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佛教学

近代的佛教学
　　释圣严
　　现代佛教学术丛刊
　　第82期（198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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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　大乘文化
　　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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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传统佛教的检讨
　　在传统性的中国佛教而言，从「唯证乃知」的观点上，认为真正的了解佛法者，唯有真正如实修证的人。仅在文字知识以及表面的考察上，乃是无法深入佛法精神，也无从理解佛法精义的。这种观点的具体表现，便是我国禅宗的「不立文字」，而主张「以心印心」的直透悟入佛的性海。这是至高的宗教境界，也是独步古今的宗教信仰。所以近世以来，各种宗教的信仰，均因自然科学及人文科学的昌明，而形成了反比的退潮的激流，即使佛教的其它各宗，也有退潮的现象，唯独禅宗以及类似禅宗的小乘禅定的风气，到了西方，不但是反传统的人喜欢禅，甚至天主教的教士们，也被禅的力量所激动。可惜，这种实修的风气，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却呈现了停滞的状态。假如我们愿意心平气和地，对于自己终年的活动，作一番细密的统计，真正全心全意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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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实际修持定业（包括恳切认真地诵经、拜佛、念佛）的时间数，恐怕所占的百分比是相当少的。佛教精神之不能充分地由我们生活中表现出来，原因即在于我们的身心，特别是心境，不能与佛法相应，所以自内到外，均与普通人的影响力相似。我们无力以道感人，作为宗教形态的佛教，便不能勃兴起来。这在今天的我们，是必须加以检讨的大问题。
　　我们再来作另一方面的统计，假如未把时间放在定业的实修上，是否放到慧业（包括认真地求解经义、分析教义、比较研究等）上面去了呢？这一点，我也相信，所占的百分比，恐怕比起定业还少，因为我们之中的许多人，尚未具备作文字知见的能力，这虽不及修持定业之切乎实际，但却不是人人都能的事。然而，要使佛教之久远博大，文字研究的工作，绝不能少，中国佛教之能成为大乘佛教的最大主流，即在汉译经典的具全以及历代高僧的著述。有真行，必有正解，有正解，必起正信，有正信，必能发为悲天愍人的宏法精神，作成不朽的传世章篇。那末，今天的我们之中，有多少人可以留下，经得起千百年的历史考验，而仍能够光芒四射的文字作品呢？这又是我们必须加以检讨的大问题了。
　　事实上，今天的我们之中，有道心的人，也不过是把大部份的时间，放在人天福业（建寺、造塔、办学、说法、法会等）的修持上。所谓菩萨道和人天业，表现方式相同，仅是存心的清浊有异；至于心境的清浊之分，则是根据定慧二业之深浅与有无而来。所以，我们若能虚心检讨，恳切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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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头所称的「菩萨道」，只是背诵经句，距离真菩萨道尚远。这也是宜加推敲的大问题。
　　但在今天，我们之中，能够有人全心以赴地修人天福业，或在孜孜不倦地追求表面上的文字知识，仍是存续佛法慧命的大好现象。因此，当我们看到外国学者们，以近代的科学方法研究佛教，使之脱出宗教的形式而成为独立和客观的一门学术，名之为 Buddhologie「佛教学」的东西之时，亦当有以正面的态度来迎接它和认识它的必要了。
　　现在，我们就来介绍近代世界的佛教学的趋势吧！
　　二、近代佛教学的诞生
