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译经润文官与佛教

宋代的译经润文官与佛教
　　黄启江
　　故宫学术季刊 7:4
　　1990 夏十三页~三十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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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前言
　　中国历史上官设译经机构负责翻译佛经，除了唐代之外，以北宋
　　为最盛。宋太宗于太平兴国五年(九八０)于太平兴国寺西院设立译经
　　三堂，并于太平兴国七年(九八二)完成译经院，专司译经。至神宗元
　　丰五年(一０八二)译经院废置为止，百年之间，译经不辍，共译成二
　　百五十九部，七百二十七卷梵经，仅次于唐代。【注一】。由此可以
　　看出，北宋朝廷在译经上所投注的金钱与时间，是相当可观的。虽然
　　其成果及影响均不是很明显，但译经工作的进行对提高佛教地位及传
　　播佛教信仰，未尝没有直接的影响。
　　北宋的译经事业，除有华、梵僧侣参与外，也有儒臣参加。儒臣
　　多担任润文官，职司翻译文字的润色。僧侣所译之佛典，经儒臣加以
　　润色刊定后，方才刻板刊行。故润文官之职，就整个翻译过程来说，
　　相当重要。译经之完成定稿，实有以赖之。此种职务，理想上应由对
　　佛教教义有认识，在佛学上有基本修养之儒臣担任。若仅由文采佳而
　　不知佛教者负责，则译成之佛典，必有窒碍难解或违悖原义之处。译
　　经之价值也会大打折扣。宋代译经不少，观其译场设置之完备，对译
　　经人员素质之重视，译经过程之审慎，在润文官之选派上，必有一定
　　的准则。译经润文官之佛学素养是否为提任此职之必要条件？若答案
　　为肯定，则此辈润文官与佛教的关系如何？这种关系对北宋的社会有
　　何意义。这些问题关涉北宋诸帝崇佛之诚意及高级官僚与佛教的关系
　　，为研究宋代佛教史，尤其是儒释关系，所不容忽视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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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译杂院之设立与职掌
　　宋初译经院的设立实非偶然，乃基于客观情势的需要。宋太祖即
　　位后，西域不断有僧侣来华。除了梵僧之外，也有求法归来之华僧。
　　这些归来之华僧往往偕西域使者赍经而返。譬如干德二年(九六六)，
　　西域归来之沧州沙门道圆偕同于阗使者来京师，即献有「佛舍利贝叶
　　梵经。」【注二】其后(九六七)太祖派遣沙门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入
　　西域求法。西域各国风闻宋天子热心佛法，纷纷遣使与华僧赍经来谒
　　。【注三】如开宝四年(九七一)中天竺僧曼殊室利偕沙门建盛同来，
　　曾「诣阙献贝叶梵经。」【注四】这些西域国家之使者与华梵僧侣都
　　受到宋皇帝之赏赐与奖励。影响所及，乃有西域沙门集体来谒之现象
　　。直至仁宗时，华梵僧侣仍不断赍经而来。
　　太祖之奖励僧侣来华，对地方官也颇具鼓舞作用。开宝六年 (九
　　七三) ，鄜州(今陕西延安)知州王龟从就与中天竺来之三藏法天、河
　　中府梵学沙门法进合作译出法天携来之《圣无量寿经、七佛赞》。【
　　注六】同年，王龟从表奏皇帝，献上译经。太祖诏法天赴阙慰问并赐
　　紫方袍。【注七】此次译经，王龟从负责润文，扮演后来润文官之角
　　色。惟此时西来梵僧，能够译经者不多，而太祖皇帝对刻印藏经似更
　　热心，故终其世未闻有从事译经之计划。【注八】
　　太宗即位后，继续尊奉佛教，西域沙门也仍陆续携梵夹入觐。其
　　先有梵僧吉祥携来贝叶梵经(九七七)，后又有归来华僧继从等赍回梵
　　经若干(九七八)。【注九】至太平兴国五年(九八０)，北天竺迦湿弥
　　罗僧天息灾及乌填国僧施护至，太宗始有意于译经。
　　太宗本身崇尚佛教，而天息灾、施护与前此东来之法天又都晓华
　　语，于是太宗「遂有意翻译」。【注一０】同年，太宗诏中使郑守均
　　在太平兴国寺太殿西度地作译经院，设译经三堂。【注一一】至太平
　　兴国七年(九八二)六月，译经院成，为北宋译经之常设机构，至元丰
　　五年(一０八二)，历百年方废。【注一二】
　　所谓「译经三堂」，即是译经、证义、润文三堂。其中译经堂在
　　译经院中央，润文堂在东，证义堂在西。【注一三】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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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设译主，主要由梵僧天息灾、法天、施护等担任。其它译经人员尚
　　有证梵义梵僧、证梵文梵僧、梵学书字、梵学笔受、梵学缀文、参译
　　、刊定等，各有所司。【注一四】这些职务都由两街义学、梵学沙门
　　担任。译稿大略完成之后，经润文官润色刊定，一部梵经之翻译始告
　　完成。可见整个译经过程是相当慎重的。
　　在译经院成立以前，太宗曾接见天息灾、法天、施护等人入朝阅
　　干德以来西域所献梵夹，选梵经以备翻译。【注一五】译经院成立后
　　的第一个月，译经人员合作的结果，译成了三部梵文佛典：法天主译
　　之《吉祥持世经》、施护主译之《如来庄严经》、天息灾主译之《新
　　译圣佛母经》各一卷。【注一六】三经既出，太宗乃诏两街僧选义学
