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三国西晋时代佛教寺院之分布（2）

　　三国时代，魏文帝、明帝秉承曹操以来的禁教──「儒家
　　祠典以外」的禁教政策。文帝诏曰：「其敢设非祀之祭、巫祝
　　之言，皆以执左道论，着于令典。」明帝「诏诸郡国山川，不
　　在祠典者，勿祠」(注一二五)但是『魏书释老志』却记载魏明
　　帝欲坏佛寺，卸却佛舍利的灵异，反而为之徙建「官佛图精舍
　　」。这可能是北朝产生的传说，显示在曹魏初年严禁宗教政策
　　下，佛寺仍得以保留。传说可能是虚妄的，但仍可反映出一些
　　史实。官佛图精舍的存在，即官方允许洛阳城中存在佛寺的事
　　实，不一定是子虚乌有。曹魏时代北方祇有洛阳的官佛图精舍
　　及白马寺两座佛寺见之史料，而白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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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寺是汉代的古寺，且白马寺译经还可能出于后人之附会，可见
　　曹魏时，佛寺并未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可能与政府的严禁宗
　　教政策有关。
　　后汉时代，因为楚王英的放逐江南，以及笮融在广陵和彭
　　城间的大兴浮屠祠，使得佛教渐次流传到南方。汉末的荒乱，
　　促使人民向南方大量迁移，间接地使汉族文化南移。同时，南
　　海交通发达，交广等地也有佛教的传播。吴都建业因华北南下
　　的佛教，和自交广北上的佛教会合在一起，所以绽开了佛教的
　　文化之花。在南下的僧人中，当以月支人支谦为代表：北上僧
　　中则以从交趾来的康僧会为主脑(注一二六)。
　　『梁高僧传』卷一「康僧会传」附「支谦传」描述孙吴佛
　　教开展的情形：
　　「时孙权已制江左，而佛教末行，先有优婆塞支谦，字
　　恭明，一名越。本月支人，来游汉境。初汉桓灵之世有
　　支谶，译出众经，有支亮字纪明，资学于谶，谶又受业
　　于亮，博览经籍莫不精究。……汉献末，避地于吴。…
　　…从吴黄武元年(二二二)至建兴中(二五三)，所出维摩
　　，……并注了本生死经等，皆行于世。」(注一二七)
　　佛教由汉末洛阳传布到吴地的历程，由本传中斑斑可考。
　　等到佛教传布到某一程度，寺院乃因康僧会等人的努力，得以
　　在建业兴造江南第一座佛寺──建初寺。
　　孙权一向迷信，取关羽的荆州时，即命虞翻卜筮。又与张
　　昭论及神仙(注一二八)。『三国志』卷四七「孙权传」太元元
　　年(二五一)条，为神巫于苍龙门外立第舍，数使近臣斋酒食往
　　(注一二九)。因此，康僧会到建业营建佛寺，且以舍利的灵验
　　，为他建佛塔，创立建初寺是可能的。康僧会的佛学仍得自于
　　洛阳安世高的系统。他到江南传法的第一项要务乃是建立寺院
　　，因为「夫塔寺之兴，以表遗化也」。印度阿育王兴盛佛教，
　　则广建八万四千塔寺于各地。晋怀帝永嘉四年(三一0)竺佛图澄
　　不远千里而来，其目的也在「欲于洛阳立寺」，虽世乱不果，
　　但到后赵时「所历州郡，兴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弘法之盛，
　　莫与先矣。」(注一三0)可见僧侣传布佛教，除译经之外，建立
　　寺院也是他们重要的任务之一。僧侣创造佛寺为寺院发展的重
　　要动力之一。如果有帝王或大臣的帮助，则佛寺兴建的速度更
　　快。建初寺虽经孙吴末年，孙綝「大毁浮屠祠，斩道人。」孙
　　皓的宗教压迫，仍能屹立不坠，到东晋时成为名僧与名土清谈
　　之中心，且衍生出高座寺等佛寺。此外，吴县的东云寺、通玄
　　寺，应是随着建初寺的创立才能兴建完成的。因此，佛寺之发
　　展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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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僧侣获得政治当局的赞助或承认，有密切的关系。
　　西晋时代，洛阳一地就有佛寺四十二所。佛寺增加，流弊
　　也产生，当时社会弥漫着武帝以来的骄奢淫逸之风，僧众着华
　　服，不符佛教精神也是理所当然的现象。因此，由印度经扶南
　　、交州、广州、襄阳而到达洛阳满水寺的耆域，即针对这种情
　　形而提出切中时弊的批评。「耆域传」：
　　「耆域者，天竺人也，周流华戎，靡有常所。……自发
　　天竺至于扶南，经诸海滨爰及交广，……以晋惠之末至
　　于洛阳。诸道人悉为作礼，域胡跪晏然不动容色。……
　　又讥众僧，谓衣服华丽，不应素法。」(注一三一)
　　虽然佛寺增加，佛教的经义以及戒律尚未普遍化，或经过
　　研究而提升到较高的层次。但是也由于佛寺的增加，而更与社
　　会各阶层接触，获得更多的助力。竺法护立寺于长安青门外，
　　因精勤传道，「于是德化遐布，声盖四远，僧徒数千，咸宗宗
　　事。」也因此多得布施而「资财殷富」，又感化长安某甲族，
　　获得这大族一宗百余口的信奉，使寺院的社会、经济基础更加
　　巩固。此外，帛远出身士族，遁入空门后「乃于长安造筑精舍