　　所谓近代的佛教学，乃是一种诞生于欧洲的学问，即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场，用客观的科学方法，来究明关于佛教的教理、历史、艺术等的一种学术。当然，对于佛教的比较研究，在印度及中国的古代，即已开始了，例如论藏中所提出的问题，便是出之于比较研究的态度，唯其处理的方式，是出于信仰的和主观的，故与近代的佛教学不同，并且在范围方面，主要只是佛教自身的内部的，虽也有涉及与外部之印度教的比较，而其本质，仍系以佛教为主体而来达成信仰的目的，例如「诸行无常」（Anitya）及「诸法无我」（anātman）的思想，它的出发点，也是为了应付印度教的思维而来。佛教传入中国之后，教判思想的发达，也仅是佛教内部的，是从信仰的态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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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作的分类，比之以近代佛教学，用纯科学的客观态度所作的分类，意味迥异。这种教判风气，传到日本，到了十八世纪，出了一位饮光慈云尊者（一七一八──一八０四），即以比较新的态度，他熟读了梵文的「普贤行愿赞」、「般若心经」、「阿弥陀经」等，着了一千卷的「梵学津梁」，但此仍非现代佛教学的起点。因在现代佛教学未从欧洲来到东方之前的印度也好、中国也好、日本也好，所有比较研究的学问，均系先有一个自宗的主观立场，其次对于他宗的思想，则稍具客观的色彩；在内容上是属于训诂之学；就处理问题的范围而言，也不够广大，只是对内的、思辨的、哲学的，最要紧是属于信仰的。此与发生于欧洲而已成为文化学之一个分野的近代佛教学，是相当不同的。对我们东方人来说，近代佛教学的园地，主要是在日本，那是由于南条文雄及高南顺次郎之留学欧洲，回到日本之后，便为近代佛教学，在东方开辟了新的园地。在我中国，受此影响而有成就可观的，仅得梁启超、汤用彤、陈垣、吕秋迭、胡适之等数人而已，因为这是学术，不是信仰，同时也须具备外国语文及佛教语文的知识，和科学的治学方法。所以在我国佛教界中，已见的成绩，并不丰富。
　　三、「汉学」中的佛教学
　　近代的佛教学，为何诞生于基督文化区域的欧洲？这是值得探索的问题。其中的渊源，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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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线索可找。最初是由于基督教旧教的神父们，接着又有新教的牧师们，到了中国，传播他们的信仰。旧教方面，以耶稣会士 Jesuit 之后，属于旧教系统的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法国、比利时等的神父，来到我国，其中著名的传教士，则有 Francisco Xavier（一五０六──一五五二）、Matteo Ricci（一五五二──一六六一）、Seraphim Couvreur（一八三五──？）等人可举。他们一到中国，为了能够以适应环境来达成其传教的目的，便努力于中国文化的研究和撰述，所以他们的态度是很轻蔑的。但当这些东西到了欧洲，便引起了学者们研究中国文化的兴趣，进而作中国古典的研究，终于形成了广义的所谓「汉学」（Sinologie）──一种研究中国文学、艺术、语言、历史等的学问。不久，即以法国为中心，掀起了研究汉学的文化运动。由此发足，在欧洲方面，也开始了研究大乘佛教的启蒙运动。
　　由此可知，在欧洲的汉学，也有两种立场：一是立足于一般文化学的立场者，一是立足于为要达成传教目的的基督教之立场者。由于后者的动机不纯，他们是在个人的职业的感情之下，来作佛教的研究，故当阅读那些神父及牧师们的著作时，对于他们笔下所处理的佛教教理之介绍，是不能不加以审慎考察的。
　　由初期的耶稣会士研究汉学，而将研究中心移至巴黎之后，即出了许多纯学术的大学者，在法国最先的伟大汉学家，即是短命的 Engene Burnouf（一八０一──一八五二），但他对于汉语学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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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贡献极大。此后的知名学者，则有 E. Senart（一八四七──一九二二）、Sylvain Levi（一八六三──一九三五））、J. Przyluski（一八八五──一九四四）、Paul Demieville（一八九四──）。