　　沙门百人详定经义。当时左街僧录伸曜与诸义学僧以为「译场久废，
　　传译至难，」而「迭兴诤难」。【注一七】对短期间译出之佛经颇有
　　疑义。但经天息灾等手持梵本，华梵对译，义理昭然，神曜等才表示
　　信服。【注一八】
　　此次译成之梵经三部，经太宗下诏编入大藏后，便刻板流行。太
　　宗曾亲临译经院慰勉译僧，赐与卧具、幕绘等以示鼓励。于是「尽取
　　禁中所藏梵夹，令天息灾等视藏录所未载者翻译之。」【注一九】嗣
　　后，并选梵学沙门一人为笔受，义学沙门十人为证义，扩大译经院之
　　编制。译经院之名也改为传法院(九九一)，由每岁再三呈献新译梵经
　　改为每诞圣节献经。【注二０】至景佑二年，译出之大小乘佛教经论
　　共二百四十三部。此后，虽仍续有翻译，但西域献来之梵经已不多，
　　虽仁宗曾遣僧入西域求经，但仍感不足。另一方面，翻译人才日渐凋
　　谢，译事难以为继，故译成之佛经数量就愈少。【注二一】
　　事实上，译经院自开始进行译经后不久，因为译经人才之有限，
　　天息灾等即曾建元培养人才(九八三)。天息灾等人之看法是：
　　历朝翻译，宣传佛语，并在梵僧。而方域遐阻，或梵僧不至，
　　则译场废绝。【注二二】
　　天息灾等希望「令两街选童子五十人，令习梵字学。」【注二三】此
　　议针对实际情况而发，未雨绸缪，为义甚佳。故太宗见奏，遂令两街
　　自童子五百人中选得惟净等十人，诏送译经院受学。使译经院在例行
　　的译务之外又负责梵学的教授。同时，为使梵经之来源无缺，太宗一
　　方面下诏于陕西诸路访求私藏梵经(九八五)，【注二四】一方面下诏
　　令西来梵僧及归国华僧将所持梵经并先奏具，封题进上(九九三)。【
　　注二五】对西来梵僧有精通梵语，可助翻译者都馆于传法院。人才与
　　梵典之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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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得译经工作可以持续百年之久。
　　仁宗天圣年间，西域进献之梵经已多译完，新本又缺，译经三藏
　　法护、惟净年事亦高，曾于天圣五年(一０二七)两度上奏，乞老归山
　　：
　　近者五天竺所贡经叶，多是已备之文，鲜得新经，法护愿回天
　　竺，惟净乞止龙门山寺。【注二六】
　　二人之请，虽未经仁宗允许，但新经缺乏与主译者之老化，使译
　　场呈现青黄不接之困境。仁宗有鉴于此，对搜求梵经更加留意。明道
　　期间曾遣沙门怀问入西域「求访东土未有之经，赍还翻译。」【注二
　　七】怀问求得之经与天圣八年(一０三０)天竺沙门不动护所献梵经十
　　四夹，及天圣九年(一０三一)天竺沙门金刚所贡梵经五夹，使梵经无
　　虞匮乏，译经事业不致中断。【注二八】凡此皆可见宋朝对梵经之搜
　　集与翻译之勤，亦可见译经院(传法院)确能发挥其设立之宗旨与预期
　　之功能。
　　三、译经润文官之选任
　　润文官负责参详润色已译完之经文，确为必要，其设立之由，赞
　　宁(九一九──一００一)之看法如下：
　　......次则润文一位，员数不恒，令通内外学者充之。良以
　　笔受在其油素，文言岂无俚俗。傥不失于佛意，何妨刊而正
　　之。故义净译场则李峤、韦嗣立、卢藏用等二十人次文润色
　　也。【注二九】
　　依赞宁之说，润文官或一员或多员，并无定数。但条件是「通内
　　外学」。换句话说，唯有兼通儒释经典之儒臣方能充任。赞宁以唐中
　　宗时期义净译场为例，说明润文官在「不失佛意」的原则下，就译文
　　之俚俗处刚改刊正，成就其任务。这种工作由「通内外学」之儒臣来
　　担任既是唐代的例，在组织相当严密的宋代译场，以「通内外学」
　　之儒臣来充任润文官当是顺理成章之事。
　　准此而论，宋代润文官应都是通内外学之学者。这些学者人数的
　　多寡、官阶的高低、信仰与交游等，都可能造成对佛教有利的情况，
　　对帮助佛教的流布与当时学术社会风气定有相当程度的影响。从另一
　　角度来看，佛学因为皇室的重视佛教，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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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一种专门学问，士大夫无论喜好与否，总会面对它，或思考与它
　　相关的问题。
　　宋代润文官的人数现已难考。一方面是现存的有关记录太缺，另
　　一方面则是记载简略、混淆，不易统计。比较直接的问题是「译经使
　　」与「译经润文使」的问题。原来宋太宗时译经院设译经润文官，都
　　以「润文」为名。真宗时又加设译经使，由宰臣兼任。唯译经使之名
　　，各书记载互异。有仅称「译经使」者，【注三０】有称「译经润文
　　使」者，【注三一】也有称「译经使兼润文」者。【注三二】称「译
　　经使」，则其职似统筹整个传法院之译经工作。称「译经润文使」，
　　则其职似为润文而设。称「译经使兼润文」，则兼统译经及润文而实
　　际参与润文工作。因为都由宰相兼任，不管名义为何，凡受诏兼任此
　　职之宰相都能过问传法院之工作。问题在它可能只是个虚衔，也可能
　　是个实职。若是虚衔，则无需参与实职文润文，便不能算是润文官。
　　若是实职，则亦参与润文，可视为润文官。
　　比较可能的情况是庆历三年(一０四三)章得象受诏任译经使之前
　　，宰相之兼译经使者都实际参与润文。这是《景佑新修法宝录》称丁
　　谓、王钦若、吕夷简「充译经使兼润文」之故。这时的译经使「降麻
　　不入衔」，故名称较简单，而「兼润文」就可以视为担任译经使额外
