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的素质”

论“人的素质”
　　黄光国
　　台湾大学心理系教授
　　人的素质(1999)论文集
　　1999.12
　　页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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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几年来，许多人看到台湾社会中的种种脱序乱象，常常会感叹：人的素质愈来愈低落了。有些有心人更进一步认为：我们应当设法积极提升我们社会中「人的素质」。今天「法鼓人文社会学院」之所以筹办此次研讨会，其主要关怀亦在于此。然而，「人的素质」究竟所指为何？我们必须先厘清这个问题，才能进一步讨论它为什么会日渐低落，以及如何予以提升。这篇短文的主要目的便是在澄清：「人的素质」究竟所指为何？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所谓「人的素质」是指：个人人格结构中可以经由后天教育或自我锻炼而改进的几个重要层面，这些层面不仅关涉到个人生活质量，而且会影响到个人社会生活的适应。至于个人经由天赋或遗传而得的特质，虽然也跟「人的素质」有关，但却不是个人的意志所能操控。基于对于「人」的尊重，这一类的人格特质并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我们可以从近代心理学及教育学的论述中，归纳出有关「人的素质」的几项重要指标，兹分述如下：
　　（一）自律的道德情操
　　传统华人社会一向重视道德修养，儒家教育的主要内容亦是在培养个人的道德情操。有些西方学者甚至将华人社会称为「道德之邦」（moral state）（Wilson, 1974），而传统华人也经常以「礼义之邦」自豪。然而，放眼今日的台湾社会，却不能不令人感到忧心忡忡：年轻的一代不仅早已视传统道德如敝屣，而且也不愿意接受新规范的羁绊。有些广告商趁势推出一句口号：「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立刻被年轻人奉为圭臬，而风行一时；有些年轻人更以「新潮、开放」作为借口，追求逸乐，恣意妄为。青少年犯罪案件不断上升，犯罪手段也愈来愈凶残。不久前，台北甚至还发生十九岁青年为了图谋父母亲的财产，伙同玩伴，手刃亲生父母的惨剧。看到这种种乱象，许多人不禁要问：我们的道德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在现代社会中，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道德教育？
　　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我认为：我们的道德教育首先必须在「消极义务」和「积极义务」之间作严格的区分。近代西方的伦理学者将道德原则分为「消极义务」（negative duties）和「积极义务」（positive duties）两大类：前者是「不作为的义务」（duties of omission），譬如：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偷盗、不可以欺骗等等，它是以尊重他人的权利（right）作为基础，是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严格遵守的自律性道德，康德因此而称之为「完全义务」（perfect duties）。后者是「作为的义务」（duties of commission），是以对他人的关爱作为基础，而对别人积出的善行。个人必须考虑各种主、客观条件才能决定：他是否要作出某种善行，因而是他律的，康德因此而称之为「不完全义务」（imperfect duties）。
　　从这样的分类架构来看，传统儒家所强调的五伦，譬如：「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等等，都是在一定的对偶关系中，扮演某种角色的人必须践行的「积极义务」；而现代社会所强调的「公德」，以及由此所衍生出来的「法律」，则是要求个人在某种社会情境中「不得作为」的「消极义务」。比方说，1963年5月18日，美国留学生狄仁华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一篇题为〈人情味与公德心〉的文章，指出中国人欠缺公德心，认为这是对中国「革命和建国运动一个很大的障碍」，引起了台湾社会的热烈反响，台湾大学学生还因此发起了「五二○自觉运动」。事后，历史学者陈弱水（1997）分析当时台湾媒体上所发表的文章，发现其中大多涉及个人在公共场所「不得作为」的要求，譬如：不得插队、不得喧哗、不得霸位……等等。在一篇讨论〈儒家伦理与专业伦理：矛盾与出路〉的论文中，黄光国（1998）指出：现代工商业社会中所强调的专业伦理是从事某一行的专业人员根据他们的专业知识，以不侵犯他人的权益为原则，而制订出来的，其本质仍然是「不得作为」的「消极义务」。近年来国内各界都有人倡言：传统儒家所讲的「五伦」已经不足以因应现代社会的需要，我们应当提倡「第六伦」。所谓「第六伦」，就是对社会上任何其它人都应当严格遵行的道德准则，其本质就是「不侵犯他人权益」的「消极义务」。