　　在以法国为中心的汉学佛教学家之后，另在英国系的以及其它的传教士之间，也有关于研究佛教问题的著作发表出来，例如：Joseph Edkins（一八二三──一九０五）、E. J. Eitel（一八二三──一九０八）、T. Richard（一八四五──一九三四）、H. J. Hackmann（一八六四──一九三五）、H. Hās（一八六八──一九三四）等人。但是，在这些基督教的传教师之中，有时对于佛教，怀有极恶劣破斥态度。
　　不论如何，发生于欧洲的汉学，最初之动机，是为了传播基督教，是先有主观的宗教立场之后，抱着指摘佛教弱点的愿望，以显示基督教之优秀性为目的。然在通过汉学研究而接触到佛教研究的新旅程中，他们确实负起了媒介传播的使命。沿着此一线索而进入比利时，则有几位神父，展开了汉籍佛典的欧文翻译，例如 Louis de la Vallee Poussin（一八六九──一九三七）神父译出了「俱舍论」、E. Lamotte（一九０三──）神父译出了「大智度论」。
　　四、印度学中的佛教学
　　所谓「印度学」（Indologie）的抬头，是起于英国政府的统治印度，这批英国人对于印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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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研究，是为了如何地巩固它的殖民地统治权，故与同为英国的传教士们研究汉学中的佛教，态度并不相同，他们没有宗教的排他意识，只是用毫无成见的白纸，对于印度的文化，作诸方面的调查，以此立场所得的研究成果，便大大地增强了客观性的价值。他们对于印度教、佛教、佛教艺术及印度地理等的研究，没有夹杂著作者的私情，故比传教士们的态度，可取得多。综合他们对于印度文化的诸种研究，总名之谓「印度学」。因此，我们所谈的 Buddhologie（佛教学），不过是全体 Indologie（印度学）之中的一个单元而已。
　　但在印度学中的佛教学，如果予以分类，又可分成梵语（Sanskrit）语系的大乘佛教（Mahāyāna Buddhism）和巴利（Pali）语系的小乘佛教（Hīnayāna Buddhism）；若以部派之名，称呼小乘佛教，则为特罗瓦达（Theravāda Buddhism），实际上，巴利语系的佛教徒们，殊不喜被称为小乘，他们总是自称 Theravāda Buddhism（上座部佛教）。
　　在巴利语系的佛教研究之中，也像汉语系相同，分有一种立场，一种是出之于基督教传教士们，作为传教的手段而作的佛教学研究；另一种是作为纯学问之研究而发达于英国及德国的佛教学。先有传教士们，以现在仍旧活着的巴利语系佛教国家：锡兰、缅甸、泰国为对象，深入活动，展开了研究和传教的工作，结果也使巴利语系的佛教研究，到了欧洲。传教士们却把佛教，置于和印度教、耆那教、回教的同等地位，以表现出基督教在宗教地位上的优越性，这是在宗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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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见之下，所作的研究。
　　现在我们再将巴利语系及梵语系的佛教学研究概况，分别说明如下：
　　（一）巴利语及巴利语佛教之研究　巴利语及巴利语佛教之研究，已如前述，最初是出于基督教传教士的传教手段，那是在锡兰开始的，他们先学会了锡兰的土语，一种名为幸哈利斯（Sinhalese）的方言，进而再研究他们的佛教经典，这便须要通过了巴利语的知能，始能读通那部庞大的佛教文献。对此具有浓厚兴味的欧洲人，便有丹麦的 Michael Viggo Fausb?ll（一八二一──一九０八）、英国的 Thomas William Rhys Davids（一八四三──一九四三）以及他的妻子也是他的弟子 Caroline Augusta Eoley Rhys Davids（一八五七──一九四二）、德国的 Hermann Oldenberg（一八五四──一九二０）、Reichard Pischel（一八四九──一九０八）等的著名学者。不久之后，便产生了所谓巴利语佛教这个学术上的名目。
