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中国的戒律复兴

明末中国的戒律复兴
　　释圣严
　　从传统到现代——佛教伦理与现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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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前　言
　　戒律在印度，从佛陀时代到部派佛教时代，并不是独立的宗派，只是僧伽共同生活的规范。后来部派分张，各部都有他们所传承的律，二十个部派应该就有二十种律[1]。那是由于传承的不同，不在于基本的内容上有出入。现在翻译成汉文而收于藏经中的，有四律五论[2]，但是中国弘扬的是《四分律》，在唐朝时代就有三个系统[3]，其中只有道宣律师（596-667）的系统被传承下来。因为他是根据大乘唯识思想解释戒体[4]，特别受到喜欢大乘思想的中国人所欢迎。他的弟子很多，传承的时间也很长；到了北宋嘉佑年间（第十一世纪中叶）先后有钱塘的允堪及灵芝元照[5]，四分律宗一度复兴，自此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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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小乘佛教，相传有二十个部派，有律本译成汉文的，仅六部派、四种律。参考拙著《戒律学纲要》第一篇第二章第二节。
　　2. 四律五论，参见拙著《戒律学纲要》同上注。
　　3. 《四分律》的三系是指：南山道宣依《唯识论》，相部法励依《成实论》，东塔怀素依《俱舍论》。
　　4. 无作戒体是无表色，既是色法，故可代代相传。此是唯识学的立场。
　　5. 1.北宋嘉佑年间的钱塘允堪，撰有《四分律含注戒本疏发挥记》（仅存卷3）、《四分律比丘尼钞科》一卷、《四分律随机羯磨疏正源记》八卷。2.灵芝元照，撰有《四分律含注戒本疏科》八卷、《行宗记》二十一卷、《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疏科》四卷、《济缘起》二十二卷、《四分删比丘尼戒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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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十六世纪，戒律的传承在中国几乎已中断。幸好此时的中国佛教，各家人才辈出，弘扬戒律的有二大系统，一是云栖袾宏（1535-1615），二是古心如馨（1541-1615），他们二人都有很多弟子，影响深远。
　　然在明末的戒律思想已和唐宋的有所不同。在唐宋诸家，是站在《四分律》的立场，以律释律。到了明末的时代，有四种特色：（1）菩萨戒及小乘律的并重。（2）用华严宗、天台宗和禅宗的观点来解释戒律思想。（3）可以用大小乘经论、祖师的著作，乃至世间的典籍来做为解释戒律的辅助数据。（4）引用密咒作为日常生活的修持。由此可见，明末的戒律，有了禅、教、律一致，显、密圆融的趋势。
　　二、明末戒律的著作
　　根据《卍续藏经》所收中国人的戒律著述，律释类除外，从六朝陈的慧思（515-577）开始到明末为止，约一千年间，一共是二十九种，四十八卷，二十一位作者。可是在明末清初的一百五十年之间，竟然有十三位作者留下了二十六种，四十四卷，并且从《新续高僧传四集》[6]等所见，尚有二十一种未被收入《卍续藏经》，不过从这些著作来看，多半是为了配合日常生活以及传戒的仪式而编成。他们之中，仅少数人能深入律藏而真正讨论戒律问题[7]。也可以说，那是一个重视实用的时代，为了配合当时环境的需要，提倡戒律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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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新续高僧传四集》共五十六卷，喻味庵编成于民国癸亥年（一九二三），时寓于北京法源寺。
