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佛教人才建设——庆祝建国五十周年

佛教产生于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印度，是二千五百多年前由释迦牟尼佛创立的。它以促进人类社会的道德修养为基础，进而从身心上转染成净，解除世间各种烦恼与痛苦，以使一切众生得到究竟解脱为目的。
　　近百年来，随着工业科技革命，打破了西方国家长期以来个别宗教独占鳌头的局面，佛教得以传入欧美各国，扎根社会，稳步发展，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青睐。在社会日新月异、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尤其在世纪之交的重要阶段，佛教具有了更加广泛、深厚的社会基础。近一个时期，藏传佛教接踵禅宗风靡欧美，方兴未艾。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人们对片面物质化、工业化的深刻反省，返朴归真成为人们追逐的潮流，人们纷纷皈信东方传统宗教——佛教，而中国大陆与港澳台各地，也先后汇入这股全球性佛教信仰的潮流，相互影响，相互发明，形成当今海峡两岸及周边国家佛教全面复兴的态势。
　　在亚洲的广大地区，佛教文化植根于这些区域民族文化之中，是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这些地区民族文化中缺少了佛教文化，这种民族文化将是不完整的。佛教作为一种优秀的文化现象、一种社会群体活动与道德修养，对影响人类素质的两大方面(精神、物质)都有着相当的要求。当今世界没有人能够否认，佛教对人类精神素质的提升、道德修养的增上，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与深刻的社会影响。
　　振兴佛教，首先需要提高僧伽素质。应当大力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僧才，并将德才兼备、具有领导管理才能的优秀僧才，尽快地输送到各大寺院及佛教团体，应将其作为一项主要的工作目标，并且切实贯彻始终，真正形成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良好风尚。
　　中国古代思想家管子说：“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千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佛教更是这样。所以不断提高僧伽素质，尽快培养一批具有愿力、胆识、才干，堪当弘道重任的僧才，是我们佛教界面临的要务之一。
　　中共中央1982年3月下发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中说道：“有计划地培养和教育年轻一代的爱国宗教职业人员，对我国宗教组织的将来面貌具有决定的意义。我们不仅应当继续争取、团结和教育一切现有的宗教界人才，而且应当帮助各种宗教组织办好宗教院校，培养好新的宗教职业人员。宗教院校的任务，是造就一支政治上热爱祖国，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又有相当宗教学识的年轻宗教职业人员队伍。”
　　在“兴教办学，提高素质”这一点上，佛教界有识之士都是认同的。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曾经语重心长地指出：“中国佛教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殊胜外缘下，正处在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转折关头，而佛教人才基本上还处于青黄不接的状况。所以，培养出足够数量的合格称职的佛教人才就成为实现历史转折的关键。”“思想、佛教、文化素养和工作能力方面称职、合格的佛教人才奇缺同佛教事业的建设与发展之间的矛盾，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佛教工作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说是主要矛盾，顾名思义，就是第一位的、起主导作用的矛盾。所以，赵朴初会长又说：“当前和今后相当时期内佛教工作最重要、最紧迫的事情，第一是培养人才，第二是培养人才，第三还是培养人才。”由此可见，中国佛教界领导对培养人才是十分重视的。
　　但是，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人们在“兴教办学、培养僧才”这一问题上，运用的方式方法不尽一致。
　　目前，全国共有二十几所规模大小不一的佛学院，短期佛学培训班在各地也非常盛行。这种弘法形式，在一定范围内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却不可避免地进行着低水准的重复，难以构成规模，不足以形成气候，而且缺陷很多。其主要表现为：组织机构不健全，人力、物力、财力都存在着相当的困难，教材不系统、不规范，课程设置不合理，往往容易造成学员想学的学不到，所学到的又不应机。其次，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同在一起学习，难免造成吸收与消化的程度快慢不一。再者，办学条件不够理想，甚至个别小寺院搭棚授课，露天弘法，当然这种办学精神难能可贵，但最终的效果自然不会很好。