　　（二）梵语佛教的研究　在近代的欧洲，促成梵语研究的开山人物，是 Sir William Jones（一七四六──一七九四），他本来是法律学者，由于他在语言学上的惊人成就，竟使他成了比较语言学界新尤。他于一八七八年的讲演中，指出了梵语和希腊语及拉丁语之间，仅在偶然的发现中，其间的类似之处相当的多。例如：从动词的语根及文法的形式等推测，上述数种语文，一定是由同一种母语，分张分化出来的东西。他的这一态度坚定的宣布，便诱发了欧洲对于比较语言学的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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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趣。因而在英、德、法国以及欧洲的其它地方，造成了研究梵语的新机运。
　　此后由于 Brian Houghton Hodgson（一八００──一八九四 ）在尼泊尔发现了许多梵语文献，转送给法国的梵语学者 Eugene Burnouf（一八０一──一八五二），因而即以法国为中心，推动了梵语佛教的研究，对于大乘佛教经典的翻译和研究，有了新的发展。因此在其稍后，又产生了一位归化英国的佛教梵语学家 Max Müller（一八二三──一九００），以及荷兰的佛教梵语学者 Hendrik Kern（一八三三──一九一七）。其间更有日本的南条文雄（一八四九──一九二七），留学于英国的牛津大学。稍后去英国的高楠顺次郎（一八六六──一九四五）参与研究，而对梵汉两种语文的佛典翻译，开始了比较研究的工作，那就是南条文雄参与了 Max Müller 翻译梵本「无量译经」的工作，也参与了 H. Kern 翻译梵本「法华经」的工作；不久，高楠顺次郎也将汉译的「观无量寿经」，完成了英译的工作，其中不无得力于 Max Müller 英译「无量寿经」的出版之处。此后，南条氏又于一八八三年出版了「大明三藏圣教目录」，此对于研究梵语佛教的学者们，起了很大的刺激作用，由此之前已有 Samuel Beal（一八二五──一八八九），于一八七六年出了 The Bddhist Tripi?aka, as it in known in China and Japan，所以南条氏的「大明三藏圣教目录」，无异是对学者之间的评判。尤其南条氏将一部明版大藏经由日本赠送给大英博物馆，收藏为数据之后，完成此一藏经目录，乃系对查了梵语原典之有无并予以加添之后作成的。故而当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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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称为「南条目录」的经录闻世以来，Beal 氏的目录，已不再受人重视了。
　　五、比较语言学产生的梵语学者
　　梵语研究的本身，和佛教学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兴起并澎湃于德国的比较语言学，当其踏上 Sanskrit（梵语）的舞台之后，在其侧面的关系上，却由于研究梵语而大大地帮助了大乘佛教的研究。
　　德国的比较语言学，在其研究当初，以屈折语（inflectional language）型的印欧语（Indo-European languages），为世界各种语言中最最优美的语言，甚至有的以为那是一种浪漫主义的语言。由于此一目的不够有力，结果，除了皮相的探究之外，没有别的意义可说。可是，像这样的比较语言学，促进了梵语以及印欧系各种语言之研究，其结果，在梵语方面，终于造成了却对于大乘佛教之研究的重大贡献。因此即以德国为发祥地，以及在丹麦、荷兰等地，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梵语学者，并由之延伸到巴利语的研究，例如：丹麦的 Rasmus Kristian Rask（一七八七──一八三二）、Michael Viggo Fausb?ll（一八二一──一九０八），德国的 Max Müller（一八二三──一九００此人后来归化英国）、Albrecht Friedrich Weber（一八二五──一九０一）、Richard Pischel（一八四九──一九０八）、Hermann Oldenberg（一八五四──一九二０）、Ernst Leumann（一八五九──一九三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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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可谓不胜枚举。
　　六、蒙满及西藏的佛教学
