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順法師著：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

p. 237

近代佛學的研究，自西歐開創新的研究方法以來，對原始佛教均特予以空前而應有的重視，由原始彿教而至阿毘達磨佛教，這是一必然的研究趨勢，但是在這一方面真正有成就的學者，並不太多。就筆者所知，西方學者雖啟開了探討原始佛教和阿毘達磨佛教之門，但他們稍有心得的也只能數比利時的學者蒲珊（L.de la Poussin）和蘇聯的傑巴斯基（Th. Stcherbatsky）二人，（這是特別指阿毘達磨方面說，如就原始佛教方面說，當然我們不能忽略德國的奧登堡H.oldenberg，互爾塞Max Walleser，和英國的德衛 Rhys Davids，乃至 R.S.Coplestony H.Kerny R.Pischel H. Beckh 這些人。）前者有法譯阿毘達磨俱舍論，後者有英著的 Central Conception of Buddhism and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Dhārma。傑巴斯基是以阿毘達磨的觀點來寫這本「佛法的中心概念及其語意」的。但不管怎樣他們兩個還算不上深入而專門的研究。真正有專門研究的，仍然要數日本的學者。日本學者對阿毘達磨論方面的研究，始自木村泰賢在大正期間出版的「阿毘達磨之研究」（這是木村氏在倫敦留學期間寫的博士論文），而後乃繼續有了福原亮嚴的「有部論書發達之研究」，椎尾辯匡的「六足論的發達」。渡邊其雄的「有部阿毘達磨論之研究」，佐佐木現順的「阿毘達磨思想之研究」等等之出版。至如論文，如山口益，春日井真也合寫的「施設論考（東洋學論叢。）渡邊「南北兩七阿毘達磨論之交涉」（日木佛教學會年報第五年），椎尾辨匡的「南方阿毘曇之六論」（宗教界）等，均是這方面有價值的專門論著。在我國，近數十年來．除了呂澂于民國十四年寫過一篇「阿毘達磨汎論」（刊於內學第二輯）外，就不再見有什麼專門性的著作或論文出現了。有之，就只有今天印順法師這本「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之出版了。本書的出版，不僅在我國是一空前的消息，就在國際佛學界研討阿毘達磨方面來說也是向前邁進了一大步，這是一件非常值得稱頌的事！據我們的了解，今天就在國際佛學界研討阿毘達磨思想方面，

p. 238

以說一切有部為王研究其論書與論師的闢涉，仍以印順法師為第一人。雖然在整個中國佛學界探討阿毘曇方面的著作，我們比起鄰邦的日本，晚了一大步，但此窖之出，就質上說，已使我們迎頭趕上了。當然，在現代文獻學的方法上，本書或不免還有些缺陷，因為限於缺乏研究的環境，不易獲得國外方面的新資料，但在爬梳與理清舊有的漢譯文獻方面來說，可斷言，已超過了國際上某些阿毘達磨的學者。因為本書至少已做到了不是資料的堆砌，而是據典銷解的分判。有關詳細的評述，且待緩日專門學者讀後的反響，現僅將本書的大要介紹於後：

全書共分十四章。第一章序論，總論論書在全體佛教土的意義，在聖典中的特殊性，以及與部派佛教發達的關係。此章不但談有部的論書，亦兼談到大眾部的論書。

第二章談阿毘磨的起源與成立。第三章專論「說一切有部及其論書」，這包括「一切有與說一切有」，「一切有的定義」，「說一切有部的成立」，以及師承，和說一切有部的阿毘達磨等。第四章、第五章則專談論書，「六分阿毘達磨論」，「發智論與大毘婆沙論」。第六、第七章則述說論師。「說一切有部的四大論師」，和「大毘婆沙論的諸大論師。」說一切有部的四大論師是：法救（Dharmatrāta），覺天（Buddhadeva），世友（Vasumitra），和妙音（Ghoṣa）。毘婆沙論的諸大論師，分了三節述說，第一節述說西方系的阿毘達磨論師，這包括健馱羅師，西方師、外國師和迦濕彌羅論師等。第二節則舉出脇（Pārśva）尊者，富那（Pñanayssa），馬鳴（AśvagoṣaG）三人。第三節則舉出了寂授（Śaymadatta），眾世（Saṁghavasu），侍毘羅（Jivera），寠沙伐摩（Ghosavarman），達磨難提（Dharmanandi），陀羅達多（Dhardatta），佛護（Buddharakṣa），左受（Vāouralabdha）霧（著者謂原語不詳，此或係Buāta也。）尊者，達臘婆（Dravya），筏素羅（Vasura）等十一人。第八章論「說一切有部的譬喻師」，第九章論「上座別系別論者」，第十章則述「阿毘達磨論的新猷」，第十一章談「經部譬喻師的流行」，第十二第細述「罽賓瑜伽師的發展」，第十三章論「阿毘達磨論義的大論辯」，第十四章則略述其餘的論書。所謂其餘的論書是俱舍論的宏傳者，

