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影响六朝小说之一例证研究

佛教影响六朝小说之一例证研究
　　浅析 「旧杂譬喻经」 「梵志吐壶」一文被汉化之过程
　　黄继豪
　　贝叶
　　第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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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佛教的传入中国，究竟始于何时，史家众说纷纭，依传统之看法，大致是以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六十七年）遣使迎取迦叶摩腾与竺法兰至长安为始[注一]。此后，西域僧侣接踵来华，弘扬佛法，惟斯时仍未得全面之兴盛与发展，一直到二个世纪以后，亦即是魏晋之时，方得以作普遍之兴盛与影响。
　　佛教影响中国文化至深且巨，举凡思想、文学、建筑、雕刻、绘画、音乐、声韵、宗教、医学、天文、团体组织、乃至民间习俗等等，无不深受佛教的影响。尤以对文学上小说形式的创作，更起了突变性的影响。梁启超先生以为中国小说与长篇歌曲等，其体裁实受佛经文学之影响。他说：「我国近代之纯文学──若小说、若歌曲，皆与佛典之翻译文学有密切关系。」[注二]斯说诚然。中国自古以来即有游记、传记、寓言、叙事文、赋等，唯独缺乏以想象力为基构而写成的小说[注三]。此与印度文学富于神话性与想象力，却缺乏写实性及无正确记录的观念刚好相反。佛教东传之后，佛典中的翻译小说大为盛行，影飨所及，翻译小说的形式也开始被人沿袭采用。章学诚先生曾采用郑樵之说，谓小说之书，往往出于释藏，而佛藏必于丛剎，与佛经定有若干关系[注四]。更是的然之辞。
　　有鉴于此，笔者此文乃具体地仅就佛典旧杂譬喻经「梵志吐壶」一文粗略探究其对六朝小说影响之处。
　　二
　　「梵志吐壸」一篇为佛典「旧杂譬喻经」卷上第十八则的译文，译者是三国吴天竺三藏康僧会，他本是西域康居国人，后移居交趾，于赤乌十年（公元二四七年）来建业晋见吴主孙权，得孙权礼遇，因舍利之感，孙权为之营建初寺，此系吴地建寺之始。僧会即在建初寺翻译「阿难念」、「弥陀经」、「镜面王」、「微察皇」、及小品「六度集」、「旧譬喻」等大批佛经，于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二八０年）圆寂[注五]。现译文尚保存在大藏经中。「梵志吐壶」此篇深重地影响了其后晋荀氏的「道人奇术」及梁吴均「许彦鹅笼」二篇的产生，易言之，亦即是「道人奇术」与「许彦鹅笼」是根据「梵志吐壶」一篇而加以发展汉化而成的。
　　「道人奇术」一篇出于「灵鬼志」，作者荀氏，生平不可考。「灵鬼志」今已失传，惟「道人奇术」一篇却被收辑在「法宛珠林」六十一和「太平御览」三百五十九，得以保存至今。
　　至于「许彦鹅笼」一篇则出于「续齐谐记」，作者是梁朝的吴均，据「梁书」所载。吴均字叔庠，吴兴故鄣人，天监初为吴兴主簿，旋兼建安王伟记室，自求撰齐春秋，因书失实免职，后复蒙敕见，使撰通史，未就而卒，享年五十二岁，（公元四六九──五三０年）时为梁武帝普通元年[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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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早发现吴均这故事是脱胎于佛典「旧杂譬喻经」的第一人为唐朝段成式（公元八六三年卒）。他在「酉阳杂俎续集」「贬误篇」写道：「释氏「杂譬喻经」云：『昔梵志作术，吐出一壶，中有女子与屏，处作家室。梵志少息，女复作术，吐出一壶，中有男子，复与共卧。梵志觉，次第互吞之，柱杖而去。』余以吴均尝览此事，讶其说以为至怪也。」可见吴均之文必有所承。