　　大概在比较语言学勃起于德国的同一时期，帝制的俄国，也成了另一个研究佛教学的中心。唯其与英国占领印度之时所作印度学研究的动机相同。毕竟是为了统治乃至获取殖民地的目的，而来研究满洲及蒙古的佛教，当时所出的著名学者，便有 Isaac Jacob Schmidt（一七七九──一八四七）、Ivan Pavrovitch Minayeff（一八四０──一八九０）、Th. Stcherbatsky（一八六六──一九四二）等人。
　　位在印度和中国本土之间的西藏，不论在地理上或政冶上，都是与外界隔离的，仅从入藏旅行者的一些记录之中，把西藏向西欧的学术界作着若干介绍。到了欧洲学者发动中央亚细亚探险的前后之际。也对西藏开始了关心的研究。对西南亚方面的学者，虽然早在公元十世纪顷，已对西藏有了认识，对于西欧学者的理解西藏者，则以天主教的神父 Andrada、Desideri、Della Penna（一六八０──？）为始，接着又有英国的 George Bogle 于一七七四年出使西藏，以及 Turner 上尉于一七八三年出使西藏。又有匈牙利人 Alexander Csoma de K?r?s（一七九八──一八四二）到了西藏的 Ladak，编出了西藏语文法及西藏语辞典。此后有一位德国的基督教僧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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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nrich August J?schke（一八一七──一八八三）编成了「藏德辞典」；稍后于一八八一年，又出版了「藏英辞典」。一八八二年印度的 Sarat Chandra Dās 入藏，到了一九０二年，他即完成了其研究的成果「藏英辞典」（A Tibeten-English Dictionary），由于这部西藏语学上的杰作，更进一步地开放了研究西藏的大门。因此，在日本方面，也有河口慧海（一八六七──一九四五，着有西藏旅行记）及寺本婉雅（一八七０──一九四０）等人到了西藏，更有受东本愿寺管长大谷光瑞所派遣的青木文教（一八八六──一九五九，着有西藏）及多田等观（一八九０──一九六七，着有西藏）等之入藏，另有楠基道、池田澄达、金仓圆照、月轮现隆等研究西藏佛教的出现；尚有芳村修基之孔版「西藏语辞典」出版。之后不久，对于西藏的研究，在日本佛教学界，也掀起了热潮。尤其在一九五五至一九六一年间，由大谷大学监修出版了「北京版西藏大藏经」，为西藏佛教学的研究，完成了准备的工作。在我中国方面，也有大勇及法尊等人，入藏学法，法尊于民国二十三年学成返国后，译出了「菩提道次第论」及「密宗道次第论」（民国二十六出版）「现观庄严论」（民国二十六年译成）；汤芗铭译出「菩提正道菩萨戒论」，此在教理乃文献上的贡献至大。
　　在此可以顺便一提，由于西藏文字及文法均学自梵语，所以西藏语圣典的大部份是由梵语圣典以直译方式移植过去，如将现存的西藏圣典，再译为梵语，仍可与原典相符，此在汉语译成的圣典，就办不到了。因此，今日许多在藏语中保存着的圣典，已不见梵本，而仍不妨即以藏语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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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参考的根据来研究，因而藏语圣典，对于今后佛教学的发展上，有着重大的价值。
　　七、美国的功绩
　　严格地说，美国之所谓佛教学，尚不足以言成就。自 William Dwight Whitney（一八二七──一八九四）开始研究之后，继其流者有 E.W. Hopkins、Maurice Bloomfield 到 Franklin Edgerton（一八八五──一九六三），纔于佛教的梵语文典及辞典上面，有了启蒙开花的成就，而产生了几位学者，但在今日看来，那也不过是乘着基督教士传教的便利以及殖民政策所给便利之下，作了一此肤浅的研究而已。真正的贡献，毋宁是在 H. P. Blavatsky（一八三一──一八九一）的「神通会」（Theosophical Society）的活动开始之后，成了他儿子的「达磨波罗」（Dhammapāla 一八六五──一九三三）在锡兰成立了「大菩提会」（Mahā Boddhi Society），活跃在达磨波罗背后的有一位夏威夷人 Foster 夫人，我们也不能忽略了她，由她点火而发动的大菩提会，便负起了将佛教推向欧洲的亚洲使命，但此一系统，信仰方面的贡献远过于学术方面的贡献。