　　，以讲习为业，白黑宗禀，几且千人。」又在晋惠帝末年，得
　　到太宰河间王颙的「虚心敬重，待以师友之敬。」帛远不但获
　　得社会大众的敬奉，且获得王侯的帮助，能与官宦之士谈讲道
　　德，而使佛教进一步获得士族阶层的认识与叹服。
　　佛寺在西晋时代因与更多社会阶层人物接触，获得他们经
　　济上的帮助与精神上的敬重，乃得到更进一步之发展。从本文
　　所考证出的二十六所佛寺中，汉代有八所；三国有二所，西晋
　　时多达十六所。可见佛寺到西晋时，开始加速其发展的脚步了
　　。且分布的区域，由后汉的洛阳、彭城、下邳、许昌。三国时
　　代的洛阳、建业。到西晋时代则分布到洛阳、建邺、仓垣、长
　　安 天水、炖煌、吴县等地，其地域也扩大了许多。佛寺增加了
　　，社会经济基础也增进了，那么佛寺的活动与发展出的功能也
　　必定多元化，且加深其影响程度。
　　(三)佛寺活动之影响
　　楚王英的浮屠祠与桓帝宫中的浮屠祠，表现佛道混合信仰
　　的型态。外来佛教与本土宗教混合的信仰，为汉代以后流传民
　　间的一种信仰方式，这方面的数据甚少，但值得探讨。笮融的
　　浮屠祠，『三国志』记载其主要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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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
　　者听受道，复其它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
　　余人户。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
　　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注一三二)
　　佛寺内有读经、说法、浴佛法会等活动，动辄千、万人之
　　众，费以巨亿计。该寺对于彭城、广陵间的社会、经济等当有
　　部份的影响。西晋惠帝时，「耆域传」记载：
　　「时衡阳太守南阳滕永文在洛，寄住满水寺。得病经年
　　不差，两脚挛屈不能起行，域往看之曰：君欲病得差不
　　。因取净水一杯，杨柳一枝，……即起行步如故。此寺
　　中有思惟树数十枝枯死。……域即向树[口+兄]如[口+兄] 永文法，树
　　寻荑发扶陈荣茂。……洛阳兵乱，辞还天竺，洛中沙门
　　竺法行者，高足僧也。时人方之乐令，因请域曰：上人
　　既得道高僧，愿留一言以为永诫。诚曰:可普会众人也。
　　众既集，域升高座曰：守口摄身意，慎莫犯众恶，修行
　　一切善，如是得度世。言讫便禅默然。」(注一三三)
　　耆域以他的[口+兄]术在满水寺医治寄住在寺中的衡阳太守
　　滕永文之病，又使寺中数十枝思惟树复活，以及医治犯症将死
　　的求治者，表现佛寺的养病医病之功能。并且面对洛阳僧侣的
　　奢华，于兵乱欲回天竺之际，升高座向求法的大众诫以「守口
　　摄身意，止恶修善」之基本佛理，具有普遍教化民众之作用。
　　同时，洛阳还有宫城西门法始立寺，有丰富的藏经，其说法教
　　化也产生了第一位比丘尼，并且因而创立第一座尼寺，而「清
　　雅有则，说法教化，如风靡草。」长安青门外某「德化遐布，
　　声盖四远，僧徒数千。」而法护的弟子竺法乘还回到炖煌「立
　　寺延学，忘身为道，诲而不倦，使夫豺狼革心，戎狄知礼，大
　　化西行。」寺院除了发挥说法教化，养病医病等社会服务功能
　　外，为了使佛教传布更久远，也有一种细字供养经的信仰方式
　　。「安慧则传」：
　　「止洛阳大市寺，手自细书黄缣，写大品经一部，合为
　　一卷，字如小豆，而分明可识，凡十余本。以一本与汝
　　南周仲智妻胡母氏供养，胡母过江赍经自随，……此经
　　今在京师(建康)简靖寺首尼处。」(注一三四)
　　永嘉中(三0七─三一二)洛城大市寺的「细字经」被供养在
　　梁、慧皎(四九七─五五四)时代的建康城内简靖寺首尼处，其
　　留传事迹斑斑可考，由此可见当时佛教信仰的虔诚与传布的久
　　远了。
　　佛教徒死后，寺院也提供为法会，转经的服务。南齐王琰
　　『冥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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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阙公则，赵人也。恬放萧然，唯勤法事。晋武之
　　世，死于[名+隹]阳，道俗同志为设会于白马寺中，其夕
　　转经。」(注一三五)
　　吴县的东云寺、通玄寺的佛像是教徒虔诚礼拜的对象，从
　　他们虔诚的态度，可看出佛教对人们心灵影响之深了。例如：
　　「奉佛居士吴县民朱应，……洁斋共东云寺帛尼及信者数人到
　　沪渎口，稽首尽虔，歌呗至德。……即接还(佛像)安置通玄寺
　　，吴中士庶，嗟其灵异，归心者众矣。(释慧达)停止通玄寺，
　　首尾三年，昼夜虔礼，未尝暂废。」(注一三六)
　　佛寺的各种活动中，应以翻译佛经、注释佛经、讲解转读
　　佛经的活动贡献最大，影响最深远了。梁启超以为「佛教为外
　　来之学，其托命在翻译，自然之数也。」又认为佛典翻译可分
　　为三期，自后汉至西晋，则第一期也。本期虽为启蒙时代，但