　　之工作。譬如王钦若受命兼译经使时，就实际赴传法院履任：
　　「(天圣)三年冬十月，兼译经使，赴上于传法院，归第感疾，
　　请告踰月。诏使国医相望于道。十一月丙午，圣驾临问，赐白
　　金五千两。戊申，薨于东京永定坊第之正寝。」【注三三】
　　王钦若虽方上任即告假，却实际赴传法院任职。他既然「兼润文
　　」，就可算是负有实际责任之润文官。丁谓、吕夷简之情况亦同。
　　章得象以后的译经使改为「降麻入衔」，名称比较一致，都是以
　　宰相充「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兼译经润文使」。【注三四】这
　　些人是否实际参与润文，因无记录可循，暂不视为负责实际责任之润
　　文官。
　　若合丁谓、王钦若、吕夷简三人同计，宋代润文官可得十六人。
　　依时间先后，他们是：张洎(九三三─九九六)、汤悦、杨砺、朱昂 (
　　九二五─一００七)、梁周翰(九二九─一００九)、赵安仁(九五八─
　　一０一八)、晁迥(九五一─一０三四)、杨亿(九四七─一０二０) 、
　　丁谓(九六六─一０三七)、利瓦伊、王钦若(九六二─一０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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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竦(九八五─一０五一)、王曙(九六三─一０三四)、吕夷简 (九七
　　九─一０四四)、宋绶(九九一─一０四０)、高若纳(九九七─一０五
　　五)。【注三五】
　　这些润文官任期之长短不一，其兼润文时之原官职也不同。任期
　　长者有十年以上，如张洎之十三年，赵安仁之十二年。任期短者则一
　　年、三年、至五年不等。官职方面，多半润文官都有翰林学士之资格
　　，有或曾任参知政事(赵安仁、王曙、宋绶)、或曾任枢密使或副使者
　　(杨砺、夏竦)。官阶都在正三品以上。光禄卿汤悦虽为从四品，但他
　　在仕南唐时，曾任宰相，也曾风光一时。王钦若以后，当润文官者非
　　参政即枢密，译经润文「其事浸重」，【注三六】每逢献进新经，必
　　行「开堂」之礼：
　　每生辰必进新经。前两日，二府皆集，以观翻译，译之开堂。
　　【注三七】
　　凡此皆可见译经之日形重要，至仁宗时已为朝廷大事，润文官由
　　各部郎官而至参政、枢密来兼，更非等闲之职，对润文官之选派自也
　　不是寻常之事了。
　　四、润文官与佛教之关系
　　宋以科举取士，其能第进士，入为翰林，或以特科选入内廷为官
　　，自然都是高才博洽之士。其能「通外学」，固无疑义。若能兼通「
　　内学」，自然是润文官的最坐人选。宋太宗尝谓「儒人多薄佛典」，
　　【注三八】言下以欲得一不薄佛典者为难。但太宗得朱昂撰塔铭，又
　　以之为润文官，似毫不费力。〔注三九】其后真、仁二朝，润文官之
　　来源似也无匮乏之虞。可见宋初济济多士中，博通儒释之学者，实不
　　在少。是以赞宁所谓润文官系「令通内外学者充之」，虽指太宗之时
　　，亦适用于太宗之后。其人与佛教之关系就不能视为一单独现象，而
　　应放在历史的脉胳中考虑。
　　一般来说，正史对此问题着墨不多，虽偶有简略叙述，多零碎片
　　断，无法据以作有系统之考查与研究。若涉及此问题人物之文集不传
　　，端赖笔记、志书，及其它资料，则研究更难。本文仅就所见，抉幽
　　探微，期能提醒宋代儒释关系上为人所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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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者，以利于宋代佛教史之讨论。
　　宋初的第一组润文官是张洎与汤悦。他们是宋太平兴国七年 (九
　　八二) 第一次译经的润文官。张洎共提任润文官十三年，并从雍熙元
　　年(九八四)三月至淳化五年(九九四)四月，独力完成七十二部译经之
　　润文，【注四０】对宋代之译经贡献至大。史称张洎「少有俊才，博
　　通坟典；博览经史，多知典故。」〔注四一】又说他「风仪洒落，文
　　采清丽；博览释道书，兼通禅寂虚无之理。」【注四二】「文采清丽
　　」与博览经史、释道书应是他任润文官之原因。张洎虽兼通禅寂虚无
　　之理，但未留下任何讨论释教之文字，故其对佛教之看法如何，吾人
　　也不得而知。与其同时任润文官之汤悦，据说曾撰有「扬州孝先寺碑
　　」。碑文现已无考。只知此碑文撰于他仕南唐元宗李璟之时。周世宗
　　亲征淮南，曾驻跸扬州孝先寺，读汤悦之碑文，为之嗟叹良久。【注
　　四三】据云汤悦为文「典瞻、切于事情」，【注四四】为周世宗所深
　　爱。其碑文要能表现典赡之特质，必多征引佛义，实非不通释典者所
　　能。
　　太宗时以深于内典著名之儒臣尚有杨徽之(九二一─一０００)、
　　朱昂(九二五─一００七)、苏易简(九五八─九九六)、李沆 (九四七
　　──一００四) 等人。其中杨徽之「好谈名理，多识典故，」又「崇
　　奉释典，酷信因果。每五鼓即起，盥漱，诵金刚经。如是者三十年未
　　尝暂废，所诵亦数十万过矣，」【注四五】是虔诚佛教徒，亦是优秀
　　润文官人选。其未能膺选为润文官，恐与张洎之「飞语中伤」有关。
　　【注四六】苏易简少年得志，年未满三十即入翰林。他虽然「旁通释
　　典」，【注四七】但曾于所撰碑文中有鄙佛为夷人之语，不为太宗所
　　喜。【注四八】其后太宗以「词臣中独不见朱昂有讥佛之迹」，【注
　　四九】乃以朱昂撰写碑铭。李沆「崇奉内典，洞晓真谛，每燕居静虑
　　，深念无生旁行四句，」【注五０】也是个润文能手。太宗以之掌书
