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钟成铸时间考辨

永乐大钟成铸时间考辨
　　来源:北京文博
　　关于永乐大钟成铸时间的研究，目前尚无定论，本文力图从新的角度探讨这个问题，并与诸说商榷。
　　一、钟体款识与成铸择吉时间分析
　　笔者曾于1996年发表过《万寿寺永乐大钟迁移悬卧考》(以下简称《悬卧考》)①一文，文中论及永乐大钟的迁移悬卧问题时，将择吉作为永乐大钟动议的关键因素，它影响到大钟迁移的时空命运。故此笔者设想，永乐大钟的兴铸时间是否也受到择吉的限制呢?考虑到大钟的铸造过程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实际上还存在着兴铸吉日和成铸吉日两个吉日的选择。大钟的兴铸时间，由于对钟体经文所实施的考证，②已得出大钟必然要在永乐十五年之后兴铸的结论。
　　关于大钟的成铸时间，古人曾给我们留下了“四丁未”(指年月日时均为丁未干支)这样一种记载。笔者曾在《悬卧考》一文中谈到“四丁未”这个时间概念，它是一种吉日的选择。大钟成铸时的“四丁未”与迁移时的“四丁未”之记载源于同一文献和同一记述。明代文献《燕邸纪闻》是这样记述的：“大内出一钟，成祖时少师姚广孝监铸，……铸时年月日时皆丁未，今徙置之日为六月十六日，亦四丁未相符，事亦奇矣。”③这篇议论见于明末文献，虽距铸钟已有百余年，但当代人传当代事，“彼时所见，当属不诬。”④故其说法虽为传闻，仍可作为考察线索。由于大钟铸造工程需若干年时间，所以这里所说的铸时“四丁未”应指成铸时间，而不是兴铸时间。
　　但目前大钟成铸之“四丁未”一说被诸说所否定，其主要原因，是因为“四丁未”这一时间已不在永乐年间，而在宣德二年，时过永乐年间已有三年。而因永乐大钟钟体上铭刻着“永乐年月吉日制”的款识，故此，将“四丁未”判作讹传的推断也就出现了。
　　关于大钟成铸于永乐年间的各种说法，均来自对历史事件和人事变故的分析，⑤结论仍然是一种难以确定的推测。
　　一种说法认为，铸造永乐大钟，成就于永乐年间有充分条件。⑥笔者认为，作为当时的筹划者自然希望铸钟之事在永乐年间结束，然而，实际情况能否就能遂愿呢?这里面会遇到两个问题，一是成铸择吉之时间能否在该皇帝在位期间达到，二是铸钟的工艺工期能否及时在短期内完成。成铸择吉之时间“四丁未”应在铸钟工程之始即确定，但其是否还能在永乐年间就无法预料了。另外大钟铸造工程也需相当长的时间，是否整个工期始终在永乐年间则无法作出判断和保证。事实上，工期已超出永乐皇帝在位之时。
　　人事的变化难以预料，但是工程的进度可以确保不变，大钟的年号款识可以不变。因为按铸钟的工艺程序，先为制作陶范阶段，此时“大明永乐年月吉日制”的款识已刻在陶范之上，并且这个工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可以设想，成祖驾崩之时，大钟正在铸造之中，此时是不能将工程半途而废去更改款识的。况且，铸钟工程已历数年，成铸吉日即将来临，更无推倒工程更改年号款识之必要。永乐之后，洪熙仅一年，继而至宣德二年之中，大钟已告成，所以大钟自然也就保留了永乐年号款识。故此，“大明永乐年月吉日制”的款识所表明的实际上是兴铸之时，而不是成铸之时。为何年号款识无具体年月时间呢?笔者认为，这是因为铸钟的工艺过程相当复杂和困难，难保其成功率，在制作陶范之初，无法预料钟体何时能够浇铸成功，所以浇铸成功的时间实际上是个未知数，只能根据当时的情况确定某一吉日实施。这更说明款识是在永乐年间就确定好的，后人是不应随意改变的。
　　另一种说法认为，“四丁未”时间因与钟体款识不符而“失去说服力”。⑦笔者认为，所谓“四丁未”的记述纯属明时文人的见闻，并非作者对大钟铸造时间的推断或分析，故不存在所谓说服力的问题。“彼时所见，当属不诬”，这是后人对这个记述的评价。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去理解这“四丁未”的含义，它究竟反映了哪些文化现象。
　　二、姚广孝监铸记载与兴铸时间分析
　　第三种观点认为，永乐十六年(1418年)姚广孝入觐北平之时，“永乐大钟已有初步规模，甚至可能已接近完成”，“只有铸造已经结束或快结束，总监之人前来视察才有意义”，由此“完全可以推测为1418年至1419年间所铸”。⑧如按此说所讲，永乐十五年下半年起造大钟，至十六年或十七年结束，大钟的铸造工期仅为一两年时间，此种说法恐与实际情况有悖。姑且不说择吉的问题，大钟实际的工艺过程就需要一个较长的工期，更何况“华严钟厂旧钟高二丈余，阔一丈余者尚有十数，仆地上，皆楷书佛经”。⑨可见，铸造工程的规模是相当庞大的，其前期筹划工作也需要一段时间，之后，陶范的制作更需较长的时间。对此，明人袁宏道曾有诗描述曰：“锤沙画腊十许年”，⑩说的就是大钟的制型工期大约花费了10年左右的时间。由此可见，在短期内大钟铸造成型的可能性很小。那么姚广孝于永乐十六年觐京监铸的任务又是什么呢?