　　是有关大乘经论之部的华严、方等、方等密部、般若、法华涅
　　盘、大乘论：小乘经论的小乘经：以及律部等都已经有全本或
　　略本的翻译，奠定了佛教在中国开展的基础(注一三七)。
　　汉末最初的译经大师是安世高与交谶。安世高所译多属小
　　乘，偏重习禅方法，罕涉理论，但末看到在寺院中译经的记载
　　。支谶所译半属大乘，华严、般若、宝积、涅槃皆有抽译，且
　　有寺院中译经的记录。这两位大师，隐然开创此后译家的两大
　　派。在佛教之流传上，安世高的养生成神与汉代道术相合，重
　　禅法也与道家养气成仙说相近，为佛教融入民间宗教之肇端。
　　支谶主神与道合而重智慧，大乘般若直探人生之本真，与老庄
　　玄学相合。大乘般若等经典，史料上可见到在寺院中翻译宏传
　　甚力。例如，支谶与竺佛朔在洛阳译出『般舟三昧经』三卷，
　　建安三年(一九三)在许昌寺校定，建安十三年(二0八)在洛阳佛
　　寺校定悉具足。支谶又与竺佛朔于光和二年(一七九)在洛阳译
　　出『道行般若经』十卷，沙门佛大在洛阳城西菩萨寺中抄写。
　　因『道行般若经』的翻译未尽精善，乃有朱土行往西域寻
　　原本，是为我国西行求法运动的第一人。朱土行，颖川人，出
　　家以后起初『在洛阳讲『道行般若经』，觉文意隐质，诸未尽
　　周」，为了寻求完整的原本，乃于甘露五年(二六0)前往于阗，
　　求得『放光般若经』原本，遣弟子弗如檀(法饶)将原本送回洛
　　阳。元康元年(二九一)，在于阗沙门无罗叉与河南居士竺叔兰
　　等的主持下，在陈留水南寺译出『放光般若经』二十卷。有关
　　本经原本的获得、传达以及翻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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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程，「放光经记」有详细的记载。
　　「惟昔大魏颖川朱士行，……出塞西至于阗国，写得正
　　品梵书胡本九十章，六十万余言，以太康三年(二八二)
　　遣弟于弗如檀，晋字法饶，送经胡本至洛阳，住三年，
　　复至许昌二年，后至陈留界仓垣水南寺，以元康元年(二
　　九一)五月十五日，众贤者共集议，晋书正写。时执胡本
　　者于阗沙门无叉罗，优婆塞竺叔兰口传，祝太玄、周玄
　　明共笔受，正书九十章，凡二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一言。
　　时仓垣诸贤者等，大小皆劝助供养，至某年十二月二十
　　四日，写都讫。」(注一三八)
　　早期的佛经翻译须有口传、笔受、校对、抄写等人选，更
　　需当地人士的经费等赞助。从「水南寺」译出的「放光般若经
　　」，尚需在以后的「水北寺」等寺院不断地考校书写。可见得
　　佛经翻译过程的繁复，以及寺院在译经工作中的重要性。同前
　　所引「放光经记」续谓：
　　「经义深奥，又前从写者，参校不能善悉。至太安二年
　　(三0三)十一月十五日沙门竺法寂来至仓垣水北寺，求经
　　本写时，检取现品五部并胡本，与竺叔兰更共考校书写
　　。永安元年四月二日讫，于前后所写检，最为差定。」
　　自朱士行的『道行般若经』译后，般若学逐渐流行，成为
　　佛教义学之大宗。
　　本期翻译之健将，在西晋时代以竺法护贡献最多。法护亦
　　名昙摩罗剎，系出月支，世居炖煌，故亦为炖煌人。通三十六
　　国语文，中国人能直接自译梵文，实自护始。其所译，各部咸
　　有。宝积四十九会，译得十六会，华严三十九品，译得五品，
　　般若则译光赞三十卷，所谓大品般若者，此其首译也。其它诸
　　大乘经，尚三十余种，小乘将百种，大乘论，小乘论各一种。
　　而其中以『正法华经』十卷，尤为法华输入之第一功。从「正
　　法华经记」可看到本经在洛阳白马寺翻译，笔受、参校、书写
　　情形(注一三九)。又从「正法华经后记」可看到在白马寺讲解
　　经典深义，然后在东牛寺施檀大法会上，讲诵法华经。这对日
　　后天台法华宗的形成，应有先决性的影响。
　　「永熙元年(二九0)八月二十八日，比丘康那律，于洛阳
　　写正法华品竟。时与清戒界节优婆塞张季博、董景玄、
　　刘长武、长文等。手执经本诣白马寺，对与法护、口校
　　古训、请出深义。以九月本斋十四日，于东牛寺中施檀
　　大会讲诵此法，竟日尽夜无不咸欢，重已校定。」(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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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见于寺院史料的还有竺法护在洛阳白马寺译『文殊
　　师利净律经』、『魔逆经』，在长安白马寺译『须真天子经』
　　，西寺译『渐备经』、『金刚萨菩萨行经』，天水寺译『普曜
　　经』。康僧会在建业建初寺译出众经，注解经典，并制经序，
　　又传泥洹贝声等，由此可见寺院充分的发挥佛教经典的翻译、
　　作序、注释、讲解、梵诵等功能。
　　由于般若等经典渐多，不但奠定佛教的理论、戒律、制度
　　基础，且因佛理直探本体，与魏晋玄学风气相近，寺院乃进一
　　步成为清谈文理之所。「帛远传」：
　　「诵经日八九千言，研味方等(大乘)，妙入幽微，世俗坟