　　7. 真正对于律藏做过深入研究明末清初学者，仅是智旭、读体、弘赞三人。其余诸人，是心戒律，然不专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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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明末的戒律学者，有二个值得重视的现象，一是对于《梵网菩萨戒经》的弘扬，二是对于沙弥戒或在家戒的重视。因为当时的佛教思想，在修持上不是重于净土，就是重于禅；在教义的研究上不是学的华严，就是学的天台。而天台的智顗大师（538-597）为《梵网菩萨戒经》写有《戒本疏》六卷。并且，《梵网菩萨戒经》的思想，属于华严部，因此不论是华严宗或天台宗的学者，都喜欢弘扬《梵网菩萨戒经》。事实上，在汉文的菩萨戒本，除了《梵网菩萨戒经》之外，尚有出于《瑜伽师地论》及《菩萨优婆塞戒经》的戒本。
　　又由于传自印度的比丘、比丘尼律，在中国的文化背景及社会环境中，很难照着实行，因此而使中国的佛教徒对于观念，形成二种状态：一类是仅仅从资料或学问的研究而介绍戒律，这类人都希望能够继承由印度来的戒律生活，那就是历代诸大律师的态度。另一类只求不违背佛教的基本精神，也不拘泥于戒律所规定的细则。例如禅宗的「百丈清规」就是因此而形成。由于唐末之后禅宗渐渐的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结果「贬学律为小乘，忽持戒为执相」的风气也极普遍。到了明末时代，佛教的诸大师们不得不呼吁僧众严持净戒，重视身仪，所以实用性的戒律著作就陆续的出现，那是重视于沙弥十戒的实践。既然无法如律遵行比丘的二百五十戒、比丘尼的三百四十八戒[8]，能够把十戒守住，就能算是清净的出家人了。其实纵然是十戒也无法持得完整，例如云栖袾宏在他《沙弥律仪要略》中解释沙弥戒的第十条「不捉持生像金银宝物」时，要说「今人不能俱行乞食，或入丛林、或住痷院、或出远方，亦未免有金银之费，必也知违佛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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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比丘戒及比丘尼戒，通常都说比丘二百五十戒，比丘尼五百戒。但在各部律中，略有出入，请参考拙著《戒律学纲要》第六篇第二章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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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大惭愧。」[9]
　　正因为中国的环境，无法比照佛陀时代的印度比丘来遵行戒律，所以明末的诸师，在思想上接受了天台、华严以及禅的观念；在持戒行仪上模仿成儒家的礼仪[10]。从明末的戒律著作中，可以发现到《华严经》、《涅盘经》、《楞严经》的经文，和许多真言密咒。如《毗尼日用录》和《沙门日用》等，就是如此混合而成的著作。而且像见月读体（1601-1679）就用华严宗的教判写《毗尼止持会集》，蕅益智旭（1599-1655）凡有批注都用天台家的模式。于是一方面把理念升高，将现实的运作看做无上的法门；另一方面由于现实环境的所限和所需，也不得不舍弃大部分印度传来的繁复戒律，而采用了禅、密、天台、华严及净土等的修行法门及观念，以弥补戒律生活之不足。无怪乎当时即有永觉元贤（1578-1657）对某一种律学著作做了如此的批评：「大都目不见律，而袭他书。」[11]
　　三、明末的在家戒
　　我们知道居士佛教到明末的时代已相当盛行[12]。而在此之前，在家的戒律附属于比丘戒律，虽有若干部单独的经典专讲三皈、五戒、八戒、十善，但是特为在家戒律而集成一书的现象却从来没有发生过。到了明末蕅益智旭，特别从藏经里头把几种有关于在家戒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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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卍续藏经》一○六册，页297下。以下凡引《卍续藏经》，均据此同版本。
　　10. 书玉的《沙弥律仪要略述义》称叹云栖袾宏有云：「大师以《春秋》之才而解戒相，用《礼记》之法而辑威仪。若非穷究经律，博通传史者，则不能识其源委也。」《卍续藏经》一○六册，页353上。
　　11. 元贤的《律学发轫?自序》。《卍续藏经》一○六册，页922上。