　　命，颇能「启迪前训，润色鸿业。」【注五一】未参与润文，实为太
　　宗别有任用之故。总之，太宗时期之儒臣，未必都薄佛典，也未必都
　　与苏易简相似，视佛为夷人而鄙之。太宗倚重儒臣，量才而用，使各
　　尽所长。张洎与汤悦之为润文官实不过一端，不能仅视为太宗安置南
　　唐遗老之策。
　　真宗时期，通释典之儒臣较多，润文官亦多。其中杨砺(九三一
　　─九九九)担任咸平元年(九九八)之润文，独力润色七部译经。【注
　　五二】杨砺通释典之事，正史未及，其它数据也未见。其与佛教之唯
　　一关连是曾寄寓僧舍，梦见来和天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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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事襄王(真宗)，乃以为来和天尊现世。【注五三】杨砺与佛教界当
　　有其它关系，但因史料无征，也不便多予揣测。杨砺之后，朱昂继任
　　润文官。从咸平二年(九九九)年四年(一００一)共润色译经四部。【
　　注五四】朱昂出生于儒学之家，但「深达佛老之旨。」【注五五】在
　　太宗时已名重一时。太宗端拱二年(九八九)，开宝寺灵感塔成，太宗
　　即诏翰林学士朱昂撰文志其事。【注五六】太宗当时以儒人多薄佛典
　　，而未见朱昂有讥佛之迹，故深加倚重。【注五七】朱昂之文既成，
　　「敦崇严重，太宗深加叹奖。」【注五八】真宗即位，以朱昂接杨砺
　　之后润文，是否受太宗选朱昂撰文一事之启发也未可知。朱昂致仕之
　　年，真宗锡宴玉津园，群臣以诗志其事。杨亿之诗有此一联：「素风
　　有予堪传遗，禅论将谁共对酬。」【注五九】可见朱、杨二人为谈禅
　　论道之友。
　　朱昂之后，梁周翰为润文官。梁周翰与高锡(？──九八三)、柳
　　开(九四七─一０００)、范杲齐名，都是著名一时的「古文」家。梁
　　之文体尚淳古，辞学为流辈所许。【注六０】他从咸平四年(一００
　　一)至景德二年(一００五)润色十八部译经。【注六一】当也是深
　　于佛学之儒。惜其与佛教之关系多不见于记载。梁周翰之后的赵安
　　仁亦如此。赵安仁担任润文官时间甚长，从景德三年(一００六)至天
　　禧元年(一０一七)十二年间，共完成三十二部译经之润文。【注六二
　　】其间并与杨亿奉诏编修大藏经录，于大中祥符六年完稿。后将太宗
　　御制《妙觉集》编入此经录，完成二十一卷之《大中祥符法宝录》。
　　【注六三】此经录收载太宗以来所译梵典，撰写提要，并叙述其迻译
　　过程，列举参译、润文及监译人员，对于佛典之保留及佛教的流布，
　　贡献至大。我们对宋译佛典的认识，实得力于赵安仁等所编写之经录
　　。
　　杨亿虽与赵安仁合编经录，其任润文官却在晁迥之后。晁迥「善
　　吐纳养生之术，通释老书；以经传傅致，为一家之说。」【注六四】
　　曾自谓「予好看内典，」【注六五】并说「予好读内典，非以课诵为
　　功，」而在「详求入道之要：译圆觉经得禅那数息之门，读楞严经得
　　观音入流之法。」【注六六】晁氏于圆觉、楞严三经，极为推崇，曾
　　于答客问中盛称二经曰：
　　或问予曰：先生于内典中盛称楞严、圆觉，何谓也？予对曰：
　　广分性相之差别在楞严，专明体用之精真归于圆觉。【驻六七】
　　此类评语当非不识二经者所能。晁氏自谓读佛经得其法门，与诵
　　经而籍其数者异。盖「予读经得楞严圆通法门、圆觉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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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碍法门、维摩不二法门。」【注六八】可见其对佛经领会之深。所著
　　《法藏碎金录》多会通三家之说，对后来学者有相当影响。其四世孙
　　晁说之曾说：
　　若慧林觉海冲老每举扬是书以勉其学徒。文潞公奉之终身，笃
　　名理之谈则未易，可必以待之也。临邛郭先生敏修，早出游中
　　州，与公卿大夫周旅，得是书而三叹息焉。自谓吾得异人而师
　　之，其语微妙奥密，不若此之璀灿光明，可以众共之也。【注
　　六九】
　　晁迥可能在天禧二、三年间担任译经润文官，所润色之译经数目
　　不详。其文官流辈所钦。大文豪杨亿颇称赞之，尝谓回所作书命无过
　　褒，得代言之体。【注七０】以其辞章、佛学之修养，真宗选派润文
　　官，自不会放过。
　　晁迥之友杨亿，也是润文官的上上之选。杨亿在文学、政事上都
　　是一流人物。苏辙称他「以文学鉴裁独步咸平、祥符间，」而事业「
　　比唐燕、许无愧。」【注七一】此殆非溢美之辞。杨亿「家世学佛，
　　常参云门谅老安公大师，后依广慧链禅师，始大策发。」【注七二】
　　其学博综儒释道三家，而于释氏禅观之学尤为致意。【注七三】太宗
　　女婿驸马李遵勖(九八八─一０三八)曾师杨亿，备尽门生之礼。【注
　　七四】其同僚如利瓦伊、查道(九五五─一０一八)亦多执卷请益，使内
　　廷禅风蔚然大盛。【注七五】
　　由于杨亿在佛学上成就突出，曾先后受诏刊削东吴僧道原所编之
　　《景德传灯录》，及《大中祥符法宝录》。参与刊定灯录之学者有利瓦伊
　　、王曙，都是熟习释典的儒臣。后来也都担任润文之职。利瓦伊在太宗
　　之时即以能文雄于场屋。「太宗皇帝凡五临轩试郡国贡士，君以英才
　　杰出，策名甲科。」【注七六】真宗大中祥符三年(一０一０)曾下诏
　　当时任翰林学士知制诰的利瓦伊出经论题目考试沙门，以为迁补左右街
　　之序。【注七七】考试经论虽非难事，但评断优劣，则需先于经论之
　　旨有所领悟。利瓦伊兼修儒释，自能于考评沙门胜任愉快。