　　素多所该贯。乃于长安造筑精舍，以讲习为业，白黑宗禀
　　，几且千人。晋惠之末，太宰河间王颙镇关中，虚心敬重
　　，待以师友之敬。每至闲辰靖夜，辄谈讲道德，于时西府
　　初建，后又甚盛，能言之土，咸服其远达。」(注一四一)
　　五、结 论
　　由前文的考证与探讨，可以得到下面几点认识：
　　(一)佛教寺院肇始于印度释迦牟尼时代，当时就有伽蓝的
　　基本形态。佛灭后由出家僧侣的僧院，逐渐加入在家信徒的佛
　　塔、佛像，完成具有佛塔、佛堂、僧房等要素的寺院。公元一
　　世纪前后，此种寺院型式已经传入中亚以及西域于阗等地。前
　　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二年)佛教传入中国，到了后汉明帝永
　　平年间(五八─七五)佛寺出现在洛阳与彭城两个地区，也就是
　　洛阳白马寺的前身以及楚王英的浮屠祠。
　　(二)后汉三国的寺院大都称为「浮屠祠」，这是佛教初传
　　以中国先秦固有的祠庙为附着，采借的对象而产生的，后汉末
　　年渐有「寺」的称呼，可能是模仿中国府廷宫殿建筑而来。笮
　　融的浮屠祠以及北魏永宁寺的建筑可以说是在中国宫殿式建筑
　　格局中，融入印度伽蓝的特征而产生以佛塔为中心，周围绕以
　　僧房，中留庭院的佛寺建筑型式。西晋以后，佛寺大都称为「
　　寺」、「塔寺」，可以说寺院的名称及建筑型式已经确立了。
　　(三)从寺院的内涵及建筑基本形态来看，可以获得寺院的
　　基本概念。凡是供奉佛像或佛舍利等神圣象征，且有佛教活动
　　的浮屠祠、塔、塔寺、寺、精舍、兰若、院、庙、道场等建筑
　　场所，都可以称为寺院。从而获得判定寺院存在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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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史料上，凡是有浮屠祠、塔寺、精舍尊佛教寺院之称呼，
　　有佛教活动者，就可以判定有寺院之存在。
　　(四)根据寺院的基本概念，应用历史方法，探讨各项史料
　　。确定在后汉时代：有洛阳的白马寺、桓帝的浮屠祠、某佛寺
　　、菩萨寺。彭城的楚王英浮屠祠。下邳的笮融浮屠祠。许昌的
　　许昌寺。而江南尚未有佛寺的记载。三国时代：曹魏洛阳的白
　　马寺，魏明帝的官佛图精舍。建业的建初寺。西晋时代，洛阳
　　的白马寺、东牛寺、愍怀太子浮图、满水寺、大市寺、宫城西
　　门法始立寺、竹林寺、盘[至+鸟]山寺。仓垣的水南寺、水北寺
　　。长安的白马寺、青门外某寺、西寺、帛远的精舍。天水的天
　　水寺。炖煌的法乘立寺。建业的建初寺。吴县的东云寺、通玄
　　寺等十个地区二十六所寺院。
　　(五)所有的寺院都位于大的都城中，祇有洛阳附近出现一
　　所山林寺院，但是仍依附洛阳而未能独立。洛阳佛寺几乎占了
　　一半，且有第一座僧寺、尼寺、山寺的出现。洛阳是后汉、曹
　　魏、西晋首都，居天下之中，为政治、文化、经济之中心，西
　　域人聚居之地，是以佛寺也最多。长安因董卓之乱等破坏，到
　　了西晋才有佛寺记载，但仍仅次于洛阳，有四所佛寺。彭城、
　　下邳、仓垣、许昌都曾经为诸侯王的都城，或是可做为国都的
　　城市。最重要的是都位于鸿沟、汴渠、邗沟水系上，在沟通黄
　　河、长江的交通干道之上。建业、吴县是这条干道的南端。炖
　　煌、天水为丝路的重要城市。佛寺初期出现在黄河流域的主要
　　城市，且全部分布在丝路、黄河、鸿沟水系的交通干线上。显
　　示外来的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接触后，首先将这种新文化堡垒
　　──佛寺，创立在最主要的交通干线上的几个重要城市里。
　　(六)佛寺在后汉传入，因楚王英、桓帝、笮融等的信仰而
　　建立，此点与后汉方术神仙信仰有关，也与西域佛教徒东来传
　　教立寺有关。三国时受到政冶的压制，寺院创立得很少。西晋
　　时，寺院的社会基础较为扩大，有世族及王侯的赞助，经济的
　　支持，乃得以进一步的开展。整个来看，寺院由洛阳的核心地
　　区，沿着交通干道及其上的重要都城，例如:彭城、建业、长安
　　等地，逐渐扩展到吴县，炖煌等边陲地区，系跳跃式的重点式
　　的前进，与中国文化、社会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如能建立全
　　国佛寺分布之架构，相信能提供探讨中国历史发展的一种指标
　　，有别于行政体系、宗教扩展等其它指标，两提供吾国文化社
　　会演变历程的另一种角度之参考。
　　(七)两汉学术的末流渐走向阴阳五行的迷信化、章句繁琐
　　化，佛教寺院的法会教化，社会服务等活动，在中国传统宗教
　　信仰上，注入一股新血液，对吾国宗教发展有相当大的助力，
　　道教以及民间宗教，受到佛教很大的影响。此外，佛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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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量经典的翻译、研究、讲解；而且名僧与名士之玄谈也在西