　　12. 参见拙著《明末佛教研究》第四篇〈明末的居士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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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以解释，合成一册，名为《在家律要》。到了一八二四年，又有比丘仪润及优婆塞陈熙愿，另外增加六种有关三皈五戒的经律，与智旭所集者合为《在家律要广集》，共三卷。其内容包括三皈、五戒、八戒、《优婆塞戒经》的六条重戒，二十八条轻戒，又有十种善业和优婆塞应守的威仪，还包括了《梵网菩萨戒经》，以及《梵网菩萨戒经》忏悔的方法等。
　　当时由于重视在家居士的受戒和持戒的问题，还有在犙弘赞（1161-1681-？）编写了《归戒要集》，《八关斋法》，以佛教的五戒配合儒家的五常，认为如果不持五戒，连人天的道德都不完美。如能受了三皈并持五戒，便能够「破无明壳，破长夜梦」[13]。又说持八戒能满一切愿，可以升天，乃至成佛[14]。
　　见月读体也有一卷《传授三皈五戒八戒正范》，专为在家居士举行授戒仪式之用。此书虽未入藏经，但是仍为佛教界流传迄今。而在另一部在犙弘赞的《沙门日用》的序文，也说到他的这本书虽是为出家人而写，也是所有在家的「清信士女，有受皈戒、菩萨法者，咸须行之。」[15]
　　从以上数据所见，在家戒之被明末佛教界所重视，已是相当普遍的事实。也可以说，佛教的重心，在此之前乃在出家僧团，虽有在家戒律的传授，但是未能做突出和专注的弘扬。到了明末之际，活跃的居士佛教，几乎要与出家佛教并驾齐驱的现象，便促成了佛教界对三皈五戒的传授或受持的重视。但这并不等于承认在家居士的地位与出家的僧众平等，其实是在强调佛教的制度是以三宝为中心，住持三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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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卍续藏经》一○七册，页125上。
　　14. 《卍续藏经》一○七册，页164下。
　　15. 《卍藏藏经》一○六册，页239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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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以僧宝为重心。由僧团传授三皈、五戒给在家居士，居士当亲近僧团，以对僧团的恭敬供养为护持三宝的重点。也就是说，既然信仰佛教的人士越来越多，水平愈来愈高，如果不受三皈五戒，第一，居士会跟僧团对立，而成立在家的教团，使得佛教失去传统的尊严；第二，如果居士不受三皈五戒，便不能成为正信的佛教徒，容易流为民间信仰或附佛法的外道。
　　再有八戒，就是沙弥十戒的前九条[16]，能够让在家居士也可有尝试出家生活的机会与经验，渐渐地也可以达到离欲的目的。所以鼓励在家的信士信女们，于每一个月之中的六天，来受持八戒。八戒的推行，既能使得在家信众向往出家的生活，也能够让居士们有更多的时亲近寺院的僧团，因此受持八戒的斋日，最好是住于寺院。
　　四、明末的出家戒
　　从明末的诸大师，如袾宏、智旭等的著作中，可以知道当时的出家僧众不守戒律，不重威仪，是普遍的现象。那也正是佛教没落、受人歧视的原因。因此当时有两位非常重要的比丘出现：
　　第一位是云栖袾宏。他在三十岁那年出家，便在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昭庆律寺受戒[17]。北宋时代，允堪律师就曾担任过此寺的住持，所以袾宏特别重视戒律。
　　憨山德清（1546-1623）对袾宏的戒律观念和贡献的介绍，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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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八戒的第六条，即是沙弥戒的第六、第七两条合并，故名虽八条，实具沙弥戒的前九条，唯不受第十条银钱戒。
　　17. 昭庆律寺位于浙江杭州的钱塘门外，初建于后晋天福元年（936），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筑方善戒坛，每年三月开戒会，七年，敕赐「大昭庆律寺」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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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的一段话：「佛设三学以化群生，戒为基本，基不立，定慧何依。思行利导，必固根本。第国制南北戒坛，久禁不行。予即愿振颓纲，亦何敢违宪令，因合众半月半月诵梵网戒经，及比丘诸戒品。繇是远近皆归。」[18]