　　而「旧杂譬喻经」所载此「梵志吐壶」一事，亦源于他经。周豫才先生在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中说：「而此一事，则复有他经为本，如「观佛三昧海经」卷一说观佛苦行时白毫毛相云：『天见毛内有百亿光，其光微妙，不可具宣。于其光中，现化菩萨，皆修苦行，如此不异。菩萨不小，毛不更大。』当又为梵志吐壶之渊源矣。」
　　周氏又说：「魏晋以来，渐译释典，天竺故事亦流传世间，文人喜其颖异，于有意或无意中用之，遂蜕化为国有，如晋人荀氏作「灵鬼志」亦记道人入笼子中事，尚云来自外国，至吴均记，乃为中国之书生。」更直接说出了早在吴均作「许彦鹅笼」故事以前，荀氏已在「灵鬼志」一书中采用此佛经故事。
　　吴均卒于公元五二０年。印度「梵志吐壶」的故事自三世纪中叶来华，经国人摄取，到完全中国化成吴均之佳作，其间经过的年份大约是一百五０年。
　　笔者现将此三篇原文抄录如次，以资比较研究。
　　第一篇　「旧杂譬喻经」「梵志吐壶」
　　昔有国王持妇女急，正夫人谓太子：「我篇汝母，生不见国中，欲一出，汝可曰王。」如是至三，太子白王。王则听。太子自为御车，出群臣于道路，奉迎为拜。夫人出其手开帐，令人得见之。太子见女人而如是，便诈腹痛而还。夫人言：「我无相甚矣。」太子自念，我母尚（一本作当）如此，何况余乎？夜便委国去入山中游观，时道旁有树，下有好泉水。太子上树，逢见梵志独行来入水池（一本作洗）浴，出饭食，作术吐出一壶，壸中有女人，与于屏处作家室，梵志遂得卧。女人则复作术，吐出一壶，壶中有年少男子，复与共卧已，便吞壶。须臾，梵志起复内妇着壶中。吞之已，作杖而去，太子归国白王，请道人及诸臣下，持作三人食着一边，梵志既至言：「我独自耳。」太子曰：「道人当出妇共食。」道人不得止，出妇。太子谓妇：「当出男子共食。」如是至三，不得止，出男子共食已便去。王问太子：「汝何因知之？」笑曰：「我母欲观国中，我为御车，母出手令人得见之。我念女人能多欲，便诈腹痛运入山。见是道人藏妇腹中当有奸。如是女人奸不可绝，愿大王赦宫中自在行来。」王则敕后宫中，其欲行者从志也。师曰：「天下不可信女人也」
　　第二篇　笋氏「灵鬼志」「道人奇术」
　　太元十二年，有道人自外国来，能吞刀吐火，吐珠玉金银。自说其所受术，即白衣，非沙门也。尝行，见一人担担，上有小笼子，可受升余。语担人云：「吾步行疲极，欲寄君担。」担人甚怪之，虑是狂人，便语之曰：「自可尔耳，君欲何许自厝耶？」其人笑曰：「君若见许，正欲入君此笼中。」担人愈怪其奇，「君能入笼便是神人也。」乃下担，即入笼中，笼不更大，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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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不更小，担之亦不觉重于先。既行数十里，树下住食。担人呼共食，云：「我自有食。」不肯出，止住笼中，饮食器物罗列，肴馔丰賟亦辨。反呼担人食，未半，语担人曰：「我欲与妇共食。」即从口中吐出一女子，年二十许，衣裙容貌甚美，二人便共食。食欲竟，其夫便卧。妇语担人：「我有外夫，欲来共食。夫觉，君勿道之。」妇便口中出一年少丈夫，共食，笼中便有三人，宽急之事，亦复不异。有顷，其夫动，如欲觉，妇便以外夫纳口中。夫起，语担人曰：「可去！」即以妇纳口中，次及食器物。
　　第三篇　吴均「续齐谐记」「许彦鹅笼」
　　阳羡许彦于绥安山行，遇一书生，年十七八，卧路侧，云脚痛，求寄鹅笼中。彦以为戏言，书生便入笼，笼亦不更广，书生亦不更小，宛然与双鹅并座，鹅亦不惊。彦负笼而去，都不觉重。前行息树下，书生乃出笼谓彦曰：「欲为君薄设。」彦曰：「善。」乃口中吐出一铜奁子，奁子中具诸肴撰，酒数行，谓彦曰：「向将一妇人自随，今欲暂邀之。」彦曰：「善。」又于口中吐一女子年可十五六，衣服绮丽，容貌殊绝，共座宴。俄而书生醉卧，此女谓彦曰：「虽与书生结夫妻，而实怀怨，向亦窃得一男子同行，书生既眠，暂唤之，君幸勿言。」彦曰：「善。」女子于口中吐出一男子，年可二十三四，亦颖悟可爱，乃与彦叙寒温。书生卧欲觉，女子口吐一锦行障遮书生，书生乃留女子共卧，男子谓彦曰：「此女虽有情，心亦不尽，向复窃得一女人同行，今欲暂见之，愿君勿泄。」彦曰：「善。」男子又于口中吐一妇人，年可二十许，共酌：戏谈甚久，闻书生动声，男子曰：「二人眠已觉。」因取所吐女人，还纳口中，须臾，书生处女乃出谓彦曰：「书生欲起。」乃吞向男子，独对彦坐。然后书生起谓彦曰：「暂眠遂久，君独坐，当悒悒耶？日又晚，当与君别。」遂吞其女子，诸器皿悉纳口中，留大铜盘可二尺广。与彦别曰：「无以藉君，与君相忆也。」彦大元中为兰台令史，以盘饷侍中张散，散看其铭题，云是永平三年作。