　　晋时代露出端倪；尤其般若经的传译，使得魏晋以来的玄谈，
　　增加了新数据、新方法与新观点。不但使佛教跻身中华学术之
　　林，也使中国学术由魏晋玄学，经南北朝之判教，而产生中国
　　式的隋唐佛教宗派。佛寺做为佛教之据点，其与中国文化社会
　　的交互影响，不可说不深远了。后汉三国西晋时代，祇是一个
　　开始，虽然佛寺在各方面的作用都很微弱，但是以肇始开创的
　　观点而言，已经为后代佛寺的发展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注译
　　注 一：「西晋二京，合寺一百八十所，僧尼二千七百余人
　　，……东晋一百四载，合寺一千七百六十八所，僧
　　尼二万四千人，……梁世合寺二千八百四十六所，
　　僧尼八万二千七百余人。」唐、法琳：『辩正论』
　　卷三，『大正藏』五二册，页五0二下至五0三中。
　　「自兴光(四五四)至此 (四七六)，京城内寺新旧
　　且百所，僧尼二千余人，四方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
　　，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延昌中(五一
　　二─五一五)，天下州郡僧尼寺，积有一万三千七
　　百二十七所，徒侣逾众。……(魏末)略而计之，僧
　　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魏收，『魏书
　　』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台北，鼎文书局)
　　，页三0三九─三0四八。
　　注 二：民国初年「中国佛教会」保守的估计，全国约二十万
　　座寺院，张曼涛认为各地寺院庵堂，当在数十万座
　　以上。张曼涛：『中国佛教寺塔史志』编辑旨趣，
　　收在『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五十九册， (台北，
　　大乘文化出版社，民国六十七年) 页一。
　　注 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经济研究所，于民国
　　七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至七十四年一月三日，举
　　办「第三届社会经济史讨论会」，笔者宣读的「六
　　朝扬州地区的佛教寺院」研究计划，就六朝时期有
　　关寺院的型式，佛教的地理分布，宗教史与寺院史
　　，宗教与社会关系等三十余种论文或专书，作择要
　　的评述，本文不再赘述。
　　注 四：服部克彦『北魏洛阳?社会?文化』，『续北魏洛
　　阳?社会?文化』(京都，?????书房，昭和四
　　0、四三年)。那波利贞「白马寺?沿革?关??疑
　　问」，『史林』第五卷第一期，大正九年，页四五
　　─六二。镰田茂雄『中国佛教寺?历史』，(东京、
　　大法轮阁，一九八二) 此外『支那佛教史学』杂志
　　等刊物收有不少寺院论文，可作研究参考。
　　注 五：山崎宏『支那中世佛教?展开』(东京，清水书店，
　　昭和十七年)，井上以智为『六朝时代?于??佛教
　　?分布?就??』，(『历史?地理』第二十七卷，
　　第一号)，铃木启造等『六朝隋唐时代????江南
　　佛教?展开』(『立正史学』）
　　38页
　　二十一卷二十二期)，何师启民「佛教入华初期传
　　布地理考」，收在『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五册
　　。
　　注 六：镰田茂雄『中国佛教史』第一卷，『初传期?佛教
　　』，序章，第七节，中国佛教史?时代区分，( 东
　　京大学出版会，一九八二年)页六三─七四，引高雄
　　义坚『宋代佛教史?研究』，常盘大定『支那佛教
　　?研究』第一。又见山崎宏『支那中世佛教?展开
　　』第一部。
　　注 七：唐、道宣『中天竺舍卫国祇洹寺图经』，『大正藏
　　』卷四五，页八八二─八九六。
　　注 八：参见长尾雅人『佛教教团?原始形态』，日本佛教
　　学会编，收在『佛教教团?诸问题』，(平乐寺书店
　　，一九七四年) ，页一─一九。冢本启祥『初期佛教
　　教团史?研究』(山喜房，昭和四一年)，页三0五─
　　三二三。
　　注 九：高田修『僧院?佛塔──???????伽蓝?形
　　成』，收在氏着『佛教美术史论考」(中央公论美术
　　出版，昭和四四年)，页六四。
　　注 十：羽溪了谛着:许敦谷译:『西域佛教之研究』，燕京
　　学报第四期，页六六八。
　　注一十一：足立喜六：『考证法显传』，(东京，三省堂，昭和
　　十一年)，页一五─一六。
　　注一十二：参见足立喜六『考证法显传』对印度、中亚、西域
　　等各地佛寺遗迹及文献的考古或考证。又见玄奘撰
　　『大唐西域记』精校本，收在蓝吉富编『现代佛学
　　大系』第十册(台北，弥勒出版社，民国七十一年)
　　。
　　注一十三：何师启民『佛教入华初期传布地理考』，页七九─
　　九一。
　　注一十四：参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台北，鼎文
　　书局，民国六十四年)，页一─四六。镰田茂雄『中
　　国佛教史』第一卷『初传期?佛教』第一章，佛教?
