得这个题目的范围太广泛了,而且又无参考书在手,短期间内是不能做成的。所以现在就将我从前在西湖居住时,把那些值得追味的几件零碎的事情来说一说,也算是纪念我出家的经过。”他追忆了更早一些时候,在杭州西湖边所感觉到的佛意:
　　当民国二年夏天的时候,我曾在西湖的广化寺里面住了好几天,但是住的地方,却不是出家人的范围之内,那是在该寺的旁边,有一所叫做痘神祠的楼上。痘神祠是广化寺专门为着要给那些在家的客人住的。当时我住在里面的时候,有时也曾到出家人所住的地方去看看,心里却感觉得很有意思呢!
　　我们不能不认为,这对李叔同后来出家,也是有潜在的影响。
　　夏丏尊《弘一法师之出家》一文曾有过自责:
　　在这七年之中(维强按:指李叔同在浙一师教书7年),他想离开杭州一师,有三四次之多。有时是因对于学校当局有不快,有时是因为别处有人来请他。他几次要走,都是经我苦劝而作罢的。甚至于有一个时期,南京高师苦苦求他任课,他己接受聘书了,因我恳留他,他不忍拂我之意,于是杭州南京两处跑,一个月中要坐夜车奔波好几次。他的爱我,可谓已超出寻常友谊之外,眼看这样的好友,因信仰而变化,要离我而去,而信仰上的事,不比寻常名利关系,可以迁就。料想这次恐已无法留得他住,深悔从前不该留他。他若早离开杭州,也许不会遇到这样复杂的因缘的。
　　但焉知这不正是李叔同的“西湖缘”呢?
　　近世杰出的职业教育家黄炎培,刊于1957年3月7日《文汇报》上的《我也来谈谈李叔同先生》一文,讲过一个故事:李叔同出家首先在杭州的西湖,经过了几年,叔同的夫人(维强按:陈星在《品茗说弘一》一书里推测是李叔同的日本夫人)到上海,要求城东女学杨白民夫人詹练一和黄炎培当时的夫人伴她去杭州找叔同,走了几个庙,找到了,要求叔同到岳庙前临湖素食店共餐,“三人有问,叔同才答,终席,叔同从不自动发一言,也从不抬头睁眼向三人注视。饭罢,叔同即告辞归庙,雇一小舟,三人送到船边,叔同一人上船了。”接下来,黄炎培细细地描写了当时弘一上船后的情形:
　　……船开行了,叔同从不一回头。但见一桨一桨荡向湖心,直到连人带船一齐埋没湖云深处,什么都不见,叔同最后依然不顾……
　　外界师友的“助缘”,个人内在的动机,再加上杭州这个“佛地”,天时地利人和,于是近世中国,尘世间少了一个翩翩佳公子,而宗教界则多了一位大德高僧。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堪称是李叔同人生轨迹的一个绝好的注解。
　　李叔同的出家,在他曾任教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李叔同到浙一师教书,本是当时的校长经亨颐所聘请。经亨颐与李叔同原本也相处十分融洽和谐。但作为校长,经亨颐不能不对这件事有所表示,他在1918年7月10日的日记里记录道:“晴。九时赴校行终业式……特于训辞表出李叔同入山之事,可敬而不可学,嗣后宜禁绝此风,以图积极整顿……”(引自《经亨颐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1月出版)陈星所著《品茗说弘一:弘一大师与文化名流》则分析道:“所谓‘可敬而不可学’,这本身也表明了他自己(维强按:指经亨颐)对李叔同出家的同情。”此说甚是。曹聚仁后来在《弘一大师年谱》一文说的话,意思似更圆融通达:“像他(维强按:指弘一法师)这样忠于自己的信仰,实践躬行,他是‘人师’,足以为训的。他的师友以及弟子,不一定要弃俗出家,但一念发愿,有悲天悯人之意,这便是‘成佛’的路子。李师兼伯夷之清,与柳下惠之和,他是我一生所见的最完整人格的人。”(见《听涛室人物谭》)
　　李叔同出家后,修的而且是佛教中行持至苦的律宗。丰子恺《怀李叔同先生》由衷地感叹:“律宗是讲究戒律的,一举一动,都有规律,严肃认真之极。这是佛门中最难修的一宗。数百年来,传统断绝,直到弘一法师方才复兴,所以佛门中称他为重兴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朱光潜《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纪念弘一法师》称:“我自己在少年时代曾提出‘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这个理想的形成当然不止一个原因,弘一法师替我写的《华严经》对我也是一种启发。佛终生说法,都是为救济众生,他正是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的。入世事业在分工制下可以有多种,弘一法师从文化思想这个根本上着眼。他持律那样谨严,一生清风亮节会永远严顽立懦,为民族精神文化树立了丰碑。”这些个话,都恰当地道出了弘一法师李叔同人格中的真精神。
　　1942年10月13日(农历九月初四日),弘一法师圆寂于泉州不二祠温陵养老院晚晴室,享年63岁。圆寂之前,曾书二偈与诗友告别,偈云: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亡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弥留之际,还写了“悲欣交集”四字。死后遗骨分葬于泉州清源山弥陀岩和杭州虎跑定慧寺,这两处都分别为他建了灵塔。
　　李叔同在西湖出家,圆寂后归葬虎跑,诚西湖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