　　利瓦伊深受其长兄李沆之器重。二人常于暇日「相对宴饮清言，未
　　尝及朝政，亦未尝及家事」。【注七八】证诸二人之嗜好内典，则此
　　清言自然含佛家语了。据云李沆不治居第，其妻及家人屡以为言，沆
　　不置可否。利瓦伊曾问其故，沆引释氏之教答之。其言略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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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食厚禄，时有横赐，计囊装亦可以治第，但念内典以此世界为
　　缺陷，安得圆满如意，自求称足？今市新宅，须一年缮完。人生
　　朝暮不可保，又岂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丰屋哉？
　　【注七九】
　　利瓦伊善谈名理，兄弟相聚，闲谈佛理，交换平时研读佛典之心得
　　，当可以从以上话中推想而知。
　　真宗时期的最后一位润文官应是丁谓。丁谓是以宰相之身份兼润
　　文。丁谓诗文皆长，王禹偁颇称之，说他「诗交杜子美，深入其间。
　　其文数章，皆意不常而语不俗。若杂于韩、柳中，使能文之士读之，
　　不之辨也。」【注八０】但世多知丁谓奸邪，恶其启导真宗以神仙之
　　事。【注八一】可见丁谓以好道教神仙闻名一时。他曾与道姑刘德妙
　　相过从，为吕夷简所攻，被仁宗贬至朱崖。【注八二】据云丁谓既投
　　荒海涯，路经鼎州甘泉寺时，曾于寺中礼佛，留题而去。【注八三】
　　在朱崖时，「专事浮屠因果之说。」【注八四】
　　又丁谓在贬所十五年，由雷州、道州、而至光州。而于光州致仕
　　。在光州时，对佛典之钻研更深。据说临终前半月，已不甚饮。「但
　　焚香危坐，默诵佛书。以沈香煎汤，时呷少许。启手足之际，付嘱后
　　事，神识不乱，正衣冠，奄然化去。」【注八五】
　　丁谓为官时，作恶多端，被贬之后，事浮屠因果之说，以诵经念
　　佛赎其前愆，似极自然。是其虽曾奉道，而仍以事佛结束其一生，佛
　　教之影响人心，又可见一斑。
　　与丁谓相类似之润文官有王钦若。王钦若亦是以宰臣润文。然王
　　受命一月即告病故，等于未曾参与润文工作。王与丁谓一样好道，而
　　且「深达道教」，校刊道书，曾补六百余卷。【注八六】唯王「晚年
　　亲历艰难，颇厌富贵。延问高释，留心真际，遂兼译经使。」【注八
　　七】似乎他之受命为译经使与晚年学佛有关。果真如此，则不仅润文
　　官须兼通内外学，译经使也不能于书毫无涉猎。譬如继王钦若为译使
　　之吕夷简，也对佛学颇有认识。他也是「退而燕居，恂恂如也。与季
　　氏宗简，尤为友爱。休暇相对谈名理之迹，不及公家之事。」【注八
　　八】宋人之谈名理者，谈佛教也。这类清谈，自然多在休闲时为之，
　　观李沆、利瓦伊兄弟与吕夷简之例，可以知过半矣！
　　吕夷简景佑元年(一０三四)充译经使兼润文官，【注八九】至庆
　　历三年以译经使致仕。【注九０】其间，曾于景佑三年
　　二三页
　　(一０三六)与润文官宋缓编成《景佑新修法宝录》，系准《大中祥符
　　法宝录》之规模而成。【注九一】以吕之好谈名理，撰修此经录，当
　　能驾经就熟无疑。
　　在吕夷简之前，还有夏竦、王曙当过润文官。二者都以长于释氏
　　之学闻名。夏竦「资性明敏好学，自经史百家，阴阳律历，外至佛老
　　之书，无不通晓。为文章典雅藻丽。以文学起家，朝廷大典策屡以属
　　之。」【注九二】事实上，夏竦家世代奉佛，自幼濡染，对佛经即感
　　兴趣。他曾表示：
　　余家，世奉佛，乃取世传(《莲花经》)诸本及化外旧经释文摘
　　句，数自参校。又以悉昙梵夹，傍行右读。中原传译始创卷轴
　　，讨论重复，卷舒繁数；因观近世图籍，缕刻摹印，缀黏成册
　　，差便于古。由是命工仿则，肇自此经，庶几学者易为究览。
　　」【注九三】
　　夏竦好读佛经，尤喜《莲花经》，故于其版本，极为讲究。亲自
　　加以校刊作序，以广流传。因为深于佛学，屡奉诏撰写塔铭，为仁宗
　　鼓吹佛教信仰。曾在「大安塔碑铭」里，表示佛教不仅教理可信，而
　　且裨益于治。重申太宗对佛教之看法。【注九四】其言略曰：
　　圣人以为外可以扶世训、佑生民，内可以澡心源、还妙本。所
　　以崇其塔庙，尊其教戒。自东汉以来历世多矣！其间执分别之
　　论，起归向之疑，废之而逾盛，毁之而逾信，岂非言底乎不诬
　　，理冥乎至当者？昔有人云：百家之乡，一人持戒，则十人淳
　　谨，百人和睦。夫能行一善，则去一恶，而息一刑。一刑息于
　　家，则百刑措于国。以此观之，则斯法之来，裨我之治，盖亦
　　多矣！【注九五】
　　夏竦以其丰富的佛学修养为皇帝鼓吹佛教，宜乎仁宗乐于任命为
　　润文官。他参加润文多年，对佛教信仰更深。曾于「寄传法院二千卿
　　并简译席诸大士」一诗中表达其虔信之诚：
　　译杲多年润法音，性根虽钝信根深；无明不起冤亲等，应有龙
　　天证此心。润色金文数十函，清凉甘露洗尘凡；修行不作伊兰
　　计，只原三万尽宝严。【注九六】
　　此讨显示润文对其个人信仰影响之深。后一首之「修行不作伊兰
　　计，只愿三千尽宝严」一联，虽含义不明，但「伊兰」
　　二四页
　　在佛经中指「烦恼」；「三千」或指天台「一念中有三千诸法」。大
　　概夏竦之意在：念佛修行，非为袪除烦恼，而在认识诸法，起其无明
　　。换句话说，尽悟佛理，看透红尘，才是他的目标。有下面两首诗为
　　证：
　　非才偏历清华地，悟佛方为止足身；浮名浮利莫相试，三千世
　　界一微尘。保庇孤根逢圣主，矜修晚节顺天机；空门自有清凉
　　地，不向红尘议是非。【注九七】
　　与夏竦同时润文的王曙也深信释氏。据说他「喜浮图法；斋居蔬
　　食，泊如也。」【注九八】他曾着《大同论》论三教之兴而辨佛教之