　　笔者认为，姚广孝于永乐十六年三月入觐北平，受命监铸永乐大钟，其任务应是主持永乐大钟的开工仪式及决定大钟的制作方案，而非视察已初具规模的大钟。理由如下：一、大钟的铸造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佛事活动，而按照佛界的规矩，如此重大的佛事活动必定要举行一定规模的佛事道场作为开工仪式，而请姚广孝这位身居僧录司之职的要员主持这个法会，既说明了成祖对他的器重，也说明了此项工程的重要性。姚“必受诏选工，择日行礼，亲莅铸钟之事”。二、姚广孝作为一名僧人来监造大钟，其作用只能是对佛钟所刻经文诸事进行监察指导，此也是僧录司官职份内之事，而并非对大钟铸造工程或工艺进行监督。故此，姚广孝去世后，对大钟以后的铸造工程无任何不利影响。对姚广孝的监铸记录不过是表示对由他主持工程特别重视而已。三、成祖在永乐十五年御制《名经》后，欲将其铸刻于佛钟之上，此事非同一般事件，故应有一段筹划准备的时间。之后在次年的永乐十六年三月派姚广孝觐京主持开工仪式并监督检查铸钟的方案，应是顺理成章的事。筹划阶段，应包括经文的选择、经文的楷书书写、经文在钟体上的布局设计、以及工匠的聚选、铸钟场地的筹建等诸多事宜。
　　由以上理由可以推断，永乐大钟的兴铸时间应为姚广孝觐京的当年，即永乐十六年(1418年)。对于这个时间，笔者运用堪舆易理研究后发现，这一年(戊戌年)也是铸钟所应选择的吉年。关于这点，后文将加以说明。
　　三、大钟兴铸目的与成铸时间分析
　　第四种意见认为，“永乐大钟只有在1421年正月以前铸成并安装完毕，才有可能在众臣朝贺朱棣定鼎北京举办隆重的佛事活动时鸣响才有意义。”这个意见认为历史事件是决定大钟成铸时间的关键因素，也就是大钟的成铸目的起着主导作用。这种推测是否准确呢?由于并无文献明确记载，只能依据后来的情况进行分析。假设如果实际情况真的是大钟在永乐十八年前已铸成，按其成铸目的，大钟应悬于某处以为佛事活动所用，而不宜卧地存放。但大钟铸成后，惟一的记载是将其收藏在汉经厂。那么，汉经厂是否就是悬挂大钟的场所呢?
　　首先，看文献上是如何记载的。《帝京景物略》记载永乐大钟悬于万寿寺时，称大钟“向藏汉经厂，于是敕悬寺。”袁宏道《万寿寺观文皇旧钟》：“蒸云炙日卧九朝，监寺优官谁敢触。”“向藏”和“卧九朝”是指从宣德以后到隆庆九朝皇帝时期，大钟始终处于卧地收藏的状况。这表明永乐大钟在铸成以后始终收藏在汉经厂内而无人过问。那么，汉经厂的功用又是什么呢?为什么大钟会收藏在汉经厂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这个问题搞清楚了，也就会明白永乐大钟实际上没有在永乐十八年前作为定鼎佛教法物而铸成。
　　汉经厂的功用，从张居正所撰《敕建万寿寺碑文》中即可清楚看出，“初，禁垣艮隅有番汉二经厂，其来久矣。庄皇帝尝诏重修，以祝*5延贶，厥功未就。今上践祚之五年，圣母慈圣宣文皇太后谕，上若曰：朕一寺以藏经焚修，成先帝遗意。”据碑文可知，汉经厂本是收藏汉文佛经的场所。万寿寺的创建，即为取代汉经厂收藏汉文佛经。永乐十九年，成祖下令在北京刊刻汉文《大藏经》，即后人所称的《永乐北藏》。刊刻《大藏经》的活动，自永乐十九年(1421年)至正统五年(1440年)共用了20年的时间，共刊印佛经1621部、6361卷。