　　三
　　以上故事三篇，第一篇「梵志吐壶」故事中的地点应是在印度，主角是太子，太子始见其母「令人得见之」，复又见梵志所吐壶中之女人亦暗藏一年少男子，因而悟出了天下女人不可信的道理，此是通篇耍义所在。
　　到了第二篇，晋人荀氏便把这故事发生的地点，搬到中国来，而且比第一篇更进步地加上了晋武帝太元十二年的年代，其故事中的主角，已为道人，作者虽直接否定此道人是「非沙门也」，惟尚不敢完全塑造一个汉化了的人物，故仍云：「有道人自外国来」；同时，第一篇的主旨「天下女人不可信」的佛家思想也已被删除，而主角变为道人亦可证是佛家思想变为道家的部份迹象。
　　第二篇的道人，作者虽未交待其名字，但已比第一篇的梵志神通得多，梵志充其量只能出饭食及吐一藏女人之壶而已，但道人却除此之外，还能「吞刀吐火，吐珠玉金银」，亦能吞吐诸种盛着肴馔的饮食器物，更能躲在小笼子里休憇而使笼子「担之亦不觉重于先」，比第一篇的梵志添增了更多的神奇形象。
　　裴普贤女士谓第二篇「道人奇术」的故事有语病，她说：「前段是自述口气，看见担上小笼，尚说：「语担人云：『吾步行疲极，欲寄君担。』以下便改作第三人称：其人答曰：『君若见许，正欲入君此笼中。「所以故事前后不协调。」[注七]。笔者个人却认为此说非是，此文通篇皆是荀氏的叙述口吻，前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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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担人云「吾步行疲极，欲寄君担」乃是荀氏让道人自行发言，使更合于小说形式，而其后裴氏所谓的第三人称，更是荀氏一本其作者身份叙述的笔调。依笔者之拙见，真正有语病之处应是在「笼不更大，其人亦不更小」这二句话上，因为笼若不更大，书生欲入笼中便得缩小。今既言「其人亦不更小」，则依常理推，笼子必然有人般大，至低限度必须能容道人栖身，但如此一来，便与前文所叙的「上有小笼子，可受升余」及「担人甚怪之，虑是狂人，便语之曰：「自可尔耳，君欲何许自厝耶？」」相抵牾而显得是多余的了。可见此处正犯上了逻辑上的矛盾律。此是第二篇的小疵，怎知到了吴均的「许彦鹅笼」，行文亦谓「笼亦不更广，书生亦不更小」仍坐犯此病，这似乎就太不应该了。
　　第二篇尚有一处与第一篇稍微不同，就是将第一篇中梵志口中吐壶，壶中有女，女人口中吐壶，壶中有男的两只壶省去，使从道人口中直接吐出女人来，女人口中直接吐出男人来。而两篇最大的不同则是荀氏加添了一个担人和他的小笼，让道人进入小笼来表演他的奇术。
　　到了第三篇，作者吴均根据荀氏的「道人奇术」再加以汉化发展，写出了地点是在中国绥安山，年代是发生永平三年（公元六十年），小笼已更具体地变为鹅笼，不知籍贯人名的担人变为阳羡人许彦，外国来的道人也变为十七八岁的中国儒者──书生，而使女子口中吐出的男人，又偷偷吐出一女子来，此更是第一、二篇所无。主旨也从第一篇「天下不可信女人也」转为揭示男女间的情爱之互不信任方面。从引文中可得到证明：
　　「虽与书生结夫妻，而实怀怨。」（书生所吐女人语）
　　「此女虽有情，心亦不尽。」（女人所吐男人语）
　　由是，从第一篇佛家的思想被第二篇的道家取代后，至此更转移了主旨。转移的原因大概是因为「道人奇术」及「许彦鹅笼」二篇的作者已非沙门中人。
　　统而言之，此三篇的故事情节均以吞吐女人为贯串之点，而所吞吐的女人均无交代姓氏，除第一篇未加以描写刻划外，其它二篇也大致相似，第二篇的女人是「年二十许，衣裙容貌甚美」；第三篇的女人共有二名，第一名是「年可十五六，衣服绮丽，容貌殊绝」第二名是「年可二十许」，吴均未对此第二名女人的衣装容貌加以形容。