　　从道德教育的角度来看，实践这两种道德的心理历程是全然不同的：实践「积极义务」，必须要采取行动，帮助他人；实践「消极义务」，则仅只是要学会「自我控制」（self-control）而已。从道德行道的后果来看，一个人不实践「积极义务」，仅只是没有「美德」；可是，一个人如果违背了「消极义务」，他在道德上将被判定为「邪恶」，他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并且受到严厉的谴责。从「人的素质」来看，能够实践「积极义务」的人，当然素质最高；能够自我控制，坚持「消极义务」，则是作为「人」的基本条件；前者能够表现出个人关怀特殊他人的情意，后者则是个人对一般他人的尊重。倘若有人际不关怀别人，又不尊重他人；行事作风，既没有美德，又处处透露出「邪恶」，其素质自然最为低下。总而言之，在推行道德教育的时候，我们纵然不能教育儿童「众善奉行」，最起码也应当加强自制训练，教他「诸恶莫作」。一个人可以没有「美德」，但绝不能「邪恶」。如果社会上有许多人既不能「有所为」地行善，又不能「有所不为」地为恶，试问：这种人哪有什么素质可言？这个社会的秩序又将如何维持？
　　（二）适应性的认知及行为能力
　　这是指个人在认知或行为方面所具备的某种特殊才能，它可能是某种技艺，也可能是某种特殊知识。这种知识或技艺可以让个人从事某项工作，或处理某一类讯息。个人之所以具备此种才能，一方面是因为它拥有某些天赋条件，一方面则是因为他愿意以这些天赋条件为基础，努力学习所致。
　　在变迁快速的工商业社会里，有助于个人生活适应的知识或技术，大多是以源自于西方文明的科学作为基础。用海德格的概念来说，这一类知识是「工具性思考」或「技术性思考」的结果。他们固然可以帮助个人解决工作或生活中的许多问题，然而，究其本质，毕竟只是「工具」而已。作为「工具」的最大特色，就是它一旦不再为人所用，人们不能再用它来解决生活或工作上的问题，他们便会予以弃置，毫无所惜。由于现代知识的最大特色就是它会不断地推陈出新，与时更移。因此，高素质的人除了加强个人分析、推理、判断、抉择及综合等基本智能之外，还必须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随时吸收新知，以便适应变迁快速的社会。
　　学习新知的主要目的，在于适应快速变迁的生活环境。然而，从1990年代开始，人类的生活环境已经面临了巨大的改变，十分值得在此一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全世界分裂为二，形成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对抗的局面。台湾夹在这两大政经体制之间，充分发挥本身的优越条件，又能掌握时机，因而造成了世人瞩目的经济奇迹。1980年代末期，苏联及东欧共产党国家相继解组，战后东、西对立的冷战局势已经走到「历史的终结」（Fukuyama, 1992），绝大多数共产国家都改弦易辙，实行资本主义式的市场经济。全世界大多数的庞大人口都纳入资本主义的生产体制之后，人类的经济生活也迈入一个高度竞争和高度不确定的时代：大多数具有生产力的人都必须置身于各种工商企业组织的系统之中，而在世界市场上和其它的系统互相竞争。如果竞争失败，他所依附的系统宣告解组，他就要从他所依附的社会系统游离出来，另觅安身之所。在这样的时代潮流之下，一个高素质的人必须要有广阔的世界观，充分体认到：世界是一整体，在世界各地生活的人类却是息息相关的。发生在世界遥远之处的任何事件，都有可能改变他的生活世界，都可能对他造成影响。他必须对人类世界具有关怀之情，关注发生在世界各地的重大事件。
　　当然，在计算机网络快速发展的时代，如果一个人懂得某些通用的外语，又能够使用计算机，跟位于世界各地的其它人直接沟通，必然有助于他发展出「天涯若比邻」的世界观，是很值得加以鼓励的。
　　（三）追求卓越的动机
　　由于科学知识的本质是「工具性思考」或「技术性思考」，具有一种「与时更新」的特色，在现代工商业系统中使用「工具性思考」从事工作的人，必须要有一种追求卓越表现（excellent performance）的成就动机（achievement motivation），尽力追求卓越的工作成就。根据西方学者的研究（McClelland, 1961），这种追求卓越的成就动机，是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发生之后，从基督教文化传统中衍生出来的一种动机性力量（Weber, 1958），它是一种从卓越工作本身获得满足的「内在动机」（intrinsic motivation），而不是以工作为手段，着眼于获取「金钱」或「地位」的「外在动机」（extrinsic motivation）。
　　我们可以用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1988）所说的一则小故事来说明这两种动机的不同。在《张忠谋自传》中，记者访问他，请他比较台湾、中国大陆、美国三个地方计算机业发展的前景。张忠谋毫不犹疑地回答：「美国的计算机业远景最佳。」记者追问其故。张忠谋毫不犹疑说：「美国人发展计算机业，好像在盖楼房，永远要突破现状，追求『更上一层楼』。台湾人搞计算机业，发展到一个阶段后，就拼命横向扩张，很少人会想『更上一层楼』，所以很难赶上美国。」
　　「更上一层楼」和「横向扩张」这两个比喻很生动地说明了「成就动机」和「获利动机」的不同。在台湾致力于发展加工出口业的时代，大多数厂商都是采用OEM的方式从事生产工作。他们获致一种生产技术之后，便拼命「横向扩张」，直到无利可图而后止。在全球产业界步入高度竞争的时代，我们便不能再以「横向扩张」的「获利动机」为满足，而应当积极培养青年人「更上一层楼」的「成就动机」。如何调整我们教育的内容，培养青年人的创造能力，让他们能「乐在工作」，愿意在工作上「更上一层楼」，是我们应当严肃思考的一项课题。
　　（四）均衡的价值体系