　　合时，以「齐一变至鲁，鲁一变至道」之理推断释教之顺应潮流。【
　　注九九】
　　至于宋绶，吾人所知不多。史称他「家藏书万余卷，亲自校□。
　　」又说他「博通经史百家。文章为一时所尚。」【注一００】杨亿称
　　其文「沈壮淳丽」。【注一０一】博学而长于为文，应当是担任润文
　　官的基本条件，宋绶自然不能例外。但宋之博学既及于百家，于释氏
　　之书，必有宿习。景佑元年(一０三四)，他与夏竦同受命监试天下童
　　行诵《法华经》，有童行一人习业十年而不能成诵，宋绶与夏竦悯之
　　，「各取《法华经》一部诵之。宋公十日，夏公七日，不复遗一字。
　　」【注一０二】这虽然只是诵经的工夫，也可证明二人对释典之嗜好
　　。
　　总之，传法院之职既由「译经」进一步至「传法」，则参加「传
　　法」工作人员必于佛法有相当修养。夏竦曾说：
　　自兴国壬年距今乙亥。五十四岁，宠灵积累，妙因殊胜。有若
　　今仆附同中书门下吕夷简，以师臣上衮，博达空理，奉制兼使
　　。今参知政事、尚书吏部侍郎宋绶，以宏才硕德，了悟真际，
　　被润文。【注一０三】
　　吕夷简、宋绶之外，其它人也不例外：
　　有若故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曙，参知政事张洎、赵安仁
　　，枢密副使杨砺，翰林学士承旨晁迥、利瓦伊，翰林学士朱昂、
　　梁周翰、杨亿，皆以学通儒释，继司译润。上哲清流，尽在兹
　　矣！【注一０四】
　　二五页
　　五、结论
　　以上之讨论，证明在宋仁宗皇佑以前，大多数译经润文官确为内
　　外学兼通之儒臣。这些润文官的原官职都相当高，即使不为润文官，
　　其燕居闲暇之生活与佛教亦都有相当密切之关系。事实上，他们不过
　　是朝廷菁英中佛教信仰者之一部份。虽然整个宋朝廷的佛教信仰者所
　　占比例有多少，尚难估计，但以润文官人选之无虞看，其比例必不在
　　小。不管如何，他们与尊礼佛教的三位宋皇帝──太宗、真宗、仁宗
　　──相唱和，就足以助长佛教信仰之风气与佛教声望、势力之成长。
　　兹略举二事以说明。
　　太宗淳化以来，天台宗风复盛于四明。至真宗时延庆寺主知礼 (
　　九六０──一０二八) 建念佛施戒会，著书立说，明一心三观，显四
　　净土之旨。为净化其徒之信仰，知礼并作戒誓辞、立五德，且欲结十
　　僧修法华忏，梵身以供佛，捐躯以警懈怠。【注一０五】当时杨亿任
　　翰林学士，致书劝之。又趁为枢密使马知节复撰神道碑之便，求奏荐
　　知礼于真宗以代为润笔。真宗闻奏，遂诏杨亿而得闻知礼事。真宗命
　　杨意传言知礼，住世传教，并赐号法智。其后知礼弘法传道，辟异端
　　而隆正统，使天台观心宗眼，照映天下。【注一０六】
　　知礼之徒本如(九八二──一０五一)于承天寺讲天台学，亦闻名
　　于时。庆历二年(一０四二)，驸马都辱李遵勖为请于朝，仁宗诏赐神
　　照之号及紫方袍。本如与丞相章得象等诸朝贤于山中结白莲社，六、
　　七年间，遂成巨剎。仁宗钦其道，赐白莲寺额。【注一０七】
　　章得象早年丧父，由其母张氏教养成人。张氏「早探释部，居常
　　熏祓，高情了识，绝死生之怖。」【注一０八】得象自幼，耳濡目染
　　，对佛教早有认识。他于宝元元年(一０三八)拜相，至庆历三年并监
　　修国史兼译经使。与他同时为相之张士逊、王随、陈尧佐，都与佛教
　　界有密切关系。【注一０九】这些人，加上参政宋绶、枢密使夏竦，
　　恐即是参加白莲社之朝贤。此辈公卿大夫，与僧徒结社来往，裨益于
　　佛教，可谓大矣！
　　二六页
　　译经润文官只是宋代信佛儒臣中的一部份。【注一一０】他们与
　　其它好佛、信佛，甚至崇佛之儒臣对朝廷佛教政策、官场及社会上的
　　信佛风气必有影响。虽然影响之范围与深度难以测度，但可以断言的
　　，他们与宋皇帝对佛教的支持，必能牵制反佛人士的建言，使反佛之
　　声，难以发挥其作用。宋皇帝是否于奖励译经之余也藉译经润文来吸
　　引、笼络儒臣以支持其崇佛之举，实值得玩味。
　　无论如何，译经润文官之设，使学兼儒释之儒臣得以用其长，在
　　儒臣与译经僧侣间形成了相互沟通之桥梁。公卿大夫与佛学、佛教接
　　触之机会日益频繁，佛教之传布层面随之提高，而佛教成长之客观因
　　素也必大幅地增加。
　　注释
　　【注一】：参考吕夷简《景佑新修法宝录》(新文丰出版社影印本)。
　　又见余万居译、中村元着《中国佛教发展史》(天华出版
　　社，一九八四)上册，页四０八。
　　【注二】：《佛祖统纪》(「大正藏」本)卷四十三，页三九五。
　　【注三】：同上。又见《宋会要辑稿》(新文丰出版社影印本)册八，
　　页七八七七上。
　　【注四】：《佛祖统纪》卷四十三，页三九六。
　　【注五】：同上。仁宗时不断有华僧归来，见夏竦《文庄集》(商务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卷二十六，页二上「传法院碑
　　铭」一文。又《佛祖统纪》卷四十五，页四０九─四一０
　　，录至景佑二年为止梵僧贡经者有八十人。此土取经得还
　　者有一百三十八人。
　　【注六】：《佛祖统纪》卷四十三，页三九六。《宋会要辑稿》册八
　　，页七八七七上。
　　【注七】：《佛祖统纪》卷四十三，页三九六。赞宁于《宋高僧传》
　　(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谓译经院因此而设。赞宁盖言其大
　　概，未详其始末也。见该书卷三，页五十七。
　　【注八】：《佛祖统纪》卷四十三，页三九五─三九六，太祖重视佛
　　经之抄写与藏经之雕板，未闻有译经之计划。
　　【注九】：同上，卷四十三，页三九七。
　　【注一０】：李熹《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卷二十
　　三，页五二二─五二三。又《宋会要辑稿》册八，页七