　　由于袾宏举办传戒法会和弘扬戒律，而有其弟子及再传弟子对戒律的继续弘扬。蕅益智旭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19]。而智旭对戒学的贡献远超过袾宏。也可以说袾宏虽有弘扬戒律的热诚，但是对戒律的态度不是站在律师的立场，而是站在中国禅师及法师的立场。因此智旭就说袾宏对于「开遮轻重，忏悔之法，尚未申明。」[20]所以引发了智旭对于戒律的弘扬，是站在正统的诸部大律的观点，撰写了更多有关大小乘戒律的著作。
　　另外一位是古心如馨律师（1541-1615），他的年代几乎和袾宏同时，也可以说他是近代中国出家戒另一个新源头的开始。他出家后先受沙弥十戒，然后未受比丘戒就到五台山朝拜文殊菩萨的圣迹。因为他已知道，若要求得比丘戒，须从十位清净大比丘举行的授戒仪式中接受。这在当时的环境而言，乃是相当困难的事。后来他读《华严经》，知道文殊菩萨所在的地方是常住的清凉地，因此他相信朝礼文殊的道场五台山，一定可见文殊菩萨为他授戒。他就从江苏地方出发，经过三年的跋涉，到了五台山，忽然见地一个形枯发白的老婆婆，捧着一件旧袈裟，从树林中出来，并且问他：「你来做什么？」他答：「求见文殊。」老婆婆就说：「此衣亡儿所遗，你来求戒，便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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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莲池大师全集》第四册德清撰〈莲池大师塔铭〉 （台北中华佛教文化馆出版）。
　　19. 智旭出家时，袾宏已寂，仍旧在袾宏的像前受了比丘戒。见于《重治毘尼事义集要?序》，《卍续藏经》六三册，页327上。
　　20. 《卍续藏经》一○六册，页683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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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赠你。」言讫即不见，只听到有人喊他：「比丘！比丘！文殊在此。」使得如馨如梦初醒。自此使觉得大小乘的戒律规则，犹如从他自己心中自然流注而出。因此回到南方，中兴戒法。他曾主持三十余所寺院，得戒的徒众上万[21]。他所流传的戒律著作，虽仅《经律戒相布萨仪轨》一卷，已可窥知其戒律思想的大概。他虽以弘扬戒律为名，也的确是以戒律为主，但其对于禅、净土、华严、密等诸宗的概念，大小乘显密诸经之行法也纳入其中。在此以前的中国戒律著作，都不会有如此的包容性[22]。
　　由古心如馨处得戒而又弘扬戒律的弟子、再传、三传、四传也很多。从《新续高僧传四集》卷19，28-31所见者，共有三十二位，出于如馨一系。其中有六位撰有关于戒律的著作[23]，特别是见月读体，也是一位中兴戒律的重要人物；他的著作，知其名者共有十三种[24]；而他的弟子及再传弟子，都有相当多的人数，也留下了不少戒律著作，特别是书玉（1645-1721）及德基（1634-1700），每人都有四种以上的著作。事实上到现在为止的中国戒律的传承，多是从这个系统发展延伸出来。
　　因为这一系从初开始就带有浓厚的密教色彩，也极重视梵呗的唱诵和显密合掺的仪规。例如《瑜伽焰口施食》及《蒙山施食》，也都是出于这一系统。也可以说，佛教到了明末清初，虽然有不少比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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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新续高僧传四集》 卷28，页911。
　　22. 《卍续藏经》一○七册，页353-390。
　　23. 此六位的名字是：1.三峰法藏，2.三昧寂光，3.茂林性祇，4.见月读体，5.宜洁书玉，6.定庵德基。
　　24. 读体的著作有：1.《毘尼日用切要》，2.《沙弥尼律要略》，3.《传戒正范》，4.《剃度正范》，5.《三归五戒八戒正范》，6.《教诫尼正范》，7.《幽冥戒正范》，8.《僧行轨则》，9.《黑白布萨》，10.《毘尼止持会集》，11.《毘尼作止续释》，12.《大乘玄义》，13.《药师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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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扬戒律，究其实质乃是诸宗融通、显密混合的局面，所以未能真正上溯唐宋四分律宗的家风。