　　中国传播，(东京大学出版会，一九八二年 )，页七
　　五─一六六。
　　注一十五：『三国志』卷三十，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鼎
　　文本)，页八五九。
　　注一十六：汤用彤，佛教史，页一─五一。
　　注一十七：有关『牟子理惑论』有各种不同看法，有一派主张
　　为东晋刘宋间人伪作，另一派主张确为后汉时代作
　　品，祇不过有掺入后代人的文字与思想。主张前说
　　有梁启超、常盘大定、马伯乐等人，主张后说者为
　　孙诒让，周叔迦，汤用彤等人。本文采取后一派说
　　法。参见周一良『牟子理惑论时代考』收在氏着『
　　魏晋南北朝史论集』页二八八、三 O三。以及汤用
　　彤，佛教史，页七三─八0。
　　注一十八：『牟子理惑论』，『大正藏』卷五二，页五─六。
　　注一十九：镰田茂雄『中国佛教史』第一卷，第一章，有关汉
　　明求法与白马寺的传说，引用的论文与论著有常盘
　　大定『汉明求法说研究』，松元文三郎『汉明求法
　　?纪年?就??』，春日礼智『支那佛教初传?关
　　??论研究』，山内晋卿『支那佛教史之研究』、
　　伊藤义贤『支那佛教正史』上卷、境野黄洋『支那
　　佛教史讲话』上卷，冢本善隆『中国佛教通史』第
　　一
　　39页
　　卷等。
　　注 二十：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现代佛学大系』第
　　十册，页一五0─一五二。
　　注二十一：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十六，(台北，世界书局
　　)，页二一七。
　　注二十二：北齐，魏收『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鼎文本
　　)，页三0二六。
　　注二十三：梁，僧佑『出三藏记集』卷二，『大正藏』卷五五
　　，页五上。
　　注二十四：梁，慧皎『高僧传』卷一，摄摩腾传，『大正
　　藏』卷五0，页三二二下─三二三上。以下简称『梁
　　高僧传』。
　　注二十五：镰田茂雄着，关世谦译『中国佛教史』，(台北，新
　　文丰出版公司，民国七一年)，页九。
　　注二十六：『牟子理惑论』，收在『弘明集』，『大正藏』卷
　　五十二，页五上。
　　注二十七：『四十二章经序』，『大正藏』卷十七，页七二二
　　上。
　　注二十八：『出三藏记集』卷七，『魔逆经记第十五』，『文
　　殊师利净律经记第十八』，『大正藏』卷五五，页
　　五一中。
　　注二十九：汤用彤，佛教史，页二五。
　　注 三十：晋、袁宏『后汉纪』卷十，(台北，商务印书馆，民
　　国六四年)，页一二一。
　　注三十一：刘宋，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二，(台北，鼎文本
　　)，页一四二八。
　　注三十二：周一良『能仁与仁祠』，氏着『魏晋南北朝史论集
　　』，页三0四─三一三。
　　注三十三：『后汉书』卷四二『楚王英传』，页一四二八。
　　注三十四：『晋书』卷九五『佛图澄传』，(鼎文本)，页二四
　　八七。
　　注三十五：任继愈『中国佛教史』第一卷，页一0三。
　　注三十六：有关白马寺传说之考证，白马寺之命名等，参见那
　　波利贞白马寺?沿革?关??」，大谷胜真『支那
　　?于??佛寺造立?起原?就??』，『东洋学报
　　』第十一卷，页七六─八一。镰田茂雄『中国佛教
　　史』第一卷，页一0六─一二0。
　　注三十七：『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鼎文本)，页三0二
　　八。
　　注三十八：参见汤用彤，佛教史，页六。
　　注三十九：望月信亨：『望月佛教大辞典』，页三0四0。
　　注 四十：唐、道世『法宛珠林』卷三九『伽蓝编』第三十六
　　，『大正藏』卷五二，页五九一上。
　　注四十一：同注四0，页一七一0。
　　注四十二：『佛学大辞典』，页九四一。
　　注四十三：宋、[ ]宁『大宋僧史略」卷上，『大正藏』卷五四
　　，页二三六下─二三七上。
　　40页
　　注四十四：『后汉书』卷三十，『襄楷传』，页一0八二。
　　注四十五：『三国志 卷四九，『刘繇传』，页一一八五。
　　注四十六：『三国志 卷六四『孙綝传』，页一四四九。
　　注四十七：参见，小川贳 『浮屠祠 祠堂』，『印度学佛教学
　　研究』第十九卷，第二期，一九七四年。
　　注四十八：祠庙是中国固有的宗教中心，与汉代以后佛、道、
　　新宗教的兴起应有相当的关系。参见宫川尚志『水
　　经注?见??祠庙』，收在氏着『六朝史研究──
　　宗教篇』，(京都，平乐寺书店，一九七七年)，页
　　三六六─三九0。凌纯声『中国古代社之源流』，『