　　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李德洙同志在《坚持“爱国爱教，团结进步”，加强宗教团体自身建设，使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文中对目前我国宗教院校的问题分析道：
　　“宗教院校是培养人才的基地，是培养各宗教团体的骨干力量和领导人物的地方，是神学研究的中心，它直接影响到每个宗教的方向、每个宗教的素质，也影响到每个宗教未来的面貌。因此，办好宗教院校是非常重要的。”
　　“总的来看，我国宗教院校办得不错，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可以归纳为一少二小三低。少，从我国目前的宗教状况看，宗教院校培养出来的教职人员数量还是少，不能满足各教发展着的信教群众的需要；小，是院校规模小，对院校投入小；低，是生源素质普遍比较低，教师素质低，教学质量低。有的教师告诉我们，他们用的是四十年代的教材，他们也不满意，但没有好的、新的。各宗教团体领导人要抓好自己的宗教院校，要培养人才，这点非常重要。各宗教团体是不是从这样几个方面抓好宗教院校的建设问题：一是抓好教学方向、办校原则，二是抓好办学体制，三是抓好教师队伍，四是抓好好的教材，五是抓好学生来源，六是抓好校舍建设。建议宗教界有钱一定要花在培养接班人上，一定要花在办各种宗教院校上。”
　　目前，我国佛教正处在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性转折关头，教内大德长老大多年事已高，需要隐退静修，因此历史的重任无疑将落到年轻一代佛教僧伽肩上，而年轻一代又需要不断磨炼，逐渐成熟。所以，有计划地培养和教育好年轻一代佛教僧伽，事关佛教的走向、命运和前途。
　　如何才能做到有计划地培养和充实年轻一代佛教僧伽队伍呢？
　　首先应该坚定办学方针，办好佛教院校。师资要以宗教修持为第一，学问广博为第二，勤恳工作为第三。同时，也应当考虑到学员是佛教未来的接班人，在此也应当作同样的要求。为佛教事业的繁荣发展，努力做到解行一体、学修并进，以实际行动来报三宝恩、报父母恩、报国土恩、报众生恩。
　　其次，应该积极鼓励青年僧伽到现实生活中去锻炼。同时通过老一辈大德法师们的言传身教，提高他们的佛教学识、修持能力。采取多种有效的措施，提高他们的文化素养，积极创造各种有利的条件，选派优秀青年僧伽出国进修，使他们佛学等各种相关知识都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再者，要优化教学管理，正确处理好学与修的关系。各佛学院应该切实地重视修持上的时间安排与修证指导，把学僧在课堂里所学到的知识，在行持上得到实证，务必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各佛学院都应加强行政管理，按照丛林规矩，打坐行香，使学僧在教理行果上有机地结合起来，坚持早晚课诵和每半月诵戒布萨等。有些佛教院校，在办学指导思想上和教学管理中，由于对学修关系上处理欠妥，造成一些学员信仰淡化、戒律松弛，毕业后不能在佛教界发挥重要作用，甚至离教还俗。又有些出家人热衷于追求世俗学校的学位，将自己从一名沙门，降格到世间学者的地位，这是令人十分痛心的现象。在佛教教育中，只有坚持学修一体化，把学与修紧密地结合起来，把传授各种知识同坚定佛教信仰、增强为佛教事业献身的精神结合起来，才能收到办学教育的预期成效。
　　另外，要正确处理好“通”与“专”、“新”与“老”的两重关系。所谓正确处理“通”与“专”的关系，是指既要培养佛教通才，又要根据形势发展的要求，培养一定数量的专门人才，如佛教教务人才、佛教学术研究人才、佛教管理人才、佛教外事人才等等。所谓正确处理“新”与“老”的关系，是指青年僧伽要尊重师长前辈，虚心地向他们学习各种知识，取其所长，不断丰富和提高自己的宗教学识与道德修养。师长前辈们要关心爱护青年僧伽，努力通过传、帮、带的作用，促使他们不断进步，迅速成长。
　　对于这一问题，中共中央1982年3月下发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中说到：“一切年轻的宗教职业人员，都要不断提高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觉悟，努力提高文化水平和宗教学识，忠实地执行党的宗教政策。他们应当尊重一切正直的爱国的年老宗教职业人员，认真学习这些年老宗教职业人员的长处，而一切正直的爱国的年老宗教职业人员，也应当爱护年轻的宗教职业人员。”
　　在佛教教育中，务须充分注意有层次、有目的地培养人才。不管是佛教院校或是佛学培训班，都要努力创造条件，选拔一批青年僧伽到具体工作岗位上去锻炼，在实践中增长他们的才干，以期能够尽快地解决好佛教人才新老交替的问题。只有这样，佛教才能顺利地完成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性伟大转折。
　　作为一个佛教部门的领导者或管理者，能否及时地发现人才，从而正确地培养人才，成功地使用人才，并推举德学兼优的僧才到领导岗位上来，是关系到佛教全局的重大问题。