　　另有一些日本佛教徒，随着向美国移民，特别在夏威夷及旧金山等地，由于日本移民的须求，日本的佛教即流向美国，所以也出了几位美国关系的日本佛教学者，例如今村惠猛（一八六七──一九三二）、铃木大拙（一八七０──一九六六）、角田柳作（一八七七──一九六四）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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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荷兰及法国的东方学
　　荷兰在亚洲殖民的历史，比英国还早，曾统治过印度尼西亚及锡兰，故对于其占领地之历史、地理、言语及考古学的研究，堪与英德等国相比，由 Leiden 发行了有名的「通报」（Toung-Pao），在 Leiden 大学也开设了欧洲唯一的佛教学讲座，这是值得注目的。「通报」这份杂志，是由荷兰的 Gustave Schlegel（一八四０──一九０三）和法国的东方现代语学院的教授 Henri Cordier（一八四九──一九０三）共同编辑，于一八九０年创刊，直到一九０三年 Schlegel 去世，又由 Edouard Chavnnes（一八六五──一九一八）继承编务。这在当时是一份均由汉学权威学者们执笔的杂志，采用原稿以法文为主，然亦采纳英德两种文种。对于汉学的贡献，乃是众所周知的事，其对佛教学的开发，也有相当功劳。
　　九、中亚探险与佛教史学的刺激
　　中亚探险，始于一八九０年，由印度政府，派出了一位 Captain Bower，在新疆的库车附近，发见了贝叶形的古文书桦皮断片，带回印度，经过由英国到达加尔各答的 Rudolf Hoernle（一八四一──一九一八）的研究，知道乃是贵重的梵文佛教经典之一部份，因此而刺激了俄国、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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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法国、瑞典、日本等的学者，纷纷前往，陆续探险，结果，为此位于亚洲大陆文明交叉点上的古代历史，发掘出了新的光明，对于佛教史上，也带来了新的认识和方向。参与其事的著名人士，则有俄国驻喀什克尔领事 Petrovski，英国在克什弥尔及拉达克、喀什克尔担任领事的 G. Maeartney，到了拉达克的英国领事 S. H. Godfrey，研究俄国资料的俄国梵文学者 Oldenburg。英国方面则以 Hoernle 最为杰出，俄国的考古学 Klementz 于一八九八年到吐鲁蕃旅行；在一九００年有生于匈牙利的英国人 Aurel Stein；此后，有德国的 Grünwedel。更有佛教史学家 Huth。一九０四至一九０五年间的德国探险队之 Le Coq；一九０六至一九０九年间的法国探险队之 P. Pelliot。因了斯坦因的敦煌探险与古代写本经书之发现，刺激了中国政府对于敦煌遗物的收集，也引起了日本大谷光瑞之派遣大队探险人员前往达三次之多。
　　现在已追及阿富汗及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地，作佛教遗迹遗物的考古蹋访。
　　十、辞书
　　十九世纪末叶以来，由于东方学及比较语言学的发达，特别对雅利安系语言和满州、蒙古、西藏语文之研究结果，已有各种文法书及辞书的编集出版。例如：德国的 Ottovon B?htlingk（一八一五──一九０四）、英国的 Sir Monier Williams（一八一九──一八九九）的梵语辞典，R.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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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lders（一八三八──一八七六）、T. W. Rhys Davids（一八四三──一九二二）等的巴利语辞典，H. A. J?schke（一八一七──一八八三）的藏英辞典，更有 Alexander Csoma de k?r?s（或 K?r?si Csoma Sandor，一七九八──一八四二）的藏语文法等，尤足注目者，日本最近由铃木学术团出版的荻原云来所编之「梵和大辞典」，最有利于我国学者之研究佛教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