　　秦汉时代之畤』，『民族学研究集刊』，第十七、
　　十八期。劳干『汉代社祀的源流』，『史语所集刊
　　』，第十一期。笔者对此间题甚感与趣，正搜集资
　　料中，他日拟专文探讨。
　　注四十九：『后汉书』卷七三，陶谦传，页二三六八。
　　注 五十：『后汉书』卷四，和帝纪，页一七九。
　　注五十一：田中丰藏『中国佛寺?原始形式』，氏着『中国美
　　术史?研究』，(二玄社，一九六四年)，页一0八─
　　一一0。又『大宋僧史略』等记载，认为东汉明帝时
　　，西域僧侣初来馆于鸿胪寺，其后迁移新居，以不
　　忘本故，借名所居为寺。但是，汉代未有『鸿胪寺
　　』的连称，恐怕是后世附会之说。
　　注五十二：同注四五、四九。
　　注五十三：刘敦桢等编『中国古代建筑史』，(台北，明文书店
　　，民国七二年)，页八六。
　　注五十四：梁思成『敦煌壁画中所见的中国古代建筑』，收在
　　氏着『梁思成文集』(一)：(台北，明文书店，民国
　　七三年)，页二。
　　注五十五：同注五一，前引田中丰藏文，页一一五。
　　注五十六：『梁高僧传』卷一『康僧会传』，页三二五中。
　　注五十七：『出三藏记集』卷六，康僧会撰『安般守意经序』
　　，页四三中。
　　注五十八：唐，段成式『寺塔记』一卷，『大正藏』卷五一，
　　页一0二二─四。
　　注五十九：『出三藏记集』卷七，未详作者，『般舟三昧经记
　　，页四八下。
　　注 六十：唐，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大正藏』
　　卷五二，页四一0中。
　　注六十一：详见马先醒着『中国古代城市论集』的『汉代洛阳
　　之城池与城门』，『后汉京师南北东宫之位置与其
　　门阙』，『汉代两京研究绪说』等文，(台北，简牍
　　学会，民国六九年)页八一─一三0。
　　注六十二：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第五，『大正藏』卷四
　　九，页五六中。
　　41页
　　注六十三：梁高僧传 卷一『昙柯迦罗传』，页三二四下 ─三
　　二五上。
　　注六十四：收在唐、道世『法宛珠林』卷四二，『大正藏』卷
　　五三，页六一六中。
　　注六十五：『出三藏记集』卷七『文殊师利净律经记第十八』
　　，页五一中。
　　注六十六：『出三藏记集』卷七『魔逆经记第十五』，页五0中
　　。
　　注六十七：『出三藏记集』卷八『正法华经后记第七』，页五
　　六下。
　　注六十八：参见常盘大定『中国文化史迹解说』第五卷，页三
　　九。『图版』第五卷，页四三─四五。(京都，法藏
　　馆，一九七五年）。
　　注六十九：同注六七。
　　注 七十：大谷胜真，前引文，页八0。
　　注七十一：『后汉书』卷三十，『襄楷传』，页一0八二。
　　注七十二：『后汉书』卷七，『桓帝纪』，页三二0。
　　注七十三：『出三藏记集』卷七，未详作者，『般舟三昧经记
　　』，页四八下。
　　注七十四：宫川尚志『晋书佛教史料稿─附后汉书、三国志』
　　，『冈大法文纪』第十九，一九六四，页七八。引
　　Henri Maspero:Les Origines de Ia Communaaute"
　　bouddhiste de Lo-Yang(J.A.Tome 225, 1934)．
　　注七十五：『出三藏记集』卷七，未详作者『道行经后记』，
　　页四七下。
　　注七十六：『魏书 卷一一四『释老志』，页三0二八。
　　注七十七：唐，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大正藏』
　　卷五二，页四一0中。
　　注七十八：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大正藏』卷五一，页九
　　九九上。
　　注七十九：同注二一。
　　注 八十：『梁高僧传』卷十『耆域传』，页三八八。
　　注八十一：『梁高僧传』卷十『安慧则传』，页三八九中。
　　注八十二：梁，宝唱『比丘尼传』卷一『净检尼传』，『大正
　　藏』 卷五0，页九三四下。
　　注八十三：同注八二。
　　注八十四：『梁高僧传』卷十『键陀勒传』，页三八八下。
　　注八十五：参见黄纤华等着『中国佛教史略』收在『中国佛教
　　总论」(台北，木铎出版社，民国七二年)，页一六
　　。
　　注八十六：同注四九。
　　42页
　　注八十七：『三国志』卷四六『孙策传』注引『江表传』，页
　　一一0三。
　　注八十八：汤用彤，佛教史，页八二。
　　注八十九：本寺有人怀疑为孙权所创立，认为是一种神话，但
　　是孙琳曾有『坏浮屠祠』的记载。孙吴时已有佛寺
　　存在，无庸置疑。且孙吴末年，康僧会在本寺从事
　　翻译，注解佛经等各种活动。本寺创于孙权时代的
　　可能性很大。
　　注 九十：『梁高僧传』卷一『康僧会传』，页三二五下 ─三
　　二六上。