汉经厂为此而兴建，用来收藏经板和佛经文献。永乐大钟之所以收藏在汉经厂，笔者认为，大钟周身刻满佛经佛咒，实际上是作为佛经文献传播的一种形式，钟体被用做永久性保存佛经的载体。所以大钟实际上是作为佛经文献的一种版本而收藏在汉经厂的。至于汉经厂制度中有官员到该厂举行佛事活动，不过是利用其场地而已，与大钟及其佛经的收藏并无干系。故大钟在汉经厂并无悬击的记载。万寿寺取代汉经厂而收藏汉文佛经后，大钟也相应迁往。同时关于大钟悬于万寿寺的记载频频出现，诸如“敕悬寺”、“旧悬万寿寺”的记录。而此前只有“向藏汉经厂”的记载。一“藏”一“悬”的记载，说明了大钟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状态。大钟在汉经厂既无悬钟也无击钟的记载，说明它并没有在铸成后立即受到重视或启用。
　　一种观点认为，汉经厂在成祖去世后，其制度遭废弃，因而大钟也遭遗弃的命运。这里首先应明确，汉经厂与汉经厂制度是两个概念。事实上，成祖去世后，汉经厂还延续了16年的刊刻《大藏经》活动。五年后的正统十年(1445年)，明英宗又发布谕旨，令将汉经厂收藏的这部《永乐北藏》中的各部经典陆续作为皇家颁赐各大寺院之用。从文献记载的颁赐情况看，佛经的颁赐活动从正统年间一直延续到万历年间，即使在崇道废佛的嘉靖年间，也有过颁赐佛经的情形。万历年间又继续刊刻《大藏经》，并与《永乐大藏》通行颁赐。从这些记载可见，汉经厂在成祖之后一直在发挥着作用。既然如此，永乐大钟作为皇家佛教法物收藏于汉经厂，应与汉文佛经的命运相同，它始终收藏在汉经厂，只是没有像佛经那样被赐往某一大寺院，而绝不应有被遗弃的情况出现。到了隆庆年间，才有了重修汉经厂的意愿，万历年间则以兴建万寿寺来取代汉经厂的功用。所谓经厂制度废弃，应只是在嘉靖年间明世宗崇道废佛而出现的普遍废弃佛事的一则，大钟在汉经厂的收藏并未受其影响。
　　四、铸钟工期及吉日易理的分析
　　大钟的铸造工期究竟有多长时间，这是一个较难说清的问题。但是这个工期是受到择吉的限制和影响的。有一种观点从工艺角度的需要来设想工期的道理是成立的，该观点认为，“按当时铸钟工艺水平和制造难度推测，铸永乐大钟的前期制型工程，至少要二至三年，浇铸虽一铸而成，前后期工程都算上，多则三至五年。”工期的初始陶范制作和浇铸结束阶段都要选择吉日而行，所以这里讨论的问题实际就是工期前期的开工吉日及后期的开工吉日。
　　铸钟的前期工期是个较长的周期。如永乐十五年开始筹划大钟的铸造事宜，前期工程选在永乐十六年开始也是工程的一种工艺需要，当然择吉开工更是前提。前期制作陶范的工程需要较长的时间，根据钟体款识可以认定，大钟的陶范制作应在永乐年间完成。后期浇铸工程因等待吉日的到来而未能在永乐年间及时实施。前期的吉日确定后，后期的吉日要考虑前期工期周期的许可。根据择吉及铸钟工期的要求，这个时间定在丁未年，即开工后的第十年。
　　永乐大钟的铸造为何要选择永乐十六年和宣德二年两个吉日呢?
　　先从成铸时间的“四丁未”吉日谈起。笔者曾在《悬卧考》一文中对此有所分析，笔者经查发现，这个宣德年间的“四丁未”并不存在。在宣德丁未年的丁未月中，并无丁未日，而只有丁卯和丁丑两个丁日。故“四丁未”吉日只满足了三个。但是，古人的传讹不能否定铸钟择吉大体时间的史实。那么，宣德丁未年究竟是以何种理论取定为择吉的时间选择呢?