　　八七七上。
　　【注一一】：同上。
　　【注一二】：同上。
　　二七页
　　【注一三】：《宋会要辑稿》册八，页七八七七上。
　　【注一四】：同上，页七八七七下。前引《佛祖统纪》卷四十三，页
　　三九八。又译经人员之名目，《佛祖统纪》与《宋高僧
　　传》略异，前者稍详。
　　【注一五】：前引《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二十三
　　，页五二二─五二三。又《宋会要辑稿》册八，页七八
　　七七上。
　　【注一六】：《佛祖统纪》卷四十三，页三九八。又见赵安仁、杨亿
　　编》大中祥符法宝录》(新文丰出版社影印本)卷三，页
　　三七九五上─三七九八下。
　　【注一七】：《宋会要辑稿》册八，页七八七七上，《大中祥符法宝
　　录》卷三，页三七九八上。
　　【注一八】：同上。
　　【注一九】：《长编》卷二十三，页五二四。《宋会要辑稿》册八，
　　页七八七七下。
　　【注二０】：《宋会要辑稿》册八，页七八七七下。
　　【注二一】：自译经僧日称死后，同译经僧慧询等皆不能继。见《宋
　　会要辑稿》册八，页七八七九。
　　【注二二】：同上，册八，页七八七七。
　　【注二三】：同上。
　　【注二四】：《佛祖统纪》卷四十三，页三九九。
　　【注二五】：同上，页四０一。
　　【注二六】：《景佑新修法宝录》卷十七，页四０八五。
　　【注二七】：同上，卷十八，页四一０一。
　　【注二八】：同上，卷十八，页四０九四。
　　【注二九】：《宋高僧传》卷三，页五十七。
　　【注三０】：如《宋会要辑稿》及《景佑新修法宝录》。
　　【注三一】：如《佛祖统纪》及《宋史》 (鼎文书局影印北京中华书
　　局标点本)宰辅年表。
　　【注三二】：如《景佑新修法宝录》。
　　【注三三】：《文庄集》卷二十八，「赠太师中书令冀国王公行状」
　　，页十二。
　　【注三四】：见《宋史》宰辅年表。所列此类宰臣计有贾昌朝 (一０
　　四五) 、庞籍(一０五一)、陈执中(一０四七)、文彦博
　　(一０五五)、富弼(一０五八)、曾公亮(一０六九)。富
　　弼与曾公亮之间应有韩琦。按韩琦《安阳集》 (商务影
　　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之「辞免昭文第一表」有云
　　：「奉制命特授
　　二八页
　　臣行刑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土、监
　　修国史兼译经润文使。」见《安阳集》卷二十七，页七
　　下。
　　【注三五】：除高若纳以外，此名单得自《大中祥符法宝录》及《景
　　佑新修法宝录》。高若纳任润文官见《宋会要辑稿》册
　　八，页七八七九。
　　【注三六】：关于官品，参看《宋史》职官志官品条。余见《宋会要
　　辑稿》册八，页七八七八。
　　【注三七】：同前引《宋会要辑稿》。
　　【注三八】：见释文莹《玉壶清话》(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卷二，页
　　十三。
　　【注三九】：太宗端拱二年(九八九)，开宝寺灵感塔成，太宗诏翰林
　　学土朱昂撰文志其事。见《佛祖统纪》卷四十三，页四
　　００。《玉壶清话》卷二，页十三。
　　【注四０】：《大中祥符法宝录》页三八０六─三八五八。
　　【注四一】：《宋史》(鼎文书局影印本)卷二六七，页九二０八─九
　　二一五。《太宗实录》(鼎文书局影印附于《宋史》前)
　　卷八十，页三─四。
　　【注四二】：同上。
　　【注四三】：参看马令《南唐书》(新文丰「丛书集成」新编本)卷二
　　十三，页一五九。
　　【注四四】：同上。
　　【注四五】：杨亿《武夷新集》(商务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
　　十一「杨徽之行状」，页二十二─二十三。
　　【注四六】：同上。
　　【注四七】：《宋史》卷二六六，苏易简传，页九一七三。
　　【注四八】：同注三九。
　　【注四九】：同上。
　　【注五０】：《武夷新集》卷十「文靖李公墓志铭」，页八上。
　　【注五一】：同上。
　　【注五二】：《大中祥符法宝录》卷十。杨砺是否也在太宗时参与润
　　文不祥。因此法宝录之第九卷已佚失，无法查考。
　　【注五三】：《宋史》卷二八七，页九六四四，杨砺传，来和天尊不
　　知为何佛？
　　【注五四】：《大中祥符法宝录》卷十一。
　　【注五五】：《宋史》卷四三九，本传，页一三００五─一三００九
　　。又《文庄集》卷二十八「刑部侍即朱公行状」，页六
　　上。
　　【注五六】：同注三九。
　　二九页
　　【注五七】：同上
　　【注五八】：《玉壶清点》卷二，页十三。
　　【注五九】：《武夷新集》卷二，页十七上。
　　【注六０】：《宋史》卷四三九，本传，页一三０００─一三００四
　　。
　　【注六一】：《大中祥符法宝录》卷十二。
　　【注六二】：《大中祥符法宝录》卷十三─十六。《景佑新修法宝录
　　》卷二、卷四。按该录卷三已佚，故赵安仁所润色之译
　　经当不只此三十二部。
　　【注六三】：《大中祥符法宝录》卷十八，页三九六四。《佛祖统纪
　　》卷四十四，页四０四。
　　【注六四】：《宋史》卷三０五，页一００八六。
　　【注六五】：晁回《法藏碎金录》(商务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卷八，页三十五上。
　　【注六六】：同上，卷七，页二十二上。
　　【注六七】：同上，卷七，页二十二下。
　　【注六八】：同上，卷八，页三十四上。
　　【注六九】：晁说之《嵩山集》(商务「四部广编」本)卷十七，页三
　　十三下，「送郭先生序」。
　　【注七０】：《长编》卷一一五，页二六九九。