　　五、明末的受戒法
　　依据《四分律》卷33所述，具足戒的受戒法，称为「白四羯磨」，也就是在十人僧中，弟子作四番请求受戒的宣言，礼请十人僧中的一人做和尚，推出一人做羯磨师，再由羯磨师向十人僧做一番宣告，并三番征询同意，若无人有异议，受戒者便成得戒比丘[25]。
　　到了《昙无德部杂羯磨》受戒法，便增了问遮难。示四根本戒（淫、杀、盗、妄）、授四依法（着坏色衣、乞食、树下坐、腐烂药）[26]。
　　再到了唐道宣所集的《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将授戒法分做三归、五戒、八戒、出家授戒法、比丘授戒法、尼众授戒法的六类。第五类的比丘授戒法又分做正授戒体前的八法、正授戒体及其后的授四依、请依止[27]。比起《昙无德律部杂羯磨》又增加了许多说明。
　　到了撰成于明末清初时代的僧尼授戒法，现存者至少尚有七种，其内容繁简不等，为各寺传戒会所采用者，乃系繁本，其中最流行的，是宝华山读体所撰的《传戒正范》，行文均用四六对仗的骈体，读来相当优美，以开导、唱诵、问答的方式进行。除了请十师（一位和尚，九位阿阇梨），尚有十四项目的仪节。而且是将沙弥、比丘、菩萨的三个层次的戒法，在为期一个月或更长的时间之内，次第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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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大正藏经》二二册，页799下。
　　26. 《大正藏经》二二册，页1042中-1042下。
　　27. 《大正藏经》四○册，页495下-页501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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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合称为三坛大戒的戒期法会。求戒者在戒期中，学习生活礼仪及受戒仪式，称为「演礼」。对于一落发就受戒的人，的确有此僧仪养成教育的必要，受戒法会期间太短，反而会造成比丘戒行的堕落，故在《传戒正范》的序文中，也对一般戒会的情况，「仓皇七日，便毕三坛。」加以评击[28]。
　　可是，在智旭写的《授戒法》中，又对繁文缛节的授戒仪式及许多人同时受戒的法会，有所评议，同时也主张，不用定期传戒，随时都可以入道：
　　而后代师匠，多事美观。……时久迟延则厌必起。……文繁则违佛本规。……随时皆可入道，何须腊八及四月初八。难缘方许三人，岂容多众至百千众[29]。
　　也就是说，智旭所见当时的传戒法会，所用的授戒仪式，为求美观，所以采用繁复的文字，拖延很长的时间，集合了许多人，同时授受比丘戒法，看来庄严隆重，其实不合佛世的芳规。依据《五分律》卷16，传授比丘戒法，是平常的行事，凡在每半月的诵戒之时，每年的夏安居圆满日大众僧集合时，以及众僧自集会时[30]，祇要具足十人僧，便可接受请求授比丘戒。
　　可是中国佛教的环境，异于佛世的印度，不是所有的寺院，平常都能集合十人僧的，故也不能随处随时请求授戒，唯有明律的律师有资格担任授戒师，也唯有律师住持的道场或聘请到了律师的道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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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卍续藏经》一○七册，页22上。
　　29. 《卍续藏经》六三册，页514上及下。
　　30. 《大正藏经》二二册，页111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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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举行传戒法会，因此，凡传戒，必定隆重，而且是众人聚集，同时受戒。这种现象，在智旭（1599-1655）之前，早已如此，智旭之后，还是如此。读体（1601-1679）也是饱读律典的人，何尝不知佛世授戒的规式，为了适应环境，也就只好「不违古本，别出新型」[31]了。
　　六、明末的戒律环境