　　注九十一：『梁高僧传』卷一『帛户梨密多罗传』，页三二七下
　　。
　　注九十二：清，刘世珩『南朝寺考』，收在『中国佛寺志』，
　　第二辑第二册，(台北，明文书局，民国六九年)，
　　页八。
　　注九十三：『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第一卷，(台北，三通图书
　　公司，民国七三年)，页一五一。
　　注九十四：『出三藏记集』卷七『放光经记第三』，页四七下
　　。
　　注九十五：『梁高僧传』谓竺法护译经有一百六十五部之多，
　　汤用彤认为现存者仍有九十五部，故汤氏对竺法护
　　甚为钦崇，见氏着前引书，页一五七─一六四。
　　注九十六：『出三藏记集』卷七『须真天子经记第七』，页四八
　　中。
　　注九十七：『梁高僧传』卷一『竺法护传』，页三二六下。
　　注九十八：『梁高僧传』卷四『竺法乘传』，页三四七中。
　　注九十九：『出三藏记集』卷九『渐备经十住胡名并书叙第三
　　』，页六二中。
　　注一零零：『历代三宝记』卷六，页六二下。
　　注一零一：『梁高僧传』卷一『帛远传』，页三二七上。
　　注一零二：『出三藏记集』卷七『普曜经记第六』，页四八中
　　。
　　注一零三：『梁高僧传 卷四『竺法乘传』，页三四七下。
　　注一零四：『梁高僧传』卷十『释慧达传』，页四0九下。
　　注一零五：『水经注』卷二三，『汳水汪』，页二九八。
　　注一零六：宋，志盘『佛祖统纪』卷三五，『大正藏』卷四九
　　，页三三一。
　　注一零七：大谷胜真，前引文，页一0一。
　　注一零八：明，葛寅亮『金陵梵剎志』卷三九『碧峰寺起止
　　记略』，卷四八『保宁寺旧序』，收在『中国佛寺
　　志汇刊]第一辑，第五册，(台北，明文书店，民国
　　六九年)，页一三00，一三九二。
　　注一零九：『佛祖统纪』卷三六，页二三八中。
　　43页
　　注一一十：梁高僧传』卷四『法崇传』，页三五0下。
　　注一一一：唐，法琳『辩正论』卷三，『大正藏』卷五二，页
　　五0二下。
　　注一一二：『晋书』卷九五，『佛图澄传』，(鼎文本)，页二
　　四八七。
　　注一一三：吕征『支娄迦谶』，收在『中国佛教人物与制度』
　　，『现代佛学大系 第二五册，页七。
　　注一一四：『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太和三年，页
　　九七。
　　注一一五：『梁高僧传』卷一『昙柯迦罗传』，页三二四下─
　　三二五上。
　　注一一六：杨守敬，熊会贞撰『杨熊合撰水经注疏]，(台北，
　　中华书局)，页二九0四。
　　注一一七：『晋书]卷五『怀帝纪』，页一二二。
　　注一一八：同注一一六，页二八六0─二九一二。
　　注一一九：参见程光裕等编『中国历史地图』下册『两汉水利
　　工程图』，『两汉鸿沟水系图』，(台北，文化大学
　　出版部，民国三年)，页三五，三八。
　　注一二十：马先醒，前引书，页一一八。
　　注一二一：参见萧璠『春秋至两汉时期中国向南方的发展，(台
　　大文史丛刊，民国六二年)。
　　注一二二：参见刘淑芬『六朝时代的建康」(台大博士论文，末
　　刊本)，黄淑梅『六朝太湖流域的发展』(师大历史
　　研究所专刊民国六九年)，页八二─九一。
　　注一二三：『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页二九三二。
　　注一二四：『梁高僧传』卷一，『安清传』页三二三─四。
　　注一二五：『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黄初五年，页
　　八四。卷三，『魏书，明帝纪』青龙元年，页九九
　　。
　　注一二六：参见，镰田茂雄『中国佛教史』，页二三。
　　注一二七：『梁高僧传』卷一『康僧会传』，页三二五上。
　　注一二八：『三国志』卷五七『虞翻传』，页一三二0─一。
　　注一二九：『三国志』卷四七『孙权传』，页一一四八。
　　注一三十：『梁高僧傅』卷九『竺佛图澄传』，页三八三中，
　　三八七上。
　　注一三一：『梁高僧传』卷十『耆域传』，页三八八。
　　注一三二：同注四五。
　　注一三三：同注一三一。
　　44页
　　注一三四：『梁高僧传』卷十『安慧则传』，页三八九中。
　　注一三五：收在『法宛珠林』， 卷四二，『大正藏』卷五三，
　　页六一六中。
　　注一三六：同注一0四。
　　注一三七：梁启超『佛典之翻译』氏着『佛学研究十八篇』，(
　　台北，中华书局，民国五五年)。
　　注一三八：『出三藏记集』卷七『放光经记第三』，页四七下
　　。
　　注一三九：『出三藏记集』卷八『正法华经记』，页五六下。
　　注一四十：同注六七。
　　注一四一:同注一0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