　　原来古人在此处择吉使用的是易学堪舆九星术。九星的变化就叫九星术，又叫九宫术或九宫算，专门从事九星术的人就被称为九星家。九星术是九星家用来推断人事吉凶的一种卜算方法，属于堪舆术的一个流派。堪舆学就是研究特定环境在不同方位、不同时运的吉凶的一门学问。本文仅对古人运用这种学说去指导择吉的行为作一番解说。
　　洛书九宫使用后天八卦配上星的概念，即为洛书九星方位图。洛书九宫所配九星，又称“紫白九星”。紫白九星并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它在不同的时间流逝中按一定的轨迹飞行，这些轨迹称为飞星轨迹，或叫洛书轨迹。洛书九星方位图如下：巽宫东南
　　四绿木星〖〗离宫南
　　九紫火星〖〗坤宫西南
　　二黑土星震宫东
　　三碧木星〖〗中宫
　　五黄土星〖〗兑宫西
　　七赤金星艮宫东北
　　八白土星〖〗坎宫北
　　一白水星〖〗乾宫西北
　　六白金星
　　所谓飞星轨迹，就是指一白水星从坎宫飞到二黑土星所在的坤宫，二黑飞入三碧震宫，依此类推。此种方向又称为顺飞，反之则称为逆飞。洛书九宫飞星，加入了时间因素，就具有应用的价值。这个时间的因素就是“三元九运”。各种运中，凡是飞入中宫的九星，则主宰当时的运气。相传在公元前2697年，黄帝命大桡以干支纪年，定此年为黄帝元年，甲子为始元。以后每60年为一甲子周期，俗称“六十花甲”。一个花甲为一元，三个花甲定为三元。三元分为上元、中元、下元，合180年。每一个花甲为一大运。
　　所谓大运，就是洛书九星每60年逆行一步。从黄帝元年开始行第一步，即六白金星逆行飞入中宫主宰当运。黄帝六十一年开始，七赤金星逆行飞入中宫主宰该运。在每一个元的60年中，又分为三个小运，每个小运20年。每20年就有一个星逆行入中宫，主宰20年的小运。每个小运的20年中，每年的气运又各有不同。每年都有一个星飞入中宫，主宰一年的气运。下面是明初三元九运年限表：
　　年号〖〗大运〖〗中运〖〗小运明洪武十七年〖〗二黑〖〗中元〖〗四绿1384〖〗五黄1404〖〗六白1424正统九年〖〗三碧〖〗下元〖〗七赤1444〖〗八白1464〖〗九紫1484
　　根据这个表可知，永乐二年(1404)开始进入五黄小运，永乐二十二年(1424)进入六白小运。下面是永乐十五年丁酉年至宣德二年丁未年间飞星主宰列表：
　　四绿〖〗三碧〖〗二黑〖〗一白〖〗九紫〖〗八白〖〗七赤〖〗六白〖〗五黄〖〗〖〗〖〗〖〗〖〗〖〗丁酉1417〖〗戊戌1418〖〗己亥1419庚子1420〖〗辛丑1421〖〗壬寅1422〖〗癸卯1423〖〗甲辰1424〖〗乙巳1425〖〗丙午1426〖〗丁未1427
　　从此表可知，永乐十六年戊戌年和宣德二年丁未年均为六白金星主宰当年气运。这两个年份是笔者前面所涉及的铸钟的两个吉日所选择的年份。
　　堪舆九星术认为，当一种星主宰当年或当运时，称为当令，其气场最旺。该星所代表的天、地、人、物诸物象也将受到该气场的影响而产生旺的变化，而其他物象则会有衰的变化。按古人的观念，大钟的铸造必定要选在适合其气场当旺的年份。六白金星的气场正好符合这个条件。六白金星本居乾宫，《说卦》认为：“乾为天，为圆，为君，为父，为王，为金，……”。堪舆理论依据《说卦》对乾所代表的物象作了进一步阐发，认为其于器物为钟鼎。由此可知大钟为何选在这样两个吉年实施铸造工程了。选择宣德丁未年成铸大钟，还在于此时已进入六白金星主宰的20年小运，小运和年运均为六白金星主宰，古人认为此时金气最旺盛，十分有利于大钟的铸造成功。
　　五、结论
　　通过以上四种分析的综合评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永乐大钟的铸造筹划阶段始于永乐十五年(1417年)；永乐十六年(戊戌年，1418年)以姚广孝觐京主持大钟的起造工程，大钟开始实施前期工程(陶范制作)；宣德二年(丁未年，1427年)大钟实施浇铸工程。
　　①此文见于《北京文博》1996年第一期。
　　②⑥见《北京文博》1995年第一期《永乐大钟研究》一文。
　　③《日下旧闻考》卷七十七《国朝苑囿》，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1296页。
　　④《宸垣识略·卷十六·识余》，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338页。
　　⑤以上这些观点见于《北京文博》1995年第一期《明永乐大钟研究》和1999年第二期《永乐大钟三辨》二文。
　　⑦⑧见《北京文博》1999年第二期《永乐大钟三辨》一文。
　　⑨《宸垣识略·卷八·内城四》，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157页。
　　⑩《帝京景物略·卷五·万寿寺》，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202页。
　　《张太岳集·敕建万寿寺碑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150页。
　　见魏承思著《中国佛教文化论稿》第二章《汉文〈大藏经〉与佛经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3页。
　　《宛署杂记》卷十八《万字·一藏典》，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220页。
　　见胡京国著《古易玄空学新探》一书“第五节：九星物象”第87页。
　　(作者为北京艺术博物馆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