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的佛教雕塑

隋唐的佛教雕塑
　　李玉珉
　　故宫文物月刊
　　第二卷第十二期（1984）
　　页79─87
　　故宫博物院出版组
　　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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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隋唐的佛教雕塑
　　故宫文物月刊第二卷第十二期（1984）
　　引言
　　魏晋以来，随着佛教的弘化，佛教艺术日趋兴盛，到了南北朝时，佛像雕塑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颠峯状态，为我国的艺术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然而在这时期中，我国的雕塑家仍处于一摸索、试验的阶段。他们一方面模仿外来样式，吸收印度、中亚美术的精华；另一方面则试图创造自我独立的风格。虽说他们的努力，并未使雕塑脱离所谓的「工艺」范畴，但他们的探索与钻研却为中国的雕塑美术奠定了稳固的根基，而使立基于六朝艺术的隋唐佛教造像得以圆熟璀灿。
　　隋代造像之盛，远非南北朝可比。文帝即位后，立刻下诏修复北周武帝废佛时所摧毁的寺宇与佛像，并于仁寿末年，造金、银、檀香、夹苎、牙、石等像十万六千五百八十躯，一时佛教造像之风大盛。炀帝虽然荒淫暴虐，但对佛教仍极推重，对佛教艺术更是大事鼓励。在位期间，其修治旧像十万一千尊，并铸刻新像三千八百五十躯。上行下效，佛教造像蔚为风气。据闻，当时的礼部尚书张颖曾造十万金铜佛像，天台的智者大师一生造像的数目竟达八十万。由此可知，隋代造像盛况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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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宫文物月刊第二卷第十二期（1984）
　　唐朝继承隋代遗绪，佛教雕塑十分发达。自初唐至盛唐末，著名的雕塑巧匠层出不穷，如太宗之世（六二七─六四九）的宋法智，高宗之时（六五０─六八三）的杨惠之、吴敏智、安生、韩伯通、张寿等，武后期间（六八四─七０四）的窦宏果、刘爽、毛婆罗诸人。他们的雕塑技巧凌驾前代，塑土、雕木、铸铜各尽其妙。故初唐至盛唐可谓我国佛教造像的黄金时代。
　　会昌五年（八四五）唐武宗发动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第三次灭佛运动，强迫僧尼还俗，拆毁寺院无数，许多隋唐的佛像便在这次黜佛运动中被焚毁，以致流传后世的隋唐佛像数目有限。今就现存的一些例子，略窥隋唐佛教雏塑的全豹。
　　隋代造像
　　隋自文帝开皇元年至恭帝义宁二年（五八一─六一八），前后不过三十八年。国祚虽然短，但在艺术的发展上即扮饰着一个上承六朝余风，下启唐代圆熟的重要角色。因而，在隋代佛像中，固然不乏因袭北齐、北周样式的例子，但是也有不少雕塑可视为唐代写实造像的先导。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着一座隋初菩萨三尊像的石雕。根据它的铭文，此像是刻造于隋代立国未久的开皇三年（五八三）。居中的菩萨像面形方圆，神态祥和，身形笔直，状若挺柱，缺乏动感，这些都是北齐、北周佛教造像中常见的特色。而厚重遮体的裙裳，整齐排比且均匀对称的裙褶，甚至具装饰性的波状裙边，都与纽约一私人收藏的北齐菩萨像相髣鬑。所以，在风格上，这尊隋唐菩萨像很明显地仍蹈袭北齐、北周的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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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此三尊像中，随侍菩萨两侧的迦叶与阿难，在造型上，却有了显著的差异。这强调性恪刻划的写实取向，正是隋朝造像的一大特色。在佛祖─释迦牟尼─的十大弟子中，迦叶以头陀（行脚乞食僧人的俗称）第一著称。因此，菩萨右侧的迦叶，脸上满布风霜遗留下的皱纹，胸前璘峋的肋骨，都表现了迦叶的苦行精神。此外，本像张囗露齿，面带笑意，更将迦叶比丘甘之如饴，悟道豁达的心境表露无遗。菩萨左侧的比丘乃是阿难。在佛弟子中，阿难素以博学多闻得名，是以，此处的阿难温文儒雅，心气平和，一副饱学之士的样子。类似的迦叶与阿难像，在隋代的佛教艺术中，不乏其例，如敦煌第四一九窟的迦叶和阿难，敦煌第二四四窟里一铺彩塑的胁侍弟子，都显示出隋代塑工对性格刻划的重视。同时，也反映着隋朝艺匠已将对现实人物的观察，融入艺术创作之中。
　　隋代造像强调写实精神，在现藏于波士顿美术馆的阿弥陀佛七尊像上，再次的得到了证明。主尊阿弥陀佛在莲座上结跏趺座，佛头之上乃是装饰华丽的七宝树。此佛像的面庞较开皇三年的菩萨像更趋浑圆。其身上所著僧衣，衣褶自然流丽，与上述菩萨像刻意排比的衣纹大异其趣。此外，铸造波士顿阿弥陀佛佛像的匠人对细微小节由于有深刻的观察，是以其对人体与衣服之间的关系能够处置合理。这意味着，经过生活的启发，隋的雕塑家已为我国的佛教造像摸索到了一个新方向。
　　唐代造像
　　唐朝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黄金时代。其兼容并蓄的取材态度，融会贯通的创作精神，使唐代艺术大放异彩。我国的佛教雕塑就在这个时代发展到了极致。
