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傳佛教法器造型源自天竺乾隆時大量進貢

藏傳佛教法器與供器，大多以金、銀、銅鑄造為主，兼有木雕、骨雕、石雕、海貝殼以及布、絲織、錦緞等面料製品。其質材各異，造型奇特，製作構思巧妙，數量巨大，是西藏佛教藝術寶庫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法器造型模式源於天竺

西藏的寺院經堂是一座宗教藝術品組成的三維空間，而敬奉三寶的整個供品根據不同的類別可劃分成不同的系列組合，其中有花、香、柏、粉等微小供品和法衣、飾品、傘、勝幢、幡等組成的十供物。有禮儀讚頌的腰鼓、琵琶、嗩呐、鈴杵鈸、碰鈴、白海螺、鑲翅法螺、脛骨號等宗教樂器系列。供臺上陳列的有淨瓶、沐浴瓶、供水杯、僧帽壺等；另有大小不等的銅燈、金燈、石質油燈等。象徵清潔吉祥的八吉祥徽、七政寶、五供養妙等裝飾供器；禪杖、金剛錘、金剛杵、內顱器、缽盂、寶輪、寶瓶、佛冠等法器供器是佛尊、菩薩、本尊神的手持標識。總而言之名目繁多的供器是由於佛教信徒侍奉的修行供養和觀想供養所產生的。

法器造型模式最初源於古代天竺佛教，如輪寶乃轉輪勝王七寶之一。金剛杵和金剛橛原本是古印度的兵器，後來被密宗吸收為法器。說到脛骨號的來源有一段頗為有趣的典故。據傳印度某大成就者避世隱居，半夜獨自在天葬台苦修，逢悲憫之心時取用骷髏脛骨做笛吹奏，其尖聲刺利的聲音喚起他厭世悲憫的共鳴。從此脛骨號成為密宗修法的一種樂器。

忽必烈賜八思巴法螺

隨著社會經濟和藏傳佛教的興起，到西元七世紀西藏出現了金屬工藝的宗教藝術品銅像和合金佛塔，供器只有銅質油燈和供水杯等。到西元八世紀中葉，吐蕃贊普赤松德贊曾遣使赴喀什米爾、天竺等國迎請了寂護和蓮花生大師進藏傳教密法，修建了西藏第一座古剎桑耶寺，對於佛教西藏化起了積極的作用。金剛鈴、杵和咒師使用的防雹品等部分法器也隨神秘的作法儀軌在桑耶寺首次面世。從西元七世紀始到九世紀中葉止，可說是藏傳佛教法器與供器的濫觴期。

西元九世紀中葉，吐蕃末代贊普郎達瑪大規模滅佛，藏傳佛教的前宏期結束。西元十世紀至十三世紀，佛教再度在西藏興起，並緊緊依附於割據一方的封建勢力。相繼產生了大小二十幾個教派和教派支系，主要有寧瑪派、噶當派、噶舉派、薩迦派、夏魯派、格魯派等。這時期寺院建築和佛教藝術有長足發展。外來與本地仿造的宗教用具逐漸增多，工藝技法臻於完善。此時有不少著名的法器傳世，元世祖忽必烈賜給八思巴的法螺是薩迦寺最為珍貴的文物之一。西藏的一些著名寺院如薩迦寺和夏魯寺等寺院內出現了大量宮廷製造的僧帽壺和香爐等。阿里古格王為迎接阿底峽的光顧，專門下令製造了一件黃銅長號，以示為慶典禮儀助威。這一時期，專修斷行的希解派在儀軌中普遍使用兆鼓、鈴、脛骨號等宗教法器。藏傳佛教的法器與供器的製造或使用上再次出現生機勃勃的局面。同時，明代中央政府繼續了元代政府扶持西藏宗教發展的方針，西藏地方與中央王朝之間的往來密切。宮廷中根據藏傳佛教的需要，製作了大量的宗教藝術品。這為當時的西藏佛教藝術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乾隆以來佛像及法器進貢宮廷

西元十七世紀以後，西藏的寺院建築和佛教藝術發展進入了鼎盛時期。不論是巍峨的依山式宮殿建築、巧奪天工的園林設計、雕飾華麗的靈塔，還是精美的造像、法器、壁畫、唐卡都令人歎為觀止。清代皇家崇奉藏傳佛教，乾隆以來西藏大量的佛像及法器進貢宮廷，北京故宮博物院至今珍藏著大量的藏傳佛教文物。同時，清宮廷也不斷將其製作或收藏的宗教品賜給西藏，布達拉宮和羅布林卡等地都收藏了很多青花僧帽壺、琺瑯彩沐浴瓶和淨瓶等宮廷施予的法器。藏傳佛教提倡顯、密共修，先顯後密，密宗在傳承、經典、修習次第、儀軌、制度等方面有獨特的特點。西藏佛教保留了密宗四部修習的完整形態，憑藉壇城、法輪、五方佛冠、嘎巴拉缽（也稱內供顱器）等法器，通過神秘的錯綜複雜的宗教儀式，實踐了對佛、菩薩、本尊神像的觀想。西藏博物館收藏和陳列的法器與供器大多系曆輩達賴喇嘛的宮藏品，這些法器無論從材料質地、製作工藝還是類別功用來講，都可以作為藏傳佛教法器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