　　【注七一】：苏辙《栾城后集》(商务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
　　二十一，页三上，「汝州杨文公诗石记」。
　　【注七二】：元熙仲《释氏资鉴》(新文丰出版社影印卍续藏经史传
　　部第二册)卷九，页九十二上。
　　【注七三】：《宋史》卷三０五，页一００八三。
　　【注七四】：《长编》卷一二二，页二八七八。
　　【注七五】：释道原著《景德传灯录》(「大正藏」本)卷三十，页四
　　六四，载有杨亿致内翰利瓦伊书，略谓：「病夫素以顽惷
　　，获受奖顾，预闻南宗之旨，久陪上国之游。动静咨询
　　，周游策发。」可见杨亿与利瓦伊之研讨禅观。又《武夷
　　新集》卷十八，页十七上，录有「答史馆查正言书」，
　　显示杨亿与查道曾谈「悟解超顿须渐修而乃成」之道。
　　利瓦伊、查道皆于内典有兴趣。利瓦伊见下文。查道于弱冠
　　时曾□冰取鳜，以馈其母。又曾刲臂写佛经治疗母疾。
　　宋史说他「深信内典」，当为实录。见《宋史》卷二九
　　六，页九八八０，本传。
　　【注七六】：《武夷新集》卷七，「送集贤李学土员外知歙州序」，
　　页二十上。
　　三十页
　　【注七七】：《佛祖统纪》卷四十四，页四０四。
　　【注七八】：《宋史》卷二八二，李沆本传，页九五四一。
　　【注七九】：同上。
　　【注八０】：王禹偁《小畜集》(商务「国学基本丛书」本)卷十九，
　　页二六八。
　　【注八一】：魏泰《东轩笔录》(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卷二，页十五
　　。
　　【注八二】：《宋史》卷二八三，页九五六九。
　　【注八三】：《东轩笔录》卷二，页十九。
　　【注八四】：《宋史》卷二八三，页九五七０。
　　【注八五】：《东轩笔录》卷三，页二十八。
　　【注八六】：《宋史》卷二八三，页九五六三。
　　【注八七】：《文庄集》卷二十九，页十八上。「王钦若墓志铭」。
　　【注八八】：张方平《乐全集》(商务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
　　三十六，(「文靖李公神道碑并序」，)页十上。
　　【注八九】：《景佑新修法宝录》载吕夷简领译经使时间为景佑元年
　　。《宋会要辑稿》叙其于庆历三年以译经使致仕。
　　【注九０】：同上。
　　【注九一】：《宋会要辑稿》册八，页七八七八。
　　【注九二】：《宋史》卷二八三，页九五七一─九五七七。
　　【注九三】：《文庄集》卷二十二，「重校妙法莲华经序」页一─二。
　　【注九四】：太宗「御制圣教序」有谓：「浮屠之教，有裨政治。达
　　者自悟渊微，愚者妄生谤诬。」见《长编》卷二十四，
　　页五五四─五五五，又《佛祖统纪》卷四十三，页三九
　　九，文字稍异，意义则同。
　　【注九五】：《文庄集》卷二十七，「大安塔碑铭」，页七─八。
　　【注九六】：同上，卷三十六，页十四，「寄传法二千卿并简译席诸
　　大土」。
　　【注九七】：同上，卷三十六，页十五，「偶成」。
　　【注九八】：《宋史》卷二八六，王曙本传，页九六三二─九六三三。
　　三一页
　　【注九九】：参看笔者「论北宋明教契嵩的《夹注辅教编要义》」一
　　文，收入于《第二届中国域外汉籍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
　　》内。见该集页四四三。
　　【注一００】：《宋史》卷二九一，页九七三二─九七三五，宋绶本
　　传。
　　【注一０一】：同上。
　　【注一０二】：欧阳修《归田录》(「宋元人说部丛书」本)卷一，页
　　九。此说《佛祖统纪》引录于卷四十五，页四０九。
　　【注一０三】：《文庄集》卷二十六，页三─四，「传法院碑铭」。
　　据说宋绶也参加删修《景德传灯录》的工作。《湖北
　　金石志》(新文丰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卷十三，页十
　　八上─十九上，引《湖北金石诗注》云：「玉泉山在
　　当阳县西三十里，景德寺即宋天禧五年遣翰林学土宋
　　绥、宋祁与僧道源(原)等同修传灯录处。」
　　【注一０四】：同上。
　　【注一０五】：《佛祖统纪》卷八，页一九二，又卷四十四，页四０
　　四，四０六。
　　【注一０六】：同上。按此说系根据钱易(真宗时人，字希白)题「塔
　　院」云。唯不详此「塔院」属何寺？
　　【注一０七】：《佛祖统纪》卷十二，页二一四，卷四十五，页四一
　　０。
　　【注一０八】：宋祁《景文集》(新文丰出版社丛书集成新编本)，卷
　　六十，页八一四─八一五。
　　【注一０九】：张土逊好与空门之徒为友，曾为其鱼姓空门友奏紫方
　　袍。见吴处厚《青箱杂记》(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页
　　八十七。王随「性喜佛，慕裴休为人，然风迹弗逮也
　　。」见《宋史》卷三二，页一０二０四，王随本传。
　　陈尧佐好谈性理，见《青箱杂记》页一一一。
　　【注一一０】：本文所列润文官中似乎只有高若讷对佛教没有好感。
　　据说他「节分崖然，不与俗流。至浮屠神仙阴阳怪谲
　　事，弗语也。」见《景文集》卷六十，页一─六「高
　　观文慕志铭」。其它非润文官而信佛之儒臣甚多，除
　　本文所举诸人外，如钱易、钱若水、宋□等都是。笔
　　者 Experiment in Syncietism: Ch'i'Sung (1007-
　　1072)and Eleventh-Century Chinese Buddhism 一
　　文曾列表详论。见该文页七十二─八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