　　唐代造像无数，分布极广。依其风格及年代，约略可分早、晚二期。早期起自高祖武德元年（六一八）至玄宗天宝十四年（七五五），包括了初唐与盛唐；晚期始于肃宗元年（七五六）至哀宗天佑二年（九０六），包括了中、晚唐。唐代早期造像，技法纯熟，体态优美，神情刻划深刻，成就卓越。而唐代晚期雕塑，大抵因袭早期样式，缺乏创意，崇尚装饰，以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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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具形式，缺乏生命。并且，唐武宗灭佛之后，虽宣宗、懿宗笃信佛法，然唐佛教元气大伤，欲振乏力，所以唐代晚期，在佛教艺术上并无任何特殊的突破和贡献。
　　一唐代早期风貌
　　唐代早期样式虽继承隋代遗风，但印度影响亦至为显著。贞观十九年（六四五）玄奘三藏自印度归，携来三、四尺高之中天竺佛像五、六躯。由于玄奘乃得道高僧，精通大乘佛学，备受朝野推崇，自然他带回的中天竺佛像一时成为众人模仿的对像。此外，贞观二十二年（六四八）唐使王玄策和其随行的巧匠宋法智携回在摩揭陀描摹的佛迹及弥勒像，亦为当时流行的造像蓝本。是以，外来美术对唐代早期造像艺术影响至为深远。
　　现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一尊金铜佛，高虽不及二十五公分，却为一极具代表性的盛唐佳作。此像面部圆润，体态丰盈，神情庄严。僧衣贴体，衣褶具流动感，以示衣服柔软的质地。人体结构、比例合理正确，微隆的胸部，显露肌肉弹性。这一切都反映出唐代早期造像技巧纯熟，作风写实，不但注重外观形象的正确，亦将此佛内在的升华精神表露无遗。当然，这成就是从隋代写实艺术发展而来，但亦是受了强调人体美的笈多艺术之启发。二者经过唐代巧匠的消化吸收，撷取精华，创造了独特的民族风格，为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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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艺术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如前所述，隋代美术已注重个性刻画。由于唐代写实主义风行，因此，人物塑造更为精妙，内在心理的描写更具匠心。例如敦煌四十五窟的盛唐迦叶像，双眉紧蹙，眼睛俯视，嘴角微微内收，其将迦叶悲天愍人的情怀、内在的修为，一表无遗。试比较此像与敦煌四一九窟的隋代迦叶像，我们发现，盛唐的造像更为生动，也更耐人寻味。这细致的内在精神表现正是唐代美术的特色。
　　由于写实主义是唐朝美术的基本精神，所以唐代菩萨造型往往以现实人物为依据，多具人间世俗的美感，这种「世俗化」的菩萨像常为后世菩萨造像的典范。敦煌三二八窟的胁侍菩萨是一盛唐佳作。此菩萨半跏而坐，姿势闲适，和隋代菩萨的生硬拘谨，大异其趣。此外，本像虽有有胡髭，郄毫无阳刚之气。发结高髻，面庞丰圆，新月长眉，眼帘下垂，状若淑女。腰枝纤细，璎珞妍丽，更增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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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柔之美。无怪乎当时有「今夸宫娃如菩萨」之语。唐代菩萨像的「女性化」在弗利尔美术馆内所收藏的菩萨石刻表现的更明显。此像的头虽被割去，我们无法知道其面部的特征，但其扭向一方的臀部，曼妙婀娜的体态，薄若婵翼的裙裳，自然流丽的衣纹，不但反映岌多美术对唐代造像的影响，并且也增添了不少少女的妩媚。
　　在现存的唐代石雕中，最重要的当属武后捐出二万贯脂粉钱所凿造的龙门奉先寺大像。大部分的学者主张高宗咸亨三年（六七二）为此艰巨工程的开工年代，但经过仔细考证，一些学者则认为开凿奉先寺的年代可上推到龙朔二年（六六二）。奉先寺的九躯摩崖造像，高大雄伟。主尊卢舍那佛高达十七?四公尺，其与胁侍菩萨丰盈圆润，眉如新月，眼睛细长，嘴小而秀，略露含蓄微笑，貌极俊丽，颇具女性阴柔之美。他们的庄严持重，显示了心境的宁静平和。反观胁侍的天王、力士，神态英武，气势庞然，威风凛凛，表现了他们的阳刚性格。尤其是怒目龇牙，肌肉凸起，虽略夸张，但解剖合理。力士的孔武有力被刻划的丝丝入扣，栩栩如生。这种写实的作风，娴熟的个性刻划，正是唐代早期造像的精髓。
　　二唐代晚期式样
　　唐玄宗时，大唐国势发展到了最高峯，社会上歌颂升平繁华，竞相夸耀豪奢。因此，唐代晚期造像虽仍因袭早期风貌，但更强调妍丽华巧。菩萨饰物璎珞繁多，雕造精细，但郄不再有早期艺术中常见的崇高与神圣。许多佛像的脸丰满硕大，甚为福态。早期造像的理想美已不复见。所以，我们可以说，唐晚期造像一味蹈袭，少有创意，缺乏唐代早期造像的活跃生命。
　　结论
　　隋朝是我国佛教造像的「过渡期」，其虽继承南北朝雕塑精华，却又开始强调人物个性的描绘。唐代则为我国雕塑的「成熟期」。其不但将隋朝写实精神加以发扬光大，并且由笈多艺术中吸取养分，融会贯通。是以唐代造像不再保存南北朝美术的古拙，而以写实自然著称。这种风格赋予我国雕塑新活力，也引导着我国造像艺术进入了一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