　　在工作上追求卓越的动机是出自于个人主观的价值体系。然而，工作只是个人生活的一个层面而已。除了工作之外，在个人的生活世界里，还有许多可贵的东西，值得个人用心去经营，包括：健康的身体，能够让个人容受各种不同新的经验；温馨的家庭，能够支持个人渡过人生的种种关卡与危机；真诚的友谊，能够让个人在行经人生之途时不会感到寂寞。当然，在这样的清单之上，我们还可以加上个人对人文艺术的欣赏、社会正义的坚持、对生态环境的关怀……等等。
　　一个高素质的人必然会有自我反省的能力，他在生命的不同阶段，会常常省思自己在生活中各个不同层面所要追求的长程及短程目标，建立均衡的价值体系，作为自身行动的导引。他深刻明了：对于个人的生命而言，最有意义之事，不仅只是在工作上追求「高峰成就」（peak performance）。更重要的是要能够在生活中的各个不同层面领受「高峰经验」（peak experience），所谓「高峰经验」，是和个人主观的价值体系息息相关的：因为个人珍惜生活中的某些价值，当他全神灌注欣赏某些生命际遇的时候，当他奋力捍卫某些价值的时候，当他最容易感受到生命的张力，到浑然忘我的境界，并在自己的生命史中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
　　受内在动机的推动，对自己的职业深感兴趣而不断在工作上追求卓越成就的人，在追求高峰成就的时候，同时也很可能感受到高峰经验。相反的，如果一个人只是因为外在动机而工作，他虽然也可能感受到「高峰成就」的得意，但他的生命境界却可能滑落为「单向度的人」（one dimensional man）（Marcuse, 1964），很难感受到「高峰经验」的喜悦。太史公司马迁所说的：「贪夫殉财，烈士殉名，夸者死权，众庶凭生」，主要就是指这一类人的生命境界。
　　（五）统整的自我规约系统
　　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人际关系的网络之中。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遗世而孤立。一个高素质的人，在追求生命目标的过程中，会建立起统整性的自我规约系统，妥善安排自己的时间，在个人独处和社会生活之间保持均衡：一方面，他懂得如何自处，能够享受孤独，掌握足够的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另一方面，他也能够选择性地参与各种不同的团体，在团体生活中与人合作，一起达成团体的目标，进而在团体活动中感受到他对团体的认同感和一体感。
　　更具体地说，所谓「统整性的自我规约系统」主要是在个人所拥有的时间向度上作妥善的规划与经营。一个高素质的人必须明白：人生的意义，在于追求他认定为有价值的各种人生目标。在追求人生目标的历程中，最可贵的资源就是「时间」。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极其有限，因此，他会对自己的时间作最为适恰的安排，追求他认为有价值的人生目标，务期在时光经过、回顾生命的每一时刻，都能坦然告诉自己：「我不负此生。」
　　可是，一个人在追求自我实现的过程中，必然也会明白：他不仅只是「为自己而活」的人（Man for himself）（Fromm, 1941），同时也是个「社会人」（social man）。他是某一个国家的公民，同时也是世界的公民。因此，他不仅要学会如何尊重并欣赏世界上其它族群的文化，而且乐于承担他作为国家公民或世界公民所应该负起的责任和义务。他懂得如何以民主的程序和他人一起处理社群中的公共事务，同时也愿意牺牲个人短暂的利益，并接受国家法令的规约。
　　（六）豁达的人生观
　　从以上各节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一个高素质的人同时也很可能是一个自我实现者（self-acturalizer）（Maslow, 1954）。他在生命中虽然也可能追求各种人生的目标，但他所在意的并不仅只是在于目标的达成与否，而是在于追求目标时所感受到的生活经验。他深刻地明白：人是一种「面对死亡的存在」，死亡是所有人类的共同宿命。在一个人由出生到死亡的过程中，所有的功名利禄，所有的成败利钝，总有一天化为乌有。唯有个人所经历过的生活体验将伴随着他，走过一生。基于这样的体认，他会认同道家的人生观：「生而不有，为而不恃」，他在人生中虽然有所追求，但他所重视的，却是人生的历程；他虽然努力在作各种事情，但他并不十分在意人生目标的占有。他虽然同意孟子的人生哲学：「尽心知性以知天」，一个人要明了自己的潜能，一个人要了解上天给予他的天赋，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心尽力实践自己的人生价值；可是，他也深刻明了：人生中不如意之事十常八九，因此，他会接受儒家的生命态度：「尽人事，听天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因为他不计较成败，所以他豁达；因为他参破了生死，所以他会珍视生活中的各种经验，包括正面的经验和负面的经验。他对待人生中挫败经验的态度，不只是「险夷原不滞胸中，应似浮云过太空」，在必要的时候，他还能够注视自己的挫败经验，把玩自己的挫败经验，从自己的挫败经验中体悟出生命成长的契机与动力。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任何一个人的人格结构却必然具有以上六个层面。然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具备有本文所描述的人格特质。我们可以把以上所描述的六项人格特质当作是一个「高素质的人」应当具备的理想型态（ideal type），以之作为教育目标，来教养我们的下一代。我相信：只要我们目标清晰，方向正确，只要我们持之以恒，努力不懈，假以时日，我们一定可以提高我们社会中「人的素质」。