p. 239

包括安慧的「俱舍論文義疏」．德慧的「隨順論」，世友的「俱舍釋」。西藏譯存的「阿毘達磨俱舍廣論心髓燈疏」。（陳那造）。「阿毘達磨俱舍論釋」（稱友造），「阿毘達磨俱舍廣釋隨相論」（滿增造，「阿毘達磨俱廣釋要用論）（寂天造）。以及說一切有部的「大毘婆沙論」（佛使造），「辯真論」（德光造），「眾事分毘婆沙論」，「入阿毘達磨論」（索建地羅造」，「阿毘達磨明燈論」（伊溼伐邏造）。餘部的「大眾部論書」，「正量部論書」、「銅鍱部論書」等。

以上是本書目次的大要，至於本書的寫作因緣和方法，著者在序言中已透露了一些消息。民國三十一年，著者寫了一部「印度之彿教」，這本書在當時的中國佛學界來說，也是一部罕有的佳著。但著者在不斷地研究探討中，漸漸發現有了不少的「空疏和錯誤」的地方。且在體裁上也有些不大適合佛教史的方式。因此便想重寫，但重寫不是修改，所以儘管著者自覺 「一些根本的信念與看法，到現在還沒有什麼改變」，而在重寫此一意念之下．他却「決定分寫為多少部。」這多少部著者雖未在序言中介紹，但他從根本佛教到部派佛教此一發展的過程中却想用五個專門問題去研究，五個專門問題是:

佛陀及其弟子

聖典之結集

佛法之次第開展

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

部派佛教

不用說，我們一看這五個問題，就知道著者是對整個根本彿教的發展有一個完整而具體系的寫作計劃。本書，便是這個有體系的計劃中，首先完成的第四個問題：「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述與論師」之一部。也就是說，本書的出版。

p. 240

亦即是著者重寫「印度之佛教」的其中的一部。由本書的出版。我們當亦即可知。若者想重寫的「印度之佛教」，是如何巨大的構想和製作。由於著者是為「印度之佛教」的重寫而出版本書，故本書的寫作方式。亦即純持嚴格治史的方法而成。在治史的原則之下，著者仍秉著我國傳統的治史信念，是為了 「應理解過去的真實情況，記取過去的興衰教訓。」而不是一般的為治史而治史，或博取史學者的頭銜而治史。所以著者的態度是； 「佛法的信仰者，不應該珍怙過去的光榮。而對導致衰落的內在因素。懲前毖後嗎？焉能作為無關於自己的研究，而徒供庋藏參考呢！」這是有血有肉的研究態度。不是輕浮的只徒作增加知識的認識而已。基於這層理由，所以著者對他探討印度佛教的問題，也作了一別表白：

我是中國佛教徒。中國佛法源於印度。適應中國文化而自成體系。佛法，應求佛法的真實以為遵循。所以尊重佛教，而更重於印度佛教（太虛大師於民國十八年冬，講「研究佛學之目的及方法」。也有此意見）。我不屬於宗派徒裔。也不用民族情感所拘蔽。

這是在一般中國佛教徒中。很不容易見到的一個態度。以自己的生命投射到自己信仰的對象中去探討問題，而又能持之以平實，客觀的態度，這就在日本的學者中，大約也只有在明治，大正期間比較多得，今天，已不易再找到像本書的著者這樣以太史公的心懷來治彿教史了。（這話不含對日本學者有何褒貶的意思，只是表示一個學術發展的過程。有其前後不同的現象而已，盼讀者能善自體之。）

筆者由於時間匆促。並未細讀作評，僅只作為一個出版消息，聊向諸方報告而已。待細讀後，再作較詳實之評介。

此外，可以附帶一說的，本書之裝訂典印刷，在臺灣來說，均屬上乘。唯一遺憾的，是缺少索引。這對一本七二三面的學術鉅著言，給讀者不免增加了一些查考的困難。希在再版時能够彌補此一缺陷，和些許未校正的顛倒與錯字。