　　长期以来在人们思想上形成的诸如门派观、完人观、阶梯观，以及辈份论、平衡论等等，正在逐渐受到冲击，传统封闭式的选才方式开始得到改变。目前可以看到，佛教某些团体及寺院已经注意到打破年龄、地域、门派等不适应时代的界限制约，坚持能者居位，唯才是举，多渠道、广角度、大视野地发现人才、培养人才、选拔人才。与此同时，也应看到由于种种原因，旧的用人模式仍未完全打破，在用人问题上还普遍存在着视野不宽、渠道不畅，以及由此带来的知人不全、用人不准、人才流失等诸多不良现象。以“完人观”为例，个别领导者只盯着别人短处，横挑鼻子竖挑眼，觉得人人皆不称意，个个都是庸才。最后造成人心浮动，散沙一盘，人无能做之事，事无可做之人，结果事事难办，终至一事无成。清朝顾协嗣有一首诗说：“骏马能历险，犁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舍长以就短，智者难为谋。生材贵适用，慎勿多苛求。”此诗说明人之才能，若非圣贤，有所长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蔽，而只要合理用人，就能够发挥其效用。晋代葛洪也说过这样一段有哲理的话：“役其所长，则事无废功；避其所短，则世无弃材。”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人，相对的完美总是存在于绝对的不完美之中。我们不妨再看看国外的例子：美国南北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林肯出于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任用军事将领往往囿于资历、声望和人事关系的平衡，结果虽然联邦军队拥有人力、物力上的绝对优势，在战场上却一无进展，一些声望卓著的将军们一个又一个地被叛军击败。相反那个被舆论界渲染为在战场上“喝得酩酊大醉”的上校团长格兰特，却一再出奇制胜，赢得重大胜利。实践告诉林肯，所谓“有缺点”的格兰特远比那些“深孚众望”的将军们高出一筹，所以当格兰特取得维克堡战役的重大胜利后，林肯力排众议晋升他为少将，不久又提升为中将，授予他陆军总司令的职务。而历史证明，格兰特的受命正是美国南北战争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真可谓用活一个人，赢得一场战争。由此可见，能善于用人长处，是多么的重要。
　　培养和造就佛教人才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尤其对于那些缺点明显的学僧更是如此。因为其存在的缺点形成已久，并非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有时即使改变了，仍有可能旧病复发，出现反复。另一方面，领导要有耐心，不能出现急躁情绪，一个人的缺点毕竟不象地上的垃圾，只要扫帚一到就可清除，因此不能因为人才难树就轻易放弃。培养僧才是非常重要的，它不是权宜之计，而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如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势必会造成“蜀中无大将”的结局。“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历史上的经验证明，对于那些犯细小过失、白璧微瑕的人才，一定要宽大为怀，竭诚帮助，这样才能聚才，才能发挥人才的重要作用。如果苛人细过，动辄得咎，那么势必埋没人才，铸成大错。
　　我们应当积极鼓励有志向的僧才到佛教各有关阶层去磨炼。有些僧才所存在的缺失，若不从事实际工作便不能完全得以显露。每个人只有将自己内在的烦恼与缺陷完全表现出来，才能得到他人的帮助而促其改正，从而达到一步一步迈向成熟的目的。比如一个性格腼腆、不善言辞的人，如果不担任任何职务，这个缺点就不会明显。若委以职务，其不足之处就会得以显露，而且对他的工作必将产生负面的影响。因为开展佛教法务活动，必须广泛团结群众、依靠群众，否则其工作就难以达到圆满。因此他必定会意识到其缺点的害处，并尽最大的努力去改正。
　　在使用僧才的过程中应本着扬其长而避其短的原则。古语说：“纸上得来终觉浅”，一个人也许能够讲得头头是道，也可以写出洋洋洒洒的文章来，然而一旦遇到实际问题，可能就捉襟见肘了。犹如只站在岸边观人游泳，自己永远也学不会游泳一样。因此，作为领导者要有意识地放手让僧才到实践中去锻炼，根据他们的能力，分配他们相应的工作，针对他们的缺失，进行耐心教育，促其改正缺失，使一批又一批的优秀僧才脱颖而出。
　　一个国家或地区佛教面貌如何，不在于修建有多少寺院，也不在于佛教徒的人数多少，而主要取决于僧伽的素质。如中国的唐朝，对于出家条件要求十分严格，须要考试通过，伟大的佛经翻译家玄奘三藏法师就是这样才得以披剃为僧。不仅我国如此，其它国家也有类似之处。例如，十五世纪缅甸国王达磨悉提笃信佛教，他鉴于当时僧众混滥，曾经通令全国僧众重新受戒，尔后加入僧伽。由于他的严格整顿，当时缅甸僧侣人数从十余万锐减到一万多人，其余不够资格和不愿再度受戒的，均勒令还俗，缅甸佛教因此得以全面复兴。
　　近几年来，中央领导在许多不同场合都指出培养宗教教职人员的紧迫性与重要性，特别是江泽民主席1991年1月接见我国各宗教团体主要负责人的讲话中，提出了这一工作的具体要求：“培养一支政治上热爱祖国、拥护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具有一定的宗教学识、能联系信教群众的年轻的宗教教职人员队伍，关系到我国宗教组织将来的面貌，也关系到我们党同宗教界长期合作的大问题，具有战略意义。希望各爱国宗教团体把这件事认真抓起来，制定出计划，积极实施，在几年之内抓出成效，各级党委统战部门和政府宗教部门当然也应当帮助和支持你们把这件大事办好。”
　　已经传世两千五百多年的佛教，是一份绚丽多彩的人类文化珍贵遗产，它在历史上曾经辉煌过。我深信，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共同努力，勇于开拓进取，作为民族文化的绚丽花朵，作为东方文明的巍峨丰碑，佛教一定能够再度辉煌，为世界人类的和平、进步与幸福，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