　　结论
　　这篇文章从六个不同的层面试图描绘出所谓「高素质者」的图像。任何人都不难看出：这样的描绘方式并不是「价值中立」的，相反的，它带有相当鲜明的价值色彩。这样的价值观是我衡量后冷战时代的人类处境后，所构思出来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全世界分裂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以美国和日本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追求利益的欲望驱使之下，不断地累积财富，同时也不断地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等到他们觉察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环境所造成的严重破坏之后，又采取「以邻为壑」的手法，用所谓「全球化」的策略，将他们打算要淘汰的高污染和劳力密集产业移植到低度开发国家。
　　到了1990年代，东欧国家解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却欢欣鼓舞，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全面胜利。他们卯尽全力发展所谓的「跨国企业」，在世界市场上规划他们的经济版图。他们的国家财富不断累积，可是，资本主义的内在危机也迅速暴露出来：任何一种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所面临的竞争都愈来愈激烈，经营企业时所面临的不确定也愈来愈高。有些发展条件较差的国家待这样的竞争中失败了，国内企业纷纷倒闭，他们背负的庞大外债变成呆帐，到这些国家投资的「跨国企业」也蒙受重大损失。富裕国家累积下的庞大财富沦陷为「泡沫经济」，金融危机也变成人类世纪末的梦魇。
　　在二十世纪初期，古典社会学大师Max Weber（1958）便曾预言：资本主义式的经济发展是一具「铁笼」（iron cage），人类被它套上之后，便只能继续往前奔驰，直到烧光最后的一吨煤，才会停顿下来。我们或许可以不必如此悲观，然而，19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的惨痛经验使我们深深体会到：不断发表的观念是错误的，任何一个国家或任何一个企业的组织都不可能无限制地累积财富。「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对生物体而言，器官的异常增殖可能演变成为泡沫经济。
　　金融危机过后，市场经济这之「无形之手」（invisible hand）将使经济发达国家无法再追求快速的经济成长。他们势必要改弦易辙，追求经济上的「零成长」（zero growth）。更清楚地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或许是人类非走不可的道路，然而，但一个社会已经转化并探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之后，他们反倒需要发展出一种「均衡」或「衡定」（homeostasis）的宇宙观：经济的成长必须保持均衡，人口的成长必须保持均衡，人类跟环境的关系必须保持均衡，个人跟他生活中的各个不同层面，也必须要能够保持均衡。
　　在这种保持「均衡」或「衡定」的宇宙观之下，作者对「人的素质」提出了本文的构想。作者认为：具有本文所主张之素质的人，对于未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应当会有较佳的适应能力。这样的观点是否正确，我祈盼学术界的各位先进能够不吝赐教。
　　参考文献
　　陈弱水（1997）：〈公德观念的初步探讨：历史源流与理论建构〉。《人文及社会集刊》。第9卷，第二期，页39-72。
　　黄光国（1998）：〈儒家伦理与专业伦理：矛盾与出路〉。「现代生活与实践伦理研讨会」，埔里：暨南国际大学。
　　Fromm, E(1941）. Man for himself. New York：Holt, Rirehart, and Winston.
　　Fukuyama, F.(1992).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Free Press.
　　Marcuse, H.(1964). One-dimensional man. Boston：Beacon Press.
　　Maslow, A. H.(1954).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New York：Harper.
　　McClelland, D. C.(1961). The achieving society. Princeton. N. J.：Van Nostrand.
　　Translated by T. Parsons. New York：Charles Scriber掇 Sons.
　　Weber, M.(1958). The Protestand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New York：Scribner.
　　Wilson, R.W.(1974). The moral state. New York：Free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