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佛门制砚初探

明清佛门制砚初探
　　胡彬彬
　　一、明清佛门制砚的时代背景
　　有明以来，我国佛教文化一度复兴。无论是皇亲国戚，还是民间布衣，向佛之风盛极一时。
　　明太祖朱元璋本为禅僧，故明初佛教，禅宗尤盛。《中国佛教史》一书中对比曾作过概括：“宋以后之佛教，唯禅宗独盛，以无所羁束为高，其弊在放浪。因惹起其他教律之抗争，不易一致；故眼光高大者，或谓禅教一致，或唱三学一源，以其融合，其教中则以天台、华严、法相、念佛四者为主要也，此教、祥、律三者一致论之结局。”道、儒、佛三教一致论继元初全真教后又一次兴起。又孔子、老庄之说与佛教类似之处颇多，故出现佛教徒注儒书及老庄，以谋发挥其旨者渐多。如明之愿证著《现幻子》谓合“儒、释”一贯之妙；沈士荣著《续原教论》，讨论三教异同；姚广孝出《道馀录》，驳斥宋理学二程朱子之说。连明太祖亦有《三教论》、《释道论》，来论道、儒、佛之说。禅僧中，有论道儒二教者，儒者中，亦多有论佛说道者。至明万历年间，以憨山德清的《老子解》卷端之《观老庄影响论》，其主张三教一致，最为明显，也具影响力。其文曰：“余尝以三事自勗曰：不知春秋，有能涉世；不知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知此可与言学矣。“又曰：”孔子人乘之圣也，故奉天治人；老子，天乘之圣也，故清净无欲，离人而入天；声闻缘觉，超人天之圣也，故高超三界，远越四生，弃人天而不入；菩萨，超二乘之圣也，出人天而入人天，故往来三蜀，救度四生，出真而入俗，佛则超圣凡之圣也，故能圣能凡，在天而天，在人而人，乃至异类分形，无往而不入。“由此可知，由于明太祖朱元璋极力崇儒倡佛，明代论佛论儒说道之学术空气浓稠活跃。到了明代晚期，由于国势衰落，战乱频仍，大批流民涌入禅寺，加之宗教管同虚设，有的高僧，弟子数千，又多是当时海内名流，而且出现了居士多于僧人的格局。中国佛教的大门从此大开。
　　到了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帝，曾尽力振兴儒家之说，对于佛教，亦颇提倡。
　　清顺治帝自统一中原后，一改满人专崇喇嘛教之旧习，而皈依禅宗，有颇于参究，极崇禅佛。曾召禅僧玉林琇和尚至京，于万善殿请师升座说法，后迎入西苑，时时问答，遇合之隆，一时无比。并赐玉林琇号为大觉普济禅师。清《宗统编所》载：十六年冬，天童道 忞和尚，奉召入京，进见于万善殿，传谕，免礼赐坐。慰劳叙谭，毕，即谕万善、愍忠、文济三处结冬。帝亲至方丈问法，时■溪、玄水杲、憨璞聪，皆承召对。十七年道忞还山，帝亲送出北门，赐号宏觉禅师。此外，顺治帝与禅门耆老相见，不令称臣致拜，从容握手，情逾师友。至崇妃董氏死后，他曾一度想出家，连皇帝都不想做了。
　　康熙帝崇佛，亦厚前朝，对佛寺禅院，特加保护。康熙二十三年至二十八年，他数次南巡，第临名刹禅寺，多有题词，所遇山林学道之士，优礼有加。曾发帑重修补陀罗迦普济寺，亲制碑记。又亲自重修天竺碑文，观其所作碑记，乃抱儒释一致的思想，其尊崇禅佛，则犹先代之遗风。
　　雍正皇帝更是以禅家大师自居，自号圆明居士。曾辑古来禅师语录和自己之说，编写成十九卷《御选语录》，并制《御选当今法令》附于其后，加以点评和研究。
　　乾隆帝则致力于刻大藏经书和翻译国语藏经。乾隆年间，勒选后世大德经述，千六百七十二部，七千二百四十七卷，名曰《大清重刊三藏教目录》。后又于乾隆三十八年订正《国语翻藏经》，费时18年始成。从工程之浩大，人、财投入之巨丰，可见于佛事之敬重。
　　由于明清统治者对禅宗的高度重视，民间也出现了信佛、崇佛、拜佛、佛事兴旺发达的局面。名山庙宇如雨后春笋；禅讲诸法，一时及众；启道 教信，居士勃兴。
　　与此同时，中国的雕刻艺术，随着人们审美情趣的不断提高和艺术自身的日超成熟，进入了一个极为辉煌的时期。明清时期的砚雕砚作，更是如此，大批文人雅士，亲自参与设计、亲自制作，直接影响着整个砚雕的艺术风格、艺术品味和艺术情趣。大批立意清亲、格调高雅的砚作问世。这些文人雅士中，有的人本身就是佛门俗家弟子或居士，有的则由于政治见解、人生志向、生计情感等诸多方面的缘故，皈依了佛门，甚至成了佛门高人。明清的佛门制砚，就是产生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中。www.find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