　　明末清初之际，虽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丰收时期，然从当时留下的戒律著述的文献之中，发现那也是个很不正常的时代。今举三个例子如下：
　　1.古心如馨（1541-1615），他在四十一岁出家受了沙弥十戒之后，因为难得十位清净比丘僧为他做授戒羯磨的仪式，不得已而朝礼五台山的文殊菩萨，结果以宗教经验感得文殊为他证明，呼他「比丘，比丘」。此犹佛世释尊亲度的比丘，都是由佛口唤「善来，比丘」，便是不用任何仪式的。佛灭之后以及佛的弟子们度人出家，必须以「白四羯磨」，完成比丘身份。唯有《璎珞经》卷下所说的菩萨戒，可有三种受法：一者诸佛菩萨现前受，为上品；二者礼请先受菩萨戒者授予，为中品；三者于诸佛菩萨像前自誓受，为下品[32]。可是经过三年的长途跋涉与虔诚礼拜之后，所得的宗教经验，使得如馨绝对相信，他已由文殊菩萨为他亲自授戒，乃是上品戒。这一坚定的信心，促使他全力以赴地弘扬戒律，因此也中兴了中国的律宗。
　　2.蕅益智旭（1599-1655）为我们留下了关于戒律的著述有四种六卷，戒律的注释八种三十二卷，是明末佛教提倡戒律极有贡献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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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卍续藏经》一○七册，页22上。
　　32. 《大正藏经》二四册，页1020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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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可是他的受戒方式及其受戒过程，也是相当的奇特。据他于《重治毘尼事义集要》的序文中自称，他于二十四岁时出家，二十五岁的十二月初八，日即在云栖袾宏的遗像之前受比丘戒，二十六岁那年，又在袾宏的像前受菩萨戒[33]。当他读了律藏之后，知道他的比丘身份不合佛制，而且慨叹中国戒法的衰微，遂起而呼吁号召「五比丘如法同住」[34]，以边地授戒法的五人僧，承续比丘戒的法统。另一方面也用礼忏方式求取戒体；到了他四十六岁那年，他勤礼千佛万佛，及修持《占察善恶业报经行法》，始得清净比丘戒[35]。这也是大乘经的观点和做法。
　　3.在犙弘赞（1611-1681-？）的戒律著作及注释，被收于《卍续藏经》中的，计有十一种七十二卷，可是根据他的自述，在明末之际，已无人学习毗尼。他三十岁时，曾计划西渡天竺，求请梵僧数人回国，再传戒法，俾使戒灯熄而更着。结果由于时局动乱，未能如愿[36]。因为他在受了比丘戒之后，以数年的时间阅读律藏，而又无法获得明律者的指点，既然无人明了毗尼，何以还能有人够资格为人授戒？所以他不得不说：「至明末时，律之一宗扫地矣！」又不得不说：「比见诸方丛席，与人授戒，不依佛制。」[37]了。因此他怀疑当时各寺院传授戒法的合法性，而要兴起到印度请几位明律的清净比丘来再传戒法的念头了。
　　由以上所举三个例子，可见明末的佛教环境，对于戒律而言，是非常恶劣的，在几位大师的努力之下，竟然又一度造成了中兴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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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卍续藏经》六三册，页327上。
　　34. 智旭的《灵峰宗论》六之一卷，页7。
　　35. 拙著《明末中国佛教?研究》页121及222。
　　36. 弘赞的《比丘受戒录》，《卍续藏经》一○七册，页175上。
　　37. 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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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尤其是如馨、寂光、读体、德基一系，枝繁叶茂，传遍全国。至第五代，已到清朝的雍正及乾隆之世（1723-1795），学律知律弘律的人才，又渐渐地进入了漫长的冬眠期。实际上在读体的弟子书玉（1645-1721）及德基（1634-1700）之后，便已不再见有关戒律文献的产生。一直要到清末民初，始有另一位弘扬戒律的大师出现，那便是演音弘一（1880-19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