　　从此三篇的情节结构上看，「许彦鹅笼」无疑是最为成功的一篇，此篇承前二篇再加以删添，格外使故事显得诡异离奇。吴均最大的创造是使女子口中吐出的男人，又吐出一女子来，与其它二篇迥然相异，其次，他又在作品中交代了人名、地名、和年代，最后更增加书生赠与一上有铭题的铜盘作纪念，使故事更富于人情味与真实性，真正做到了结合印度文学的丰富想象力及中国历来传统正确记录的观念。
　　四
　　佛家释典最具体地影响六朝小说，舍上述一例外，尚有晋干宝「搜神记」中「焦湖玉枕」一则受「大庄严论经」的影响。至于佛家中充满想象力的因果轮回等志怪之说，也严重地影向了六朝的小说，使六朝小说尽作志怪之风[注八]。如魏文帝所撰之「列异传」三卷（今佚，遗文分别收辑在「太平御览八百八十四、三百七十、八百八十八）；晋陆氏所作的「异林」；戴祚的「甄异传」；祖冲之的「述异记」（现行之「述异记」二卷，其称梁任昉攘者，乃唐宋间人伪作，而袭祖冲之之书名）；及祖台之孔氏、殖民、曹毗等各别所作之「志怪」（孔氏、殖氏、曹毗之作俱佚）等等，也无不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但这许多思想也往往中国化了，和原有印度佛教不尽相同。裴普贤女士在「中印文学研究」一书中说：「佛教思想传入中国有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中国化，而且与儒道混合化。」综观「梵志吐壶」一篇被汉化成为「许彦鹅笼」的过程，我们不难看出这话的高度正确性。笔者此文戋戋，不复旁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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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释
　　注一 ：「明帝求法」一事历来已成佛门铁案，惟近人梁启超先生却力斥其伪，以为事属虚构，渠谓佛教输入中国之年代，当在后汉桓灵之间。文见「汉明求法说辩伪」。
　　注二 ：见梁启超着「饮冰室全集」专集（上海：中华书局）第十四册页二十九。
　　注三 ：「小说」此一名词，并非到魏晋六朝受佛教文化影响才产生，早在「庄子「书中就有记载，「外物篇」云：「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但此处之「小说」，所指的是那些浅薄琐屑，无关大道的言论，而不是一种文学形式。于是，后人也就沿用「小说」此一名词来称呼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作品。「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分为十家，「小说家」居末，一共收了十五种书，一千三百八十篇，到隋时，十五种书全都亡佚，从散见于「大戴礼记」和「史记」的一些佚文看，彼时「小说」的概念十分模糊，直到了魏晋南北朝，才产生了真正的初具规模的小说。
　　注四 ：章学诚着「校雠通义」卷一藏书第九云：「郑樵以谓性命之书，往往出于道藏，小说之书往往出于释藏………夫道藏必于洞天，而佛藏必于丛剎…………。」
　　注五 ：见梁会稽嘉祥寺沙门慧皎所撰「高僧传」。
　　注六 ：见「梁书」卷四十九列传第四十三文学上。
　　注七 ：见裴普贤着「中印文学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民国五十七年初版页一八五。
　　注八 ：志怪小说的产生可追溯到汉以前的「山海经」和「穆天子传」这两部专记八荒异物的古代神话结集，不过二书都是些零零碎碎的记载，还不能算是小说。自东汉末至南北朝，由于佛家的影响，志怪小说才大量出现且盛行于世。
　　作者附识：本文部份观点系参用裴普贤女士高见，谨此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